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诗词中的安庆著名辛亥人物剪影 余 翔 2017年11月28日09:53 今年是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朱蕴山先生诞生130周年。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朱蕴山纪事诗词选》为我们留下的上千首诗作,以工稳深厚的笔力,纪录了他几十年的革命征程,当事人记当时事的写作方式使得朱蕴山的诗词能够从侧面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安庆辛亥革命的史实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朱蕴山(1887-1981),又名朱汶山,安徽六安人,是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06至1927年间,朱蕴山一直活跃在安庆,亲历了安庆辛亥革命的风雨历程。安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在其中居功至伟的仁人义士在他的诗作中几乎都有记载,如徐锡麟、宋玉琳、韩衍、高语罕等,这几个人在朱蕴山的革命生涯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朱蕴山以诗为史,寓史于诗,用文字纪录了他们的风采。 徐锡麟引导朱蕴山走上革命道路 1906年,19岁的朱蕴山考入了安徽巡警学堂。巡警学堂原是清廷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自1905年徐锡麟担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之后,巡警学堂成为一个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徐锡麟很赏识这个思想激进的学生,将朱蕴山、杨允中(杨允中光复后参加反袁安庆起义时被军阀倪嗣冲杀害)等人分到兵生班,并将该班所有学员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朱蕴山则对徐锡麟誓死反清的爱国热情非常敬仰。 1907年7月,徐锡麟率众举事,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当场击中安徽巡抚恩铭。随后,朱蕴山等人紧随徐锡麟进占安庆军械所,终因弹尽势孤,与围攻军械所的清军激战四五小时之后,朱蕴山同徐锡麟一起被捕。次日,徐锡麟英勇就义,朱蕴山等4位参与刺杀行动的学生也被押赴刑场陪斩。9月,朱蕴山获释并被驱逐回乡。徐锡麟矢志不移、慷慨赴死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朱蕴山,在1911年写就的《过百花亭追忆徐伯荪师》中朱蕴山称颂恩师如化碧的苌弘:“苌弘一去两千载,碧血常留天地间。公舍私恩殉公义,杀身应比古贤坚。”而“公舍私恩殉公义,杀身应比古贤坚”的用典我们可以在从诗前的题记中找到答案:“徐伯荪即徐锡麟。恩铭死,冯煦继任皖巡抚,亲问徐曰:‘恩铭待汝厚,倚之如手足。何以杀之?’徐对曰:‘恩抚待我私恩也,我杀之公义也。’徐刺恩铭事件发生后,清廷大为震动,冯内心亦为感动。徐就义后,其衣冠及刺恩铭一支手枪,均封藏于西城外大观亭东边厢房内。冯亲自写的‘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感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的对联,挂在元末的忠臣余阙祠上,表白他无法帮忙,请原谅他的愚忠。安徽革命激进派的首领韩蓍伯当时有诗纪之曰:‘碧血藏来土未干,百年城廓有余寒。此身化作干将去,心似洪炉在人间。’”8年后,当辛亥革命果实为卖国贼袁世凯所窃取的时候,朱蕴山邀好友夜饮大观亭(存放徐锡麟烈士衣冠处),又赋诗二首悼念先烈:“山河隐隐起悲茄,小集江亭日已斜。新月满林风景异,同来煮酒祭黄花。”“当年血溅皖公城,江上衣冠扪有声。薪尽火传人去远,夜潮犹作不平鸣。”《夜饮大观亭二绝》诗后作者自注:“徐锡麟尸棺,原来浅埋于安庆百花亭旁。辛亥光复后,灵柩回浙,葬于西湖岳王墓附近。韩蓍伯送诗曰:‘山灵夜叫水哀啼,脚踏枞阳望浙西。风雨靡天好归去,一杯高与岳王齐。’” 宋玉琳和韩衍介绍朱蕴山加入同盟会 宋玉琳(1879-1911),一名豫琳,字建侯,怀远县城关人,1907年春,宋玉琳就学于安徽巡警学堂成为朱蕴山的同班同学,并在徐锡麟就义时与朱蕴山一起押赴刑场陪斩。1908年即朱蕴山被押回老家后的第二年,他返回安庆加入了同盟会,并协助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1908年11月19日,熊成基在安庆领导新军马炮营起义,朱蕴山参加了这次起义,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又一次经受锻炼和考验。而宋玉琳与范传甲是这次起义的实际策划者。宋当时充任某标(团)书记(文书),范是一炮营正目(班长)。起义失败后,范刺杀清军协统余大鸿未成被捕,玉琳未被株连,临赴刑场时,宋玉琳痛哭失声,范怒目制止,众人以为他俩是兄弟。1910年秋,玉琳再至安庆,为隐蔽身份“谋有所举”,与朱蕴山、杨允中相约考入安徽巡警学堂速战科,结交新的朋友们,联络有志青年。 1911年2月,应赵声之召,宋玉琳等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至广州,参与谋划起义。临行前,朱蕴山和韩洐、高雨寒煮酒送行,并写五言诗一首相赠:“慷慨数恩仇,苍茫万里舟。此行各努力,相约白门秋。”(《送宋玉琳赴粤》),寥寥20字却记录两人4年的经历与友谊、别离的惆怅,以及对未来和重逢的期望。谁知这次却是永诀。在1911年4月27日广州举行起义时,宋玉琳与数人加入黄兴部,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却因弹尽力竭而被捕。讯供时,他陈述了黄兴主张立即进取的三大理由,言词慷慨激昂,问官及观审者无不动容。面对生死,宋玉琳大义凛然:“安庆之役,吾应死而未死,将有以报吾死友;今日者可以死矣。”英勇就义时,宋玉琳年仅32岁。长眠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烈士中皖籍有三位,他们是宋玉琳、石德宽、程良。这三位烈士都曾在安庆学习、战斗过,在安庆这座革命熔炉中炼制成钢。为纪念三位辛亥英烈,1929年民国安徽政府将省城安庆西门外的三条路分别命名为玉琳路、德宽路和程良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庆人民又在三条路旁安放了三位烈士塑像。 “往事如烟说皖潮,良时怀古感潇潇。绿云楼下同安岭,赢得英名亦自豪。”“同盟地下早分歧,五十年前创痛时。大是大非今已白,愿将余力注韩诗。”这是辛亥革命爆发50周年时朱蕴山为纪念韩衍所写的两首诗。韩衍和朱蕴山是《安徽通俗公报》的同事。韩衍(?~1912)原名重,字蓍伯,别号孤云。韩衍在安徽辛亥革命的文化宣传、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于1908年10月创办的《安徽通俗公报》是辛亥革命前颇有影响的一家报纸,武昌起义爆发后,韩衍是安徽光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安庆独立后出现了浔军乱皖、吴旸谷被杀的无政府状态,韩衍联络李德膏、史推恩等组织起“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同时创办《安徽船》等作为革命喉舌,组建青年军维持地方治安。朱蕴山担任“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负责训练骨干,扩大青年军,计划补充北伐军兵源。不想韩衍却于1912年4月突遭歹徒狙击而死,且死后功绩湮没、忠烈不彰、昭名无闻!其原因何在,朱蕴山的诗作记录了这件公案。 《闻韩蓍伯被刺(1912年)》两首诗充分表达了朱蕴山对同室操戈的愤慨以及对韩衍英年早逝的痛惜:“如何箕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诗歌第一句“如何萁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引用“煮豆燃萁”的典故,直抒心中因“兄弟阋于墙”造成革命不必要损失的愤懑。“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把韩衍的遭遇和春秋时期伍子胥“悬珠东门”的遗言相联系,表现韩衍为国尽责却遭奸佞攻讦,至死难以瞑目的悲怆。“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一句不仅仅对韩衍功未成身先死的遗憾,更是对同盟会内部妥协派“白刃相仇”丑恶嘴脸的无情鞭挞,而“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一句,朱蕴山更以“董狐”自居立志传承英烈不屈精神。全诗以悲愤难抑的情感基调表现作者对亲密战友的不幸遭遇的愤慨以及对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浓重的妥协情绪的批判。 虽然韩衍去世后一直泯然无闻,但朱蕴山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在皖省革命中的“实际领导人”,清明时节为韩衍扫墓时留下了《清明往东门外公园吊韩蓍伯墓》等诗歌。 高语罕是朱蕴山入党介绍人之一 朱蕴山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1925年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他在广州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经陈延年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广州农讲所的党团会议。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通缉。朱蕴山坚定支持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但后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把他喜爱的学生和战友许继慎和薛卓汉等人杀害,朱蕴山深感不满,并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感到失望,痛苦地离开了党的组织。 高语罕的生平,在概述性的中共党史著作中罕有叙述。但高语罕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高语罕”。高语罕还是早期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见证了许多大事。在南昌起义时,高语罕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反对张国焘建议的推迟起义时间,争取贺龙参加起义,并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等重要文稿。 高语罕(1887-1948)原名高超,又名雨寒,高语罕于1905年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他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之后,和朱蕴山一道辅佐韩衍办《安徽通俗公报》。在辛亥革命安庆独立后,朱蕴山担任“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时,高语罕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高语罕的改名与韩衍被刺有关。1912年4月,料理完韩衍后事,他赴青岛任教,改名高语罕。 朱、高两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所以《朱蕴山纪事诗词选》的诗前题记中常提到他。如1911年朱蕴山写就的《望北门外有感》(心之忧矣更何往,城北垒垒泣鬼雄。日暮荒丘人去远,尚余幽愤澈苍穹。)就有这样的题记:“一日偕高雨寒等出安庆北门外,触景想起当年岳王会战友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瑞兰等人在熊成基之役就义,均被埋葬在北门外荒岗之上,不胜幽愤。辛亥革命后,范传甲等移葬狮子山。孙中山先生过皖时,曾亲题碑碣纪念。” 高语罕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时,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高语罕成为该刊主要作者。高语罕后来的命运与陈独秀紧紧地连在一起。有人说他“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但朱蕴山的文字让我们知道了高语罕当年叱咤风云时的一些“流年碎影”。 “皖山青葱,淮水呜咽;中夜闻鸡,肝胆如铁。”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为千千万万立志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提供广阔舞台。然则,时光匆匆宛如白驹过隙,让我们淡忘了太多的奔走疾呼的身影,让我们淡忘了太多的伟大又艰辛的努力。朱蕴山先生的董狐直笔让我们从他的诗作寻觅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印记,也为后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社会转折时期另辟了一条蹊径。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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