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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广东的“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与广东的“和平光复”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到一个月,全国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而广东却在一个月后才宣布独立,落在许多省份之后,这是为什么?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自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举行武装起义。广东是群众革命情绪最高涨的省份,粤籍华侨对辛亥革命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震惊了全国甚至世界,孙中山认为这次起义为造成革命形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话完全符合辛亥革命进程的史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到一个月便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11月9日,广东与福建同日宣布独立。广东是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省份,但独立却在很多省份之后,其原因大概是:1.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举义,清廷在广东的防范特别严密;2.多次起义失败,广东革命党人元气大伤,而且,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段时间,革命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不在广东,无人主持;3.其他省份新军多在独立中起重要作用,但广东新军于1910年春庚戌起义失败后,原来的革命骨干或牺牲,或被捕,或被遣散;且清朝官吏特别加以防范新军,把新军主力调离广州,而把广州防务交给比较保守的巡防营等军队负责;4.其他省份的独立,谘议局往往也起到重要作用,而广东谘议局却被守旧绅士把持,以腐败著称,在商民中没有威信;后来在讨论独立时,虽以谘议局作为议事地,绝大多数议员却没有参与。广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但又受到以上情况的制约,所以,广东的光复进程就与其他省份有很大的不同了。

  下面,介绍一下广东光复的过程。

  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在1917年才37岁,当时是著名的能员,清廷把他派到革命党人活动最频繁的两广,就是希望他能成为清朝在华南统治的中流砥柱。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东时,他即下令集中兵力加强广州防务,严禁报纸登载有关革命的新闻,一方面极力联络士绅、拉拢商人,甚至宣布停征一些各界居民最痛恨的捐税。但是,人心倾向共和,完全不变地维持清朝的统治已不可能,张鸣岐乃联络一班绅士,企图以“滑头自保”的办法应变。

  在张鸣岐的授意下,1911年10月25日由在籍翰林、广府清乡总办江孔殷等人出面在广州的西关文澜书院举行各界会议,主持人是曾任贵州巡抚的80老翁邓华熙。士绅在会上提出“利用官府改良独立”的办法,会议通过不向“乱事”省份拨饷械、成立监督官吏改良政治总机关、派人赴香港与革命党人接洽等三条议案。这些决议反映了广东官绅并不想脱离清廷,他们企图以“滑头”的骑墙态度敷衍群众和革命党人,实际上是为了抵制革命。

  当日,新任广州将军、满族权贵强硬派凤山,刚登岸就被预先埋伏的革命党人炸死,此事使广东官场大受震惊,官员们更惶惶不可终日。

  广州商人十分不满10月25日的会议,已参加了同盟会的商人谭民三和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等人认为10月25日的决议“断不济事”。在他们的策动下,广州商人10月29日在爱育慈善堂集会。与会者反对士绅们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现共和政府势力已成”、“现专制政府万不可恃”,决定“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并派人向总督和革命党人两方面表达商人承认共和制度的意愿。当日下午,在文澜书院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宣布上午会议的决定。在同盟会员的安排下,一些工人、商人打出独立的旗帜。广州城不少商店以为真的实现了独立,纷纷放鞭炮庆祝,少数商店悬挂的龙旗被人扯下。驻防广州的旗人代表当众发表演说保证不会用武力对抗,而会议则公决保护旗人的生命财产。当日大会的主导是广州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商人举行这次集会是想促使张鸣岐宣告独立,但当时局势尚未明朗,武昌的革命军又受到挫折,张鸣岐拒绝接受商人的要求,派人扯去独立旗灯,拘捕了几个人,并出告示禁止鼓吹独立。这次商人发起的独立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表达了人心所向,为日后广东“和平光复”打下了基础。

  在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朝官府对广东的基层社会已基本失控。广州城有重兵把守,尚能勉强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在广州城外,却是绿林好汉随意活动的天地,而很多著名绿林头目,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士气涣散的清朝官兵,根本无法应付漫山遍野的“盗匪”和起事的农民,而且一部分军官和士兵已受到革命党人的策动,随时会转向革命。在广州城内,商人与下层居民早就对清朝统治极为不满,人心普遍倾向共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40多天,革命党人黄世仲就在广州的《南越报》上连载“近事小说”(实为报告文学)《五月风声》,详细记述起义经过,歌颂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揭露清朝官吏、官兵残杀无辜、扰害百姓的种种恶行。这篇“近事小说”在广州连续公开刊登,清朝官吏居然没有去追究查禁,这在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日广州的报纸,不管是否革命人所办,无不抨击清朝统治、赞扬革命党人,否则就没有销路。经常有人结伴去拜祭黄花岗烈士,报纸也刊登出有关新闻。清朝官员要干预也干预不过来,只好装糊涂了事,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人心便几乎一边倒的趋向革命。在清廷大厦将倾之时,张鸣岐更不敢贸然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镇压。

  同盟会也加强了军事部署。同盟会在广东起事,主要的联络对象是会党、绿林人物,而这些人物又直接间接同农民,尤其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有联系。当时,珠江三角洲城乡居民很多要购粮而食(因大量农田改种了经济作物),“米贵”成为困扰广东社会的严重问题。革命党人用“革命成功后食平(便宜)米”做口号,吸引了不少贫苦群众。尽管官府得到乡村士绅的支持,但已无法维持清朝在乡村的统治秩序。不过,因为形势发展之速大大出乎同盟会高层之意外,所以,同盟会在华南的最高负责人胡汉民对光复广东的部署显得有些缓慢,他在10月29日才从越南西贡前往香港,然后派朱执信等人潜入广东内地发动民军。幸而在广东的其他革命党人一直在进行工作,所以,10多万民军很快就组织起来向广州进发。然而,各路民军互不统属,指挥、训练、装备、后勤都有很多问题,虽然造成了兵临城下之势,但要靠民军攻下清军重兵把守的广州城是很困难的。

  革命党人在发动民军的同时也争取用和平的方法。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曾致函张鸣岐促其投降,在广州的革命党人一直同张鸣岐的代表江孔殷保持接触,对掌握兵权的李准、龙济光也分头做策反工作。水师提督李准是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与张鸣岐有矛盾,此时看到大势已去,想取得革命党人的谅解。胡汉民向李准的代表表示,只要李准愿意将功赎罪,一切可既往不咎;要求李准亲书降表,通电反正,驱逐张鸣岐、迫龙济光投降,交出所指挥的军舰、要塞、军队。李准一一承诺。连张鸣岐这时信心也动摇了,通过江孔殷向革命党人表示不打算据粤顽抗。

  这时,香港的革命党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京陷帝奔”的假消息。这并非事实,但在当日却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消息。其时李准已说服了龙济光不要为清廷效力,并打电话告诉张鸣岐自己已归顺革命军。张鸣岐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同意广东独立。11月8日,张鸣岐派代表到总商会,向各界人士(主要是七十二行商人)宣布将广东交还给广东人。当天,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次日在谘议局开会宣布广东独立,随后又选举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再选举革命党人胡汉民、汪精卫、陈景华等在粤办事。商人要求脱离清廷、建立共和制度,除了是接受了革命党人反满的主张外,主要是认为清朝的统治继续下去会秩序大乱,建立了共和制度后就可以安心营业,所以,他们支持尚掌握军政大权的张、龙等汉族高管任正副都督;为了表示承认共和制度的合法性,又加选了胡汉民等人。于此,可以看出商人政治上的保守和无知。

  11月9日,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大会正式作出决定:“欢迎革命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会议确认了前一天对张鸣岐、龙济光的选举,但张已经在前一晚出走,龙也不敢接任副都督。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员乘机提出选举胡汉民任都督,马上得到大会的赞同。胡汉民得讯后即从香港抵达广州就任。

  在省城光复前,已有化州、新安、香山等少数城镇被民军收复,省城光复后,其他府、县也先后“和平光复”。

  胡汉民到广州后组织广东军政府,不久,各界代表大会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黄原为新军标统,并非革命党人,但颇得商人好感。后来,黄士龙企图提出三都分权,由自己掌握军权,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黄不安于位,绝望逃去。胡汉民于1912年12月21日随孙中山前往沪、宁,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代理都督,1913年4月胡回粤复任。

  在广东军政府,不仅正副都督是同盟会员,各部(后改为司)部长基本是同盟会员(原来一些非同盟会员的部长不久辞职或去世),后来成立的临时省议会,多数县知事也是同盟会员。立宪派、旧官僚在广东军政府没有重要影响,担任高级职务的也很少。

  广东是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省份,它的光复大大鼓舞了全国人心。广东又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支柱,广东派出的北伐军,兵精饷足械利,在保卫南京、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功劳卓著。广东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等,是同盟会中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一派,在当时,他们不失为有理想、有作为的革命党人,操守也算廉洁,所以,在他们掌权时广东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例如,在临时省议会中曾经安排有妇女代表10人,在当日的亚洲是一创举。此外,革命党人还根据同盟会的政策与《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具有民主精神的法令。

  从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起,到1913年8月4日“二次革命”失败止,革命党人在广东执掌政权1年9个多月。以后广东又陷入乱局,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甚至轻而易举侵占了广州。革命党人的奋斗和失败,留给后人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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