日俄战争是中国变局的关键。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日本建构了一个不一样的政治体制。据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南通张謇曾致信袁世凯，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张一麐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袁世凯对张一麐的说法并不依然，他认为，“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袁世凯很难理解施行内阁制度的好处，更难想象让皇室退处无权的可能。（《心太平室集》卷八，38页）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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