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熊克武

[chuān jūn] 川军 （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军队） 编辑 同义词 川军团一般指川军（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军队） 川军，为民国期间四川军阀部队。清末，清政府编练四川新军成为川军源头之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四川军阀由此产生。 [1]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长期混战，自辛亥革命后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共约470余次 [2] 。 [3]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成为川军首领。 [4]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不太好，战斗力不强，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军以贫弱之师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 抗战期间，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2个军1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是除中央军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几乎参加了抗战中的所有大型战役。 [5-6] 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2月9日，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将领发出起义通电。 [7-11] 其后，范绍曾、冷寅东、王缵绪等亦宣布起义。 [12] 部分川军高级将领刘存厚、杨森、孙震等逃往台湾，川军的历史宣告结束。 [13-14] 中文名川军所属国家中国所 属国民革命军性 质地方军阀所属系别四川军阀势力范围四川省、西康省存在时间清末民国时期（1902年-1949年）主要将领熊克武、刘湘、杨森、刘文辉等主要派系武备系、速成系等消亡时间1949年 目录 1 发展历史 ▪ 清末新军 ▪ 民国时期 2 主要将领 3 军事体制 ▪ 川军初期 ▪ 川军中期 ▪ 川军后期 4 军事训练 ▪ 综述 ▪ 部队训练 ▪ 军官训练 5 军事工业 6 军需补给 ▪ 后勤机构 ▪ 军费 ▪ 薪饷 ▪ 武器 ▪ 服装 ▪ 兵役制 7 历史意义 8 历史评价 发展历史编辑 清末新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署四川总督，从山西赴四川上任，带2旗山西常备军和150名卫队。入川后，编成4个营，这是四川编练新军之始。为训练新军人员，岑春煊在成都开办四川武备学堂 [15] 。 [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接任四川总督，重新筹练新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编成常备军6营，工程队1营。翌年扩编为10营，凑成1协。 [1]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武备学堂办了三期停办，改设四川陆军小学堂 [16] 。陆小共办了五期，每期100人。因四川是大省，控驭康藏地区，按规定编成第16、17、18等3个镇。而四川仅编成1协，称陆军第33混成协。 [1] [13] 川军入藏 川军入藏(2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1] 宣统元年（1909年）1月，清朝政府应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所请，派遣川军进藏 [17] 。6月至10月，1700余名川军在钟颍的率领下，由赵尔丰的边军护送，从成都启程，取道德格、察木多进藏 [18] 。 [19] 11月初，川军、边军分路而进，藏兵不战而退。于次年正月到达拉萨。 [20] 宣统二年（ 1910年），在成都开办四川讲武堂。 [1] 宣统三年（1911年）春，四川总督赵尔丰组建新军第17镇 [21] ，川省内还有巡防军63个营，分驻各府、州、县和川边 [22] 。4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县保路同志会先后成立。9月7日，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20] [23-24] 民国时期 四川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起义成功，建立蜀军政府。川南、川北、川东相继起义。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成都，立宪派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 [25] 。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军队哗变，蒲和朱逃离成都，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 [26]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后经协商，双方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5个师 [27] ，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形成了四川武备系。 民国元年（1912年）夏，西藏暴乱危及四川，尹昌衡自请督师西征，平息了边境骚乱，驻军川西。 [28-30] 讨袁战争 讨袁部队序列 讨袁部队序列 [31] 民国二年（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发。6月，袁世凯解除尹昌衡川督职务，降任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被任为四川都督。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建立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 [32] 。 [33] 随后两军在隆昌、泸州展开血战。8月中旬，张伯祥、张品山等由广汉起兵，占领绵阳。9月后，刘存厚部攻克资中、内江，王陵基部占领南充、定远、合川。黔军黄毓成部占领綦江，逼近重庆，滇军叶荃部进至宜宾，陕军张钫部后临夔州。熊克武于9月11日、12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四川讨袁之役失败。 [34] 护国战争 主词条：护国战争 民国四年（1915年）3月，袁世凯任命陈宧为四川巡按使。5月底，陈宧到达成都，后任四川将军，掌控全部川军及政务。陈宦上任后，借整编安置亲信，以削弱、控制川军。 [1] 12月25日，蔡锷回到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决定派滇军第1军入川。 [35] [36]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0日至12日，护国军第1军第1梯团长刘云峰率2个支队为由昆明出发，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为中路，于次年1月14日由昆明出发，董鸿勋率主力第3支队于1月10日先行，经毕节、永宁取泸州。第4梯团长戴戡为右路军，次年2月2日由贵阳出发，经松坎，攻占綦江，向重庆方向前进。 [35] [36] 民国五年（1916年）1月5日，袁世凯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由第2路总司令张敬尧统一指挥入川的北洋军。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8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西南之安边进攻。21日占领叙府。袁军分反攻叙府被击退。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 [35] 31日，刘存厚在纳溪宣布加入护国军，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3月间，滇、川护国军与北洋军在泸州、纳溪一线展开血战。护国军进入川南后，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四川义军，配合护国军作战。3月中下旬，护国军攻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 [36] 护法战争 主词条：护法运动、四川靖国战争 民国五年（1916年）5月8日，西南护国各省在广东肇庆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滇军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5月22日，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并率部出川，蔡锷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8月底，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罗佩金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 民国五年（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5师长联名通电控诉。民国六年（1917年）3月，罗佩金以武力解散川军第4师，第2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罗佩金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随后爆发刘存厚与戴戡的刘戴之战，黔军被赶出成都遭歼灭。8月下旬，川军第1、2、3师向简阳、资阳顾品珍部发动进攻，滇军于22 日分两路撤至泸州和宜宾。11月22日，川军克泸州，28日攻占宜宾，刘存厚等部获胜。 [37-38] 民国六年（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进入了“护法时期”。滇军唐继尧拒就元帅之职，将其中4个军开赴四川讨伐刘存厚，率滇黔联军攻川。12月3日，顾品珍率滇军第1军及耿金锡、李友勋2个旅攻克重庆，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撤出重庆，周道刚率残部败走永川、资中。12月8日，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2月14日，滇黔联军占领泸州。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 [39] 民国七年（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武备系日渐没落。2月25日，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于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 [39] 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四川先后成为北洋、滇、黔军阀和四川各派军阀争夺和混战的中心。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祸害之重，为全国之最。 [40] 1.川滇黔军之战 四川军阀地图 四川军阀地图(2张) 四川护法战事结束后，唐继尧与以熊克武为首的川军各派发生矛盾，引发了倒熊和驱逐滇、黔军之战。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八年（1919年）间，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势力主政四川，后分裂为“九人团”和“实业团”。两派不断磨擦斗争 [41] ，爆发了倒熊之战，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 民国九年（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得刘湘等部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激战，初战获捷。但7月，熊部遭到反击宣布辞去四川督军，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胜利。 熊克武、刘存厚联合发动靖川之战胜利后，矛盾立即产生，驱刘之战随之展开。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宣布驱逐刘存厚。熊克武命令第1军，第2军，第3军，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分三路夹击成都。刘存厚部节节败退，刘于3月20日通电下野，离开成都，逃往陕南宁羌。刘湘、但懋辛督军追击刘存厚部在四川的残敌。第1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通电勒兵停战。前线各部通电响应，驱刘之战停息。刘存厚遗留在四川的部队被各军收编。 民国九年（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任总司令 [42] 。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 [43] 。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9月21日，滇军战败。10月3日，川军将滇军赵又新部围困于泸州，击毙赵又新，顾品珍率军回滇。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39] [44] 2.川鄂战争 民国十年（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刘湘被选为四川省省长。第2军军长由杨森代理。刘湘上任不久，原鄂军总司令李书诚和鄂西总司令潘政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湘督赵恒惕决定出兵。刘湘亦决定出兵，川鄂战争爆发。8月中旬，刘湘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出动2师4混成旅，兵分两路攻鄂 [45] 。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职务，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另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民国十年（1921年）8月19日，川军攻占巴东，随即夺取姊归，进逼宜昌。9月初，川军猛攻宜昌，不克。吴佩孚攻下湖南岳州后，即回师西援，于9月14日赶赴宜昌，于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随后收复鄂西。11月下旬，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 3.1、2军之战 川鄂战争中，刘湘与孙传芳结拜为盟兄弟，订立攻守同盟密约，刘湘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派乔毅夫为驻汉口代表。刘湘实力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胁，熊克武虽于民国九年（1920年）12月30日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但仍控制第1军。熊克武获知刘湘与孙传芳结盟后，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刘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去职务，由王陵基代理总司令，向楚代理省长。7月初，第2军军长杨森突然提前进攻驻忠县和万县的第1军主力。四川1、2军之战爆发。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2日，成都各军组织省联军，推第3军军长刘成勋为四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推第3师师长邓锡侯，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为正、副指挥，进攻重庆，支援第1军。第1军有计划撤退，在渠县、蓬安县交界处集结精锐，与杨森决战，双方激战6日。8月1日，刘伯承率军击败杨森部。8月9日，省联军攻破重庆，杨森率残部退往夔府。8月20日，杨森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吴佩孚。刘湘在刘文辉派兵护送下回到安仁镇老家栖隐。 [46] 4.北道之战 四川1、2军之战后，刘成勋主持四川军政。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刘成勋在成都主持召开善后会议，会上1、2军将领结下仇怨。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5日，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全军裁兵。1月29日，电令解除陈国栋第7师师长职，武力解决陈部。邓锡侯起兵援陈。2月10日，刘成勋下令讨伐陈、邓，但懋辛、赖心辉举兵响应，形成1、3、边军与3、7师之战。2月，邓、陈西上围刘成勋于成都。后赖心辉边防军开到，邓、陈解围而退。1、3、边军推赖心辉为总指挥，率兵追击。邓、陈退至德阳，田颂尧率第21师支援。形成1、3、边军与3、7、21师之战。邓、陈、田退至潼关，得刘存厚奉吴佩孚令支援，在黑虎寨坚守，赖心辉师疲而退。邓、陈、田乘机追击，至绵江、中江一带双方呈胶着状。3月下旬，邓锡侯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空城。第9师师长刘文辉率兵抵成都，双方协商，刘成勋等让成都与刘文辉，让刘成勋等部出城。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停战，率部撤离成都。4月2日，刘文辉入成都。4月5日，邓、陈、田部也开入成都。四川军阀大混战宣告结束。 [47] 5.讨贼之战 吴佩孚动员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呼应，拥护刘湘出山，并推举为四川善后督办。 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孙中山说服熊克武，与四川国民党实业团联合讨贼。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统率1、3、边军与石青阳、吕超、颜德基等部。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讨贼，形成南北大战。 战争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杨森率部沿长江入川，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6日攻占重庆，继续率军取成都。北军亦分别从陕、甘、黔入川。5月，杨森主力在资中县被讨贼军主力击溃，退回重庆。9月，讨贼军会集重庆，围攻一个多月。10月16日，讨贼军攻克重庆，杨森退往万县。 第二阶段，讨贼军内部矛盾显露，吴佩孚撤赵荣华职，任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吴佩孚又补充北军大量弹药。11月，援川军攻梁山、垫江、长寿，讨贼军溃败。12月14日，援川军又攻下重庆。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27日，杨森出兵直扑三台县熊克武总指挥部，熊克武逃脱。2月2日，杨森、刘湘围攻成都。2月9日，成都被攻破，刘成勋率残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区。刘湘、袁祖铭率部紧追熊克武残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讨贼军残部离川入贵州，辗转赴广州。第1军在川势力瓦解。孙中山发动的四川讨贼之战亦告失败。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48] 刘湘的统一 1.统一之战 刘湘 刘湘 讨贼之战后，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刘湘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3月，刘湘等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4月12日，杨森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部进攻，连战告捷，其军队扩充到19个师又12个混成旅。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7月31日，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靠刘湘，通电停战。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第3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2.联杨驱袁 袁祖铭 袁祖铭 联军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恶化。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下令增调黔军4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发动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事变后，刘主力被袁逐出重庆以后，刘决定驱逐袁出川。刘湘、杨森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 [49] 。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5月21日，川军进占重庆。袁祖铭率黔军全部返黔。 3.改旗易帜 主词条：泸顺起义 驱袁之战后，杨森控制了下川东各县。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通电。北伐军为防止川军援助吴佩孚，派出了朱德、陈毅到杨森部做工作。9月初，原川军将领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以武力迫使川军易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声威大震，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表示服从国民政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20、21、22、23、24军军长。12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28、29军军长。至此，川军全部易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速成系，形成了保定系 [50] 和军官系 [51] 。保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李家钰由川军第1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与第11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4.击破杨森 杨森 杨森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5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5路前敌总指挥 [52] 。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000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8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败逃至潜江。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逃回四川。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随后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 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吴佩孚战败后，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明令免除杨森职务，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20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万县，将主力向开江转移。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遭败北。 刘湘自易帜后，长期占领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该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八部同盟），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拉拢刘文辉，让其牵制同盟各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孤军突进。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2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东下，截击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23县，收编了杨森近3000人以及郭汝栋部。 5.二刘争川 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挑起了北道之战，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局面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刘文辉乘势占有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刘湘、刘文辉两强。 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夏间，刘湘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保定系开始分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刘湘唆使李家钰和罗泽洲，从李渡场向林云根部开火，遭第24军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经过刘文辉田颂尧省门大战、二刘荣威之战、刘文辉邓锡侯毗河之战，二刘岷江大战，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8月17日，刘文辉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不愿邓锡侯坐大，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二刘大战以刘湘胜利而告终，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 [53-54] 二刘大战期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乘虚由陕西进入四川，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并于次年2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54]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三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惨败。稍后，刘湘于10月调集111个团，共约20万兵力，纠集在川各派军阀组织“六路围攻”，被“歼灭六万， 俘虏二万” [55] 。同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歼灭了部分川军 [56] ，建立川黔边游击区，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形成呼应之势，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会合。 [57] 随后，中央红军因第5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并进入四川。 [57] [58] 抗战中分化 1.刘湘主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刘湘被迫于8月23日辞职 [59-60] 。蒋介石将“剿匪”不力的军阀刘存厚“革职查办 [61] 。 [62]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与邓汉祥密商，决定阻蒋介石派兵入川。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 [63] ，12月10日，刘湘返回四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 [64] ，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2月10日，刘湘主政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 [65] ，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 [66-68] 。 [69] 6月，川军第一期整编，参谋团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 [70]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在改组省政府时，任用自己的亲信，并宣布废除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 [71] ，健全武德学友会。同时，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 [72]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令第二十军杨森部直接归重庆行营指挥 [73] 。7月，第二次整编，“川军裁减百分之二十，以后各军的团长以上人员由中央派人” [74] ，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军饷。 [70] 2.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中的川军 抗战中的川军(12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刘湘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川、桂、红协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0日，刘湘致电蒋介石，吁请一致抗日 [75] 。8月7日，刘湘飞抵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26日，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9月，川军分三路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编为第2路预备军，有14个师又2个独立旅，共15万人，刘湘任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 [76-77] 10月，国民政府正式命令川军出川，将川军编成第22、23两个集团军，参加抗战。 邓锡侯 邓锡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川军将领范绍增于重庆组建了第88军，开赴第三战区作为总预备队。独立第35旅也奉命开赴前线。 [77] 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故，第7战区即被撤销，22、23集团军先后拔归第2战区、第3战区、第5战区节制。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 [78-79] ，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 [80] 。3月，王缵绪升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 [81] 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82-83] 5月，许绍宗率29集团军乘船东下出川，受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王缵绪主政四川后 ，引起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和速成系军人的不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与龙云秘密签订了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第88军军长范绍增率部12000人，由南川出发，到达江西弋阳，编入第3战区战斗序列。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等7师长倒王，发出通电，调动军队进逼省城。9月，王缵绪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于年底率新编成的4个旅出川抗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蒋介石任命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为省主席。张群主政四川，留在四川有较大实权的川军将领，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 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2个军1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 [6] 抗战中川军参战各主要战役一览表 战名 主要地区 参战川军及指挥官 淞沪会战 上海大场陈家行 第20军、40军，指挥杨森、郭汝栋 [84] 太原会战 娘子关、忻门 第22集团军，指挥官邓锡侯 [85] 广德泗安之战 广德、泗安 第23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潘文华 [86-87] 安庆之战 安庆 第27集团军，指挥官杨森 徐州会战 滕县 第27、22集团军，指挥官杨森、孙震 [88] 武汉会战 武汉 第22、27、29集团军、第43军26师，指挥官孙震、杨森、杨绍宗、刘雨卿 [89] 武宁战役 武宁 第20、30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南昌会战 南昌 第30集团军、26师，指挥官王陵基、刘雨卿 襄樊战役 襄樊 第22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中条山之战 平陆县 第47军，指挥官李家钰 随枣会战 随县、枣阳 第22、29集团军，指挥官孙震、王瓒绪 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27、30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枣宜会战 枣阳、宜城、宜昌 第22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晋南之战 茅津渡 第36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 第二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27、30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马当之战 马当 第21军，指挥官陈万仞 上高之战 上高 第30集团军，指挥官王陵基 第三次长沙会战 长沙 第27、30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豫南之战 信阳 第22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浙赣会战 金华、上饶、横峰、贵溪、鹰潭 第23集团军，指挥官唐式遵 鄂西会战 沙市、宜昌、新安、石门 第29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 石门慈利之战 石门、慈利 第29集团军，指挥官王瓒绪 常德会战 常德 第29集团军、第20军，指挥官王瓒绪、杨汉域 豫中会战 洛阳、渑池 第36集团军，指挥官李家钰 [90] 长衡会战 长沙、衡阳 第27、20集团军，指挥官杨森、王陵基 桂柳会战 桂林、柳州 第20军，指挥官杨汉域 独山战役 独山 第20军，指挥官杨汉域、杨森 豫西鄂北会战 襄阳、老河口 第22集团军，指挥官孙震 资料来源： [91-93]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锡侯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代理四川省主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川康绥靖公署裁撤，邓锡侯专任四川省主席。4月，蒋介石任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任后，实施“安川应变”计划，独揽省政大权，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整顿、扩充保安团，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抗战后，原第22集团军各军在邓锡侯回四川后交给孙震指挥，淮海战役前交给孙元良，在淮海被歼。72军和王缵绪的44军也被歼。20军在渡江之役被歼。21军在上海战役后撤往台湾。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 [11] 12月7日，蒋介石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随后邓、潘率部转移至彭县。 [9]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7-9] [10-11] 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1949年12月14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率部在成都起义。 [12]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于1950年被击毙。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于12月25日外逃，在江安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 [94] 。 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1] 主要将领编辑 主词条：四川军阀 川军派系较多，主要派系有武备系、速成系（第二军系）、保定系 、第一军系、军官系、第三军系、大邑系等。 [95] 川军将领名录（部分） 熊克武 彭光烈 杨森 邓锡侯 刘存厚 石青阳 刘文辉 孙震 周道刚 刘湘 李家钰 王陵基 吕超 王缵绪 王铭章 唐式遵 潘文华 田颂尧 饶国华 赖心辉 但懋辛 杨干才 --- --- 备注： 该表格只列举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以上川军将领 军事体制编辑 川军初期 军政府 1.蜀军政府 蜀军政府有关军事机构及其负责人列表 蜀军政府有关军事机构及其负责人列表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1日，大汉蜀北军政府在广安州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下设军事部，下辖整编民军3个大队，共2000余人。11月25日，蜀军政府建都督府，设正副都督各1人，总揽军务政务。管理军务设总司为参谋部部长，唐仲寅为副部长，方潮珍为军政部部长，江经沅为军需部部长。军政府成立后，整编军队，由都督直辖的有3个标和1个亲兵营。 [96] [97-98] 2.大汉四川军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都督为蒲殿俊，副都督为朱庆澜，绥靖主任为罗纶，军事主任尹昌衡。 [96] 所辖部队改编为陆军3镇，原第17镇为川军第1镇，同志军为第2镇，原边防军一部及散军为第3镇，组建川军第4镇，军政府所辖近卫第2标和驻邛崃独立协等部队编入第4镇。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改镇为师，统制改称师长，协为旅，协统改称旅长，标为团，标统改称团长。 [1] [99] [100] 3.四川军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8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政府在成都东较场阅兵。四川巡防队借索饷哗变。12月9日，重新建立起军政府，称四川军政府。四川军政府在都督、副都督之下，设军务、参谋、军事巡警等11部。 [96] [99] 都督府 1914年川督府军事机构负责人 1914年川督府军事机构负责人 [101]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出现了重庆、成都两个省级新政权并立的局面。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改称四川都督府。都督为尹昌衡，副都督为张培爵，下辖参谋、军务、军事巡警总监等11个部。5月，尹昌衡将川军改镇为师 [102] 。 民国二年（1913年）9月17日设立重庆镇守使署。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在巡按使署内设四川警备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阶为上将，下设警务处、教练处、执法处等。全省各道、县组建警备队。 [103] 四川将军行署 将军行署各部官员列表 将军行署各部官员列表 [104] 民国三年（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对督理各省的军政长官，在所驻省府设将军行署。在四川，任命陆军中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都督府改为将军行署。 [105] 四川督军 民国五年（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申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同日，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就职后，即对川军进行整编，川军仍编5个师，并任命刘存厚为川军第1军军长。 [1] 民国七年（1918年）2月27日，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任命吕超暂行代理四川督军。3月8日，广州大元帅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7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公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区域表》。 民国八年（1919年）4月，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标志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形成。 [106] 防区制形成后，各防区军阀竭力扩充兵力，以张己势。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川军队约40万人。 [107] 川军总司令部 民国九年（1920年）5月，五部联合滇黔军倒熊战争，熊克武败退阆中。7月18日吕超进入成都，通电暂摄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兼川军总司令职。 民国九年（1920年）8月，熊克武在川北联合刘存厚组织驱逐滇黔军作战之际，把川军扩编为3个军 [108] 。并在作战中逐步把各军所辖部队编为9个师、9个混成旅和川北边防军 [109] 。12月，熊克武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在重庆设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 民国十年（1921年）3月，刘存厚被逐离川，重返陕南。6月6日，川军混成旅以上将领24人开会，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7月2日，刘湘在重庆就职，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撤销。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后，成为矛盾的焦点，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职。第1军、第3军等在成都成立各军联合办事处，公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7月13日，刘成勋在成都宣布就任。 [110] 川军中期 督办、督理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25日，杨森等16名川军将领集于万县，共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12月15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刘湘旋于重庆就任。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27日，北洋政府明令裁撤四川督军，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善后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善后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在杨森于6月12日在成都就职，名义上统管四川军队，实际上各派自成一系，共有21个师（含黔军1个师），13个混成旅，两个总司令（边防、江防），1个川边镇守使，总计25万余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川军各部先后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委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各军，统归其全权编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湘、刘文辉进行决战前，四川共有6个军、27个师、90个旅、9个路、1个边防军总司令部，总计约36万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兼任四川省主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全省划为8个绥靖区。6月，国民政府对川军进行第一次整编，10月20日，整编结束，共7个军另4个师、5个旅、1个路。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月7日，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四川“剿匪”总司令部与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合署。下设8处 [111] ，审计、督察2室和军饷点放委员会。 [112] 川边军事机构 民国元年（1912）～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年底西康建省之前，在川边地区先后设置有：川边镇抚使 [113] 、川边镇守使 [114] 、西康屯垦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等军事机构，统管辖区内军事民政。 [115] 川康绥靖公署 川军军事体制 川军军事体制(7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令第20军杨森部直接归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指挥。11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撤销，成立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刘湘为主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川康绥靖公署将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划定的8个绥靖区重新作了划定，绥靖区司令作了调整 [116] 。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再次整编川军，于8月10日整编完毕。通过第二次整编，各军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其人事、经理、装备均由军委会掌握；军事体制也与全国军队基本统一。此外，1个独立团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指挥；18个团编为各行政专区保安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川军将领和川军有很大变化。杨森、孙震、王陵基等完全投靠蒋介石，所率出川抗战的部队，不少已被整编或裁撤。留川的少量部队，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的掌握下，共5个师及直属旅团（3万余人） [117] 。 [118] 川军后期 保安司令部 1.四川省保安司令部 各任期保安司令 各任期保安司令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10日，四川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安处成立。刘湘任保安司令，费东明任保安处长。6月，全川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设置18个区保安司令部，后第17区（雅属）、第18区（宁属） 划归西康省管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刘湘发布通令，将148县的武装团练统一改编为县保安队，编中队352个，共4.3万余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四川保安部队统一于区，设保安团24个，独立大队10个，独立中队15个，共4.1万余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全省保安部队统一由省直接指挥，一个专区配1个保安团，每县有1个保安中队。 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保安部队大量改编为正规军开赴前线 [119]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保安部队有4万余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2.7万余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2.5万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降至2万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只有1.9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保安部队继续补充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保安部队有1.4万余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只剩8个团和1个独立大队，1949年，增加4个团。1949年底，12个保安团先后宣布起义。 [120] 2.西康省保安司令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设置保安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组成民团整理处，将保安科归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 月，民团整理处撤销，成立西康省保安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同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将康属19县划为4个民团整理区，各区设民团指挥部，各县设民团总队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将4个区民团指挥部改组为4个区保安司令部，将各县民团总队部一律改为各县保安总队部。西康全省共有6个区保安司令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将6个保安司令部调整改组为5个 [121] ，直至西康解放。 西康省保安团队的组建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康定、泸定两县各成立1个保安独立分队，每队38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甘孜、瞻化（今新龙）两县各成立两个保安独立分队，德格、邓柯两县各成立1个保安独立分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道孚、九龙等8县各组成1个保安独立分队，每分队官兵40人。 西康正式建省后，由四川移交来两个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保安团队。经过调整，全省保安部队有特务大队1 个（辖4个中队），大队4个（每大队辖3个中队），独立中队3个，独立分队16个。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省保安大队增至8个（ 含1个保安特务大队），保安中队22个，官兵达到2696人。同时还成立了特种保安大队19个，官兵6000人以上。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保安大队编为3个总队（每总队辖3个大队，每大队辖4个中队），将特种保安大队除暂留8个外一律裁编，充实正规保安部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个保安总队改为保安第1、2、3团，另有1个独立团。 1949年12月12日，各保安团随刘文辉起义。 [122] 军事训练编辑 综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川军实行兵为将有，自招、自练、自统的兵制。四川先后成立的军政府、督军府、督办公署及其所属的陆军教育局、军务处，在名义上对全川军队训练有督练之责，但作用不大。部队训练主要由各军事集团（军、师）及其所属的训育部、训练处或参谋处组织实施，自成系统。但由于战斗频繁，部队装备简陋，军事教育时训时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蒋介石通过整编，将川军纳入国民党军事体系。川军训练遂逐步同一于国民政府军训练。 [123] 部队训练 川军训练基本承袭清末新军保定、速成两大学系的训练规则，以日本军队的典范令为基本教材，按建制利用间隙，由长官和军士组织实施。川军装备简陋，战事频繁，训练以术科为基础，以战斗教练为重点，把基本战斗技术动作作为训练的主要内容，注重对某些特殊课目的训练，如爬山、野外竞走、渡河作业、碉堡构筑、劈刺、拳术等。炮、工等专业分队分别进行各自兵科的专业教育。 [123] 川军教育一般根据上级颁布的年度教育令或训练大纲，由军或独立的由军或独立的师编定教育计划，由各级分别组织实施。团为进行教育的具体单位。全年教育大多分为4期，新旧兵实行统训或分训的均有。由于战事不休，部队教育计划常未能落实。集中整训与分防驻训相结合，川陕边防督办署曾组织3次团、师级的对抗演习。 [123] 军官训练 在职训练 在职军官训练方法，一种是以团（独立营）为单位，组织军官团或训练班的方式进行。学习内容有典范令研究、图上战术、兵棋、实兵指挥、测图、战史、新兵器使用、教育方法研讨、勤务演习、精神讲话等。学习时间，除随部队一般教育及日常勤务实施外，每周授课2～3次。由于作战频繁，军官在职训练多未能落实。另一种是利用战争间隙，组织军官教育团，对在职军官实施3～6个月的短期轮训。 军士训练一般由连结合日常教育与诸种勤务组织实施。主要内容为典范令、单人至连教练、射击、简易测图、军人道德等。必要时，由团统一组织训练。办军士教导队，是川军训练军士的重要方法。有军办的，也有师办的。有的规模较大，每期千人。 [123] 军事学校培训 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将领为提高部队军官素质，都重视开办军事学校。但由于受战乱和军阀个人进退的影响，多时办时停。 [123] 1，四川陆军军官学堂 辛亥革命后，原四川陆军小学改为陆军军官学堂。所有留校学生，编为第一期第一、二班。后又续招第二期，编为三、四、五班。后重庆将弁学堂约200人合并到成都，为第三期，编为六、七两班。第一期一年半毕业，第二期两年毕业，第三期三年毕业。 2，蜀军将弁学堂 学制半年。训练内容：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令、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以及国文和算术。后将弁学堂合并于陆军军官学堂。 3，军官传习所 为刘文辉所办。 一、二期设于叙州，每期员生百余名。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时间6个月。第三、四期设于成都，每期员生千余名。第四期时，军官传习所改为军事政治学校。 4，军事政治学校 田颂尧在川西北创办。每期两个队，轮训田部军官。精神讲话材料由军编辑，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典范令教育、射击、野外演习及增强体力的训练。 5，凤凰山军官讲习所 赖心辉办。学科为战术、兵器、地形、筑城，由教官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由各队长担任讲课。修身课由前清遗老讲授。 6，四川陆军讲武堂 熊克武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成都创办。学员有各军送来的中下级军官及招收的中学毕业生共600余人，编为六个区队。杨森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续办四川陆军讲武堂。先是在成都南较场办四川陆军教导队，招收青年学生进行训练。8月，讲武堂正式开学，接收部分军官及其亲友入学，共编九个区队。分步、炮、工三科。 [123] 军事工业编辑 川军各军均掌握有兵工厂、修械所、机器厂等，部分开办或扩建炼钢厂，以供制械材料。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森军部驻防广安，在防区扩建修械所，仿造轻、重机枪，开设白药厂，自造枪弹。 [124] 军需补给编辑 后勤机构 民国初期，川军军费统一由国税支付，后勤保障无独立系统。四川防区制形成后，川军各部队无统一后勤补给机构，军费靠就防划饷，自筹自给。防区制解体后，驻川部队统一执行国民党军的后勤机构编制和供应标准。 防区制时期，川军各部队虽无统一的后勤编制，但各军根据需要均设有相应的机构。21军设有经理监察委员会。29军设有驻区事务部、军实部、财务处。28军设有财务委员会和经理处、军医处等。 [125] 军费 民国以后，四川财政总支出中，军费开支居首位。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五年（1916年），财政预算中军费预算支出1835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57.92%），实际支出2797万元，超预算数52.43%。民国五年（1916年），因川军扩编，滇、黔各军入川，军费实际支出超过1000万元。全年度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四川督军罗佩金无法应付，令各县征收局将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转拨为军饷 [126] 。 川军后勤 川军后勤(4张) 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七年（1918年），省政当局尚有军费统筹支配的规定。民国九年（1920年3月），曾令各军将各项税款，交由财政厅统筹；各军饷款，由财政厅按省核定数目，就各军防区征收税款，按月酌量匀配。民国十一年（1921年），成立军费审查会及财务统筹处，订立军饷条例。民国十二年（1922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两次军事善后会议，均拟统筹饷款，裁减浮滥。以上均未能付诸实现。 民国十四年（1925）～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四川军阀防区割据的极盛时期，四川的财政系统被彻底破坏。各军为扩张势力，把持驻区财政，所有财政官吏，概由其委任，自成体系，非本军不得干预；征收官吏倚仗驻军势力，无视法令，任意征收。各军为增筹军费，视防区财政收入为“举军队命脉所关” [127] ，于防区内遍设关卡，重征苛敛，预征筹垫盛行。田赋有预征至1991年者；附加税日重一日，盐税有附加数十种，田赋附加有超正税70倍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川政统一。3月1日起，一切收入由省府统筹；军政各费由省府统一支付；各军就地筹款办法，一概废止。同年10月，川军缩编三分之一，年支军务费428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72%。省府为整理各军旧债，除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增征附加税外，大量举债，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负债达15900万元。 [128] 薪饷 民国初期，川军薪饷统一。防区制时，各军薪饷，视防区财政收入而定，收入拮据时欠饷、克扣时有发生 [129] 。 [130] 武器 川军武器装备主要靠自制和购买，制式杂乱。民国十四年（1925年），各部共有枪19.85万支。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占据成都，下令成都外东兵工厂加班造枪，实力扩大到13万人，枪约12万支，重机枪100多挺，驳壳枪4000多支，山炮数十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森军部驻防广安，从上海购回枪弹，运经重庆被刘湘截留。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刘湘由汉口购回子弹100万发；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买飞机兵船；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从国外购买快枪1.25万支，手提机枪100余挺，子弹1000余万发；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再次大量购买枪弹和修理所、炼钢厂的机器设备；民国十九年（1930年），透过雅利洋行订购德国出厂5年的步枪子弹1200万发，无烟火药20吨，制造子弹头的钢盂40吨，后又通过重庆的英商安利英洋行购入英国路易式重机关枪3000挺、子弹1500万发。 [124]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刘文辉用200万元从英、日等国购回武器和飞机，运经万县时被王陵基扣留。4月，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 [54] 。 蒋介石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拨给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子弹100万发，先后三次给刘湘步枪万余支，子弹800万发，炮弹500发。 [131] 服装 川军服装由各军在防区内摊派服装费制发。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议定川军服装发放标准：士兵每年单军服3套、棉衣1套、外套每3兵1件，全省一年服装费254.74万元。由于防区各自为政，军费收入不等，服装配发换补亦不一样，失去防区则无以为补。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杨森在下川东战败，率部万余人驻渠县，军服破烂无力换补，《观察》杂志刊载杨森的兵士夜间要脱裤子睡觉，以防逃跑，随后以提倡民众穿短服为名发布告，并派兵持剪刀把守城门，见有着长衫者，强截其半，用来缝补士兵破烂军服。 [132] 兵役制 民国初期，四川省兵役仍沿袭清末的募兵制。在军阀混战期间，兵员募补由各部队在本防区内，张贴布告，自行招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前，全省役政事务由省民政厅主办。这个时期募兵无统一的计划和条件，应募者多为穷苦百姓、无业游民，少数流氓、赌徒、违法和逃债者也入营当兵。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先后制订了《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四川省兵役实施纲要》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7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与师、团管区司令部先后建立。全省即实行以征兵为主，募兵为辅，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 [133-134] 历史意义编辑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 [14] （《天府新论》） 抗战八年中，出川军人，不畏强敌，与日寇鏖战，为挽救国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35-137]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历史评价编辑 民国初期 1933年11月，时任“剿共”各路总指挥的陈诚曾严厉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 [138] 1935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讲话：“我（蒋介石）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139]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我明白，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 [140] （格雷厄姆·佩克《穿越中国墙》） “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41]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初期，邓锡侯奉命率第22集团军不远千里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驻防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川军入晋，指斥川军“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 [142] 台儿庄大战之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 [143] “台儿庄会战中，滕县四昼夜的血战，以武器之最劣、人数不过二万余人之川军，终能给数量巨大、高度机械化之精锐敌军以重大的打击，捣毁其直占徐州之企图，等待援军主力到达，使军事重镇徐州，得以转危为安，这是我国抗战史上最不可磨灭的一页。” [144] 台儿庄大战后，李宗仁认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的最光荣之一页。” [145]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称四川军队为“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 [146] “川军将士东出夔门、下三峡、入洞庭、赴京口……纵横大江南北。北跨剑门、越巴山、翻秦岭、过关中，涉风陵古渡，北抵恒岳，东趋泰岱，回镇皖浙……奔驰数千上万里，驰骋南北战场，热血洒遍江淮河汉。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 [147] “出川将士伤亡人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人数的1/5，阵亡人数26.3 万人，负伤35.6 万人，失踪2.6万多人，出壮丁300 多万人，占国统区壮丁数1/5，负担经费4400亿元，约占国统区总支出的1/3”。 [148] （《四川对日抗战》） “川军在八年抗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正是在抗战烽火中，川军实现了浴火重生，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抗战历史，从而由“双枪兵”、“烂部队”，转变为铁血之师、正义之师。 [14] （《天府新论》）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词条图片 词条图片(12) 概述图册 概述图册(2) 川军军事体制 川军军事体制(7) 川军后勤 川军后勤(4) 抗战中的川军 抗战中的川军(12) 川军入藏 川军入藏(2) 四川军阀地图 四川军阀地图(2) 1/3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查看全部 苇说历史真相 北京烽火创达信息技术官方帐号,历史爱好者,优质创作者 从最糟糕的军队到无川不成军，他们值得后世尊敬 与其它的地方派系不同的是，川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但他们却成为统一的精神！当时的川军，军纪涣散、装备拙劣，被认为是中国“最糟糕的军队”。从南宋川军钓鱼城，再到抗战川军死字旗，作为一个四川人，值得足够的骄傲。 2017-11-261078 历史大爆炸 优质创作者 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师长率军守城，城破后与日军同归于尽 王铭章为保卫滕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徐州会战中中国方面牺牲的最高指挥官。滕县县长周同听说王师长殉难后悲痛欲绝，登上城墙坠城身亡。王铭章英勇殉国的消息传到城内，受重伤的三百名士兵以他为榜样，宁死也不落入敌手，互相用手榴弹自炸，全部壮烈牺牲。 2017-09-15710 苇说历史真相 北京烽火创达信息技术官方帐号,历史爱好者,优质创作者 奋战至最后一人，全军无一人投降，这支军队值得尊敬 不愿提及是因为他们过于的悲壮而不忍提及，不能忘记是因为他们于国难当头之时，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川军统帅刘湘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全国一致抗日。 2018-04-26399 好奇挖掘组 优质创作者 川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厉害？真相很悲壮！ 人们常说无川不成军，这既说明川军打仗厉害，也说明川军是中国军队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然而川军所付出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川军的牺牲人数居全国军队之冠，这个冠军是用鲜血换来的，背后所承载的悲壮凯歌，至今仍让人为之动容。 2018-03-06221 好奇挖掘组 优质创作者 川军没有一个孬种！“叫花子军”用鲜血来证明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横扫大半个中国，眼看就要亡国灭种，身处大后方的川军出川抗日，保家卫国……基于对川军的这些表面认识，于是，那时候人们称川军为“叫花子军”。这一战，打出了川军的气势，没人再瞧不起这支“叫花子军”，因为他们用鲜血证明了川军没有一个孬种！ 2017-07-27168 1/2 参考资料 1. 张建基．川系军阀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2003 (3)：84-94 2. 川军纠纷[N] . 南京: 中央日报, 1932-10-3. 3. 孙静．1932～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与省内灾荒：《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8 , 10 (4)：110-113 4. 熊武一,周家法;卓名信,厉新光,徐继昌等．军事大辞海 上：长城出版社，2000-05 5. 何允中．试论抗战中的川军：《文史杂志》 ，2015 (3)：4-11 6. 龙雅芳．论川军出川抗战的成因及其意义：《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05 (4) ：3-5 7. 徐伯荣．刘、邓、潘起义与龙兴寺：《四川统一战线》，2000 (1)：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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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控制四川，收买杨森联合刘存厚、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等部共同向熊克武进攻。熊克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失败后率部退出四川进入贵州。1924年1月，熊克武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孙中山又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参加北伐。同年秋，熊克武由贵州率部进驻到湖南常德一带整编部队。其间，熊克武与湖南督军赵恒惕保持友好。整编后，熊克武任命余际唐为联军川军第一军军长，来投靠他的原湘军第七军军长蔡钜猷为联军第七军军长，原四川讨贼军第三路旅长贺龙为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部队总数扩编到4万以上。为了培养军事干部，熊克武还在常德成立建国军干部学校，俗称“随营学校”，招收培养干部400余名，由龙光担任监督。 　　1925年2月，河南督军胡景翼同熊克武协商，准备夹击吴佩孚的部下湖北督军萧耀南，但此事由于孙中山和胡景翼的先后去世而搁浅。 　　当时在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谭延闿是由赵恒惕驱逐到广东去的。孙中山逝世后，谭延闿企图利用熊克武所统的川军进攻长沙，驱逐赵恒惕。熊克武意图进取湖北，建议双方和解。但赵恒惕怕川军夺他的湖南地盘，限令川军两星期内出境，并立即向川军发动进攻。熊克武立即发电给广州的胡汉民代帅，说明所部的困难处境。胡汉民回电说，熊克武可率领全军班师广东，整训补充后，再出师北伐。在征得大部分部署同意后，熊克武率领3万余人(各方记载出入很大，有6000到10万不等)取道贵州、广西向广东进发，于8月到达广东境内，由国民政府指定连山、阳山等县为联军驻地，熊克武将司令部设在连山。到连山后，国民政府派伍云梯为代表来慰问熊克武，四川籍的黄埔一期生李杲等也前来拜会，劝熊克武进广州居住。熊克武随即在8月24日启程进入广州，分别拜会了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党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谭平山，还拜访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罗加觉夫。在连山时，熊克武曾收到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陈炯明写给他的，信中告诉他“见初莅粤，情况不明，言行务必慎重”。到广州的当天晚上，汪、蒋、谭等宴请熊克武，熊克武为表心迹，便将此信带去，出示给众人。据熊克武回忆，汪精卫看过信后对熊克武说，这封信算不了什么，对别人也许还有点作用，对你我老同志之间，难道还能挑拨离间的了吗？席间，蒋介石还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希望他在参观期间讲话。熊克武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广东革命政府指定腾出广州广大路四号一幢三层楼的楼房作为招待所，在招待所门口挂出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办事处的招牌。廖仲恺曾携鲍罗廷曾携大洋二万元到川军驻地劳军，并与熊克武长谈至深夜。罗加觉夫向熊克武出示机密军事地图，并对一些战略部署加以解说，和熊讨论北伐的规划，还送了一些药品给川军。谭延闿、朱培德、蒋介石等国民革命军军长经常前来拜访。据办事处的人事后回忆，蒋介石“以军人后辈自居，对熊总异常恭敬”。 　　第二次东征誓师后的中秋节(10月2日)，川军首脑鲁平周、陈古枝、龙光等先后来到办事处。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的手下捕获张炽万，在他的身上搜出陈炯明的一封信，内容中有希望川军军长余际唐“密派妥员赴港，面达机宜，同策进展”之语。而在此前的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军曾查获川军军长但懋辛写给陈炯明部林虎的一封信。 　　第二天(10月3日)，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来川军办事处庆祝中秋节，并带来几瓶外国酒。三人上楼后，蒋介石对熊克武等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与你们补贺中秋节。”几个人边喝边聊。一个小时后，蒋介石说:“今天国民政府开会，解决川军驻地与粮饷的问题，请你们去参加。”说完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拉着熊克武以及川军军长余际唐的手下楼而去。 到了会议地点，谭延闿突然宣布说:“你们被扣押了。”并立即派人把熊克武和余际唐押上汽轮解往虎门，关在上横档，由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的两个连担任警戒。而其他川军高级将领陈古枝等也被尽数扣押。 到虎门后，看守人员要熊克武写命令，其内容是命令川军部队接受改编。熊克武当即写了一个手令，内容是“此次被扣，不知何因，也无从究诘。余与诸袍泽由湘来粤，初衷原欲参加国民革命。如今既得政府改编，得遂革命之志，希望顺从政府旨意，接受改编。如有不愿者，可向政府请求解甲回乡，上仰下育，各安生业。切勿以我为念，安生是非，以免糜烂地方，玷辱部队之荣誉”。 关押熊克武后，蒋介石立即派黄埔军校教官金佛庄带兵迅速包围了广州川军办事处，在出示了熊克武的手令后将川军部众缴械，押入卫戍司令部，并进行了搜查。此后又发现了两封信，其内容是但懋辛向熊克武、余际唐推荐一名可以与陈炯明、林虎联络的人。 据熊克武的副官黄爵高回忆，熊克武被扣后，汪、蒋在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蒋认为熊勾结叛逆陈炯明，企图颠覆国民政府。并说熊克武是一只猛虎，把他扣留了，就非杀不可。如果放虎还山，在座诸君哪一个是他的敌手？而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对蒋的主张，既不赞成又不敢反对。沉静了几分钟后，汪精卫才说:熊克武所犯罪应该杀，但有杀他的资格的人(指孙中山先生)已经死了。会议未得结果。不久又接到了云南唐继尧发来的“不准危害熊克武生命”的电报，第二天，蒋介石又召开会议，由汪精卫主席提议，把熊暂时囚禁起来，等把川军彻底收编后再作处理。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 10月4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重要通令”，谓熊克武“交通敌人，谋危国民政府，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得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立将熊克武扣留，听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随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停止熊克武的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蒋介石还发布《告川军将士书》，任命川军“随营学校”监督龙光为川军宣抚使，委任党军第一军的李杲为独立团团长，接收川军。另派张辉瓒为先锋，组成讨伐部队，以便在劝说无效后围歼川军。 张辉瓒在劝说无效后发动进攻，川军仓促应战，被打得大败。10日清晨，蒋介石又派黄埔一期学生李杲和黄埔三期学生曾晴初携带自己的亲笔信，找到川军将领吴克雄劝降，要他率部队参加国民革命第一军，但遭到拒绝。11日，川军残部以汤子模为总指挥，从连县撤退。又被桂系的白崇禧领兵截击，伤亡惨重，汤子模被其师长罗觐光暗杀，而罗觐光此后又被桂系杀死。川军的一部分被编入黄埔军校所属的两个教导团，其余分别投靠了赵恒惕和四川的杨森。 对于扣押熊克武一事，蒋介石一方解释说，第二次东征的非常时期，任何危害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隐患都应坚决予以清除。另据熊克武回忆，他在被关押15个月后，于1927年北伐开始后获释，为此国民政府和广州各界还开了一个欢迎会，李济深送了一万块毫洋。他在香港半年治疗后到上海居住，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曾来看过他。汪精卫对他说，扣押他是“生平第一憾事”。而蒋介石则说:“真是天大的误会。你病体怎样了？望多休养，你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请开会的时间来出席。”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亲笔写信给熊克武，企图利用熊在川军中的威望，希其召集旧部替他打仗，并以高位相许，遭到熊克武的拒绝。1931年3月1日，蒋介石拘捕了胡汉民。熊克武和胡汉民是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两人私谊较厚。熊克武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遭蒋介石拒绝。营救胡汉民失败后，熊克武恐再遭蒋介石毒手，遂以治病为由，与但懋辛、喻培棣一同前往日本神户暂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1933年，熊克武任中国公学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曾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冯玉祥，力主团结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森亲率川军第二十军开赴上海作战，熊克武、但懋辛等随即代表旅沪川人前往战火纷飞的第二十军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等处劳军，并鼓励杨森。1939年，熊克武返回成都。蒋介石给他派了宪兵来做门卫。熊克武知道蒋介石对他回川不放心，便潜心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商议，抵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又以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的身份，为抗战献计献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熊克武在抗战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熊克武积极联络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为了避开蒋介石的监视，便于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反革命内战，熊克武和但懋辛又一次在重庆创办“中国公学”。 1949年7月1日，失败在即的国民党当局临时拼凑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让熊克武担任主任委员。但熊克武领导该委员会用种种理由，向国民党展开斗争:如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滥发纸币，增加人民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7月18日，阎锡山下令川省取缔该委员会，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2月，熊克武和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30日，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前往北门外驷马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熊克武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下) 全国解放后，熊克武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7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但懋辛（1886-1965）字怒刚，民国陆军上将。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四川九人团中仅次于熊克武的第二号人物，经常作为熊克武的替身周旋于各路军阀之间，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却也风云一时，任蜀军政府参谋长、四川军政府成都府知事兼四川团务督办、四川靖国军第一军军长，代省长，川军第一军军长，后来九人团在四川兵败，拖队伍到广东的时候，因为他和陈炯明的关系，被扣上阴谋叛乱的名义，失去大义名分，导致集团解体。 　　但懋辛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陆军上将。他的一生正逢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激烈动荡年代，他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刺杀摄政王、参加广州起义，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护国护法斗争中，他讨伐袁世凯、讨伐北洋军阀，参加了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成都解放前夕，积极参与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工作。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但懋辛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9月，又任命他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但懋辛平生爱好书法，其功底非一般，常有人慕名登门求字，他总是一一答应。组织上曾决定调熊克武、但懋辛到北京工作，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希望能继续留在家乡，为四川人民再做一些贡献。 但懋辛 但懋辛 四川省荣县兴镇人，字怒刚，生于1886年1月25日。 1903．1．考入成都东文学堂读书。 1903．12．赴日本东文武学堂学习军事。1905．8．加入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评议员。 1905．11．因反对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与秋瑾等愤然回国。 1906．1．与熊克武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 1906．6．奉孙中山命令，与熊克武在上海迎接章太炎出狱。 1908．5．与熊克武、吴玉章、张冲等把从日本购买的一些武器运往四川。 1911．2．与熊克武、喻培伦等奉黄兴命令，在广州侦察绘制地图。 1911．4．参加广州黄花冈反清，与熊克武、喻培伦等16人组成小分队，在战斗中负伤，被警察押送原籍。 1911．11．在重庆任蜀军政府的接待处长。1912．4．任成都府知府兼四川团务督办。 1912．7．任川军第5师参谋长。1913．8．任熊克武的川东讨袁军副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后失败，逃亡于上海、香港、日本等地。 1916．1．任熊克武的四川军参谋长，又起兵反袁。 1916．6．袁世凯死后，任川军熊克武第5师第9旅旅长。 1918．2．被熊克武委任为四川省代理省长。1918．3．改任第1师师长，驻防成都。1920．5．被熊克武任命为川军第1军军长。1923．3．支持熊克武与杨森、刘湘、刘存厚、袁祖铭等川军、黔军作战。 1924．4．被刘湘等部挤出四川。 1925．9．与熊克武率领川军3万多人到达广东。 1925．10．为解救熊克武，致信汪精卫，澄清有关熊克武的种种“问题”。 1931．3．与熊克武赴日本神户闲居。 1931．9．“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 1947．任四川第二行政区立法委员。 1949．12．协助策动反蒋。 1950．6．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9．改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1955．1．又改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0．8．兼任民革中央常委。 1965．11．7．在成都病逝，终年79岁。 但懋辛 語言 下載 PDF 監視 編輯 但懋辛（1886年1月25日－1965年11月7日），字怒剛，四川榮縣人，中華民國軍事及政治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 但懋辛 Dan Maoxin.jpg 但懋辛 字 怒剛 出生 1886年1月25日 大清四川省榮縣方家沖 逝世 1965年11月7日（79歲）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 職業 中華民國軍事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目錄 生平 編輯 參加革命 編輯 1886年1月25日，但懋辛生於四川榮縣方家沖一個富裕人家。但懋辛之父是一位醫生。但懋辛自幼入私塾，12歲時赴井研縣私塾學習，和熊克武是同學，老師是吳蜀籌。1904年，但懋辛18歲時，和熊克武考取成都東文學堂（即留日預備學堂）。同年12月，但懋辛、熊克武自上海赴日本橫濱，隨後到東京。此後，他們首先在東京大成中學補習日語，後入東斌學堂學軍事。當時，清政府嚴禁自費留學生學軍事，東斌學堂則是一所私立振武學校，由日本士寺尾亨博士為支持中國革命而創辦。1905年7月25日，補習班的翻譯程家檉下課時在黑板上寫下：「孫逸仙先生到了東京。」仰慕孫中山的但懋辛看到後，乃和熊克武找程家檉打聽，遇到了在程家檉家的孫中山，並和孫中山進行談話。[1] 1905年8月19日，但懋辛經黃興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中國同盟會。8月20日，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上，但懋辛當選評議會評議員。大會決定成立中國同盟會四川分會，但懋辛的任務是宣傳、聯絡。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嚴格監管中國留學生。日本政府於11月2日發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為對此進行抗議，12月6日，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罷課遊行，但懋辛作為糾察員負責維持罷課遊行隊伍的秩序。12月8日，因不滿《朝日新聞》誣衊中國人，留學生陳天華自殺。中國留學生決定集體歸國。12月下旬，但懋辛在碼頭為熊克武、秋瑾等人送行。[1] 不久，但懋辛回到上海，向熊克武傳達了中國同盟會總部的要求，該要求命他們以辦學作為掩護，在上海創辦聯絡站，負責日本、上海和中國內地同盟會會員的聯絡工作。1906年2月，經熊克武、但懋辛等中國同盟會會員努力，中國公學開學，該校即中國同盟會在上海的聯絡機關。同年6月，奉中國同盟會之命，但懋辛和熊克武赴上海西牢迎接因蘇報案坐牢的章太炎出獄。隨後，但懋辛派人將章太炎送往日本。不久，孫中山化名「高野」，乘坐法國郵輪經上海赴新加坡，但懋辛和熊克武負責保衛，並登船向孫中山匯報國內同盟會活動情況。後來，熊克武奉命回四川成立中國同盟會瀘州分部，進行武裝鬥爭，但懋辛則留在上海繼續辦聯絡站。1908年5月，中國同盟會自東京為四川的革命黨人購置了一批槍枝彈藥，經但懋辛安排運到了四川革命黨人處，為廣安起義做了準備。[1] 刺殺載灃 編輯 1908年9月，但懋辛奉中國同盟會之命聯繫吳玉章，置辦軍火、成立暗殺團，準備炸死端方。但懋辛、黃復生、喻培倫等人自日本赴漢口偵察端方行蹤。在革命黨人孫武的協助下，但懋辛等人確定了暗殺計劃。端方則佯裝經漢口赴北京，但到鎮江後又回上海。但懋辛等乃追蹤至上海，端方改乘輪船赴北京。但懋辛等追至北京，乃改刺殺對象為清朝重要大臣。他們在琉璃廠開辦「守真照相館」，但懋辛主持館務，喻培倫在館內秘密製造炸彈。同年12月，汪精衛到達北京，大家再次進行研究，準備炸奕劻、載洵、載濤，但均未成功，後來改炸攝政王載灃。1909年2月21日，他們在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下埋設炸藥，被乘車人發現並報警。汪精衛、黃復生被捕，但懋辛逃離北京回到上海。[1] 黃花崗起義 編輯 1909年5月，但懋辛、熊克武、吳玉章、井勿幕等在香港學習炸彈製造。但懋辛、喻培倫和黃興、胡漢民一日赴怡園喝茶，黃興認為暗殺清朝大臣不解決問題，孫中山也不贊成。但懋辛認為，過去革命力量使用過於分散，不如集中革命力量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起義。大家同意但懋辛的提議，決定黃興、胡漢民找孫中山向華僑募款，但懋辛、喻培倫回上海進行準備。[1] 1911年1月，但懋辛、熊克武、喻培倫等再赴香港，開始籌備起義。2月初，但懋辛、熊克武、喻培倫赴廣州察看地形。2月中旬，但懋辛攜10萬元赴日本交給吳玉章購買武器彈藥。革命黨人將軍火分為六批運回中國，但懋辛負責押送第五批，於3月28日抵達廣州。當天，黃興和眾人商定，於3月29日下午5點30分舉行起義。在黃花崗起義中，但懋辛衝進兩廣總督府時負傷，喻培倫為其包紮，後來熊克武扶其撤退，但清軍搜查甚嚴，但懋辛讓熊克武到東一區找巡官李天均（革命黨人）回香港。李天均送走了熊克武，卻因膽小而未搭救但懋辛。此後，但懋辛赴東一區找李天均，途中被捕。巡警道王秉恩見其自供狀文辭巧妙，惜其才學，乃上報假稱但懋辛是自首，為其開脫。[1] 辛亥革命 編輯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但懋辛自廣東被解回四川時，重慶已經宣布獨立，但懋辛因此獲得自由。但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們以為其真自首了，只讓其在新政府的招待所中當招待。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還發表文章斥責但懋辛自首。在討論參謀長的人選時，謝持認為其自首屬貪生怕死，新任財政部部長李湛陽對此進行澄清，但懋辛乃被推為蜀軍政府參謀長。[1] 1912年4月，成都和重慶的軍政府合併，在成都設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張培爵任副都督，但懋辛任成都府知府兼四川團務督辦。熊克武奉孫中山命率部返回四川時，萬縣劉漢卿率巡防軍奉都督尹昌衡手下軍團長胡景伊之命截擊。但懋辛聞訊提前通知熊克武，並找副都督張培爵商量，力圖阻止火併。但是戰事依然發生，劉漢卿被熊克武擊敗。[1] 反袁世凱 編輯 1912年7月，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兵赴川邊，袁世凱乃派胡景伊代理都督。四川的革命黨人很不滿，但懋辛乃辭去成都府知府職務，赴重慶任熊克武的第5師參謀長。[1] 二次革命中，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就任四川討袁總司令，楊庶堪為民政廳長，劉植藩為總參謀長，但懋辛為副總參謀長。8月8日，但懋辛赴永川督戰，此後不斷取勝。但黃興、李烈鈞討袁失敗。四川都督胡景伊電告袁世凱求援，袁世凱派滇、黔、陝、甘、鄂五省軍隊會剿熊克武。熊克武率討袁軍退出重慶，第5師解散。[1] 1914年8月，但懋辛、李根源、陳炯明、李烈鈞、熊克武、程潛等100餘人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1915年2月，四川的革命黨人在上海開會，但懋辛與會。9月初，熊克武自海外回到上海，邀但懋辛赴南洋為倒袁進行準備。但懋辛在啟程前獲悉袁世凱已命各省於年底前召集代表會議，投票贊成君主立憲。他們乃取消赴南洋，致信李烈鈞商議雲南起兵事宜。隨後，熊克武、李烈鈞赴昆明，但懋辛在上海組織革命黨人回四川策動軍隊。12月，但懋辛赴雲南參加護國軍。12月23日，但懋辛、熊克武等隨護國軍第一支隊鄧泰中部赴敘府，途中熊克武收編大批地方民團和舊部，再次成立川軍，熊克武任護國軍四川招討軍總司令，但懋辛任參謀長。[1]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逝世，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此後熊克武任重慶鎮守使兼第5軍軍長，但懋辛任第9旅旅長。[1] 四川混戰 編輯 1916年9月10日，孫中山就任大元帥。熊克武響應護法運動。1918年1月9日，熊克武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在重慶同滇軍、黔軍召開軍事會議，準備分三路進攻成都，討伐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軍劉存厚。東路為滇軍顧品珍部、趙又新部，中路為黔軍袁祖銘部、王天培部，北路為但懋辛率呂超、喻培棣自川北進軍成都。劉存厚聞訊率部逃跑。2月24日，熊克武電令但懋辛代理四川省省長。3月8日，大元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4月7日，但懋辛任四川靖國軍第一軍司令，此後他命呂超、喻培棣追擊劉存厚，劉存厚被驅至陝西漢中。[1] 1919年4月27日，北洋政府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發出感電，通告川東種鴉片、征煙捐，輿論乃多指責廣州政府。孫中山命熊克武查辦，熊克武乃任命但懋辛為查煙督辦，到川東禁菸。但因禁菸有損唐繼堯的利益，唐繼堯乃令駐萬縣的滇軍旅長田種穀會同複查。因滇軍阻撓，但懋辛被迫辭職並回成都。[1] 1919年夏，熊克武部進攻滇軍。但懋辛師攻克簡陽，後來又攻克內江。但因唐繼堯從中分化，但懋辛部軍心渙散，作戰連敗。[1] 1920年，唐繼堯聯合四川的國民黨人黃復生、盧師諦、呂超等發兵反對熊克武。唐繼堯令駐紮川南的滇軍趙又新助呂超攻成都，顧品珍攻內江，石青陽同黔軍攻岳池、合川。熊克武、但懋辛退往閬中，於閬中整編軍隊，成立靖國軍，熊克武自任督軍，下轄3個軍及1個師。其中，劉湘為第2軍軍長，劉成勳為第3軍軍長。但懋辛擔任第1軍軍長，轄喻培棣的第1師、張沖的第2混成旅、何光烈的第5師、余際唐的全川江防總隊。同年8月，熊克武發動驅滇黔之戰，任命劉湘為前敵總指揮，兩路進攻，但懋辛率第一路自綿陽、羅江、廣漢進攻成都，第二路則由三台經中江、金堂同第一路會合。9月8日到21日，雙方在龍泉驛交戰，滇軍失敗，趙又新於瀘州陣亡，顧品珍不顧唐繼堯而回雲南。9月19日，劉湘奪取成都，10月15日，但懋辛再度占領重慶。10月30日，熊克武到達重慶後，同但懋辛、劉湘、賴心輝等商議四川善後辦法。[1] 1920年，中國各省紛紛主張自治及廢除督軍。12月10日，川軍將士聯名致電熊克武，要求四川自治、自主。經但懋辛支持，12月30日，熊克武正式通電解任督軍職務，宣布四川自治。但懋辛、劉湘分別代表第1、2軍通電支持。但懋辛還擬了《告全軍將士書》。北洋政府隨即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省長，劉湘為重慶鎮守使。熊克武當即通電拒絕該任命，第1軍軍長但懋辛、第2軍軍長劉湘、第3軍軍長劉成勳通電響應熊克武的決定，拒絕北洋政府的任命。[1] 劉存厚派兵鎮壓呼籲四川省自治的成都市民、學生，四川輿論譁然。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但懋辛、劉湘聯名通電宣布劉存厚之罪，舉兵三路討伐劉存厚。3月中旬，劉存厚率部退到陝西寧羌，成為「流亡督軍」。戰爭結束之後，熊克武通電退隱，劉湘出任四川總司令兼省長。[1] 劉湘在四川掌權後，不再支持聯省自治，轉而聯絡吳佩孚的代表孫傳芳，簽訂《川鄂聯防協定》，準備投向北京政府。1922年，劉湘邀請但懋辛赴重慶，提議第1、2軍裁兵。但懋辛同劉湘達成協議，第1軍裁楊春芳旅，第2軍裁湯子模旅。但懋辛裁兵之際獲得密報稱，劉湘乃借改編為名，準備消滅第1軍。但懋辛將該情況匯報熊克武，並向各友軍揭露劉湘的圖謀。川軍各部對劉湘十分不滿，劉湘被迫通電辭職。[1] 第2軍軍長楊森乘此時機遊說但懋辛同其合作，分掌軍政、民政，被但懋辛拒絕。此後楊森轉同劉湘合作，進攻但懋辛的第1軍。雙方開戰後，劉成勳以川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布通電討伐楊森，鄧錫侯擔任北路司令，賴心輝擔任東路司令，川北邊防軍張英第1旅也增援第1軍。討楊之戰獲勝，楊森自奉節逃至宜昌。[1] 10月26日，在成都召開善後會議，經熊克武提議，會議作出決議：「一、四川採取聯省自治態度，促成國憲之合作統一；二、推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在省憲法未制之前，權攝民政；三、廢除軍長制，分期裁兵；四、破除防區，統一財政。」[1] 鄧錫侯、陳國棟不滿廢除軍長制，川軍再次內訌。1923年2月，鄧錫侯、陳國棟同第1軍在江津、永川、銅梁、大足、榮縣、內江、資中進行拉鋸戰。楊森部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占領重慶。6月4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賴心輝為前敵總指揮。但懋辛率第1師、第6師及第2混成旅、第8混成旅在上川東同吳佩孚方面的劉湘、楊森、潘文華、唐式遵及黔軍袁祖銘等戰鬥20餘天。因軍心渙散，但懋辛部占領重慶後又失守，部隊一度瓦解。[1] 從北伐到內戰 編輯 失敗之後，但懋辛被熊克武派遣，同湖北討賊總司令孔庚、石青陽一起赴貴陽同劉顯世達成三省合作意向。隨後徵得雲南唐繼堯同意，但懋辛擬成《建國聯軍協議》，三省代表簽字。建國聯軍由此成立，唐繼堯任總司令，劉顯世任副司令。熊克武任前敵各軍總司令兼建國聯軍川軍總司令，駐湖南常德。[1] 協議達成後，但懋辛、石青陽、孔庚攜協議赴廣東向孫中山匯報，獲得孫中山讚賞。孫中山任命但懋辛為大元帥大本營政治顧問兼國民參政員。為了北伐，孫中山派但懋辛赴東江說服陳炯明、林虎同廣東革命政府保持一致。孫中山對但懋辛稱：「只要陳炯明寫一個悔過書，（對陳反對他的事）就不加追究。」但懋辛到東江會見陳炯明，陳炯明則稱，需要林虎、洪兆麟同意才可答覆。但懋辛隨即又見林虎，林虎稱不會乘孫中山北伐之機進攻廣東。但懋辛完成任務，返回韶關向孫中山匯報。[1] 11月2日，孫中山應馮玉祥、段祺瑞之邀赴北京「共籌統一建國之方略」，但懋辛隨行。抵達北京後，孫中山準備推動召開國民會議，但染病不起，乃派汪精衛同張作霖、段祺瑞商量同意開善後會議。但懋辛作為建國軍四川代表參加善後會議。後因南方代表提出邀請職業團體參加善後會議，遭段祺瑞反對，但懋辛乃據孫中山的指示退出了善後會議。[1] 胡景翼知熊克武準備北伐進攻武漢，乃邀請但懋辛自北京赴河南開封商討大計。受胡景翼委託，但懋辛、張沖赴洛陽聯絡憨玉琨。經但懋辛介紹，胡景翼同憨玉琨結拜。[1] 湖南趙恆惕十分忌憚熊克武在湖南駐軍，但胡景翼警告趙恆惕不得妨礙西南聯軍北伐。1925年2月，熊克武邀趙恆惕會談，但不歡而散。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3月 20日，但懋辛赴河南，逢胡景翼突然病逝，北伐計劃落空。6月，為免引起衝突，熊克武率部赴廣東連山、連南、陽山駐紮。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為奪熊克武的兵權，以熊克武派但懋辛勾結陳炯明的罪名，於8月16日將熊克武扣押於虎門，並通緝但懋辛。四川建國聯軍瓦解。[1][2] 在北京的但懋辛聞訊致信汪精衛，但無回音。但懋辛又轉赴上海、香港，試圖營救熊克武但未果。直到1927年熊克武之妻發現了孫中山赴北京前致熊克武的英文親筆信，托張群交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才不得不釋放熊克武。熊克武在香港車站受到但懋辛迎接。[1] 1929年，但懋辛和熊克武在上海再辦中國公學。1931年，蔣介石拘押胡漢民。但懋辛、熊克武試圖營救胡漢民，未能成功。[1]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楊森率第二十軍參加淞滬抗戰，但懋辛、熊克武赴戰地慰問官兵。淞滬抗戰失敗後，但懋辛赴南京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1938年5月，但懋辛回成都定居，兼任川康綏靖公署高等顧問。1941年，但懋辛作為社會賢達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川東辦事處主任。1943年，當選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以陸軍上將退役。[1] 1947年，但懋辛當選四川第二行政區國大代表，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他參加了金紹先等人在立法院組織的以反獨裁為目的的「二·五座談會」。在北平和談期間，座談會由但懋辛領銜發表了《擁護和談的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成都前夕，但懋辛協助中國共產黨地 下組織在國民黨方面的軍政界策反，促使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魯崇義等起義。[1] 中華人民共和國 編輯 Dan Mao Xin.jpg 1949年10月18日政務院第六次會議提議，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會議批准，但懋辛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部長。1950年7月，但懋辛赴北京開會，經李濟深、朱蘊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委員。民革川康臨時工委成立時，但懋辛出任副主任委員。[1]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撤銷了西南大區，但懋辛赴成都任職。他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委員、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主委。[1] 1965年11月7日，但懋辛因心力衰竭在四川省人民醫院病逝，享年79歲。[1] 參考文獻 編輯 但懋辛，民革中央，2008-09-27[永久失效連結] 張憲文等主編. 中華民國史大辭典.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08: 977. ISBN 7-80643-456-9. 最後一次編輯於 8 個月前由 雨宫灬子燮 相關頁面 賴心輝 中華民國軍事將領 吕超 卢师谛 Wikipedia 川军熊克武部的兴亡(上) 2013年01月24日16:17 来源：人民政协报 【字号 大中小】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图:熊克武和但懋辛 在第二次东征开始后不久的1925年10月3日，蒋介石在广州指挥了一次军事行动，逮捕了川军将领熊克武等人，并将独立于国民革命军之外的广东最大军事集团川军迅速瓦解。 在这里，首先简要介绍一下驻广东川军部队的来历。川军将领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人，生于1885年，1905年夏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同盟会总部命令熊克武返川，受命为四川同盟会主盟人。1911年4月，熊克武参加“广州起义”。当时熊克武与陈炯明、但懋辛共同参加筹划起义，由于熊克武和但懋辛的广东话说不好，很多事都经过陈炯明当翻译。民国成立后，被南京临时政府赋予组建蜀军的全权。“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进行反袁活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思想认识上比较倾向黄兴，后随应林虎等邀请前往新加坡。护国运动爆发后回国，成为四川招讨军总司令、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护法运动开始后，熊克武在重庆通电拥护“护法”，被云南实力派唐继尧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在以后的两年间，熊克武卷入四川国民党内部、四川新旧军阀、南北军阀之间的战斗。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控制四川，收买杨森联合刘存厚、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等部共同向熊克武进攻。熊克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失败后率部退出四川进入贵州。1924年1月，熊克武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孙中山又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参加北伐。同年秋，熊克武由贵州率部进驻到湖南常德一带整编部队。其间，熊克武与湖南督军赵恒惕保持友好。整编后，熊克武任命余际唐为联军川军第一军军长，来投靠他的原湘军第七军军长蔡钜猷为联军第七军军长，原四川讨贼军第三路旅长贺龙为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部队总数扩编到4万以上。为了培养军事干部，熊克武还在常德成立建国军干部学校，俗称“随营学校”，招收培养干部400余名，由龙光担任监督。 1925年2月，河南督军胡景翼同熊克武协商，准备夹击吴佩孚的部下湖北督军萧耀南，但此事由于孙中山和胡景翼的先后去世而搁浅。 当时在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谭延闿是由赵恒惕驱逐到广东去的。孙中山逝世后，谭延闿企图利用熊克武所统的川军进攻长沙，驱逐赵恒惕。熊克武意图进取湖北，建议双方和解。但赵恒惕怕川军夺他的湖南地盘，限令川军两星期内出境，并立即向川军发动进攻。熊克武立即发电给广州的胡汉民代帅，说明所部的困难处境。胡汉民回电说，熊克武可率领全军班师广东，整训补充后，再出师北伐。在征得大部分部署同意后，熊克武率领3万余人(各方记载出入很大，有6000到10万不等)取道贵州、广西向广东进发，于8月到达广东境内，由国民政府指定连山、阳山等县为联军驻地，熊克武将司令部设在连山。到连山后，国民政府派伍云梯为代表来慰问熊克武，四川籍的黄埔一期生李杲等也前来拜会，劝熊克武进广州居住。熊克武随即在8月24日启程进入广州，分别拜会了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党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谭平山，还拜访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罗加觉夫。在连山时，熊克武曾收到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陈炯明写给他的，信中告诉他“见初莅粤，情况不明，言行务必慎重”。到广州的当天晚上，汪、蒋、谭等宴请熊克武，熊克武为表心迹，便将此信带去，出示给众人。据熊克武回忆，汪精卫看过信后对熊克武说，这封信算不了什么，对别人也许还有点作用，对你我老同志之间，难道还能挑拨离间的了吗？席间，蒋介石还邀请熊克武参观黄埔军校，并希望他在参观期间讲话。熊克武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蒋介石安排好后通知他。 广东革命政府指定腾出广州广大路四号一幢三层楼的楼房作为招待所，在招待所门口挂出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办事处的招牌。廖仲恺曾携鲍罗廷曾携大洋二万元到川军驻地劳军，并与熊克武长谈至深夜。罗加觉夫向熊克武出示机密军事地图，并对一些战略部署加以解说，和熊讨论北伐的规划，还送了一些药品给川军。谭延闿、朱培德、蒋介石等国民革命军军长经常前来拜访。据办事处的人事后回忆，蒋介石“以军人后辈自居，对熊总异常恭敬”。 第二次东征誓师后的中秋节(10月2日)，川军首脑鲁平周、陈古枝、龙光等先后来到办事处。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的手下捕获张炽万，在他的身上搜出陈炯明的一封信，内容中有希望川军军长余际唐“密派妥员赴港，面达机宜，同策进展”之语。而在此前的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军曾查获川军军长但懋辛写给陈炯明部林虎的一封信。 第二天(10月3日)，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来川军办事处庆祝中秋节，并带来几瓶外国酒。三人上楼后，蒋介石对熊克武等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与你们补贺中秋节。”几个人边喝边聊。一个小时后，蒋介石说:“今天国民政府开会，解决川军驻地与粮饷的问题，请你们去参加。”说完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拉着熊克武以及川军军长余际唐的手下楼而去。 （马鸿雁） 蒲殿俊 编辑 蒲殿俊（1875—1934），四川广安人，辛亥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04年参加殿试，中进士，被授职主事，1905年公派日本留学。1909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同年8月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1910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提倡民权。因为满清政府要收回川人筹股自办的川汉铁路，引起川人强烈不满。1911年6月蒲殿俊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担任会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四川宣布独立，蒲殿俊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此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等职，后淡出政界，从事报刊与戏剧改良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化启蒙工作。1934年因病逝世，终年59岁。 [1-4] 中文名蒲殿俊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四川广安出生日期1875年逝世日期1934年主要成就领导保路运动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人物年表 人物生平编辑 蒲殿俊（1875—1934），1875年出生在四川广安一个知书识礼的大户人家 。蒲殿俊23岁时赴京城赶考，因为太专注于文章，错过了交卷时间而没有考中。回到四川，1899年在广安老家开办紫金精舍书院，聘请胡峻、张澜等进行新学教法，后来成立了官办学堂，这也是广安最早的新式学堂。 但蒲殿俊并不安于这种现状，1904年再次进京考中进士，当年就被官费选送日本东京梅谦法政大学留学。蒲殿俊在这里接触到许多西方新鲜的东西，阅读西方书籍，了解西方政治，坚定了他要改变现状的决心，但有一条，以不改清朝统治为前提，这也就为他后来革命道路上的黯然收场埋下了伏笔。 就在蒲殿俊赴日期间，川汉铁路兴起，但无银无饷，兴办铁路只是个空架子，而外国列强则在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中国的路权。四川人表达出强烈的川人自办川汉铁路的愿望，迫于压力，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上书清廷，允许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很快得到批准。清朝政府并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各省官商只要经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商办铁路因此在当时成为一条国策。 1904年初，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铁路公司，其意义非同一般。 但公司面临资金无着，要修建川汉铁路，至少需白银5000万两。蒲殿俊和留日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忧心于外国插手，他对同学说，怎么也不能让这条铁路落入外国人之手！他决定先入股金，为国人做出样子。蒲殿俊约集了在日的川籍留学生在东京召开了同乡会，众多学生当场就认股四万多两白银，并募捐几十万两。 蒲殿俊在日本发起的认购铁路股金的举动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他又上书锡良，川汉铁路为官商合办，并号召川人自筹资金，自建铁路。 为了这个目标，蒲殿俊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说，这并不仅是四川一省的事，川汉铁路的成败，关系着整个中国。并隔海上书说：“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川汉铁路改为官商合办，这无疑开了官商合办铁路的先河。一时间，在成都大街小巷，茶馆酒肆，普通百姓都谈论着股票这个新鲜东西，商办铁路公司发行股票，川人纷纷认股，自办铁路在四川搞得热火朝天。 1908年，蒲殿俊踌躇满志从日本回国，先是在京任法部主事，第二年，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成立，34岁的蒲殿俊任议长。咨议局本是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不得已而做出准备立宪的摆设罢了，并没有实权，蒲殿俊却做得风生水起，是当了真。在这期间，他还着手创办了《蜀报》，以作为咨议局的机关喉舌。 但好景不长，1911年5月，满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并首先拿川汉、粤汉铁路开刀，下令四川湖南停止租收股，称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已奉命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把路权出卖给外国。蒲殿俊的搭档、时任《蜀报》主编的邓孝可得到这个信息后，一面报信通知蒲殿俊等人，一面急忙在报纸上刊发号外——铁路收归国有！ 消息一出，立刻震撼了成都大街小巷，群情激奋，人们手中的股票顿时在一夜间成为一张废纸，而更不得了的是，外国强夺了路权。当年岳中琪的府邸就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所在地，百米岳府长街上围满了人。蒲殿俊坐卧不安，他万没料到会是这样！他和罗纶等人召集民众上街示威，但起不了任何作用。这种办法不行，蒲殿俊很快就调整了思路，他说，要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牢固团体，才能争路救国到底。 1911年6月16日，就在岳府川汉铁路公司里，蒲殿俊、罗纶等人连夜商讨，决定紧急成立保路同志会，公开向清政府宣战。他们以铁路股东会作为大本营，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1911年6月17日，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从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当时在川人中，十之六七都认购有铁路股金，都是大大小小的股东，有官股、商股和民间股，可见川汉铁路对川人的联系有多深！在此之前，蒲殿俊也经过了多方努力，赵尔丰未上任的时候，他就同护理川督王人文协商，电呈清廷，取消铁路国有，允许商办。但不管他说得怎么在理，都被严厉拒绝，还把王人文臭骂几通，王人文也是满肚子的不快。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蒲殿俊才倡议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成立那天，几千人聚集在一起，阻断街面，罗纶慷慨激昂地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完了，中国也完了！” 人们就像干柴，瞬间被这把烈火点燃，他们痛哭失声，悲愤至极。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等文，号召全川人民团结起来，川内各州县很快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保路运动迅速在全国扩散，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纷纷响应，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许多旅美华侨也加入其中，并宣誓说，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显示了与四川遥相呼应的局面。 到了8月，这种行动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保路同志会宣布罢市罢课抗捐等，昔日繁华的成都街头顿时冷冷清清，人们无心逛街聊天，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了铁路上。上海《申报》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已一律罢市罢课，四门厘税亦停…… 赵尔丰一到成都，就采取了镇压手段。9月7日，他约请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去总督衙门商谈，看传邮部的电报，蒲殿俊不知是计，欣然前往。赵尔丰哪有心跟他们商谈什么路权，当即下令将蒲殿俊、罗纶等9个文弱书生绳捆索绑，枪顶着脑壳，刀架在颈项上，不是枪杀，就是刀劈。蒲殿俊等人却毫无惧色，他直视站在花厅前的赵尔丰说：“你请客就是这样子招待的吗？”赵尔丰满脸杀气，说蒲殿俊就是保路、股东两会的主谋，暗中活动，想借保路谋反独立！ 蒲殿俊等人被抓后，数千群众涌向总督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残忍枪杀三十多人，三日不准收尸，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这无异于点燃了炸药桶，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已摇摇欲坠。 血案发生后，在几天时间里，各地聚集了数十万同志军围攻成都，一番激战后，攻取不下，于是转而夺取各处州县，以孤立省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100多个州县被占。清政府急调鄂、湘等6省援军赴四川镇压，令端方迅速西进四川，而端方兄弟俩也在资中被杀。也正是鄂军入川，武汉空虚，给武昌起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蒲殿俊在狱中听到人们为营救他们而遭到屠杀、全川人民都纷纷起义的消息后激奋难平，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每日做诗抒怀，面对死亡镇定自若，“江郎笔外更出奇，万花飞落谈天口”，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心境。 蒲殿俊的初衷要的是采取温柔的斗争方式，他并不想流血，更不想触及清朝统治，而当时的革命趋势已极大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范围。11月14日，被关了两个多月的蒲殿俊等人被万般无奈的赵尔丰礼请出来，为他们设宴接风。本来这时的蒲殿俊该施展拳脚大干一番，但他却经不起赵尔丰的劝说，表现出了十足的软弱性，与被关押的其他11人一起，联名写了份《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末尾押上12个人的名字。 哀告书让人民放下武器，过自己的日子。“大局不可以再坏，当初之宗旨，不可以不回头，此后之幸福，不可以不顾惜……”还说照这样下去，川人就要遭难，而且时间越长越惨，哀告人们要“急急回头”。蒲殿俊还和赵尔丰签订了四川独立的“三十三条”，规定川中一切行政事宜暂由蒲殿俊代理，赵尔丰表面上交出了兵权，但实际拥有重兵。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自任都督。而这时成都秩序大乱，人心惶惶，蒲殿俊又宣布旧军队放假十天。12月8日，旧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挑起成都兵变，四处烧杀抢掠，蒲殿俊手足无措，急匆匆逃出了成都。尹昌衡从凤凰山带兵平叛，杀了赵尔丰，才稳定了局势。从11月27日到12月8日，蒲殿俊共做了12天的都督，被称之为十日都督。 蒲殿俊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料却屡屡受挫，在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动乱年代，现实和他所想象的越来越远，多次被人利用。最后，蒲殿俊在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做了四个月的内务部次长后，谢绝挽留，毅然辞职，从此脱离政治生涯。 蒲殿俊后来在诗中说：“我生失算雕小虫，迁愚妄插乾坤手。”说自己本来只会干写诗作文的小事，却偏要去弄政治大事，当然要失败了。这显然是他的一面之词，而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局限性，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1919年，蒲殿俊谢绝了北洋政府委以教育部部长之职，埋头文学，1934年在北平病逝，终年59岁。 [5] 人物年表编辑 1875年，蒲殿俊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蒲殿俊 蒲殿俊 1893年（光绪十九年），蒲殿俊刚满18岁，童试冠军，为县学生员。 1899年，24岁的蒲殿俊与胡俊、顾鳌、聂开基创办新式学堂紫金精舍。聘成都的吕翼文、南充的张表方（张澜）等为教员。后历尽千辛合并甘堂及培文书院，成为广安第一所真正综合性新式学府—广安高等小学堂。 1901年11月14日，慈禧那拉氏70岁“万寿”恩科，蒲殿俊到北京参加朝考会试，中三甲，同进士出身而未点翰，其原因不详。后冯玉祥（焕章）逼宫，档案抛弃当废纸出售，在废纸里发现了蒲殿俊的考卷，确实文思并佳，只因考卷末尾字迹不端而降格未取。 1903年，到成都参加乡试，入考场时被四川总督锡良指“与康党有染”之罪，取消考试资格而被挡于贡院门前。后经学使吴雨生说情，最后进入了考场。在这一次乡试中，蒲殿俊又夺得了冠，考中四川第一名解元1904年，中进士，任法部主事。 1904年，蒲殿俊进京参加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最后一场会试与殿试。进入圈的科举考试，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北京贡院的会试，于1904年7月4日进入在保和殿由皇帝名义监考的殿试，中二甲进士。是年公派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读书。 1905年－1909年，日本留学。1906年，蒲殿俊在日本悉获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的种种弊端与恶行，遂约集留日的川籍300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他被推举为该会正干事（即会长），与主要成员一道，联合写信给四川总督锡良，寄呈了一份《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蒲殿俊撰写的这份建议书，措词激昂，揭露了铁路公司官府经办的种种积弊，义正辞严，入木三分。 1909年(宣统元年)四川谘议局成立，任议长（1909年10月14日上午9时，四川成都纯化街四川咨议局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全川的议员共104人。蒲殿俊以76票的过半数当选为第一届四川咨议局议长，肖湘和罗纶被选为副议长）。 1910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1910年8月9日，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汤化龙被选为联合会主席。 1911年，保路风潮发生，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 1911年6月，蒲殿俊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此后便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孙中山先生：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正都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蒲殿俊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 1911年12月8日，因军饷迟发，军士变乱，民军入城，另组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被迫去职。 1912年8月，加入民主党，次年当选众议员。 1913年5月，民主党与统一党、共和党组成进步党，当选理事。 1914年，成都少城公园内建成一座庄严雄伟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由蒲殿俊、赵熙、颜楷等人亲笔题字，纪念成都血案。 1916年，袁世凯暴毙，议会重组，当选众议院议员。 1917年7月，蒲殿俊任内务部次长兼任北京政务督办，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 1919年，蒲殿俊毅然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去作北京《晨报》总编辑。蒲殿俊到任不久，在李大钊的协助下，从北京《晨报》副刊栏目里，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王统照、冰心、刘海栗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用“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阿Q正传》连载，揭露封建帝制专横跋扈的丑恶面貌，和善良忠厚的黎民百姓，在铁蹄蹂躏下的悲惨遭遇，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与思想上的共鸣。与此同时，蒲从事戏剧改良，创办《戏剧》月刊，创立北平最早演出话剧的“新民大戏院”。他提出传统戏的改革方向必须“面向劳工”，戏剧创作必须“以民众的精神为原动力”。在《戏剧》月刊上，他先后发表《戏剧为什么不要写实》、《南通、西安两处戏剧的教育比较观》等文，探讨戏剧创作技巧、戏剧教育和戏剧评论。同时还创作《道义之义》、《阔人的孝道》两个话剧本。 1921年4月，创立上海民众戏剧社，发行杂志《戏剧》。 1922年，再次竞选众议员失败。 蒲殿俊 蒲殿俊 [7] 1922年冬，集资创办中国第一所职业戏剧学校专门学校，自任学校主任，聘陈大悲等执教。 1930年初，蒲撰《辟治广安天池议》，呼吁各界人士筹款万余元建成广安天池公园。当年农历年底，国民革命军二十军进驻，蒲因故受辱，迁居重庆。 1934年赴北平，同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终年59岁。　 [6] 朱庆澜 编辑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子樵、紫桥，原籍浙江绍兴钱清镇秦望村，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1] 朱庆澜还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命名者。1968年获韩国建国勋章。 中文名朱庆澜别 名朱子桥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山东济南出生日期1874年逝世日期1941年毕业院校陆军将校研究所主要成就展开陕西省开垦事业 获韩国建国勋章籍 贯浙江绍兴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法门寺 3 生平轶事 4 出任省长 5 人物评价 6 书信往来 人物生平编辑 [1] 父朱锦堂，游幕山东，为历城刑名师爷，朱庆澜生于任所。6岁丧父，14岁丧母，自幼孤贫力学。17岁，为治理黄河河工。后随友赴东北，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深受赏识，历任三营统领，凤凰、安东知县，东三省营务处会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同年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充督练公所参议。 清宣统元 朱庆澜将军 朱庆澜将军 年（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朱庆澜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辛亥武昌起义，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民国元年（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民国5年7月，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 民国翌年7月，任广东新军司令。张勋复辟，首先通电声讨，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电请来粤主持大计。7月17日，孙中山率起义海军及部分国会议员抵粤，备受欢迎与支持，并从省长警卫军中拨出二十营改编为护法军。段祺瑞对此大为不满，为逼走庆澜，下令改长广西，遂不得不离开广东。后寓居上海。 民国11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14年辞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民国20 朱将军手迹 朱将军手迹 年“九·一八”事变后，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于1931年2月至1932年5月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4月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起，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8月，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常年奔走于山陕豫之间，惨淡经营。 民国22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送去银元10万，以充军饷。 抗战以后，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收容难民达5万余人。 生前关心桑梓，出资创办渔后小学，招收本村儿童免费入学，并为家乡修路，福泽乡里。 民国30年1月，积劳成疾，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西安各界公葬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冯玉祥为之作碑文。 法门寺编辑 1937年，朱庆澜来到法门寺，眼前一片凄凉情景。自清初顺治年间法门寺修葺后，到上世纪初三百年间，法门寺已经破旧不堪。”朱庆澜为重修法门寺开展广泛的义赈活动，朱庆澜在救助灾民、收养灾童的繁重行程中募捐经费，1937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正式动工，这是1609年法门寺塔建成后330年第一次大规模整修。除真身宝塔之外，修缮工程还兼及法门寺大殿、山门、道路等项，为了妥善安全保管文物，朱庆澜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朱庆澜组织力量，先后从塔上清理出68尊明代铜佛造像和一些石刻佛像，在对这些佛像进行了称重、量高、背文、标志等等之后，均进行了造册登记。修塔人员还相继发现了红白珊瑚宝石、琥珀、红玛瑙、水晶珠、珍珠、骨圆珠和铜莲座、铜宝塔等极为名贵的宝物。面对诸多宝物，朱庆澜的处理策略是“原塔封存”，避免了散失和被盗的可能。同时，在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将“塔体倾斜，下层已多剥落，中多裂缝，全体雕残”的法门寺塔修复一新，并使塔下唐代地宫秘密保存，不被人知，未曾扰动。 1987年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 朱庆澜 朱庆澜 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 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依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 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一枚灵骨，三枚影骨），这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的现世，其中唐皇室和内库供奉的一百二十一件（组）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秘色瓷系列，为我国陶瓷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来自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是世界琉璃器考古史上空前的重大发现；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丝（金）织物，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皇帝后金丝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四百多金丝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四百多件珠玉宝石及数百件漆木器，还有水晶（玉）棺椁及代表法身佛大日如来、释迦佛最高权威的大锡杖等，都为绝代珍器。 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经专家鉴定，国宝级文物27组（40件），一级文物80组（99件），为全省之最；国宝级文物，一级文物占有比例为全国之最。 之所以能完整是否朱庆澜的修葺保护密不可分。朱庆澜还同时修复了法门寺内铜佛殿、钟鼓楼和大雄宝殿，从河南请来高僧良卿法师，使寺院得以完整过渡到全国解放。 2007年5月16日旅游到位于西安与宝鸡之间的扶风县的法门寺，亲睹国宝级文物不能不说是托朱庆澜之福啊。 朱庆澜在法门寺历史文化保护进程中是当代不可多得一位先驱。 生平轶事编辑 朱庆澜1903年在盛京任三营统领，坚持民族大义，曾为击毙美国间谍的哨官潘炳荣抗拒清廷，被革职留任，后又立斩鱼肉百姓的清廷宗室洪其文，朝野震动，被清廷摘掉花翎。武昌首义告捷，成都立宪派妥协，朱代表军方参加军政府，任副都督，因兵变被逐。后朱庆澜任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整顿军队，巩固边防，收回沙俄所占的我黑龙江航权，民众以首航轮命名为“庆澜号”以资赞颂。 1917年，朱庆澜任广东省省长，拥护中山先生护法，将省长亲军30营兵力交给孙中山先生，成立粤军，成为广州军政府基本军事力量。不久，朱庆澜离广东省长任，只身离粤。 1923年，朱庆澜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组织“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会长名义募集十余万银元援助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血战七昼夜，收复多伦四县。在长城喜峰口抗战中，朱庆澜亲自组织第一批物资运往前线，使宋哲元部队痛歼日军，敌寇丧胆，日军自认“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1925年后，朱庆澜脱离 朱庆澜 朱庆澜 政坛，全力从事社会慈善和救济事业。 1923年，朱庆澜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助俄国灾民；1927年山东大旱，朱庆澜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平、天津等地募捐款项，援粮18万担，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万余人；1928年，朱庆澜担任了“孝惠学社”委员长。孝惠学社设立在府右街的“壮学庐”。其全名是“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由民间慈善家唐锡晋长子唐宗愈创办。 1930年长江大水，沿岸多处决口，受灾数省，浩劫空前，各界推朱庆澜为灾区工作组主任，他即由陕西火速赶至，一面疏洪，一面救灾，劳累昏迷，经抢救康复；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续3年大旱，仅1929年统计，全省灾民656万余人，因灾死亡250余万，为救燃眉之急，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动员各地“三元钱救一命”，他亲赴陕西视察，又去东北，募集钱币百万元，粮食16万担，并亲自率众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至西安。他请冯玉祥让出军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灾童数百，同时并兴办农场，发展生产。 1938年，华北、东北因日寇大举侵略，灾民大量流入陕西，朱庆澜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安置灾民五万人，垦田23万亩。朱庆澜众多赈灾慈善事业，堪称近代中国赈灾史上一座丰碑，受到人民的称颂。 在近代文化文物保护方面，朱庆澜功绩卓著。他走到那里，保护修复到那里。北至黑龙江、哈尔滨有他修建的极乐寺；南到上海，有他保护的静安古寺。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朱庆澜在保护和修葺文物古建筑方面，身体力行，建树众多。 从1930年起，在朱庆澜主持下，“历修华严初祖、四祖塔，兴教寺玄奘、窥基、圆测诸师塔，并重修大雁塔，而大兴善寺、青龙寺、千福寺及泾阳大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等，相继重修。” 朱庆澜先生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三十年代初，曾支持韩朝爱国志士反日斗争，受到韩国政府的嘉奖。 朱庆澜先生淡泊名利，胸怀宽广，爱人救人，在同时代人民中佳话广为流传。他在陕西十余年间，拯救灾民，兴办教育，保护文物古迹，拓荒垦植，奔走呼号，终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治，于1941年病逝，葬于终南山东韦村，长眠于三秦大地，终年67岁。 高山仰止，缅怀朱庆澜先生，请诗人们为朱庆澜先生写一首诗。 出任省长编辑 1914年初，孙中山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教训，把进攻重点放在东三省，革命据点设在大连。派宁武前往黑龙江等地进行策反。 为策 朱庆澜 朱庆澜 反黑龙江省督军朱庆澜、驻军旅长巴英额，宁武先赶赴齐齐哈尔游说朱庆澜。宁武晓以大义之后，朱庆澜表示：“护国讨袁义不容辞，请宁兄向孙中山做负责介绍。”在策反朱庆澜成功后，宁武又迅速赶往哈尔滨，策反巴英额，巴英额亦表示了起义决心。宁武返回大连，立即将策反朱庆澜、巴英额的情况，向在日本的孙中山做了详细汇报。孙中山接到汇报，精神振奋，即派蒋介石、丁仁杰赴哈，协助宁武做好策反工作。 1914年9月中旬，蒋介石（化名石田雄介）、丁仁杰（化名长野周作）化装日本人，携带孙中山亲笔信，来到齐齐哈尔。宁武特陪同丁仁杰会晤朱庆澜，面交了孙中山亲笔信。朱庆澜表示坚决起义倒袁（世凯）。遗憾的是朱庆澜手下师长许兰洲被袁世凯收买，率兵哗变，迫使朱庆澜远走天津。后来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曾迎接孙中山离沪返粤，进行二次护法斗争。　 人物评价编辑 冯玉祥：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宽厚为怀。勤劳诚恳。四川、广东、东三省，所到之处留美名。……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1] 程潜：千万一时尽，家无升米私。勤惠本天性，私谥复何疑？此老真倔强，致身惟利物。 [1] 书信往来编辑 朱庆澜将军复郭介梅先生之书信： 中央振务会朱委员长与著者书一 五日大函，并附件均悉。海属义振，刻已竣事。先生善行，将如山积。佩甚！羡甚！属题《法戒录》签条，请将此书寄稿一阅，现有大德法师在沪讲经，正好请教，如以为可，自当遵题，事关弘化，不敢疎忽。复颂善绥！ 朱庆澜谨启六月十一日 摘自郭介梅先生《法戒录》（国光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央振务会朱委员长与著者书二 函及尊著《法戒录》稿，上下二册，拜读一过。崇正辟邪，破迷入觉，慈悲济世，钦佩莫名！然恃在知己，妄易数字，签条书成，连同稿本挂号寄还，收到后，请将误处改好交排，排出，须请多人校对，敝处任校，其一也。 朱庆澜再拜七月二十二日 摘自郭介梅先生《法戒录》（国光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赠朱子桥将军 郭介梅 朱公印庆澜，前长东省，善政频颁。但有利益，无不兴崇。民二十年任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长，援溺各县同胞。近组东北难民救济会，拯危极其热心。 一 紫阳世泽浩无涯，长发其祥积善家。 菩萨心肠超上竺，英雄肝胆照中华。 锦衣累叶将军树，旌节交柯逸老花。 义粟仁浆流不尽，恒河万斛唱量沙。 二 不从浊世说功名，宦海何如慧海清。 灾域穷黎筹急振，义仓家法廓常平。 性禾善米宣三德，移粟分囷慰众生。 有脚阳春经过处，仁风翔洽惬舆情。 摘自郭介梅先生《省馀存稿》（国光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词条图册 尹昌衡 编辑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曾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名人。少年时因其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当地人又亲热地呼之“尹长子”。 为了巩固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诱骗了已经主动交出边防军和政权的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诛于皇城“明远楼”， 中文名尹昌衡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出生日期1884年逝世日期1953年职 业军人毕业院校四川武备学堂主要成就诱杀赵尔丰原 名尹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 号止园 目录 1 个人履历 2 人物故事 3 个人作品 4 文集价值 5 纪念馆 个人履历编辑 1902年（清光绪28年），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赴日本留学。 尹昌衡（左）和罗纶（右） 尹昌衡（左）和罗纶（右） [1] 1909年，毕业回国，任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小学堂教习。 1910年，返回四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陆军小学堂总办。 1911年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任军事部长。 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成都城内一片混乱。赵尔丰在军民恳求之下贴出告示维持了持续，原川督赵尔丰交出四川政权后，并没有在成都并进行复辟活动，也没有威胁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了巩固自己在新政府中的地位，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皇城内召开公审大会，将其斩首示众。 1912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同年7月，领兵西征，3个月平定康藏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后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处以9年徒刑。1916年袁世凯死后出狱，从此闲居。著有《止园文集》等。 尹昌衡 尹昌衡 人物故事编辑 尹昌衡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兼之才华出众，能诗善文，因而在四川军官中，颇受推崇。 少年英豪成都平乱 尹昌衡留学日本投军读书期间接受新兴的近代思潮，这使他早就意识到了清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尹昌衡从日本留学归国一年后从广西回到家乡四川，被任命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后来担任了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 武昌起义后，手上沾有“成都血案”血债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迫于1911年11月27日主动交权，四川宣布独立。但是赵尔丰还担着“川滇边务大臣”的名义，手里握有三千边防军。 1911年12月9日，赵尔丰在成都申民强烈要求下维持了治安，那天，成都北校场发生哗变，一时间成都大街小巷乱兵骚扰，烧杀抢掠，一片哀嚎。身为军事部长的尹昌衡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于是，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成都一举平定暴乱。那一年，尹昌衡27岁。 成都暴乱平定后，经张澜提名，川籍军官“公选”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的都督 尹昌衡与洋人合影 尹昌衡与洋人合影 尹昌衡思索几日后，单骑拜访赵尔丰，并施计假意与赵结盟，说服赵尔丰将三千巡防军名义上交军政府接管。赵尔丰并不在意这些巡防兵，也无心顾忌，随手提笔一封书写要求全部由政府军交管，12月22日凌晨，尹调集2000余人包围督署，诱骗赵尔丰，并迅即在皇城坝公审赵尔丰，尹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诛于皇城“明远楼”。 赵尔丰被杀后，引起居住在少城的旗人恐慌。为安定旗人并促使旗兵缴械，尹昌衡公开表示：“昌衡处世，一本大公，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今后尚望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以副都督家眷为质，争得了旗人的信任，顺利收缴了旗兵枪械，稳定了成都的局势。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 西征立功反被囚禁 1912年6月，英国侵略者策划了西藏叛乱，尹昌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督师西进平息乱军侵扰。尹昌衡军队挥师西去，历时一年有余，历尽艰辛，收复大部分地区。西征期间，尹昌衡严令部队尊重藏族群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扰民，得到藏族群众的支持。现在的太昭古城就是以尹昌衡的“号”命名。在林芝工布江达，还流传着很多西征军的故事。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在惊喜的同时也意识到，尹昌衡的势力要是再不加以遏制，便会深刻威胁到自己的利益。1913年底，袁世凯以议决川边诸事为由召尹昌衡至北京，同期而至的还有蔡锷。两人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尹昌衡更是险些被杀害。袁死后，黎元洪将尹特赦出狱。出狱之后，尹昌衡便一心归隐，脱离军界，淡泊闲居，潜心文学。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个人作品编辑 尹昌衡西征时出征的照片 尹昌衡西征时出征的照片 《止园文集》 《止园诗抄》 《经述评时》 《止园通书》 《西征记略》 《生民常识》 《止园寓言》 文集价值编辑 作为成都历史上的“传奇都督”，尹昌衡的事迹一直被传诵。擒杀赵尔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被袁世凯骗至北京处9年徒刑……尹昌衡半生戎马半生诗文，成为成都的重要传奇符号。 “现在的这几十本文集，相当珍贵。”成都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文集可说是弥补了成都近代的一段历史，对于研究成都近现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社会情况有重要价值，同时也给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而现在，尹昌衡的个人著作中，还有一些流散在民间，尹俊龙希望能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将这些资料收集到。 纪念馆编辑 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 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 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于2011年10月19日在四川成都彭州市升平镇隆重举行，同时还举行了《尹昌衡集》首发式暨尹氏家属赠书仪式。 据悉，旧的尹昌衡祖宅故居占地0.8亩。重建的新祖宅故居总占地面积36亩，主要包括尹昌衡纪念馆、共和文化广场、辛亥园林、纪念群雕，总投资约600余万元。今日的开馆仪式是“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标志着尹昌衡祖宅故居纪念馆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赵尔丰 编辑 赵尔丰（1845年－1911年），字季和，祖籍辽宁辽阳市，清朝大臣，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历任静乐、永济等县知县，并得到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之后，随之赴四川任职。 [1] 1905年，西藏巴塘叛乱，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得名“赵屠夫”。1906年，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历经数年战争，废除了明正、德格等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赵尔丰改任驻藏大臣，西藏噶厦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改革，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赵尔丰与钟颖入藏平乱，俘获噶伦，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建立郡县。赵尔丰对于百姓的生计颇为关心。乌拉即农奴，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费用等，为遭受沉重徭役的百姓减轻了负担。 [2-3] 1911年，民国蒲殿俊强行在成都阅兵，发生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在成都四处抢劫。由于赵尔丰威望卓著，百姓环跪吁请平息兵变。此次应民请愿一纸平定兵变，为赵尔丰留下祸端，1911年12月赵尔丰在被尹昌衡诱骗主动交出军权后于凌晨被抓捕处决。 [3-5] 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西康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尔丰改土归流必定昭然史册。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也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2] 中文名赵尔丰别 名赵季和国 籍清朝民 族汉族出生日期1845年逝世日期1911年12月22日职 业大臣主要成就在川滇边藏区实行改革，促进该地发展 入藏屡挫叛军，阻止英国北进 制定《乌拉章程》代表作品《赵尔丰川边奏牍》旗 籍汉军正蓝旗官 职驻藏大臣、四川总督谥 号襄平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 收复西藏 ▪ 保路运动 ▪ 辛亥被杀 2 改革措施 3 个人作品 4 人物评价 ▪ 总评 ▪ 历代评价 5 家族成员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 赵尔丰头像 赵尔丰头像 其父是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任职于广东。1884年任山西静乐知县，1888年调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 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 [1] 1905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赵尔丰被调任建昌道，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当时，由于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而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根据这一情况，清政府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 赵尔丰素来主张武力行事，在凤全被杀后，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并切断水源，也未能得手，为此大伤脑筋。后来，有位士兵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该寺才被攻破，然理塘土司却侥幸逃脱，最终隐匿西藏。 [6] 赵尔丰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开始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由于“改土归流”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所以赵尔丰在六年中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员。 [7-8] 收复西藏 赵尔丰半身照 赵尔丰半身照 1906年7月，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 赵尔丰考虑到川边与西藏关系的微妙，筹划了《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主张川边与西藏划清界限。其次，增设官署。赵尔丰考虑到清政府每年给边务开办费银一百万两，额度远不能满足公务需求，所以请求油捐与糖捐两项税务收入作为政府将来的常项收入，协济兵食。因内地兵勇对于西藏糌粑等食物不适应，故将大米青稞两种，分发各半，同时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 1908年2月，朝廷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 朝廷要求他与联豫会同察度藏情，并拨给赵尔丰白银60余万两，如果不够，由四川总督随时接济。由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西藏噶厦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于是派员前往察木多，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 1909年，赵尔丰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赵尔丰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于担心其举措过激，为避免事端，清政府没有允许，但赵尔丰入藏期间仍有大量寺庙被毁。 [7] 1910年，赵尔丰与钟颖军会师于查木多，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一线，然后又进入波密地区。赵、钟两军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说服他们建立郡县。这次行军，流传有很多传说。有史料记载道，“大军直入恩达，获噶伦登珠及随从四十余人”，当时赵尔丰在昌都，听说登珠将要到了，陈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马不下，神色自如”。赵尔丰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把自己当做囚徒。赵尔丰开玩笑地问他：“你为什么被捉住了啊？”登珠说：“两军对战，理应先约战期，鸣鼓对垒，以力相较，如此行劫，未足为武也。”赵尔丰听到此言，于是约好再战。但再次作战时，藏军皆不战溃散。登珠想要逃跑，但刚一上马，就被活捉了。之后赵尔丰又收复了三崖（今贡觉、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7] 保路运动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8月2日，赵尔丰到任。那时，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被赵尔丰下令开枪屠杀的成都市民尸体 被赵尔丰下令开枪屠杀的成都市民尸体 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早在6月份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之后运动遍及全省。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诱捕。消息传出，同志会组织民众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遭到卫兵的枪杀，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而起义，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8] [3] 辛亥被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 赵尔丰临刑 赵尔丰临刑 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6日，军队突然哗变，蒲、朱逃走，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当军队哗变时，应一些绅商的请求下，赵尔丰以总督的名义张帖布告以安定军心，因此，事后人们怀疑兵变是赵指使。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赵尔丰死前，骂不绝口。 [3] 改革措施编辑 赵尔丰虽然尚用武力，但对于百姓的生计颇为关心。“乌拉（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沉重的负担，1909年2月，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倘有违章苛敛百姓，勒令蛮民支差，不给脚价、口食，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决不宽贷。《乌拉章程》于1909年9月正式施行，共二十六条，从前所有乌拉规章一概撤销。主要改革内容为：牛驮运不得超过120斤，背夫不得超过66斤，过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马只准乘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雇佣的骑驮在乌拉途中倒毙者，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出，且五十岁以下。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带给百姓利益较多的一项措施，为遭受沉重乌拉支应的藏族百姓减轻了负担。 [7] 个人作品编辑 赵尔丰在四川所上的奏疏，被学者吴丰培整理为《赵尔丰川边奏牍》。 [9] 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后人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为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1928年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尔丰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政治上，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炒作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 [7] 历代评价 锡良：“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赵尔巽：“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锺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10] 章士钊：“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尚秉和：“尔丰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驰驱劳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余万，部拨经费尚余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域皆定。尔丰之治康，以傅嵩谋。狎其人，并知其山川扼要形胜。”“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着功若此者。” 贺觉非：“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 [11] 李思纯：“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 （指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7] 家族成员编辑 父：赵文颖 兄：赵尔震、赵尔巽 弟：赵尔萃 [10]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词条图片 词条图片(5)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勇哥读史 百家榜创作者，优质创作者 赵尔丰：辛亥革命中唯一被杀总督 曾经收复西藏创建奇功 在清廷已经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倒下的时候，换了一个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不会忠实地执行清廷这个命令。遗憾的是，赵尔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2018-05-3081阅读9262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父文颖，见忠义传。尔丰以盐大使改知县，选山西静乐，历永济。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擢河东监掣同知，护河东道，以忧去。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晋边，山西巡抚锡良檄总营务处严防密侦，以策退之。锡良迁河道总督，调委河工，累保道员，复从至热河。锡良督川，疏荐其才，权永宁道。时会匪为患，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馀人，民始安业。 2. 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 ．人民网．2010-06-04[引用日期2020-05-30] 3. 末路将军赵尔丰 ．腾讯网[引用日期2011-09-16] 4. 末路将军赵尔丰（3） ．腾讯．2011-09-26[引用日期2020-06-03] 5. 1911年，军政府处决前四川总督赵尔丰 ．凤凰网 6. 《清史稿》：三十一年，驻藏大臣凤全被害於巴塘，锡良以尔丰为建昌道，会提督马维骐往讨。维骐军先发，尔丰从之，遂克巴塘。尔丰接办善后，移兵讨乡城，匪退喇嘛寺，据碉死守。尔丰断水道，围攻，番众悉降。於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加尔丰侍郎，充川滇边务大臣。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陈改流设官、练兵、招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诸端，廷议准拨开边费银百万两。三十三年，锡良移任去，尔丰护四川总督。於是遥策边事，凡前所奏陈，皆以次举，察吏尤严，多所举劾，僚属肃然。川南边地多匪，移兴文县於建武，移永宁县於古蔺。时外人议轮运入川，尔丰令川商自办浅水轮以阻之，是为川江驶轮之始。 7. 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3-12-12] 8. 《清史稿》：会川乱起，尔丰还省，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全省骚动。廷寄饬拏祸首，捕蒲殿俊等拘之，其党围攻省城。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总督。武昌变作，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於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9.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08 10. 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六 ．国学网[引用日期2013-12-12] 赵尔巽 编辑 赵尔巽（1844年5月23日－1927年9月3日），字公镶，号次珊 [1] ，一说字次珊，号无补 [2] ，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市）人，一说山东莱州人 [2] ，祖籍山东蓬莱，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 [3] 赵尔巽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民部尚书、天京将军、江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 [4]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扰辛亥革命。 [5] 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不久辞职。民国三年（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 [6] 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时人尊其为“次帅”、“赵次帅”、“赵制军”。 [7]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卒，享年83岁。 [1] （概述图来源： [8-9] ） 本 名赵尔巽别 名赵次珊、次珊、赵制军 [2] 所处时代清末民初民族族群汉族（旗人）出生地奉天铁岭（一说山东莱州）出生日期1844年5月23日逝世日期1927年9月3日主要作品《刑案新编》《赵留守攻略》主要成就创办奉天讲武堂字 号一说字公镶，号次珊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 平步青云 ▪ 主政湖南 ▪ 督川时期 ▪ 反对共和 ▪ 退居二线 ▪ 潜心编史 2 主要影响 ▪ 治理奉天 ▪ 四川新政 ▪ 湖南改革 ▪ 编撰清史 3 历史评价 4 轶事典故 ▪ 隐居青岛 ▪ 水饺招降 ▪ 为儿提亲 5 主要作品 6 人际关系 ▪ 家世 ▪ 父母 ▪ 同辈 ▪ 后辈 7 人物争议 ▪ 籍贯 ▪ 名号 8 后世纪念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赵尔巽生于铁岭的一个官宦世家 [10] 。 同治六年（1867年），赵尔巽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赵尔巽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 [2] 之后历任国史馆协修官、湖北乡试副考官、福建道监察御史、镶白旗官学管学官、广东道监察御史等清要职位。 [11] 光绪十年（1884年）7月10日，卸任两江总督、再度入值军机处的左宗棠，上折举荐曾纪泽。左宗棠称赞纪泽博览经史，对西方各国情形了如指掌”，认为曾纪泽才华高于两广总督张之洞，希望朝廷能够提拔曾纪泽为两江或闽浙总督。 [12] 两天后，赵尔巽上折参劾左宗棠此举与体制不合。赵尔巽在参折中说，曾纪泽已为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属朝廷高官，而不应由左宗棠保举，以免将来有朋党的隐患。赵尔巽还要求朝廷对左宗棠提出批评，并撤销此前将曾纪泽“交军机处存记”的奖励。他还联合日讲起居注官盛昱（曾参劾恭亲王奕䜣，为慈禧撤换奕䜣等军机大臣、策动“甲申易枢”张本）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载沣“不宜参与政事”。 [12] 平步青云 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四年（1888年），历任贵州石阡府、贵阳府知府。 [13] 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尔巽升任贵东兵备道。 [13]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赵尔巽被提拔为安徽按察使。 [1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赵尔巽迁为陕西按察使，旋即改任甘肃新疆布政使。 [13]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赵尔巽丁忧起复后，出任山西布政使，七月，护理山西巡抚。 [1] 主政湖南 赵尔巽 赵尔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赵尔巽由山西巡抚调任湖南巡抚。到任后，他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的第一急务。当时清政府规定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因此岳麓书院计划被改为湖南大学堂，但旧派人物、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百般阻挠，此事搁浅。赵尔巽下令将已成立的高等学堂迁到书院内，迫使王先谦等人离开。赵尔巽的新政措施，受到常德学务帮办、新派人物熊希龄等人的大力支持。熊希龄响应巡抚衙门要求各道、府设一所师范学堂，以解决中小学堂师资匮乏问题，联合湘西士绅上呈一份在常德共同设立西路师范学堂的禀稿。赵尔巽阅后，批准照办。同年秋，西路师范学堂成立，熊希龄担任副办，实际主持校内外一切事务。他的办学才干，逐渐受到赵尔巽的赏识。 [14] 清朝末年，英、日等国矿商纷纷勾结地痞流氓收买矿契，掠夺湖南境内矿山。名叫卜洛克的英商携三十万银子跑到长沙，设立商号，贿赂当局，图谋采矿。为保卫矿权，熊希龄等人经深思熟虑，觉得“非购地不足以保矿”，于是向巡抚府呈文．要求设立矿务购地公司，将矿权集中于人民之手，并建议将原有阜湘、沅丰两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以抵制外商插手湘矿。赵尔巽欣然采纳这一建议，于同年6月成立矿务总公司，布告通商各埠：凡是在华的洋人来协商开矿事宜，都不能违反总公司的章程。有效保全了湘省矿权。这一办法被视为全国样板，先后有九个省参照湘矿公司章程办理矿务。 [14]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同年底，赵尔巽上奏朝廷，极力推荐熊希龄，恳请免除对熊的严加管束。当时清廷正需要笼络维新人士，又看在封疆大吏的面上，降旨照准。赵尔巽立即委任熊希龄为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放手让他办理一切学务。赵尔巽在湖南所办的多项新政，诸如废除书院、创办各级学堂、派遣留学生、裁撤绿营、编练新军等，均找熊希龄商量对策。熊希龄知恩图报，尽力出谋划策。次年5月，赵尔巽调离湖南，由端方继任巡抚一职。 [14] 督川时期 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尔巽署理户部尚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相当于后来的东三省总督地位。在任时着意整理财政，开始成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赵尔巽在任两年，使奉天省财政大有改观。 [15] 在督川时期，赵尔巽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一年时间财政裕平。对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 [16] 反对共和 宣统二年（1911年），赵尔巽转督东三省，时值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革命气氛热烈，奉天省革命党人正准备约定时间举义响应，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准备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 [17] 民国元年（1912年）2月，赵尔巽的心腹谋士、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代赵尔巽草拟的“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在外交上也是只承认清朝与各国所订的条约，其他“概不与闻”。随后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等人周密策划，对奉天乃至东三省全境的革命党人和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据当时的报告称“被赵尔巽、张作霖杀害的人数到达数几千以上，算上各地处在困境之中的不下万人，但赵尔巽仍然继续派兵围剿，军队所到的地方，人道灭绝。虽然赵尔巽赞成共和，但已经成为了军民公敌。” [17] 退居二线 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隐居青岛。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多方拉拢有名望的人士。曾邀请赵尔巽出山，赵尔巽以“不当贰臣”拒绝，还自比为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声称“青岛就是首阳山”。虽然答应国史馆长之聘，但赵尔巽以生病为由，迟迟不肯动身赴京。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为他弟弟赵尔丰“昭雪罪名”。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杀害民众，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后来赵尔丰被革命党人镇压。袁世凯知道赵尔巽的意图后，立即授意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上呈为赵尔丰议恤立传。然后，派人赴川调查赵尔丰事件，最后为其“昭雪罪名”。赵尔巽见条件已经满足，就赴京任职。他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又自诩为三国时的关羽“降汉不降曹”。赵尔巽的做法遭到许多清朝遗老的谴责。 [14] 潜心编史 醉心于帝制的袁世凯想延揽清朝遗老、隐逸之士，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而赵尔巽则想通过纂修清史，以示不忘先朝隆恩，二人一拍即合。 [14] 民国三年（1914年）3月，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聘请能员编撰《清史》，定赵尔巽为馆长，于式枚、刘廷琛二人为副馆长。赵尔巽到任后，立即在秦老胡同设置清史馆临时筹备处，着手组织筹建工作。他起初预算开办经费为一万元，每月常用经费一万二千元，实际需临时开办费二万元，每月经费二万二千元。当时清史、国史两馆同时筹建，预算也同时递交。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说，国史馆预算经费每月仅八千多元，比清史馆节省得多。赵尔巽对财政部将两馆相提并论，且为国史馆抱屈的说法大为恼火，上书袁世凯，呈请清史馆缓办。其时国史馆长王闿运因与馆员意见不合离京返湘，受其影响，赵尔巽也萌生退意。袁世凯闻讯，一面安抚赵尔巽，一面谕令财政部从速向清史馆如数拨款，筹建工作才继续进行。 [14] 时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民国六年（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14] 民国十六年（1927年），赵尔巽花费大量心血的《清史稿》终于付梓。同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次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14] 主要影响编辑 治理奉天 改革地方行政 赵尔巽任上首先裁撤盛京五部以及奉天府尹，设立财政总局、农工商总局以及巡警总局等新的行政机构，将所裁撤机构原管各项事务分归各局办理，并相应负责推行各项新政。根据地方发展需要设立新的治所，先后设立奉天府、法库门厅、辽中县等地方治所十几处，对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完备与加强地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奉天由军府统治向行省体制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改革人事制度，优化用人机制，提高对中下级官吏的选任标准，加强行政监督以提高地方各行政官员的整体素质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效率。并严厉整顿吏治，净化行政环境。其改革本为赵尔巽稳定奉天政局，推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其他方面改革与整顿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15] 整顿地方财政 财政整顿的主要任务在于剔除财政收支中的中饱私囊行径，筹措新政经费，力争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通过整顿税务，改革原有税捐稽征体制，以期涓滴归公，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此外赵尔巽还通过请求各省协款、捐纳展限等手段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渠道来筹措行政经费。并设立官办金融机构，整顿货币，抵制外币侵略，稳定金融秩序以及财政收支，为经济发展和各项行政提供保障。 [15] 振兴奉天经济 赵尔巽主要通过设立农工商总局负责奉天的经济改革，以政府力量推进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包括：设立实业学堂以及商品陈列所等专门机构推广普及实业知识；设立牧养公司、渔业公司以及轮船公司等实业团体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尤其注重垦务事宜，对官庄、旗地以及蒙荒等各项地亩进行招民垦殖，推动地方的开发；还利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以改善市政建设、稳定地方秩序等手段改善投资环境，为经济发展服务。 [15] 发展新式教育 赵尔巽首先与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吏联名废除科举取士，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道路。针对东北风气闭塞的状况，特别注意社会风气的开通，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与选拔，积极鼓励出洋留学，同时注重教育普及，推动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几年间，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对其他改革整顿的推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8] 稳定社会治安 赵尔巽在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尤其注重社会治安的稳定。其稳定治安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强化警政，提高对社会治安事件的防控能力。在省城设立巡警总局，专门负责警务事宜，使之责权明确。通过设立警务学堂、在省城设立备补队等手段，既提高了从警人员的专业素质，又可以充实警察队伍，增强预防与打击各种犯罪的力量。尤其重视对乡镇巡警的建设，强化马巡，加大打击胡匪力度，各村屯联结堡防，提高村民自卫能力；另一方面是打击胡匪，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调拨驻北洋淮军与本地防营、警队相结合，对力量不同、性质各异的各股土匪分别剿抚，为稳定奉天政局与开展各项改革整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15] 四川新政 赵尔巽在任四川总督期间，设立全省矿务总公司、成立成都商务总会、开展禁烟运动等。这些措施为四川近代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6] （一）设立全省矿务总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新任川督赵尔巽在设立矿务总公司奏折中称：“非将全省矿产合全省商民财力速筹开采，不足以浚自由之利，而巩久远之图”。公司成立后他上奏清廷：“除现在官办各矿及华洋商人禀准已开之矿外，凡川省末开矿产，概归总公司承办经理。”另外，“无论本省外省外埠绅商有愿开办四川之矿者，只准指定矿区，作为总公司之分公司，用人理财总公司并不干涉，但不得另有公司名目”。但规定总公司“不收洋股，以杜利权外溢”。四川全省矿务总公司，总管四川全省矿产地，将全省划分为五路：成绵道属为中路，建昌道属为上南路，水宁道属为下南路，川东道属为东路，川北道属为北路。各路派总理、协理各1人。其职责主要有：勘查标记，集股自办，收买矿地，聘用矿师查勘全省矿产，开设矿务学堂，造就开矿炼矿之才，总公司仿照东西各国兴业银行办法，设矿业银行。进一步开发和保护川省矿产，扩大了利源。 [16] （二）成立成都商务总会。在推行新政、发展工商业的浪潮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赵尔巽指令成立成都商务总会，并委任官员充当总理，把分散的69个帮会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专业性的帮分会，办理工商注册事宜和公断商务纠纷。成都商务总会设商事公断处，其理案成绩“昭昭在人耳目”，即使清政府开设地方审判厅后，商人遇有聚讼，“仍愿受公断处判断，不愿赴审判厅诉讼”，认为审判厅中充任“法官”者，并不“通晓商事”，唯恐“因误会而误判”。后来，成都商会在商事公断处基础上，还设立商事裁判所，宣布专以和平处理商事之理辐，以保商规、息商累为宗旨，使工商户免受官府之讼累。1910年初，成都商务总局因商业需才，筹办各级商业学堂一时又难以成立，便决定先采用速成教授之法，设立商业传习所。报名者多达600余人，收录200余人，于春季开学后，尚有人由远道赶来，纷纷请求补考。但由于校舍狭小无法扩大招生，于是仿照日本商科校外生办法，发行商学讲义，在商业讲习所设讲义部，由各教员担任编纂。凡领购讲义者作为校外生，凡考试及格者给予毕业证书。 [16] （三）开展禁烟运动。四川是国内产烟大省，每年都向全国输出大量烟土，如果不塞住这个“源”，其他省就无法禁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禁烟，表示要以十年为限，革除洋土药之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就下令缩短禁烟期限，两年做到禁绝。但赵尔巽不是简单地禁止，而是采了“劝”、“惩”、“抚”、“补”相结合的办法。“劝”即规劝。赵尔巽发出告示，通令禁烟，还派人开导，令乡民明白罂粟之害。“惩”即对违纵容种烟之绅民，包括地方官吏均严惩不贷。“抚”指对因禁烟而失去生计之贫民给予一定的资财以助其生计。“补”则指在铲烟地亩补种其他作物。到宣统元年（1909年）秋天，四川省最大程度地清除罂粟的目的基本达到。40多个中心市场上报，罂粟种植已经停止。 [16] 湖南改革 整顿吏治 赵尔巽认为“整顿吏治刻不容缓”。赵尔巽的基层行政经验相当丰富，对于虚应式的吏治整顿颇有了解，故而亲自制定了《整顿吏治文》，规定二十四条整顿吏治的详细章程。 [19] 赵尔巽下令负责考核的司道“严格规定功过，杜绝欺瞒行为” [19] ，他还提出“考察官员以亲民为主，以处理诉讼、约束下属为先。” [19] [3] 首先，赵尔巽强化官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改善基层治理。针对控制实权的门丁，赵尔巽下令禁止其“介入公文、接触乡绅。”并“撤去纵容、倚靠门丁的官吏”。 [19] 赵尔巽主张“移用供门丁的费用”，聘请正式的“委员”。同时赵尔巽“精简”差役规模，“惩戒欺官压票、肆意滋事者，瞒报、制造冤假错案者”。 [19] 赵尔巽还警惕撰写诉状的“代书”和“讼棍”，因而主张限制他们“敲诈富人、欺压百姓、内勾结门丁、外串通差役” [19] 的活动。约束非正式人员的权力，同时延伸官权力，打破政府与基层的隔阂是必要的。 [3] 其二，赵尔巽认为州县官惰于政务是吏治恶化的重要原因，因而督促官员勤政，提高行政效能。赵尔巽主张州县官“每天准时升坐大堂一次”，“官府大门敞开，如果查出怠政懒政，即刻撤任”。 [19] 赵尔巽督促官员勤下乡，消除隔膜，规定“申报下乡的次数、日数，以便查有对证”。赵尔巽很重视借鉴以往的行政经验，因此督促官员“看旧卷”。 [19] 由于清代科举忽视行政专业知识，使得非正式人员得以上下其手。因此，赵尔巽督促官员“看律例”，“消除他人干政的隐患”。 [19] 清代监狱分“监”“卡”，“监”在官权力控制之内。“卡”则是临时羁押场所，往往丁差会肆意虐待犯人。因此赵尔巽督促官员亲自检查“监”“卡”，体恤囚犯，同时要严格防范丁差虐待囚犯。 [3] [20] 其三，赵尔巽主张州县官员应当尽可能多地承担对地方社会的保护职能，以图达到强化控制的目的。如“设立工艺厂”，“提供游民就业机会”；鼓励民绅办理“因利局”（贷款金融机构），帮助穷困百姓，以防其沦为盗匪；“举办保甲巡警团防”， [19] 兼具控制与保护；赵尔巽认为应当“推举地方乡绅督办育婴事宜”，发扬官绅结合的慈善事业；赵尔巽还很重视农业种植业，鼓励游民开垦，因此督促乡绅成立种植局，发展种植业。“由种植局负责采购适合本地土壤、气候的良种，并参照西方农学书籍，选用择容易学习的内容教化农民。” [19] 赵尔巽不仅制定了较为细化的吏治整顿章程，而且还相当注重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设计了相当具体的制度化吏治考核标准。 [21] 赵尔巽认为登记只是空谈，应当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譬如，他将官员功过与经济利益挂钩，制定具体的文武官员记过罚银章程，“降级降职允许用金银报销，记过处分有对应罚款数额。” [3] [3] 此外，赵尔巽对于官员之培养尤为重视。他认为“官吏政绩考核联系着民生休戚”， [3] “官吏的学习更是政绩的前提”。他整顿湖南的仕学馆，选拔官员入馆学习。在官员考察上，赵尔巽较为重视社会舆论和真实的民意评价，“必须考量官员评价的来源，如果乡绅和民众都称好，那么足以信服，单就乡绅称赞不足为信。” [3] 教育改革 废除书院制度，是发展新式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上任伊始，赵尔巽立即课试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学生，并以此为契机，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城南书院改为师范馆，求忠书院改为忠裔学堂，对学生课以实学，从而揭开了湖南大规模教育改革的序幕。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书院制度、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湖南新式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22] 其一，师范教育蓬勃发展，为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师资。开办第一家师范学堂———湖南师范馆，为各地中小学培养师资。但该校所在的黄泥街地窄，发展大受限制。不久，赵尔巽将学校迁往城南书院旧址（今湖南第一师范），延聘留日师范毕业生和受过新式教育者担任教员，扩大招生规模。赵尔巽决定分路分界办理西、中、南三路师范学堂。在赵尔巽支持下，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由师范馆改）和西路师范学堂次第开办，南路师范学堂动工兴建。后来，还开办了蒙学传习所（后来改为师范传习所），为蒙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明德学堂等学堂亦附设师范馆，为各地培养师资。湖南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2] 其二，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开办，新式教育获得长足发展。为了发展新式教育，赵尔巽向全省各地发出裁撤书院、改建学堂的通令，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同时，赵尔巽还大力鼓励和扶持民间办学，民立学堂有很大的增加，湖南全省各地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开办起来。 [22] 赵尔巽半身照 赵尔巽半身照 赵尔巽非常注重普及教育，发展初级教育，建立并完善从蒙学、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教育体制，见解独到。为解决贫苦家庭幼童无力读书的问题，他首先在省城举办半日学堂，进行贫民启蒙教育。同时，他非常重视发展实业教育。他接受自日归国的梁焕奎的建议，创立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专门培养路矿人才。他在湖南工艺学堂的基础上，增设农务一科；还鼓励各地创办树艺公学，培养人才，以改良农业生产。湖南近代实业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地方士绅发起创办同文学校，教授英文、日文时，他亦大加赞赏。 [22] 其三，女子教育迅猛发展。龙绂瑞、俞蕃同呈请赵尔巽立案开办女学堂。赵尔巽对此大加赞赏。学堂开办后，赵尔巽还特意发布了保护第一女学堂的告示。留学日本的湖南学生郑家佩称湖南女学“基础既固，徐图扩充，为三湘女界种此福田”，对湖南女学的未来寄于厚望。 [22] 其四，留学教育继续向前发展。赵尔巽认为：开风气，兴实学，莫要于求学外洋。为此，他四处筹集资金，选派留学生赴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学习师范、陆军及各种工艺，同时，也鼓励学有根基者自费留学。尽管经费相当困难，赵尔巽坚持选派公费生赴日本习师范、警察、政治、法律；为“讲求矿学以保利权而储才能”，他还选送学生赴比利时学习矿业。同时，还先后选送三批十余人自费赴日本学习师范、工艺、法政等。他还鼓励各地选送学生出洋留学。在赵尔巽的带动下，宁乡、芷江、黔阳、宝庆府等地官费资送学生赴日习工艺、矿学等。 [22] 编撰清史 民国三年（1914年）3月9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馆址即设于北平东华门内，延聘赵尔巽为馆长。赵尔巽起初不愿就任，袁世凯劝以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赵尔巽乃出任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时，已是古稀之龄。他一直主持编纂《清史》，网罗了一大批学者。依历代正史体例，分纪、传、表、志四类编撰，各类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志”中的邦交、交通，“表”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传”中的畴人、藩部等。民国十六年（1927年），赵尔巽因病去世，由柯劭忞总纂完成初稿，以《清史稿》命名出版，全书五百二十九卷，为历代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14] 历史评价编辑 民国报刊：辛亥革命时期，赵尔巽对下“安益求安” [23] ；对上“拥戴君王” [23] 。时人称其“世界伟人” [23] ， “素抱忠悃” [23] ，“天下所共钦共仰者”。 客居奉天的美国传教士：赵尔巽是一位明敏机智的伟人。 [17] [24] 龙建章：赵尔巽不畏强御、勇于任事，是将军之勇洁己奉公、篮篡必伤，是将军之廉赏罚严明、不阿所好，是将军之义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是将军之直谦恭下士、罗致英雄，是将军之德临下宽简、先司赦过，是将军之仁。 [25] 袁世凯：我公在奉年余，从容整理。于吏治、营务、外交、财政诸端，百废具举，顿易旧观。闲识毅力，在疆吏中独为其难。 [26] 《盛京时报》：次帅（赵尔巽）以为不拔其本，则未必不疲，不塞其源，则流终不止。抗疏闻于天子，力裁五部，裁奉天府尹府丞。去陋规，杜中饱，一一为留都计深远，而二百余年之积弊，摔而去之若土苴。以视昔之谋削宗藩，而变庄肘腋。其操纵为何如矣。且人情见不越眉睫。患至祸生。犹曰徐徐图之。烛先事而防未然，千百中不一二也。而次帅下车之始，即筹利病所最钜。不一年而诸所建兴，朗朗如基布，然皆无足为帅轻重。惟裁官一事，布算定而成功速。不动声色，而已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所谓及臻厥成雁如者，次帅真其人矣。 [27] 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司督阁）：①赵尔巽是意志坚强、态度谦和、做事稳妥、有政治眼光的人。②赵尔巽是一位“愿意抛弃个人观点和情感去努力维护和平、保护人民利益的人”。③赵尔巽的人生格言可以用“进步、效率、节约”来概括。他免去了那些只食傣禄而无所事事人的职务，把一些有事业心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围，委以重任。他把自己的开支降到最低点，生活朴素，轻装简从，从不矫饰张扬。④日俄战争唤起了中国政府对于满洲重要性的认识。朝廷第一次任命了一位有杰出能力的盛京将军。他只是一个汉军旗人，叫赵尔巽。他是一位难得的干才和优秀的理财家，年纪有些大了，又没有留过洋，不懂外语，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更不同情革命党推翻朝廷的活动。尽管如此，他确是一个现代派，不是顽固派。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治理满洲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因此，尽其全力投身于最为紧迫的各项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采取一种平静的，渐进的方式，没有干扰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在其不到两年的任职期间，满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⑤他极力抑制贿赂，鼓励正直和尽职。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他经常微服私访，用这种办法，来检查司法和其他公共机构官员尽职与否。他的所作所为有利于提高社会的道德风气，影响相当深远。 [28] 《台湾日日新报》：在革新派中，近时之知名者，为奉天将军赵尔巽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也。赵为奉天将军，而驰名于内外。唐亦以外交事务。得显其名。之二人者，性格相近，颇称敏健，精于事务，然似不明于大局。 [29] 轶事典故编辑 隐居青岛 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去青岛隐居。赵尔巽来青岛后住在宁阳路。当时青岛人因其巷中住有清朝遗臣，遂名“清官巷”。不久，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纷纷跑到青岛居住，于是众人又呼为“赃官巷”。赵尔巽用大量资金在青岛购置大片房产，他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等建了一大批房子出租或出卖，是当时青岛首屈一指的大富翁。 [14] 赵尔巽一直担任巡抚、总督之类的高官，宦囊充实，初来乍到便住进德国人兴建的斯脱兰大饭店。会前旅馆租金很贵，可每年夏天都人满为患，让赵尔巽很不舒服。搬入新居后，赵尔巽与陆润庠、劳乃宣等旧官僚组成“十老会”，常常怀念过去当官的日子。隆裕太后驾崩时，遗老们在胶州海关举行公祭，赵尔巽因悲伤过度，又加上遭遇风寒，竟卧病不起。 [10] 水饺招降 奉天都督赵尔巽上将壹圆型褒功银章币 奉天都督赵尔巽上将壹圆型褒功银章币 宣统三年（1911年）6月，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当时东北地区匪患严重，其中张作霖势力最为雄厚，赵尔巽决心收剿张作霖，并借机整治地方治安。张作霖经常打劫粮车饷银，杀伤官兵，赵尔巽命麾下统领朱庆澜捉拿张作霖，张作霖凭借弹无虚发的神奇枪法，特意命中朱庆澜的顶戴花翎，赵尔巽觉得张作霖有胆有识，只能智取，于是设法招降。最终在黑山谈妥条件，张作霖率众归降。但心存疑虑的张作霖假装肚子疼不肯进城归降，对赵尔巽派来的差官说：“我有止痛秘方，就是吃50个鸡舌头馅的水饺就能好。”赵尔巽听闻，抚掌大笑，遂急命手下人立刻照办。直到天亮，才把50个鸡舌头馅的水饺端到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见状主动要求戴上手铐、脚镣，到赵尔巽面前请罪，表示臣服。赵尔巽也亲自走下台阶，扶起张作霖。 [30] 由于赵尔巽与张作霖这种特殊关系，后来《清史稿》缺乏经费时，张大帅提供了巨额捐款。赵尔巽死后，张作霖根据赵尔巽生前建议，续聘柯劭忞兼代清史馆馆长，委派袁金铠督率刊印、管理经费。 为儿提亲 为了在动荡中稳定东三省局势，免受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赞成共和的影响，赵尔巽与袁金铠等人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赵尔巽任命张作霖掌管“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除了赵尔巽，张作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后张作霖成为东北王，遂拜赵尔巽为义父。”张作霖对赵尔巽还心存敬畏之情，用张学良的话说就是：“我父亲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就赵尔巽能说他。” [30] 赵尔巽70岁时，他的三夫人生下一子。赵尔巽喜从天降，便给儿子取名赵天赐（字世辉）。赵尔巽为独子向张作霖提亲，但由于辈分原因张作霖拒绝了赵尔巽。张作霖觉得自己的女儿张怀瞳和赵尔巽的儿子之间辈分不对，张怀瞳管赵尔巽叫爷爷，张怀瞳就应该叫赵天赐叔叔，所以张作霖拒绝了赵尔巽的提亲，但心中却一直怀有内疚之感。后来张学良当家，他想着弥补两位已故老者的遗憾。张学良安排赵世辉与张怀瞳见面，两人见面后不久就结婚了。 [30] 主要作品编辑 赵尔巽于民事诉讼与吏治颇有研究，后著有《刑案新编》《赵留守攻略》，均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中。民国初年，他还致力于编修《清史稿》。 [25] 人际关系编辑 家世 高祖赵洵，嘉庆元年（1796年）任乾州知州。 [31] 曾祖父赵寅宾（1762—1824），乾隆六十年（1795年）任泰安营参军，在泰安履职长达11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升直隶山永协副将。 [7] 祖父赵达纶（1789—1857），字莲洲，号经圃。 [15] 道光元年（1821年）恩科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中进士， [15] 后任延安府安边厅同知。 [32]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山东莱州知府。封中宪大夫，晋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15] [33] 父母 父亲赵文颖（1814—1854），字鲁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山东蒙阴、阳信、商河、阳谷县知县。太平军过阳谷时殉节。 [34] 入祀商河县名宦祠、济南昭忠祠。 [1] 母亲李氏， [34] 生四子，赵尔巽排行第二。 [31] 同辈 兄赵尔震（1842—1899），字公威，号铁珊，行一。 [31] [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 [31] 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工部侍郎、直隶州知州。历硝磺库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宝泉局监督等职 [31] [1] [34] 赵尔巽（前左三）与赵尔丰（前左二）合影 赵尔巽（前左三）与赵尔丰（前左二）合影 弟赵尔丰（1846-1911），字公保，号季和。 [3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先后执掌永宁道、建昌道，出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调任四川总督。后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1] [34] 幼弟赵尔萃（1851-1917），字公庆，号小鲁。 [34]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先后任夏津县知县、直隶州知州、直隶工艺局兼矿务局会办。 [34] 后辈 张怀瞳与赵世辉合影 张怀瞳与赵世辉合影 赵尔巽只有一子，名赵天赐（字世辉），是其三夫人所生。赵天赐后来娶了张作霖的三女张怀瞳，“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居美国。 [1] 人物争议编辑 籍贯 总论 赵氏家族为汉军，官方文书记载均言其旗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赵尔巽兄弟及其父亲、祖父等人的履历折中所记均为“正蓝旗汉军”。正因为如此，加之赵氏家族曾寄籍泰安以及先茔所在地等因素的导向作用，关于其籍贯所在问题，众说纷纭，出现了山东莱州说、山东泰安说、奉天铁岭说、山东蓬莱说、奉天辽阳说等几种观点，尤以前三者较为常见。 [2] 莱州说 此说主要依据为赵尔巽的祖父赵达纶、父亲赵文颖以及两位叔父均葬于莱州。奭良在《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中谈及赵达纶“子成进士，就养山东而终老焉，葬于莱州。” [5] 此前，其子赵文颖为抵抗太平军而殉城，“葬于山东莱州府掖县南关南头迤东忠园”。赵家后人亦多有提及：赵尔巽嗣子赵世基函中曾明确说过“曾祖、祖父皆在掖邑（今山东莱州旧称）”。赵尔震嗣子赵世泽在致其叔父赵尔巽的信中也有“曾祖、祖父俱在莱州”之言。而赵尔巽的两位叔父赵文熙、赵文骥，也长眠于该处。可见，因其先人茔地所在，赵氏家族与莱州的关系的确极为密切。但由此而断定赵尔巽祖籍山东莱州，难免有失慎重。 [2] 泰安说 持此说者依据有二：其一，赵氏家族在泰安有规模较大的家族茔地存在。赵尔巽档案中收录有赵氏族人与赵尔巽商讨修葺泰安先茔问题的函件。此外，母亲李氏、兄长赵尔震以及赵尔巽本人，均葬于泰安。赵尔巽去世后，其灵柩亦发送山东。当时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多言运回“泰安原籍”、“泰安故土”。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28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题为“赵尔巽灵柩运回泰安原籍”的新闻。 [35] 10月3日的《顺天时报》报道称：“京奉、津浦两铁路局奉大元帅（张作霖）命，以清史馆长赵尔巽灵柩直运泰安原籍。” [36] 10月6日，《北京日报》继续报道此事：“赵次老逝世后，定昨日运柩返鲁原籍祖莹安葬。” [37] 其二，赵家与泰安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担任山东泰安营参将11年的赵寅宾。从此以后，赵氏家族寄籍泰安。综合以上因素，而有赵尔巽祖籍泰安之论。 [2] 但是，赵尔巽本人对此并不认同。在交卸盛京将军之前，赵尔巽曾专折请假赴山东修墓。其奏折原稿称“窃寄居山东泰安县地方数世”，后修改为“窃寄居山东已历数世，祖、父邱陇均在彼乡”。 [1] 这一奏折，明确否定了祖籍泰安的说法。 [2] 奉天铁岭说 此说法流传极广，主要来源于时人的记述：奭良在《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中明确地说赵尔巽“本贯铁岭，隶汉军正蓝旗”。 [5] 近代藏书家叶景葵在谈及《傲徕山房所藏五朝墨迹》时，介绍赵尔萃为“铁岭人”。 [38] 赵尔巽幕僚吴廷燮，多次提及赵尔巽为铁岭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西林（岑春煊）赴广东调任，铁岭赵次珊尚书师护巡抚。” [39] “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九岁。铁岭（赵尔巽）擢湘抚，泾县（吴廷斌）护晋抚。” [39] “光绪三十年，铁岭内召。七月，政务处电调燮入京留政务处，署帮总办，馆铁岭宅。” [39] 上述三人皆为赵尔巽极为倚重的幕僚，他们的叙述当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2] 名号 关于赵尔巽的名号，同样有多种记载。最常见的有两种：其一，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如赵尔巽去世后，跟随赵尔巽多年的表亲奭良，在其所作的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述：“公讳尔巽，字次珊，号无补。” [5] 费行简的《现代名人小传》中附载有《赵尔巽传》：赵尔巽，“字次珊，汉军旗人”。 [4] 清末科榜眼朱汝珍在《词林辑略》中亦有同样的记载：“赵尔巽，字次珊，正蓝旗汉军人。” [6] 《盛京时报》在报道赵尔巽去世消息时也提及“赵尔巽，字次山，前清汉军正蓝旗人”。 [9] 其二，“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如《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40] 、《中国近代史词典》 [8] 、《辛亥革命辞典》等很多工具书均持此说。一些相关的记述也多持同样观点。见诸《赵氏族谱》的记载则是“赵尔巽字公让，号次珊，别号无补”。 [31] 《赵氏族谱》本为赵尔巽于四川总督任内纂修，在成书过程中已经过核对、修改。并且，刊刻成册之后，尚见改动、补充之处。 [2] 后世纪念编辑 赵尔巽公馆旧址 赵尔巽公馆旧址(2张) 赵尔巽公馆建于1905年，又称赵尔巽府邸，赵尔巽别墅或赵尔巽故居，坐落在今沈阳市大东区万泉街1号，万泉公园的西南角。 [41] 占地1000平方米，砖木结构，有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5间。青砖、绿窗、红门。据史料记载，赵尔巽公馆的主体结构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四合院，由前门楼、正房、厢房和后花园组成。 [41] 2004年，因年久失修，门窗房瓦破损严重。大东区政府投资160万元，对赵公馆进行历时半年多的修缮，现主体建筑已修缮完好。 [42]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词条图片 词条图片(5) 概述图册 概述图册(2) 赵尔巽公馆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