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四次天津之行
黄殿祺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四次来到天津：第一次（1894年6月）来天津是为上书李鸿章。他提出了革新的政治主张,被拒绝后,转赴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第二次（1912年8月）、第三次（1912年9月）来天津是为北上会见袁世凯。途经天津时,他发表了三次演说,阐明了期望祖国南北统一，从而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思想。第四次（1924年12月）来天津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废除军阀统治，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先生的这四次天津之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来到津门，时间节点分布于中山先生的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这恰恰是他的革命思想演进、成熟与转折的三个不同阶段。
19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转而进行“医国事业”。他曾经幻想过，借助已在引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推动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启社会改革。于是，孙中山努力思考，写就《上李鸿章书》。其后，他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盛世危言》的作者、同乡郑观应。在郑家，他得以结识状元王韬。那时，王韬的老友罗丰禄恰巧在李鸿章幕下充任文案。因此，王韬便给罗丰禄写了推荐信，介绍孙中山通过罗丰禄到天津去见李鸿章。
由此，在1894年6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转赴天津。抵津后，他们下榻于坐落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
直隶总督行署矗立在天津老城的东北角(今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初为饷道衙门，后改为长芦盐课察院衙署。1860年天津开埠后，盐院被裁撤，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署。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后，即以此为直隶总督行署。那时，直隶总督署原本在保定。李鸿章自从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后，除了封河的季节外，则常驻天津。
彼时，孙中山渴望能立即见到李鸿章，向这位朝廷重臣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早先写就的《上李鸿章书》，则集中体现出孙中山在这个人生阶段对于国家前途的深入思考，以及那些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他在其中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在此，他满心希望李鸿章能采纳他的救国主张，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急切愿望。
但是，孙中山却始终未获李鸿章接见。他在条陈中所提出的那些革新政治的主张，也终遭到拒绝。而同时，在天津滞留期间，孙中山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官场惊人的腐败。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双周论坛》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在其中写道：“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破产了。因为它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而天津铁路局恰恰是李鸿章本人所开办。孙中山正是通过这些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专制体制的黑暗、腐朽与反动。从此，他抛弃借助旧时代的不实幻想，开启全新的救国主张。
此后，孙中山秉持新的革命理念，为救国理想而奋斗。在他的领导与影响之下，革命风云变幻，最终推翻清政府。1912年，当权的袁世凯为给外界造成他与孙中山诚心诚意合作的假象，曾多次邀请孙中山北上赴京。1912年8月，孙中山应邀，为了共商国家大计，同时为了视察北方同盟会地方组织工作。他向各界人士公开表明：“鄙人从不侧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做成一种事业”[1]，“注重民生政策”，以示并强调自己这一实业救国的主张。
孙中山即是抱着这样一种思想和愿望北上的。行程中，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北方实业的考察上。他沿途视察了津浦、胶济、京榆等铁路，特别考察了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参观了山西阳泉煤铁各矿、唐山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开平煤矿。这样，天津就不仅是他驻足逗留之处，也成为他往返各地、中转考察时的停留之地。
1912年8月中旬，天津商务总会接到张锡銮的直隶都督府通知，“孙中山、黄兴先生于月之十八日末刻由沪乘坐安平轮船赴烟台、天津”，责成其预作接待准备，“茶座预备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公寓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2]。商务总会即派访查员苗杏林随时探访报告。
孙中山于8月21日由烟台抵津（黄兴并未同行）。此前一日，由天津巡警道委东区总署署长王柱林率同巡官，长警一队，前往塘沽迎候[3]。孙中山当晚下榻在利顺德大饭店。晚上，接待来访人员至深夜。次日上午10点，由同盟会会员廖醒魂约集广东同乡与各界人士及同盟会支部借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到会者800余人，情绪热烈。孙中山先生在会馆歌舞台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词：“……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族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且欧美有百万人民之强国，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4]全场听了顿时群情激奋[5]。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会馆演讲完毕，随即去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受到工厂和官绅及工人大众欢迎。他又在公园发表演说：“吾国颇有南北界线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北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中间不能免帏，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而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下午2时40分，孙中山率同随员15人专车晋京，直隶张都督及官绅各界并军乐队等在新车站恭送。
1912年9月上旬，孙中山应袁世凯之恳请，致电黄兴北上。10日，黄兴、陈其美由南京抵天津，仍由廖醒魂召集，由天津国民党支部和垦殖协会联合开会欢迎于广东会馆。黄、陈及与会的宋教仁、张继均相继发表演说。黄兴登台演说：“……至此次革命，系全国四百兆人之发于良心，应于时势，故能收此全功。但改革以后，建设甚难。现在全国秩序尚未恢复，吾人亦不能负全国人民之希望，最为惭愧。兄弟对于现在进行，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至垦殖协会，兄弟以为改革以后，此为第一件事。中国国家自有历史以来，天然为地球上一最大农国。兄弟进大沽口，亲见各处荒地甚多，如能讲求农业，必能达一地方之地力。兄弟前在南方因事情甚多，未能切实进行，至为惭愧，将来愿与诸君日日讨论之。”听者800人为之动容。次日，黄、陈去京[6]。孙中山和黄兴先生在广东会馆的演讲，表达了他们化除党见，统一精神，兄弟一堂，共同努力，振兴中华，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决心，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响应。以上实例，可说明广东会馆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在津门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见证了革命的流变、历史的进程。
同年9月19日，孙中山先生到太原后，天津广东会馆召开了董事会，致电太原，欢迎先生再度来津，电文如下：“太原都督府转孙中山先生鉴：前因先生进京匆速，未及欢迎，歉疚奚似。今拟恭候驾临畅叙，以表乡谊。恭恳电示到津日期，不胜翘企。广东会馆肃效。”孙中山21日复电：“广东会馆公鉴：效电悉，甚感。过津时，无暇逗留，欢迎至意，心领可以，谨辞谢，孙整皓印。”接电后，董事会知先生一定来津，遂公议23日开欢迎大会，先期登《大公报》《日日新闻》《新春秋报》，散发传单，并通电唐山，布告各同乡届时与会。是日到达6000余人，由董事亲去邀请。孙中山乘坐马车赴城内广东会馆，于11点到同乡欢迎会，与会者鼓掌欢呼，响彻云霄。先生与各董事晤谈，勉以努力爱国。随即向全体同乡致谢辞，开茶会……至12点散会[7]。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及时进行报道：“闻孙中山定于今日由津乘坐专车前往榆关调查各处桥梁铁厂。”[8]
孙中山先生此次北上，为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与诺言，风尘仆仆，不辞劳瘁。他此行归来，益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之国家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辱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中，实业主义行于我国必矣”“中华民族为一伟大的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9]。在孙中山先生前来天津广东会馆从事革命活动百年后的今天[10]，他的这些教诲，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仍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赴京，共议大计。当时，军阀混战，进京路上危机四伏。但孙中山认为这是宣传革命的良机，依旧毅然前往。同年11月10日，他发表了阐述时局的《北上宣言》，13日，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北上进京。一路上他发表演说、接见记者，其革命主张受到海内外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12月4日，永丰舰抵达天津美昌码头。这是孙中山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天津土地。当晚，在段祺瑞等人的安排下，他入住张园（今天津和平区鞍山道59号）。孙中山稍事休息，率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多位随行人员赴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交谈一个多小时。待返回时，孙中山感周身不适，肝区疼痛，即请德国医生诊治。初诊为旅途劳顿、消化不良，以致胃病。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肝癌。此后的二十多天中，孙中山病情渐重，只好在张园静养。但他并未停止对时局的关注，先后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三个月后，在京逝世，临终时勉励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述临终时的良好愿望难以顺利实现。但纵观孙中山先生一生，屡遭挫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坚，始终全心全意地为改造旧中国、振兴中华而坚韧战斗。今天我们仍然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先生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为早日实现祖国海峡两岸统一而努力奋斗。
|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注释： [1]《民主报》，1912年9月9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 [2]“都督府八月十八日”，藏于天津档案馆。 [3]《天津档案》，1985年第1期。 [4]《天津“广帮”略记》，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5]《大公报》，1912年8月25日。 [6]《民主报》，1912年9月19日。 [7]《天津“广帮”略记》，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8]《大公报》，1912年9月24日。 [9]摘自《总理关于国庆纪念的遗教》。 [10]关于孙中山先生来津次数，过往一般认为有三次，即第一次在1894年6月，第二次在1912年8月，第三次在1924年12月。因1912年9月来津与8月来津，这两次相隔时间较短，所以往往误认为是同一次。具体史料详情参见《广东会馆大事记》。■ （责任编辑 刘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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