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冰、朱庆澜、陆荣廷、莫荣新等人均有来往，甚至还与陈炯明称宗道族。（四）参加慈善团体，如赈济会之类的组织，担任义务劝募员，博得热心公益的名声。（五）在担任粤商维持公安会理财课主任期间，商团所需款项，包括购买装备及应付当时政府筹集军饷之用的，均由陈筹付，共垫支至五万元之巨，在商人心目中大大提高了威望。于是，陈遂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当选为商团团长，掌握了实权。
陈廉伯当选商团团长后，看到港商陈席儒（在陈炯明支持下）主政广东，遂起了野心，以为只要财雄势大，便可执掌政权，组织起商人政府来，而自己有钱、有人、有枪，具备了组织商人政府的条件。其后野心越来越炽，至一九二四年，在英帝国主义的不断挑唆下，竟以「未來的华盛顿」（香港许多英文报纸恭维陈的话）自居，向反革命的道路上滑下去。”
“当时，广东境内客军林立，滇军势力最大，军纪最差。商民憎恨滇军，迁怒孙中山招惹他们来搞乱广州。陈廉伯的死党在发出征求团员的启事中说：「乃者时局多故，奸宄用张，杀人于市，越货于途，暴戾恣横，于今为极。坐是归市裹足，行旅戒心，列肆萧条，生机索寞。甚或薏栽珠诬，兰艾有同焚之痛；鹊巢鸠占，鸱鸮无广土之方。我商团联子弟之新兵，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能夺群凶之戾气，使闻韩范而心胆寒。当此妖氛匝地之日，正丈夫投袂之时。所愿与子同袍，渡江击楫。」借反对滇军的暴行为名，极力污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政府，煽动商民参加商团以反对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商团人数急剧增长，但参加者的动机，大多数是借重商团武装以自卫，防范散兵、土匪洗劫工厂商店、拦途截劫和绑票勒赎等，与陈廉伯及其死党的要求是两码事。陈的死党，只有佛山商团长陈恭绶、第八分团长邓介石、第九分团长李颂韶、被称为「草苞军师」的报界中人关楚璞，以及被陈出资收买，以草写反对政府文件最力的谭汝俭等几个人而已。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陈廉伯召集各市、县、镇的商团代表三百余人来穗开会，通过一系列议案，如：购置武装巡舰；筹设商团军制弹厂；筹组商团公立银行；组织商团学校或讲习所；于商团联防总部下，设立军事参议，并联络各属乡团等。这个全粤商团联防总部不但像个独立的军事机关，甚至已有点商人政府的雏型了。到这年下半年，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向外国大办军火。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引起了轩然大波 — — 扣械问题。”
1924年8月22日，全粤商团联防总部移驻佛山。
“扣械事件一发生，陈廉伯就采取了对抗行动：
第一、公然贴出就全粤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长职的布告，虽未有举行就职典礼，但第九分团（驻新城小市街一带）依然张灯结彩，搭有牌楼，门前有联云：「联团为自治机关，拯斯民于水深火热，责无旁贷；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氛毒雾，一扫而空。」气焰嚣张，咄咄逼人。
第二、扣械事件发生后，陈伪称赴港，由李颂韶、邓介石两人出面组织商团，于八月十二日，煽动一千多人，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声称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孙中山亲自接见他们，说明政府扣械理由，并指出正在查究陈廉伯策划颠覆政府的阴谋；稍后，孙中山又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严正告诫，劝他们不要附和叛逆。
但李、邓竟置之不理，煽动商店罢市。同月二十一日，陈恭绶邀集各埠商团在佛山秘密开会，决定各地同时总罢市，并将佛山商团大部分集中于澜石，自称攻城总司令。二十二日起，佛山和广州附近的一些城市先行罢市，广州也于二十五日罢市。大批商团人员组织巡查队，分班分段，日夜梭巡，一若军事行动前夕。在繁盛街道设置了许多每一岗位四、五日至十人的岗哨，商团总部则日夜都派五十人守卫，分班轮换。陈恭绶、邓介石更分班驻于总团部，陈廉伯亦日必到二三次，经常还驻在沙面一所洋房内筹划应付一切。截至二十五日止，全粤罢市者竟达一百三十八埠。
第三、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攻击孙中山。商团联防总部秘书长关楚璞利用报纸散播谣言，所刊扣械消息，是左袒商团的。谭汝俭利用商民们对三大政策不理解的心情，在报纸上造谣说孙中山先生联俄是引蛇入宅。又说孙中山要实行共产主义，商人阶级不能存在，且看所谓民权，连商民自卫亦不许可，故非立即起而团结自卫，商界必亡。又由商团中能操作印刷的团员在家中和沙面一家英商印刷反对孙中山的传单。”
1924年8月25日，广州罢市。
孙文“随即先后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绶。八月二十四日，宣布广州戒严。二十六日，孙中山在接见商界代表时宣称：「目下枪械一枝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
“在广州、佛山等地，商团加紧进行反动宣传：（1）散发攻击政府的反动传单。（2）在西关一带张贴反对孙中山的标语，还有打倒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的小张标语，也有反对共产党的标语。（3）关楚璞和谭汝俭还撰写反动对联：「扣民械诬通外邦，为虎作伥胡参议（指胡汉民）；假三民行真共产，教猱升木鲍将军（指鲍罗廷）。」下联矛头，直指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商团更加嚣张跋扈，加紧策划武装叛乱：「十月四日，广东全境一百八十八县镇商团代表在佛山集会，」议决发动全粤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穗请愿。六日，广州各商绅集团联呈广州卫戍司令杨希闵，请求取消商团携械出游禁令，恢复武装出巡。”
1924年10月14日，党军攻商团、焚西关。
“（国民党）政府军包围西关，勒令商团缴械，商团开枪抵抗。政府军就采取火攻战术，由消防队喷火车载煤油，喷射各接连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焚毁，然后各军分路进攻。除福军外，攻入西关最奋勇的是吴铁城的警卫军。”全世界几大粤裔社团闻讯，立即呼吁三千万粤族同胞精诚团结，永远不要忘记布尔什维分子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 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
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 10 月 15 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忘。
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番禺会馆、顺德会馆。”
“由于商团军战败，原来与（国民党）政府相敌对、直接威胁广州的那一部分商人的武装力量也就不复存在。（商团）头面人物被驱散、陈廉伯逃亡，导致反动商团土崩瓦解。当时，孙中山与客军表面上一致。（国民党）政府坚决果断，加上镇压的胜利。这一切巩固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地位，灭了商人的威风，使他们敢怒不敢言。商团军在广州战败，被缴械退出城市以后，曾联合地主自卫组织 — — 民团，妄图卷土重来，因不成功，便散在各个县城与村镇，有的则溜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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