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一个“快活”的留学生
2019-04-27 09:06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imaginist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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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悉的鲁迅形象与许子东老师描述的颇为相似：
“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孤高的灵魂。去世的时候只有七十几斤，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遗产，却有很多人去研究他，这就说明他的心灵的历史最能够概括现代中国的历史，找不出另外一个人有我们所讲的复杂性。”
对于如此复杂的人格，我们关注的却永远只有那么几件事：他曾去日本留学，因为“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是一位思想深刻而又文笔犀利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今天经常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的表情包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
而在日本仙台市博物馆就有一尊鲁迅雕像，那是“晚年的傲岸睥世的鲁迅”，与我们印象中的他别无二致，却与在日本生活的那个快乐的“洋学生周树人”相去甚远。雕像旁有一尊高达4.5米，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石碑，碑名由郭沫若题写，建于1961年，“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互相敌视的年代”。
受陈晓卿之邀，李洁为一部再现日俄战争的4集纪录片撰稿，为了发掘出史料上未曾记载的东西，他三次东渡日本，置身历史的现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周树人，日本人口中那位快活的人。
鲁迅弃医从文
（本文摘自李洁新书《晚清三国》）
快活的留学生，周树人
日本人的胜利，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二年级的大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也有了另外的打算。周同学是当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之一。
周树人，是上一年，即日俄战争在满洲全面开打以后的1904年6月，申请进入来仙台学习的。在此之前，他是东京弘文学院的学生，再之前，他是大清江南官立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生。派他以官费东渡日本的，是江南督练公所，即清廷为督练新军而在各省新设的军事当局。也就是说，他是从当地的军校毕业以后，以准军人的身份被派到日本游学的。
“弘文”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专为大清留学生创办的一所速成语言学校，学期两年。鲁迅那一届快要毕业的时候，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鲁迅在1923年8月21日发表的小说集《呐喊》自序里，说过他选择学习西医的动机，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还为了“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他认为，年仅37岁而殁的父亲的病是被中医耽误的，而未来做个军医，则显然与这场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学西医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源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没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东京，而是一个人申请到日本东北的仙台就读医学。用他的话来说，他选择了“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
话既至此，又不能不提那位饱受诟病的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了。鲁迅是1904年4月从弘文学院毕业的，5月20日，杨枢即亲笔为大清国人“周树人”给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山形仲艺”写了推荐信，证明该同学确系毕业于弘文学院的前江南陆师普通科的学生。
杨枢的本职工作当然不是介绍本国留学生到哪所学校求学了。有关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职责，本节之后单说。但他确为祖国的学子做过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亲笔为他或许根本不认识的浙籍留学生周树人写推荐信就是一例。顺便说一句，杨大人的正楷好得如同字帖，令人难以置信！
得到大清驻本国最高代表的推荐以后，山形仲艺校长立马复信杨枢“殿下”，不仅同意周树人入籍本校，而且还承诺免除其学费！山形的书法也好得令人吃惊。明治时期日本精英阶层的汉学水平都很高，笔者也看过一些军政巨子的遗墨印品，但像山形仲艺这般水平的，实属罕见。
6月1日，23岁的鲁迅工工整整地给山形仲艺校长写了两份文书，一份是“入学愿”，即入学申请书，一份是“学业履历书”：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同三十七年四月于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入学速成普通科卒业
7月，“清国人周树人”的名字出现在了该校新生花名册的最末一列。他是当年仙台少见的外国留学生。
外国人到仙台来上学，成了小城的一大新闻。9月10日，即鲁迅将入学时，当地报纸《东北新闻》刊出一条简讯，向仙台的读者报道一位“支那留学生，清国人周树人氏”将来本地留学，此人“能灵巧地运用日语，是一个快活的人”。
称鲁迅是一个快活的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想象中的鲁迅，本就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愤青”，更因孤身一人在日本东北就学，肯定过得并不愉悦。当年日本报章的文字，却在纠正我的想当然。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他到仙台颇受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住宿操心”。日本人搜集的鲁迅在仙台的照片、书信显示，在这座当时只有“官衙、学生和军人”的小城镇里，日子过得并不清苦。
他先是在片平丁的一个叫佐藤屋的旅馆居住。当年10月，他给朋友蒋抑卮写信，直感慨此地房租便宜：“今此所居，月只八元”，“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而且“风景尚佳”。但因一位老师觉得那儿靠近监狱，而且该旅馆“也包办囚人的饭食”，认为周树人同学“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所以，两个月后，鲁迅搬到土樋的宫川家。宫川先生的家专门对学生出租。鲁迅与5位同学同居此宅，并曾合影留念，可见心情不错。
仙台不光是座大学之城，更是一座军事之城。与仙台医专相邻的，即日本陆军第二师团的大本营。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只有6个陆军师团，按军队序列，仙台排名第二，可见地位之重。
日俄开战后，第二师团被编入第一军，是最早进入战场的日军主力之一，师团长西宽二郎大将也因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刃战——弓长岭夜袭战而名噪一时。战争期间，第二师团大本营一直有人留守，而从战场转运回来的重伤员，也源源不断抬回仙台。所以，置身于民族主义气氛空前高涨的日本人中间，血气方刚的鲁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日本东北大学的前身，即仙台医科专门学校。2016年5月19日下午，在该校的校史室，我从容地读完了该室常设的“鲁迅和东北大学”展览。上述的大清驻日公使与该校校长的通信等复制件，都是我从那儿第一次看到的。
照片说明称，这是1906年3月，他们在一番町吃了甜食以后到照相馆拍下的写真。军刀是军人的标配，学生不配。鲁迅独拄手杖而“写真”的旧影，让我联想起他的同乡兼光复会的同志秋瑾女士身着和服手持倭刀的那张留影。
然而，看上去在仙台学习与生活得不错的鲁迅，却在1906年3月主动退学了！只差3个月，他就可以读完二年级的课程了。
话题绕了一圈儿，再看看鲁迅自己说的放弃学业的起因吧！注意，鲁迅笔下的电影，即幻灯片。中国人所称的电影，日本人称映画。
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3年后，鲁迅怀念起业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再度写下类似的文字：
第二年（即1905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幻灯片）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牌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主意、见解）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有日俄战争场面的描述，但并未发现鲁迅所说的“行刑”场面。
另一块展板上，日本人则以惯有的含蓄口吻写道：
根据鲁迅的小说集《呐喊》（1921）自序所述，医科学生周树人踏上文学道路是因为他在上仙台医专二年级时，在课堂上看了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的中国民众的样子。众所周知，这些在《藤野先生》中也有所论及，虽然其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但在学校放映有关战争幻灯片一事，则在现存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据。
“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这几个字让我颇觉意外，遂折回去逐幅伏看了那四帧幻灯片。画面分别是“踏雷的决死队”“犬竹骑兵一等卒在龙王庙奋斗”“破坏金州城门的决死工兵”和“血染的命令书”，幻灯片的顺序分别为第一、第三、第七、第九。
因该馆收藏的幻灯片只有这四幅，所以，不能证明当年学校没有放映过日军处决大清人的画面。也许，正因没有物证，该校才把鲁迅写的放映行刑的文字模糊地表述为“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对了，他们把《藤野先生》列为了“小说”。
以鲁迅的执拗性格和他对宿怨的强烈印象，他是不会以写小说的心态“创作”这个情节的。其弟周作人的文字可为间接佐证——周作人写过，他随大哥抵达东京后，过得很安逸，没有遇上鲁迅所遇上的处决大清侦探的刺激。
因为看了日俄战争中的一页幻灯片，鲁迅决定退学，这件事，已经被他写在了《藤野先生》中，而这篇中国文豪缅怀其日本恩师的文章，又是中日两国中学生的语文教科书里的一篇。所以，读过这篇课文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诱因。
弃医后，他先去学了小语种
但放弃学医，却并没有立即从事文艺创作。馆中的另一张鲁迅侧身其间的集体照中，或许能给人以新的启发。
这是一张欢送敷浪重治郎教授赴德国留学的师生合影。敷浪与藤野共同担任解剖学的老师，也都是当年只有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而其名曾被我国一本发行量很大的鲁迅传记写为“敷波”。我逐个数清了老照片上的人数，即含第四排的鲁迅在内，共有113个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与敷浪先生告别。这是1905年11月的合影。
4个月后，即1906年3月，周树人同学即主动退学，回到了东京。按日本东北大学校史馆所记，临行前，本届同学们为他举办了送别会。
他回东京干什么去了呢？他进入了“东京独语学校”，即开始学德语了。在日本举国以“独”（德）为师的气氛中，鲁迅放弃了做一名西医大夫的人生愿望，改学第二外语，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似乎无人解读。按说，鲁迅是学过德语的，因为江南陆师学堂与附属的矿路学堂，都有德语课。如是，则鲁迅在日本学习“独语”，算是重操旧业。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浙籍革命党“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当时，已经从日本去德国留学了。而鲁迅正是“光复会”的会员。医学业师敷浪教授赴德深造，是否也让鲁迅产生了去德国留学的愿望，人们不得而知。
查鲁迅年谱，他是1906年6月回国与朱安女士完婚，当月便只身返回了东京。说“只身”，是相对于新婚之妻而言，其实他不是一个人离开绍兴的，他还带上了比他小4岁的大弟周作人。1907年7月，鲁迅始与同乡好友许寿裳等在东京谋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从此正式走上文学之路。也就是说，有至少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在东京没有作为。
无论诱因是否有佐证，但鲁迅在仙台毅然做出了人生抉择是被所有的人公认的。弃医从文的鲁迅，使中国少了一位或许是技术高超的西医大夫，但却平添了一位思想深刻而又文笔犀利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顺便说一下：日本东北大学，是在日本排名前列的名校，在全世界排名前百。该校老校区的中心草坪上，只有三尊人像雕像，另两尊都是日本人，其中最醒目处，即鲁迅像，是前些年绍兴市赠送该校的。只是，这是一尊晚年的傲岸睥世的鲁迅，而非意气风发的洋学生周树人。
让人意外的是，此碑四周用竹栅围起，拒人于碑身之外，且竹栅四边均架有监控探头。相对于旁边的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像和山上的《荒城之月》词作者土井晚翠像，被围护起来的“鲁迅之碑”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
当年日本为何要在仙台为鲁迅立这块硕大的纪念碑？碑文写得很清楚：
中国文豪鲁迅先生自一九〇四年秋至一九〇六年春来仙台，就学于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前身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因痛感国危，意识到拯救民族之魂方为当务之急，鲁迅弃医从文。仙台乃其转机之地。鲁迅先生写下了诸多代表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与评论。为纪念他青年时的留学生活，为将他伟大的形象永世流传，敬仰他的人们特立下此碑为念。
所有敬仰鲁迅的人，在仙台此碑前，不能不有些感动。
关键词 >> 周树人,留学,日本,文学,鲁迅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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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8 20:30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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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鲁迅为何弃医从文？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因素影响他作出这一决定？且听鲁迅研究专家张映勤先生为读者剥丝抽茧，一一道来。本书系作者研究鲁迅的随笔集，内容涉及多年来鲁迅研究中不被人注意的话题，如：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问题，朱安出售鲁迅藏书风波，鲁迅为什么不回绍兴，“弃医从文”新解，鲁迅为什么离开北京，鲁迅的仕途、文凭与学历、职务与职称等，许多内容系鲁研界多年忽视的问题。作者从新的角度，以平实的语言力图走近真实的鲁迅。
文 | 张映勤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
当然是为了拿起文艺的武器，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最著名、最流行的观点是鲁迅受了幻灯片事件的刺激。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一次课间上映了一部幻灯片，描写的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中国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百姓。一看到日军战胜，周围的日本同学就兴高采烈地高呼“万岁、万岁！”而画面上的中国人，目光呆滞、表情愚钝。
鲁迅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因而，作为觉醒的战斗者，鲁迅胸怀大志，立志报国，希望以文艺为武器，为祖国的新生、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赴日留学并非专为学医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鲁迅是1898年4月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的，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同年9月转入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1月27日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后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此前的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但是在此前的经历中，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鲁迅13岁以后，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家庭逐渐走向败落。四五年的时间里他经常进入当铺和药店，变卖家财，救祖父出狱，为父亲抓药治病，这期间和许多庸医打过交道。
这些中医大夫开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方或药引，如多年埋于地下已化为清水的腌菜卤，房上经霜三年的萝卜、甘蔗，陈仓三年的老米，甚至是一对原配同窠的蟋蟀等，花样繁多，无奇不有，不仅反复折腾家里人、耗费时间精力，还花了无数的钱财，最后却将鲁迅的父亲治死。
这段经历让鲁迅对中医痛恨终身，难以释怀，即使在他晚年病危时，一向看重的西医已无能为力，有的朋友为他找来一些中医的偏方，鲁迅至死都是拒绝的。
反对中医，对西医的认识开始也不明确。鲁迅到日本留学，是怀着向外国学习、掌握本领、实现救国的愿望去的，但是最初在具体学习什么科目上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是专门为了学医而去的，这与现在有些学生出国留学不一样。至少，当初鲁迅到日本留学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1904年9月到仙台医专之前，他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课余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大量阅读文艺哲学科学方面的书籍，开始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并萌生了探索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法，但唯独没有对医学产生过兴趣的迹象。
对于学医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1902年的3月24日，鲁迅出国到日本，时年22岁。到日本以后，他先入私立的弘文书院补习日语，于1904年4月30日结业，同年9月转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这是当时清政府对官费留学生的规定——补习完日语，应该进一所高等学校正式学一门专业。这时候的鲁迅必须要作出选择了：他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仙台医专远离东京300多公里，是一所二三流学校，他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在东京的时候，鲁迅虽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许寿裳、蒋抑卮、范爱农等人，但大多数清朝的留日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一扭，实在标致极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做派和醉生梦死的状态让鲁迅心生厌烦，于是决定离开东京，产生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想法。也就是说，鲁迅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心里是孤独寂寞的，希望换个环境，但这个环境自己是否适应，是否喜欢，他并不清楚。
鲁迅于东京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鲁迅选中仙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仙台医专对他的入学条件相当优待，不仅可以免试录取，还免收学费。
至于选择学医的原因，鲁迅自己解释说：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药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读书人始终有当名医的情结。此时鲁迅的理想很现实、很平常，那就是学一门知识、掌握一门技艺，将来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即使是这个愿望谈不上多强烈、多迫切，在当初确定专业选择方向的问题上，鲁迅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很成熟，还处在一个彷徨期、多变期，自己是不是适合学医，学医是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显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成绩不佳，学医无望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关爱，鲁迅满怀深情地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而藤野先生当年在辗转听说鲁迅先生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他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藤野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鲁迅去世半年后的1937年3月。作为一个日本人，藤野先生的记忆应当完全是凭着当老师的直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掺杂着别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客观地讲，在100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须知，鲁迅当时学习上最大的障碍是语言，老师授课、所用教材都是日语，与日本同学相比他的先天条件应该是最差的，即使他非常认真努力，笔记仍有“漏记、记错的地方”，学习仍感比较吃力。
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作为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日语还不是很流畅，年龄又相对偏大，但是成绩却平平，在一所二三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他的内心纠结一定是很痛苦很矛盾的。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挂科两门就有劝退的危险，现在四门功课的成绩都不理想，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专业深思熟虑、重作打算了。鲁迅当时已经26岁了，他还能在学业无望的医学专业上耽误时间吗？
放弃学医转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环境不适，缺少朋友
到了仙台医专，鲁迅才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甚至还不如当时的东京。仙台当时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基地，小城的生活非常沉闷，作为弱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上很受压抑。他开始住的“佐藤屋”客店邻近监狱，不仅条件恶劣，客店还包办囚犯的伙食，后来搬到另一处较远的地方，饭食质量甚至还不如以前。他对仙台的环境与氛围极不适应。
鲁迅清楚，当时入学仙台医专时只有他一名中国留学生，周围大多是17到19岁的同学，自己年龄大、语言差，很难融入同学圈子。自然，鲁迅当初离开东京就是想逃离那些讨厌的清朝留学生，离群索居，过一种别样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
在仙台，他身边极少朋友，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其苦闷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同学的嫉妒、排挤。他们本来就“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不相信这个免试入学、免费上学的中国人会比多数日本“坐地户”学生考得要好。
有的同学借故查检他的笔记本，怀疑藤野先生将试题透露给他；有的同学写匿名信，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罢！”对鲁迅进行攻击嘲讽。同学的排挤、猜忌、仇视，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这种被歧视被侮辱的环境中，年长同学几岁的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留学时期的鲁迅
我们从鲁迅痛苦的少年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本是一个家道中落、内心抑郁、敏感自尊的青年，又远离家乡，孤身在外，在仙台没有同胞朋友可以交流，日语水平不及同学，年龄又偏大，学习成绩中等，处处受到排挤。在仙台一年多时间，鲁迅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的，他在1904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
家学渊源，爱好文学
最后我们再看看鲁迅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
鲁迅生于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上世代读书，其祖父周介孚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父亲周伯宜也是读书人，曾中过秀才。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是一名举人，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母亲鲁瑞出身名门，虽未正式上过学，但却靠自学能读书看报。毫无疑问，鲁迅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有着较好的家学传统和文学素养。
他自幼时就涉猎许多小说、野史等文史古籍，也曾从他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那里听过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到日本之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艺和哲学书籍，并在课业之余开始译著活动，为他从事文艺作了必要的准备，他的气质性格、知识结构、兴趣爱好更偏重于文学和艺术。
对鲁迅来说，及时调整专业，发挥所长，舍医学之短，扬文艺之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弃医从文，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当时当地自身客观的现实原因。
本文选自《鲁迅新观察》，张映勤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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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鲁迅的新学术成果汇编，也是一部非常精美的学术随笔集。 实力作家张映勤聚数年之功，潜心研究，不忌讳，不夸张，在真实可信的史料之上，为我们还原一位真实丰满的鲁迅形象，值得各界关注与收藏。
鲁迅先生不是神，他是人，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孝敬母亲大人，把母亲为他选中的媳妇当成“礼物”一辈子保存；他身为长兄，大股权购进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住宅后却把所有薪水交给弟媳羽太信子掌管，最后被扫地出门狼狈郁闷而不吭一声；他也曾浪漫多情，携弟子许广平南下“私奔”，终身不再回故乡绍兴；他目光锐利，明知学医无果毅然决然弃医从文，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与论争对手舍命相搏，发扬痛打落水狗的果敢精神……
他是凡人，有凡人的缺陷，但他又是伟人，有缺陷的伟人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纵横文坛罕有对手。他可以忍兄弟手足相残之痛，可以振臂一呼疗救国民羸弱的灵魂，但始终走不出困扰自己一辈子纠结不清的家长里短。鲁迅的伟大是一个凡人真实的伟大，鲁迅的缺憾是一个伟人与生俱来的平凡真实。——全秋生
作者简介
张映勤，中国作协会员，天津作协主席团成员，天津市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及天津市社会科学奖、文化部“文化杯”等多种奖项评委。出版有《寺院·宫观·神佛》《中国社会问题透视》《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佛道文化通览》《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等十余种著作。编辑出版《新竹文丛》《笔耕文丛》《高等学校文科阅读教材文库》《中学生作文大赛作品选》《小学生作文大赛作品选》《天津文学面面观》《天津作家论》等各类图书百部以上。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报告文学、学术文章等数百篇500余万字散见于内地及香港几十家报刊。发表及编辑的部分作品被多次转载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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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映勤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
当然是为了拿起文艺的武器，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最著名、最流行的观点是鲁迅受了幻灯片事件的刺激。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一次课间上映了一部幻灯片，描写的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中国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百姓。一看到日军战胜，周围的日本同学就兴高采烈地高呼“万岁、万岁！”而画面上的中国人，目光呆滞、表情愚钝。
鲁迅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因而，作为觉醒的战斗者，鲁迅胸怀大志，立志报国，希望以文艺为武器，为祖国的新生、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赴日留学并非专为学医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鲁迅是1898年4月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的，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同年9月转入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1月27日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后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此前的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但是在此前的经历中，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鲁迅13岁以后，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家庭逐渐走向败落。四五年的时间里他经常进入当铺和药店，变卖家财，救祖父出狱，为父亲抓药治病，这期间和许多庸医打过交道。
这些中医大夫开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方或药引，如多年埋于地下已化为清水的腌菜卤，房上经霜三年的萝卜、甘蔗，陈仓三年的老米，甚至是一对原配同窠的蟋蟀等，花样繁多，无奇不有，不仅反复折腾家里人、耗费时间精力，还花了无数的钱财，最后却将鲁迅的父亲治死。
这段经历让鲁迅对中医痛恨终身，难以释怀，即使在他晚年病危时，一向看重的西医已无能为力，有的朋友为他找来一些中医的偏方，鲁迅至死都是拒绝的。
反对中医，对西医的认识开始也不明确。鲁迅到日本留学，是怀着向外国学习、掌握本领、实现救国的愿望去的，但是最初在具体学习什么科目上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是专门为了学医而去的，这与现在有些学生出国留学不一样。至少，当初鲁迅到日本留学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1904年9月到仙台医专之前，他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课余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大量阅读文艺哲学科学方面的书籍，开始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并萌生了探索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法，但唯独没有对医学产生过兴趣的迹象。
对于学医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1902年的3月24日，鲁迅出国到日本，时年22岁。到日本以后，他先入私立的弘文书院补习日语，于1904年4月30日结业，同年9月转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这是当时清政府对官费留学生的规定——补习完日语，应该进一所高等学校正式学一门专业。这时候的鲁迅必须要作出选择了：他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仙台医专远离东京300多公里，是一所二三流学校，他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在东京的时候，鲁迅虽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许寿裳、蒋抑卮、范爱农等人，但大多数清朝的留日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一扭，实在标致极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做派和醉生梦死的状态让鲁迅心生厌烦，于是决定离开东京，产生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的想法。也就是说，鲁迅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心里是孤独寂寞的，希望换个环境，但这个环境自己是否适应，是否喜欢，他并不清楚。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鲁迅选中仙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仙台医专对他的入学条件相当优待，不仅可以免试录取，还免收学费。
至于选择学医的原因，鲁迅自己解释说：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药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读书人始终有当名医的情结。此时鲁迅的理想很现实、很平常，那就是学一门知识、掌握一门技艺，将来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即使是这个愿望谈不上多强烈、多迫切，在当初确定专业选择方向的问题上，鲁迅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很成熟，还处在一个彷徨期、多变期，自己是不是适合学医，学医是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显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成绩不佳，学医无望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关爱，鲁迅满怀深情地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而藤野先生当年在辗转听说鲁迅先生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他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藤野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鲁迅去世半年后的1937年3月。作为一个日本人，藤野先生的记忆应当完全是凭着当老师的直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掺杂着别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成绩单
鲁迅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在仙台医专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单上所列各科成绩如下：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化学60，物理60，7门功课平均分65.5，在全班142人中名列第68名。而唯一不及格的解剖学，正是藤野先生教的。另有三门课的分数仅有60分，最高的一门伦理还不是专业课。客观地讲，在100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须知，鲁迅当时学习上最大的障碍是语言，老师授课、所用教材都是日语，与日本同学相比他的先天条件应该是最差的，即使他非常认真努力，笔记仍有“漏记、记错的地方”，学习仍感比较吃力。
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作为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日语还不是很流畅，年龄又相对偏大，但是成绩却平平，在一所二三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他的内心纠结一定是很痛苦很矛盾的。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挂科两门就有劝退的危险，现在四门功课的成绩都不理想，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专业深思熟虑、重作打算了。鲁迅当时已经26岁了，他还能在学业无望的医学专业上耽误时间吗？
放弃学医转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环境不适，缺少朋友
到了仙台医专，鲁迅才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甚至还不如当时的东京。仙台当时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基地，小城的生活非常沉闷，作为弱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上很受压抑。他开始住的“佐藤屋”客店邻近监狱，不仅条件恶劣，客店还包办囚犯的伙食，后来搬到另一处较远的地方，饭食质量甚至还不如以前。他对仙台的环境与氛围极不适应。
鲁迅清楚，当时入学仙台医专时只有他一名中国留学生，周围大多是17到19岁的同学，自己年龄大、语言差，很难融入同学圈子。自然，鲁迅当初离开东京就是想逃离那些讨厌的清朝留学生，离群索居，过一种别样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
在仙台，他身边极少朋友，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其苦闷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同学的嫉妒、排挤。他们本来就“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不相信这个免试入学、免费上学的中国人会比多数日本“坐地户”学生考得要好。
有的同学借故查检他的笔记本，怀疑藤野先生将试题透露给他；有的同学写匿名信，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罢！”对鲁迅进行攻击嘲讽。同学的排挤、猜忌、仇视，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这种被歧视被侮辱的环境中，年长同学几岁的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我们从鲁迅痛苦的少年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本是一个家道中落、内心抑郁、敏感自尊的青年，又远离家乡，孤身在外，在仙台没有同胞朋友可以交流，日语水平不及同学，年龄又偏大，学习成绩中等，处处受到排挤。在仙台一年多时间，鲁迅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的，他在1904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
家学渊源，爱好文学
最后我们再看看鲁迅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
鲁迅生于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上世代读书，其祖父周介孚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父亲周伯宜也是读书人，曾中过秀才。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是一名举人，曾经在户部做过主事。母亲鲁瑞出身名门，虽未正式上过学，但却靠自学能读书看报。毫无疑问，鲁迅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有着较好的家学传统和文学素养。
他自幼时就涉猎许多小说、野史等文史古籍，也曾从他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那里听过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到日本之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艺和哲学书籍，并在课业之余开始译著活动，为他从事文艺作了必要的准备，他的气质性格、知识结构、兴趣爱好更偏重于文学和艺术。
对鲁迅来说，及时调整专业，发挥所长，舍医学之短，扬文艺之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弃医从文，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当时当地自身客观的现实原因。
本文选自《鲁迅新观察》，张映勤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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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鲁迅的新学术成果汇编，也是一部非常精美的学术随笔集。 实力作家张映勤聚数年之功，潜心研究，不忌讳，不夸张，在真实可信的史料之上，为我们还原一位真实丰满的鲁迅形象，值得各界关注与收藏。
鲁迅先生不是神，他是人，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孝敬母亲大人，把母亲为他选中的媳妇当成“礼物”一辈子保存；他身为长兄，大股权购进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住宅后却把所有薪水交给弟媳羽太信子掌管，最后被扫地出门狼狈郁闷而不吭一声；他也曾浪漫多情，携弟子许广平南下“私奔”，终身不再回故乡绍兴；他目光锐利，明知学医无果毅然决然弃医从文，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与论争对手舍命相搏，发扬痛打落水狗的果敢精神……
他是凡人，有凡人的缺陷，但他又是伟人，有缺陷的伟人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纵横文坛罕有对手。他可以忍兄弟手足相残之痛，可以振臂一呼疗救国民羸弱的灵魂，但始终走不出困扰自己一辈子纠结不清的家长里短。鲁迅的伟大是一个凡人真实的伟大，鲁迅的缺憾是一个伟人与生俱来的平凡真实。——全秋生
作者简介
张映勤，中国作协会员，天津作协主席团成员，天津市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及天津市社会科学奖、文化部“文化杯”等多种奖项评委。出版有《寺院·宫观·神佛》《中国社会问题透视》《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佛道文化通览》《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等十余种著作。编辑出版《新竹文丛》《笔耕文丛》《高等学校文科阅读教材文库》《中学生作文大赛作品选》《小学生作文大赛作品选》《天津文学面面观》《天津作家论》等各类图书百部以上。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报告文学、学术文章等数百篇500余万字散见于内地及香港几十家报刊。发表及编辑的部分作品被多次转载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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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30 19:11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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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杨荫榆出身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一名律师，家中有弟兄六人，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杨绛先生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
小时候她并不起眼，家中三个女儿，她很有可能是最不受父母疼爱的那一个。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杨荫榆主要是不事打扮，有一种压抑感和苦相，容貌绝对不丑，脸型好看、双眼皮、眼睛有神（也是杨绛说的），可她小时候想必是个丑孩子。
当时大户人家的女孩儿虽然作兴读书，但主要目的其实是赶时髦，学学洋文，身价也水涨船高，没有人真的指望女孩儿家做学问。她的父母为她挑选的未婚夫虽然也是大家族出身，但却是智障，实在令人诧异，她的两位姊妹都嫁到了好人家，若干年后，她的侄女杨绛更是许配了一位堪称天作之合的伴侣，而十七岁的她，却被迫要和一个智障圆房。
夫家姓蒋，蒋公子短于内而形于外，一副痴愚的模样，紫红色的牙肉颗颗外露、口角流涎，形容丑恶，连杨荫榆的大哥也看不过去。据杨绛说，她的母亲在娘家时就听说过这位大少爷很有些问题，为了小姑的幸福着想，恳求父母不要答应这门亲事，但父母不以为意。杨在新婚之夜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尊容，又和这位智障公子好一番纠缠厮打，不肯就范，第二天就回了娘家，夫家带了家眷几次上门来要人，她只好四处躲藏，终日惊惶。
因蒋公子是家中独子，她不肯为这样一个人生育子嗣，终于落得一个“灭门妇”的诨号。有一次她躲入嫂子的卧室，吓得浑身战栗，只盼能逃过一劫，但婆婆依然无所顾忌破门而入，她终于撕破了脸皮和婆家人大干了一场，且再也不肯回婆家了。
02
那么就只有读书了，读书于她，是逼上梁山。
杨荫榆先是进了哥哥办的理化会，后来又考取了官费到了日本留学，据说那所学校，很少有达到合格毕业的，三十多个人，只有一两个学生能得到毕业证，而她不但轻松地结业，并且还得到了该学校的一枚金质奖章，不可谓不优秀。
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正所谓“威仪棣棣，非可选也”。
许广平回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回头看，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1926年她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的校长。这个头衔，让杨荫榆永载史册，因为在这之前，中国还没有女性担任大学校长的先例。这个苦命的姑娘终于脱胎换骨，站在与须眉男子比肩的高度。
03
杨荫榆不喜欢学生搞运动，斥之为“学风不正”，只愿学生好好读书，毕业后教书育人，她撰文说，“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其后不久，师生矛盾激化，学生们怨声载道，发起了“驱羊（杨）运动”，她们想尽一切办法不许杨荫榆进学校，双方对峙了一阵后，杨开除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由于事态严重，甚至出动了校警，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并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免去杨荫榆的教职，以息公愤。
杨绛说：“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她的评价算是当时的主流意见。
在一片讨伐之声中，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先生的刀笔，因为这讨伐不但以他为首，也数他最厉害、笔战的持续时间最长。一连数十篇文章，尤其是从《华盖集》到《华盖集续编》，从《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到《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一线穿珠、累累不绝，骂得那叫一个畅快，当中屡屡涉及人身攻击。此事发生后不久，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刘和珍、杨德群为首的十五名学生遇难，鲁迅先生据此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亦顺带把杨又点了一次名。
有时候我甚至存了个不良之心：鲁迅先生虽一向喜欢骂人，但如此密集如连珠炮似的骂，究竟也属罕见，而且民国风尚之一就是敌对双方的骂战，并不怎么影响私交的，白天双方在报纸上骂累了，晚上大家聚聚聊些开心的段子。可鲁迅先生是真恨杨荫榆的。我以如假包换的小人之心给出三个理由：
其一，鲁迅先生当时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即使不是热恋，也是稍稍捅破窗纸就让关系明朗化的关键时刻。他骂杨荫榆，是骂给天下人看，尤其是骂给即将成为自己爱侣的许广平看，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文中的“青年学生”换成“许广平”一点也不违和，许是学潮运动的领袖，这几乎是她这一生除了鲁迅先生之外最大的成就。
其二，鲁迅先生和杨荫榆都是留学日本的。那时候，留美、留英、留日的学生都会自然形成一个派系，我们也可以勉强把鲁杨看作同行，虽然一个学教育一个学医，而俗话说同行相轻。杨在日本留学时，成绩优异，毕业时曾获得校长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而鲁迅先生的成绩，虽然不差，但也绝不是优等生。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记录了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三门功课刚刚只得60分，而解剖课59.3分，那是由于严格的藤野先生不肯通融的缘故，饶是这样，还被人怀疑作弊。他在142人中排名68，妥妥的中等生，所以后来的弃医从文倒也不是全然地兴之所至。差生和优等生向来无交集，而中等生一般是仇视优等生的。
其三，鲁迅先生常年独身，日记中也不见他有偕妓出游的雅兴，想来也是寂寞的，他曾在文章里讽刺杨荫榆说：“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口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对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看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哑然：
其一，“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正是才女苏雪林评价鲁迅先生的话；
其二，郁达夫见鲁迅穿衣极少，寒冬腊月亦只穿一件薄薄线裤，他总疑心老友如此苦其体肤是为压抑性欲之故。
既然鲁迅先生可以让身体受苦压抑性欲以求升华，那么，杨荫榆又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仅仅是因为“独身”而屡受侮辱呢？从政治立场来看，杨仅仅是不够激进而已，而鲁迅先生的辱骂，却将她的整个人生钉上十字架，其实，她并没有太多可供指摘的地方，所以独身、寡妇、性欲压抑等语词密集而成的伦理棒槌，才如此反复击打她的肉身。
04
鲁迅不能说不伟大，尤其是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背景墙中，他简直是用生命在开骂，但是——被他骂过的人就铁定是卑鄙小人么？全然二元对立的、脸谱化的解读会让我们失去对人物本真存在的把控。鲁迅先生的骂，既是正义、高调而旗帜鲜明的，但同时，他亦是狡黠甚至恶毒的，这是我在看完他的所有杂文集后得出的感受。
鲁迅先生诚然是进步的，但他对女性的态度，却停留在晚清的审美樊篱中。他的发妻朱安生得貌丑，鲁迅终生不与其同房，此女很有可能是以处女之身伺候婆婆终老的，她的一生全无自我，只认定自己是“大先生的遗物”，这女子的一生简直毫无意义。
所以我的推论如下：从本质上来说，鲁迅先生依然秉承旧式风流才子的模式，他不可能也不会试图去理解一个独立女子的美。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划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这一段话使得杨荫榆“寡妇办学”的罪孽铁板钉钉，女子的独身于他而言简直不可饶恕，既生而为女，其唯一的社会价值就是成为男人的配偶，如果不能，那么随便怎样骂对方也只能认命。
其实杨荫榆智性极佳，所取得的学业成就亦是杨氏一门最优者，而她的样子也绝不至于难看，只是常年抑郁，面有阴鸷之色，略无甜媚之态，若能稍事装扮，她何愁嫁不出去？但这“寡妇”的称谓，却伴随她一生。关于爱情的所有甜蜜幻想，她在十八岁之前已经告罄。
本文节选自《因孤独而闪闪发光》第四章《杨荫榆：斜晖脉脉水悠悠》，有删减，现代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杨荫榆出身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一名律师，家中有弟兄六人，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杨绛先生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
小时候她并不起眼，家中三个女儿，她很有可能是最不受父母疼爱的那一个。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杨荫榆主要是不事打扮，有一种压抑感和苦相，容貌绝对不丑，脸型好看、双眼皮、眼睛有神（也是杨绛说的），可她小时候想必是个丑孩子。
当时大户人家的女孩儿虽然作兴读书，但主要目的其实是赶时髦，学学洋文，身价也水涨船高，没有人真的指望女孩儿家做学问。她的父母为她挑选的未婚夫虽然也是大家族出身，但却是智障，实在令人诧异，她的两位姊妹都嫁到了好人家，若干年后，她的侄女杨绛更是许配了一位堪称天作之合的伴侣，而十七岁的她，却被迫要和一个智障圆房。
夫家姓蒋，蒋公子短于内而形于外，一副痴愚的模样，紫红色的牙肉颗颗外露、口角流涎，形容丑恶，连杨荫榆的大哥也看不过去。据杨绛说，她的母亲在娘家时就听说过这位大少爷很有些问题，为了小姑的幸福着想，恳求父母不要答应这门亲事，但父母不以为意。杨在新婚之夜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尊容，又和这位智障公子好一番纠缠厮打，不肯就范，第二天就回了娘家，夫家带了家眷几次上门来要人，她只好四处躲藏，终日惊惶。
因蒋公子是家中独子，她不肯为这样一个人生育子嗣，终于落得一个“灭门妇”的诨号。有一次她躲入嫂子的卧室，吓得浑身战栗，只盼能逃过一劫，但婆婆依然无所顾忌破门而入，她终于撕破了脸皮和婆家人大干了一场，且再也不肯回婆家了。
02
那么就只有读书了，读书于她，是逼上梁山。
杨荫榆先是进了哥哥办的理化会，后来又考取了官费到了日本留学，据说那所学校，很少有达到合格毕业的，三十多个人，只有一两个学生能得到毕业证，而她不但轻松地结业，并且还得到了该学校的一枚金质奖章，不可谓不优秀。
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在这一段教学经历中，她在校内有很高的威信，也得到同学们的拥戴，正所谓“威仪棣棣，非可选也”。
许广平回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回头看，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1926年她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的校长。这个头衔，让杨荫榆永载史册，因为在这之前，中国还没有女性担任大学校长的先例。这个苦命的姑娘终于脱胎换骨，站在与须眉男子比肩的高度。
03
杨荫榆不喜欢学生搞运动，斥之为“学风不正”，只愿学生好好读书，毕业后教书育人，她撰文说，“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其后不久，师生矛盾激化，学生们怨声载道，发起了“驱羊（杨）运动”，她们想尽一切办法不许杨荫榆进学校，双方对峙了一阵后，杨开除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由于事态严重，甚至出动了校警，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并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免去杨荫榆的教职，以息公愤。
杨绛说：“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她的评价算是当时的主流意见。
在一片讨伐之声中，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先生的刀笔，因为这讨伐不但以他为首，也数他最厉害、笔战的持续时间最长。一连数十篇文章，尤其是从《华盖集》到《华盖集续编》，从《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到《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一线穿珠、累累不绝，骂得那叫一个畅快，当中屡屡涉及人身攻击。此事发生后不久，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刘和珍、杨德群为首的十五名学生遇难，鲁迅先生据此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亦顺带把杨又点了一次名。
有时候我甚至存了个不良之心：鲁迅先生虽一向喜欢骂人，但如此密集如连珠炮似的骂，究竟也属罕见，而且民国风尚之一就是敌对双方的骂战，并不怎么影响私交的，白天双方在报纸上骂累了，晚上大家聚聚聊些开心的段子。可鲁迅先生是真恨杨荫榆的。我以如假包换的小人之心给出三个理由：
其一，鲁迅先生当时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即使不是热恋，也是稍稍捅破窗纸就让关系明朗化的关键时刻。他骂杨荫榆，是骂给天下人看，尤其是骂给即将成为自己爱侣的许广平看，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文中的“青年学生”换成“许广平”一点也不违和，许是学潮运动的领袖，这几乎是她这一生除了鲁迅先生之外最大的成就。
其二，鲁迅先生和杨荫榆都是留学日本的。那时候，留美、留英、留日的学生都会自然形成一个派系，我们也可以勉强把鲁杨看作同行，虽然一个学教育一个学医，而俗话说同行相轻。杨在日本留学时，成绩优异，毕业时曾获得校长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而鲁迅先生的成绩，虽然不差，但也绝不是优等生。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记录了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三门功课刚刚只得60分，而解剖课59.3分，那是由于严格的藤野先生不肯通融的缘故，饶是这样，还被人怀疑作弊。他在142人中排名68，妥妥的中等生，所以后来的弃医从文倒也不是全然地兴之所至。差生和优等生向来无交集，而中等生一般是仇视优等生的。
其三，鲁迅先生常年独身，日记中也不见他有偕妓出游的雅兴，想来也是寂寞的，他曾在文章里讽刺杨荫榆说：“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口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对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看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哑然：
其一，“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正是才女苏雪林评价鲁迅先生的话；
其二，郁达夫见鲁迅穿衣极少，寒冬腊月亦只穿一件薄薄线裤，他总疑心老友如此苦其体肤是为压抑性欲之故。
既然鲁迅先生可以让身体受苦压抑性欲以求升华，那么，杨荫榆又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仅仅是因为“独身”而屡受侮辱呢？从政治立场来看，杨仅仅是不够激进而已，而鲁迅先生的辱骂，却将她的整个人生钉上十字架，其实，她并没有太多可供指摘的地方，所以独身、寡妇、性欲压抑等语词密集而成的伦理棒槌，才如此反复击打她的肉身。
04
鲁迅不能说不伟大，尤其是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背景墙中，他简直是用生命在开骂，但是——被他骂过的人就铁定是卑鄙小人么？全然二元对立的、脸谱化的解读会让我们失去对人物本真存在的把控。鲁迅先生的骂，既是正义、高调而旗帜鲜明的，但同时，他亦是狡黠甚至恶毒的，这是我在看完他的所有杂文集后得出的感受。
鲁迅先生诚然是进步的，但他对女性的态度，却停留在晚清的审美樊篱中。他的发妻朱安生得貌丑，鲁迅终生不与其同房，此女很有可能是以处女之身伺候婆婆终老的，她的一生全无自我，只认定自己是“大先生的遗物”，这女子的一生简直毫无意义。
所以我的推论如下：从本质上来说，鲁迅先生依然秉承旧式风流才子的模式，他不可能也不会试图去理解一个独立女子的美。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划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这一段话使得杨荫榆“寡妇办学”的罪孽铁板钉钉，女子的独身于他而言简直不可饶恕，既生而为女，其唯一的社会价值就是成为男人的配偶，如果不能，那么随便怎样骂对方也只能认命。
其实杨荫榆智性极佳，所取得的学业成就亦是杨氏一门最优者，而她的样子也绝不至于难看，只是常年抑郁，面有阴鸷之色，略无甜媚之态，若能稍事装扮，她何愁嫁不出去？但这“寡妇”的称谓，却伴随她一生。关于爱情的所有甜蜜幻想，她在十八岁之前已经告罄。
本文节选自《因孤独而闪闪发光》第四章《杨荫榆：斜晖脉脉水悠悠》，有删减，现代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关键词 >> 鲁迅,杨荫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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