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藩侯(1882—1950年)名恒芳，寿县保义集人。

常藩侯(1882—1950年)名恒芳，寿县保义集人。幼年读书，18岁中秀才。时值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之际，他目睹清廷腐败，国事日非，乃阅读卢骚的《民约论》和上海的《苏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刊。同时，看到上海的黄克强、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的革命活动，便毅然投笔从戎，立志以身许国。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赴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加入“同学会”，进行反清活动。次年入安徽公学，和陈仲甫、柏文蔚等重新组织“岳王会”，鼓吹革命，反清排满。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任安庆尚志学堂训育主任，组织“维持会”。次年，入安庆炮兵训练所当学员，加入同盟会。和乡人袁子金等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筹划活动。又与南京的孙毓筠、方植之，湖南的胡英，上海的陈英士等密秘联络，准备起义。后因事泄，胡英被捕，毓筠下狱，起义未成。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参与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失败后，逃至怀远。继与熊成基回到寿县保义集，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因形势不利与熊同去日本留学。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炮响，他从日本回国参与南京起义。次岁，南京政府成立，被选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回安庆，任国民党安徽支部长、国会议员。2月，宋教仁被刺，袁氏叛国，解散议会。5月，袁世凯下令：“除暴安良”，将恒芳等八大议员统统逮捕。5年黎元洪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回国，电请释放政治犯，他被释出狱。6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护法大元帅，他被邀出席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10年，他由上海回到安庆，参加反对张勋的定武军和倪嗣冲的安武军的斗争。斯时，参加省会议，反对盐斤加价，拒绝和抵制安徽督军张文生和省长许世英对省议会的拉拢收买，极力支持并参加学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增加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设立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次年，省在芜湖召开财政审查会议。省内各团体、旅京、沪诸同乡均推选代表参加会议，他被推为代表，由沪赴芜参加会议。与会代表一致主张裁军废督，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废掉督军张文生的“议书”。是年，段祺瑞倒台，黎元洪复任，南北一统。国会恢复，他赴京反对曹锟贿选。13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立了各级党部筹备委员会。安徽党部由他和朱蕴山、光明甫、高语罕等7人负责筹备。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安徽省临时党部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15年北伐战争时期，他被委任为安徽宣慰使，与柏文蔚、袁家声等商议合组军队，以淮上军、陈雷部为主，扩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柏文蔚为军长。 次年，蒋介石在安庆制造反革命“三·二三”事件，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他率三十三军各级政工人员通电反蒋。不久，蒋、汪合流叛变，国共分裂，三十三军顷被瓦解。他受到通缉，潜往上海隐居，并和被通缉而去上海的同志，继续进行反蒋活动达十年之久。 26年，芦沟桥事变后，他由上海回皖，任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极力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为《大别山日报》、《平原》杂志等撰写文章，宣传国共合作，抗日人人有责。经常发表演说：“参加共产党合法，言讲马列主义无罪”等。常常抨击一些不顾民族存亡的贪官污吏。 抗战后期，蒋介石阴谋消灭革命武装，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动委会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纷纷撤离立煌。少数未公开身分而留下来的共产党员，他设法保护，如许志雨、朱某等因得其救而脱险。他常率慰问团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途经寿县迎河集时，解救了一名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青年。他还支持其侄常持青(曾任国民党寿县县长)利用职权与共产党人联系，在工作中给予掩护和资助。因此朱怀民(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寿县解放时任县委书记)等经常化装住在他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监察委员，兼任安徽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支持其长孙常传绰(解放后寿县副县长)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并在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策反活动。 晚年积劳成疾。建国后居故乡。党和人民政府每月拨给他大米400市斤。1950年春，因脑溢血突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