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茗：赵凤昌如何调停宋教仁案
李志茗
2019-06-23 15:59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两天后伤重不治，黄兴第一时间通知了赵凤昌：“竹君先生大鉴：钝兄被刺，想已详悉，痛于今晨四时四十七分绝命。知注，特此飞闻。弟兴启。二十二日。”这就是著名的“宋案”，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议论猜测铺天盖地。当时张謇刚好在上海，立即走访黄兴，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国民党3月3日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黄兴任协理。黄兴很悲愤，表达两个意愿：“第一、以国家为前提；第二、要死者明白。”但张謇似乎没有就此突发重大事件与赵凤昌面谈，而是通过函电交流。24日，他致函赵凤昌：
竹公鉴：顷计电达。遁初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拟挽以联云：“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不知联寄何所？想公亦必伤悼之也。
来君叔为东汉名将来歙，鲁仲连乃战国时期的辩论家，史称他们都是排忧解难、讲求信义的仁人君子。张謇以来歙鲁仲连来比拟宋教仁，说明对他的评价很高。尤其在当时南北猜忌、成见很深的背景下，革命党人中像宋教仁这样能够不受党见困扰，相对理性，愿意往来游说、调和南北的人比较少见，所以为他的不幸罹难表示可惜。据说袁世凯得到此消息后，也惊愕地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可见，张、袁看法惊人相似。
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办理该案。凶手很快抓到，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时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兼内务部部长，袁世凯不免怀疑是赵秉钧指使，“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连北京政府内部都不淡定，总统和总理互相怀疑，外部就更别提了，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有认为是同盟会自相残杀的，也有怀疑冯国璋是主谋，当然更多的则指向政府，特别国民党中很多人直斥袁世凯为罪魁祸首。
3月25日，程德全到上海，前往黄兴公馆商谈宋教仁被刺案，赵凤昌与刚从日本赶回国的孙中山等也参加。次日，孙中山对来访的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谈起宋案：“昨晨返沪以来，根据所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主使之证据，历然在目。……袁以大总统之高位，尚用此种卑劣手段，实所不能容忍。”基于国民党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和激烈反应，30日，程德全、应德闳、张謇均至南阳路10号赵凤昌家秘密会议，“商办宋案”。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迹可寻，大致包含下列内容：一是应尽快结案，给公众一个交代，以消除不良影响。二是想办法让政府和袁世凯摆脱干系，以减少国民党的愤怒情绪，避免激化南北矛盾。三是把洪述祖列为最大主谋，洪述祖是赵凤昌的妻弟，从晚清以来，就屡屡犯事受处分，赵凤昌对他本已失望，这次他又闯大祸，激起公愤，舆论斥之为“洪杀胚”，赵凤昌只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了。
次日，张謇根据他们秘密会议达成的共识，致函袁世凯，建议对宋案“以光明中正之概处之”。他指出此案以洪述祖为中心，洪“无不归案之理”，如果赵秉钧涉嫌，“亦应解职受审，使四海之人，皆知公之坦然明白，则万疑尽释”。倘若洪述祖还有良心，不愿累及其上司赵秉钧，一人承担责任，或赵秉钧“尚不至受嫌”。张謇还说，据他了解，国民党方面也担心袁世凯有所袒护，因此，他希望袁世凯“宜先有一中正光明之命令”，以示“必不袒护”之决心。
4月26日起，程德全、应德闳陆续公布宋案证据，但没想到引起巨大震动。本来国民党就怀疑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谋，证据公开后，赫然有他俩的言行在列，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宋案告破：“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进而分析案情说：“袁素反对政党内阁，宋先生为主张政党内阁之最有力者，宋先生之志行，则袁将不得为所欲为，苦于束缚，赵则恐权位之不能长保，不得肆意横行，此其所以决意欲暗杀宋先生也。”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悄悄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了南北之间的裂痕。“自宋案发生，即有南北开衅之谣，借款成立后风说益甚”，南方孙中山、黄兴派之国民党势力与北方袁世凯之势力针锋对麦芒，一边互相指责攻讦，一边暗中做战争准备，使得局势非常紧张。5月11日，女学生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称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暗杀袁世凯，顿时把黄兴推上风口浪尖，他不仅广受谴责，还被北京总检察厅发出传票传唤。
13日，张謇的朋友致电给他，评论此事。他回信说：“昨承惠电，读之愀然不安者累日。”并极力为黄兴开脱：宋案发生时，他刚好在沪，两晤黄兴，“论及宋案，而愤恨则有之，实未尝几微有南北分裂之见端”。随后他从理和势两方面分析，认为黄兴不可能对政府宣战，制造分裂。因为宋案和大借款均可依法解决，“以理论，则国民党固首以利国福民为号于天下者也，若因一法律可解之案，一议案可稽之事，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徒逞私臆，先自南北分裂，以供伺我侧者之有所藉手而瓜分，国且堕于万劫不复之乡，是害之矣，于何云利？”“黄君非不仁，何至出此”；“以势言，……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何从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假使听党众恣雎之谈，行草莽不义之事，则是授人以伐暴之名，而自处于无悻之地，图人不成，适以自戕，智者不为也。黄君非不智，何至出此！”所以，他怀疑是有人冒用黄兴名义播弄构扇，招惹是非，黄兴本人未必如此。
为提醒黄兴爱惜羽毛，不被人利用，并希望他做好本党工作，将重心转移至利国福民事业，5月26日，张謇写信规劝黄兴，请赵凤昌先给杨廷栋、陈陶遗看，再转交。赵凤昌、杨廷栋阅信后，觉得心动不如行动，乃催张謇来上海“调停南北”。张謇也认为“调停诚亦其时矣”，表示三五日后将到沪“晤商一切”，请赵凤昌、杨廷栋与陈陶遗、刘厚生等“密计手续次序”。恰巧此时，程德全拟派应德闳和杨廷栋北上，向袁世凯汇报南方情况，并讨论时局进展，遂电催张謇前往南京。
6月4日，张謇到南京，“筹议竟日”，将“所有苏省与全局关系之财政、军事、民生、商业，其重要而为人之所注意者”，嘱应、杨“二君面陈”。可他还不放心，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几个月来，局势发展经历了平流、漩流、改道之流、会归之流、纳入之流几个阶段，国民党借宋案、大借款喧闹不已，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处群疑之地，为众怨之府”，举国望治之心倾向于政府。值此之际，袁总统“为手造民国之人，自以利国福民为职”，应该做以下几件事：“发正当法律之言，示恻怛人民之隐”，“申诫军人，毋逾国纪”，“其有暴徒作乱，……声而讨之”。最后他强调撰写此信的意图是“区区私忱，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各让一步，使正式政府早日成立，国会渐次宁静”。总之，在张謇看来，南北之争的核心是宋案，宋案只有走法律途径，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他支持袁世凯，就是希望袁世凯以法治国，解除纷争，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
由于在南京屡屡论及国民党的叫嚣隳突，而这种现象又主要发生在上海，张謇以“沪上嫌疑是非”，乃改变三五日去沪的计划，回南通休息。但赵凤昌并不知情，按照张謇的要求与国民党要人接触，密计南北调停问题。当时胡瑛由北京来上海，汪精卫、蔡元培刚好从德国回到上海，他们三人都主张调和南北。6月5日，赵凤昌致电陈陶遗说：胡瑛来言，汪精卫已与国民党要人孙中山、黄兴等研究时局，一致认为南北应和平，袁世凯的地位须保持稳定。希望中央不要相信谣言，不要突然有政策变动，俾便汪精卫做工作。请与程德全、张謇二公商量，“速密电中央，免生阻碍”。
次日午后，蔡元培来拜访赵凤昌，赵凤昌通过他进一步确认了国民党内部确有追求和平的诚意，晚上九点即致电程德全、陈陶遗，并请转张謇，认为前电汪精卫所谈南北调和问题切实可行，“惟须贯彻，务请坚邀啬公偕陶即来沪，并盼乞复”。张謇接电后，致函赵凤昌说：他往南京送应德闳、杨廷栋北上后即回南通，已“专函劝北方勿过逼迫，致碍民生”。他没有透露上述爽约赴沪的真实原因，也避而回答何时赴沪问题。但赵凤昌与国民党的接洽紧锣密鼓，越来越深入。据蔡元培的日记，8日晚，胡瑛约他和陈陶遗、汪精卫商量宋案问题。
次日，他们四人到赵凤昌家商议，正式敲定了解决宋案的三点方案：一、总统问题。南北统一后，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但宋案发生引发种种魔障，只有先去除这些魔障，才能“为顾全大局计”，“终决心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二、各省都督问题。宋案发生后，各省都督飞电四传，词锋所指，无所不用其极，大局几致纷乱。“宜由总统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并申明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的国民党都督。三、宋案解决问题。宋案决于法律，“将来罪名，至洪述祖而止”，国民党放弃传赵秉钧到案之主张，政府也应停止票传黄兴之举动。
10日，陈陶遗、刘厚生带着这个方案启程去南通，请张謇转达袁世凯，居中调停。然而，出发后，他们得知袁世凯已于9日下令罢免国民党籍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刚好与方案中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都督有抵触，连夜致函赵凤昌：“赣督免官命令已见，所事刻下是否可以进行？乞速与汪、蔡、胡三君接洽，以急电示知为荷”。刚好，10日这天，蔡元培听说“政府有撤换江西都督之命令”，去赵凤昌家了解情况。经过紧急磋商，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在不知道他们提出宋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所作的决定，情有可原，方案照旧，无需更改。所以11日下午，赵凤昌急电已抵南通的陈陶遗、刘厚生，仅四个字“仍旧进行”。而在接到赵凤昌电报之前，陈陶遗、刘厚生根据他们与汪精卫、蔡元培等接触、商谈的情况，已说服张謇作调人。张謇乃致电袁世凯，枚举事实，为国民党辩护：“南中各方面自汪、蔡回国竭力解说，人心益趋稳定”，“外间所传种种乱谣，悉由假托。犹洪、应之假托政府，不足凭信”。为根本解决南北彼此相疑问题，他建议袁世凯“发诚恳剀切之命令，禁止谣传”，“为孙、黄声明，决不为此破坏民国大局之事”，“明发命令，禁止军界干涉政治”，请电约蔡元培、汪精卫“即日赴京，详询一切，必能解释双方，裨益大局”，并承诺当“忠告孙、黄”，支持袁世凯选举正式总统。
在接到赵凤昌电报后，12日，张謇又致函袁世凯，摘录汪精卫等的解决宋案方案，肯定国民党方面的诚意。他说该方案“汪、蔡、孙、黄当面通过，确是同意，所拟诚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尤其可贵的是，“十一日已见撤换赣督之电令，颇疑汪、蔡或有异说。旋得赵竹君函，前拟不以赣令而易，益见汪、蔡维持全局之诚”。因为“汪、蔡、孙、黄不以赣令为轻重”，所以没必要收回撤换赣督成命，毕竟政令“无朝夕反汗之理”。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张謇认为袁世凯也必须采取相应举措：
一、宋案既可不传赵，周案亦可不传黄。以案理论，宋根证据，周类告密，本有异点。而总统即可借示宽大，或令黄遣代表辩诉了之。二、赣督既撤，临时期中，粤、湘、皖可不再提，以示举一而三，使之自反。三、申（诚）[诫]军人不干预政治，可连四省说，庶南北皆无迹相。四、通令为孙、黄分办，非专为孙、黄也。一面剔清孙、黄，使不逞之徒无所假托，一面即严重处置假托之人，以正乱民之狱，以后军法易于措手。五、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亦以示公之尊贤而亲仁，并无党见。
这些是以上述张謇致袁世凯电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具体化的。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张謇反复建言献策的目的就是希望袁世凯拿出态度，尽量争取各方支持，从而顺利当选。
14日，袁世凯又免去国民党籍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改任西藏宣抚使。16日，他致电张謇，说来函、来电均收悉，“下令禁军人预政，自当遵教续办”，但对于国民党，他也有满腹苦水要吐。他说，自共和成立以来，他对孙中山、黄兴等倾诚结纳，甚至有人指责他过于顺从，他都在所不顾。然而，孙、黄手下的那些人“气焰薰灼，俨同贵胄”，他也“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一年以来，国民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污蔑，凡与他稍有牵连“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但他以国计民生，不堪再扰，并不计较，隐忍迁就，降心相从。没想到“国会将开，党争剧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尽管“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如果孙、黄“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张謇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立即抄寄赵凤昌，请他阅后，一份给陈陶遗、刘厚生，一份备着给汪精卫、蔡元培看。并说袁世凯对国民党“不能放心处甚多”，请他打听“日内孙、黄之观念又何如也”?赵凤昌随即回信，告诉张謇：汪精卫已回广东，临行，“劝导同志，归于稳定一致”，还留信给他，如果袁世凯有什么消息，与蔡元培、胡瑛接洽。因此他收到抄电后，连续两天约蔡、胡到他家商谈，出示抄电，蔡、胡都说电内最要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足见袁世凯推心置腹，“肯于说透”。现在仍照前议，不因江西、广东都督被撤换而改弦易辙，孙中山、黄兴必当有所表示，以安定人心，只等汪精卫回上海后商定表示之法耳。所以请他“先为酌复，俾知并无变动，免生枝节，汪回沪再详达”。6月22日，张謇致电袁世凯，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和赵凤昌就其16日铣电居中转达国民党的过程：
铣电敬悉。要旨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二语，当函转竹君，切询汪、蔡。顷复称汪已赴粤解劝，两约蔡、胡过谈，俱云二语定可无虑，此间仍总前议，不以赣、粤改辙。一面电汪回沪妥议孙、黄表示于其党人之办法云云。谨据达，后闻续陈。
26日，袁世凯复电张謇云：“祃电悉。果如蔡、胡所云，是彼此释嫌，同图建设，如天之福，国赖以存，鄙人决不为已甚。汪何日回沪？孙、黄表示之法，甚所愿闻。公苦心调和，成人之美，中央意见，已有廿二命令可证。请检阅便知。”“廿二命令”，即刊登于6月22日《（北洋）政府公报》上的《临时大总统令》。该令与上述铣电类似，袁世凯先是对民国成立以来的政局痛心疾首：“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法制亟望规定而纷拏不决，政治遂碍于进行，兼以党见纷歧，是非淆杂，用人掣肘，政府几空，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接着他称懔于“佳兵不祥之戒”及救国救民计，他横竖不计较那些隳突叫嚣者，寄望他们“内省良知，自崖而返”，但没想到他们“误会共和真理，借美名以逞其恶焰，假公义以便其私图”。如此种种坏法蔑纪，无论哪个政体都不能容忍，必须“整饬纪纲，纳民轨物”。最后他告诫军人要“服从命令，勿得逾越范围，其非分之事慎勿干涉，致淆政体”，“愿提倡改革之先觉爱惜名誉，告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其实这个命令针对的仍然是国民党，军人指皖、赣、粤、湘四省都督，他们曾联名就宋案和大借款公开表示对政府的不满，被袁世凯训斥身为现役军官，不知服从，插手职任范围外之事；先觉则指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他们被要求劝导党员回归理性，并公开承诺不与政府对抗。与该命令相配合，袁世凯态度日趋强硬，继罢黜李烈钧、胡汉民之后，又于6月30日免去国民党籍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预先做好战争部署。
尽管如此，赵凤昌与张謇的调停活动仍在继续。7月2日，赵凤昌致函张謇，说收到所录示的袁世凯26日宥电，即约蔡元培、胡瑛共阅，并密达孙中山。今两君来谈，孙中山也深以电语开诚布公为幸，多次电粤催汪精卫回沪，商量表示之法。胡瑛刚刚得到广东都督陈炯明来电，汪精卫已赴香港候船即回，不日可到。等商定表示之法，再予密告。只是为时稍久，恐怕袁世凯着急，请您先酌情回复。至于近来各处无意识之举动，想中央必不因此见疑，去电也望略说一说，免得又生枝节。
5日，赵凤昌再致函张謇，说2日一函想已收到。胡瑛又接到广东来电，汪精卫的确已到香港，稍有勾留，即来沪。这几天，湖北忽起风波，幸亏马上平静。涉案的宁调元、熊樾山两人，北京刘揆一、杨度等致电黎元洪营救，黎复电通告，语甚切直，可见《时报》。刚刚胡瑛来信并来面谈，想恳求您和我致电黎元洪求情。我说黎既有此通告，且有“天职所在，虽亲不挠”等语，断非他人可以进言。如有电报去，他也不过再照发一个电报，于事无补。何况我与他向无私电往还，突然去电，“尤觉可诧”。陈陶遗也在坐，我们再三商量，拟请您密电袁世凯，由袁出面密嘱黎元洪释放宁、熊二人，可藉此收彼党人心，便于汪精卫开导其党更加得力。
张謇收到赵凤昌来信后，于12日致电袁世凯，先转述该信两方面内容：“顷竹君函，据胡瑛转述粤电称‘汪到港稍有勾留，候船即来沪。鄂事幸平，宁、熊就逮。观黎答刘、杨通电，语甚严正，请转恳总统，密电属鄂宽缓，以示不为已甚。汪回消释尤易’等云”，然后表示赞成赵凤昌的意见，“謇意：是亦今日宽猛相济之一道”，询问袁世凯“是否可行”。16日，袁世凯复电云：“宁、熊就逮”，即电黎元洪“详审二人，才具颇可爱惜”，已托人劝黎宽缓，望转告孙中山、黄兴，但该信27日才转到张謇手中。而12日，李烈钧已在江西湖口公开武力讨袁，并宣布独立。15日，江苏率先响应，也宣布独立。对此，张謇事先一无所知，还不大相信，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闻江宁独立电，颇滋疑怪”。然当确认消息后，张謇不禁既沮丧又愤怒，几个月的调停完全无效，他极力想避免的南北战争竟然就在他眼皮底下发生。17日，他致函赵凤昌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实业生计大受损害，外交亦恐生危阻，殊可痛也”。赵凤昌也深有同感，慨叹“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
27日，上述袁世凯16日的铣电转到张謇手中，他抄寄赵凤昌的同时，也顺带发表评论，对调停表示厌倦，对国民党举兵所造成的破坏极为愤恨：
洹上十六号复电，顷方转到。宁、熊尚可商，可见无必用兵之意，然此间十五号事发生矣，发电时当尚未知南中况状也。此电抄寄奉阅，是否可与汪阅，公熟审之。或竟不与阅，以断其续起调停之想；或与阅，以示衅实南成，二意公为权之。程、应苏已发表，镇又取消独立，沪、徐屡败，殆不能军，尚可言调停耶？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即通实业之受损，亦数十万矣。可恨！
虽然只有短短100多字，但该信内容丰富。张謇认为袁世凯复电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发动了赣宁之役，因此同意救助宁调元、熊樾山二人，可见袁本“无必用兵之意”。“十五号事”指15日，黄兴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任命他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后安徽、广东、福建等省以及松江、上海等地也宣布独立。国民党既然率先挑起战争，再想调停就很难了，更何况革命不得人心，镇江取消独立，程德全、应德闳发表反对江苏独立、筹商恢复的通电，而上海、徐州等地讨袁军又屡屡战败，几不成军，还有何调停可言？此外，令张謇痛心的是上海的独立战役不仅给上海民众带来很大损失，也波及他的老家南通，致使其实业受损数十万。
张謇对国民党本没有多大好感，曾在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批评国民党“在南中已天怒人怨”，如顽劣小儿，“与较则伤我量，不较则可厌”，但因为宋案发生，国民党与袁世凯政府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才不得已出面调停，为国民党说好话。可没想到国民党非但不领情，还发动战争，殃及无辜，令他十分恼怒，从而断然终止调停，坚决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当汪精卫致函给他，愧疚地说：“事既如此，不能不思所以了之，此仍非先生出而援救，无以出斯民于水火，望为苍生计，勉来上海一行，不胜祈祷之至。”他却写信给赵凤昌，以生病为由婉拒：“即欲去沪一谈，但病暑湿，不能出门，须俟稍愈，即可行路，请为致意汪君曲谅。”自此之后，张謇抽身而退，不复关心与国民党有关之事。
而赵凤昌则还为江苏独立之事善后。如果说李烈钧湖口起兵讨袁还有所准备和策划的话，那么黄兴宣布江苏独立则近乎儿戏，因此旋起旋灭。据参与其事的赵正平回忆，江苏讨袁战争是他奉黄兴之命和冷遹、章梓、洪承点几个人密商的结果，“七月十五宣布讨袁”，“徐州前线即于当夜开火”，徐州战败退出后，黄兴于7月28日“听从一部分劝告”，“悄然退出南京”，他和冷遹、章梓、洪承点也跟着出走，“乘小民船，经溧水、溧阳，而至宜兴，再由宜兴赴湖州，改乘小轮赴沪”。黄兴等逃离南京后，驻守南京的第八师军官陈裕时、张厚琬致函赵凤昌说：“现南京主动诸人，如黄、章、洪、冷诸君，均已远扬，已奉都督命令取消独立，现由陈之骥担任秩序。应如何善其后，拟谒先生面陈一切，尚乞不拒为祷。”赵凤昌接待陈、张两人，了解相关情况后，即致函江苏民政长应德闳，称苏事全赖他和程德全，“苏民方有再生之望”，“顷在八师之陈君裕时、张君厚琬自宁来，已遵都督命令取销独立，惟善后事急须面陈左右，嘱为代达。何时可见，即希传知”，并附上两人所言情况及相关建议。与张謇相比，赵凤昌相对随和，基本有求必应，热心帮忙，因而在调停宋案过程中，有始有终，做出较多的努力，即使最终失败，也未置身事外。
（本文摘自李志茗著《赵凤昌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竹公鉴：顷计电达。遁初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拟挽以联云：“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不知联寄何所？想公亦必伤悼之也。
来君叔为东汉名将来歙，鲁仲连乃战国时期的辩论家，史称他们都是排忧解难、讲求信义的仁人君子。张謇以来歙鲁仲连来比拟宋教仁，说明对他的评价很高。尤其在当时南北猜忌、成见很深的背景下，革命党人中像宋教仁这样能够不受党见困扰，相对理性，愿意往来游说、调和南北的人比较少见，所以为他的不幸罹难表示可惜。据说袁世凯得到此消息后，也惊愕地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可见，张、袁看法惊人相似。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办理该案。凶手很快抓到，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时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兼内务部部长，袁世凯不免怀疑是赵秉钧指使，“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连北京政府内部都不淡定，总统和总理互相怀疑，外部就更别提了，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有认为是同盟会自相残杀的，也有怀疑冯国璋是主谋，当然更多的则指向政府，特别国民党中很多人直斥袁世凯为罪魁祸首。
3月25日，程德全到上海，前往黄兴公馆商谈宋教仁被刺案，赵凤昌与刚从日本赶回国的孙中山等也参加。次日，孙中山对来访的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谈起宋案：“昨晨返沪以来，根据所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主使之证据，历然在目。……袁以大总统之高位，尚用此种卑劣手段，实所不能容忍。”基于国民党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和激烈反应，30日，程德全、应德闳、张謇均至南阳路10号赵凤昌家秘密会议，“商办宋案”。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迹可寻，大致包含下列内容：一是应尽快结案，给公众一个交代，以消除不良影响。二是想办法让政府和袁世凯摆脱干系，以减少国民党的愤怒情绪，避免激化南北矛盾。三是把洪述祖列为最大主谋，洪述祖是赵凤昌的妻弟，从晚清以来，就屡屡犯事受处分，赵凤昌对他本已失望，这次他又闯大祸，激起公愤，舆论斥之为“洪杀胚”，赵凤昌只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了。
次日，张謇根据他们秘密会议达成的共识，致函袁世凯，建议对宋案“以光明中正之概处之”。他指出此案以洪述祖为中心，洪“无不归案之理”，如果赵秉钧涉嫌，“亦应解职受审，使四海之人，皆知公之坦然明白，则万疑尽释”。倘若洪述祖还有良心，不愿累及其上司赵秉钧，一人承担责任，或赵秉钧“尚不至受嫌”。张謇还说，据他了解，国民党方面也担心袁世凯有所袒护，因此，他希望袁世凯“宜先有一中正光明之命令”，以示“必不袒护”之决心。
4月26日起，程德全、应德闳陆续公布宋案证据，但没想到引起巨大震动。本来国民党就怀疑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谋，证据公开后，赫然有他俩的言行在列，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宋案告破：“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进而分析案情说：“袁素反对政党内阁，宋先生为主张政党内阁之最有力者，宋先生之志行，则袁将不得为所欲为，苦于束缚，赵则恐权位之不能长保，不得肆意横行，此其所以决意欲暗杀宋先生也。”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悄悄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了南北之间的裂痕。“自宋案发生，即有南北开衅之谣，借款成立后风说益甚”，南方孙中山、黄兴派之国民党势力与北方袁世凯之势力针锋对麦芒，一边互相指责攻讦，一边暗中做战争准备，使得局势非常紧张。5月11日，女学生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称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暗杀袁世凯，顿时把黄兴推上风口浪尖，他不仅广受谴责，还被北京总检察厅发出传票传唤。
13日，张謇的朋友致电给他，评论此事。他回信说：“昨承惠电，读之愀然不安者累日。”并极力为黄兴开脱：宋案发生时，他刚好在沪，两晤黄兴，“论及宋案，而愤恨则有之，实未尝几微有南北分裂之见端”。随后他从理和势两方面分析，认为黄兴不可能对政府宣战，制造分裂。因为宋案和大借款均可依法解决，“以理论，则国民党固首以利国福民为号于天下者也，若因一法律可解之案，一议案可稽之事，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徒逞私臆，先自南北分裂，以供伺我侧者之有所藉手而瓜分，国且堕于万劫不复之乡，是害之矣，于何云利？”“黄君非不仁，何至出此”；“以势言，……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何从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假使听党众恣雎之谈，行草莽不义之事，则是授人以伐暴之名，而自处于无悻之地，图人不成，适以自戕，智者不为也。黄君非不智，何至出此！”所以，他怀疑是有人冒用黄兴名义播弄构扇，招惹是非，黄兴本人未必如此。
为提醒黄兴爱惜羽毛，不被人利用，并希望他做好本党工作，将重心转移至利国福民事业，5月26日，张謇写信规劝黄兴，请赵凤昌先给杨廷栋、陈陶遗看，再转交。赵凤昌、杨廷栋阅信后，觉得心动不如行动，乃催张謇来上海“调停南北”。张謇也认为“调停诚亦其时矣”，表示三五日后将到沪“晤商一切”，请赵凤昌、杨廷栋与陈陶遗、刘厚生等“密计手续次序”。恰巧此时，程德全拟派应德闳和杨廷栋北上，向袁世凯汇报南方情况，并讨论时局进展，遂电催张謇前往南京。
6月4日，张謇到南京，“筹议竟日”，将“所有苏省与全局关系之财政、军事、民生、商业，其重要而为人之所注意者”，嘱应、杨“二君面陈”。可他还不放心，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几个月来，局势发展经历了平流、漩流、改道之流、会归之流、纳入之流几个阶段，国民党借宋案、大借款喧闹不已，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处群疑之地，为众怨之府”，举国望治之心倾向于政府。值此之际，袁总统“为手造民国之人，自以利国福民为职”，应该做以下几件事：“发正当法律之言，示恻怛人民之隐”，“申诫军人，毋逾国纪”，“其有暴徒作乱，……声而讨之”。最后他强调撰写此信的意图是“区区私忱，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各让一步，使正式政府早日成立，国会渐次宁静”。总之，在张謇看来，南北之争的核心是宋案，宋案只有走法律途径，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他支持袁世凯，就是希望袁世凯以法治国，解除纷争，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
由于在南京屡屡论及国民党的叫嚣隳突，而这种现象又主要发生在上海，张謇以“沪上嫌疑是非”，乃改变三五日去沪的计划，回南通休息。但赵凤昌并不知情，按照张謇的要求与国民党要人接触，密计南北调停问题。当时胡瑛由北京来上海，汪精卫、蔡元培刚好从德国回到上海，他们三人都主张调和南北。6月5日，赵凤昌致电陈陶遗说：胡瑛来言，汪精卫已与国民党要人孙中山、黄兴等研究时局，一致认为南北应和平，袁世凯的地位须保持稳定。希望中央不要相信谣言，不要突然有政策变动，俾便汪精卫做工作。请与程德全、张謇二公商量，“速密电中央，免生阻碍”。
次日午后，蔡元培来拜访赵凤昌，赵凤昌通过他进一步确认了国民党内部确有追求和平的诚意，晚上九点即致电程德全、陈陶遗，并请转张謇，认为前电汪精卫所谈南北调和问题切实可行，“惟须贯彻，务请坚邀啬公偕陶即来沪，并盼乞复”。张謇接电后，致函赵凤昌说：他往南京送应德闳、杨廷栋北上后即回南通，已“专函劝北方勿过逼迫，致碍民生”。他没有透露上述爽约赴沪的真实原因，也避而回答何时赴沪问题。但赵凤昌与国民党的接洽紧锣密鼓，越来越深入。据蔡元培的日记，8日晚，胡瑛约他和陈陶遗、汪精卫商量宋案问题。
次日，他们四人到赵凤昌家商议，正式敲定了解决宋案的三点方案：一、总统问题。南北统一后，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但宋案发生引发种种魔障，只有先去除这些魔障，才能“为顾全大局计”，“终决心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二、各省都督问题。宋案发生后，各省都督飞电四传，词锋所指，无所不用其极，大局几致纷乱。“宜由总统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并申明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的国民党都督。三、宋案解决问题。宋案决于法律，“将来罪名，至洪述祖而止”，国民党放弃传赵秉钧到案之主张，政府也应停止票传黄兴之举动。
10日，陈陶遗、刘厚生带着这个方案启程去南通，请张謇转达袁世凯，居中调停。然而，出发后，他们得知袁世凯已于9日下令罢免国民党籍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刚好与方案中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都督有抵触，连夜致函赵凤昌：“赣督免官命令已见，所事刻下是否可以进行？乞速与汪、蔡、胡三君接洽，以急电示知为荷”。刚好，10日这天，蔡元培听说“政府有撤换江西都督之命令”，去赵凤昌家了解情况。经过紧急磋商，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在不知道他们提出宋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所作的决定，情有可原，方案照旧，无需更改。所以11日下午，赵凤昌急电已抵南通的陈陶遗、刘厚生，仅四个字“仍旧进行”。而在接到赵凤昌电报之前，陈陶遗、刘厚生根据他们与汪精卫、蔡元培等接触、商谈的情况，已说服张謇作调人。张謇乃致电袁世凯，枚举事实，为国民党辩护：“南中各方面自汪、蔡回国竭力解说，人心益趋稳定”，“外间所传种种乱谣，悉由假托。犹洪、应之假托政府，不足凭信”。为根本解决南北彼此相疑问题，他建议袁世凯“发诚恳剀切之命令，禁止谣传”，“为孙、黄声明，决不为此破坏民国大局之事”，“明发命令，禁止军界干涉政治”，请电约蔡元培、汪精卫“即日赴京，详询一切，必能解释双方，裨益大局”，并承诺当“忠告孙、黄”，支持袁世凯选举正式总统。
在接到赵凤昌电报后，12日，张謇又致函袁世凯，摘录汪精卫等的解决宋案方案，肯定国民党方面的诚意。他说该方案“汪、蔡、孙、黄当面通过，确是同意，所拟诚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尤其可贵的是，“十一日已见撤换赣督之电令，颇疑汪、蔡或有异说。旋得赵竹君函，前拟不以赣令而易，益见汪、蔡维持全局之诚”。因为“汪、蔡、孙、黄不以赣令为轻重”，所以没必要收回撤换赣督成命，毕竟政令“无朝夕反汗之理”。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张謇认为袁世凯也必须采取相应举措：
一、宋案既可不传赵，周案亦可不传黄。以案理论，宋根证据，周类告密，本有异点。而总统即可借示宽大，或令黄遣代表辩诉了之。二、赣督既撤，临时期中，粤、湘、皖可不再提，以示举一而三，使之自反。三、申（诚）[诫]军人不干预政治，可连四省说，庶南北皆无迹相。四、通令为孙、黄分办，非专为孙、黄也。一面剔清孙、黄，使不逞之徒无所假托，一面即严重处置假托之人，以正乱民之狱，以后军法易于措手。五、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亦以示公之尊贤而亲仁，并无党见。
这些是以上述张謇致袁世凯电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具体化的。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张謇反复建言献策的目的就是希望袁世凯拿出态度，尽量争取各方支持，从而顺利当选。
14日，袁世凯又免去国民党籍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改任西藏宣抚使。16日，他致电张謇，说来函、来电均收悉，“下令禁军人预政，自当遵教续办”，但对于国民党，他也有满腹苦水要吐。他说，自共和成立以来，他对孙中山、黄兴等倾诚结纳，甚至有人指责他过于顺从，他都在所不顾。然而，孙、黄手下的那些人“气焰薰灼，俨同贵胄”，他也“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一年以来，国民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污蔑，凡与他稍有牵连“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但他以国计民生，不堪再扰，并不计较，隐忍迁就，降心相从。没想到“国会将开，党争剧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尽管“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如果孙、黄“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张謇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立即抄寄赵凤昌，请他阅后，一份给陈陶遗、刘厚生，一份备着给汪精卫、蔡元培看。并说袁世凯对国民党“不能放心处甚多”，请他打听“日内孙、黄之观念又何如也”?赵凤昌随即回信，告诉张謇：汪精卫已回广东，临行，“劝导同志，归于稳定一致”，还留信给他，如果袁世凯有什么消息，与蔡元培、胡瑛接洽。因此他收到抄电后，连续两天约蔡、胡到他家商谈，出示抄电，蔡、胡都说电内最要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足见袁世凯推心置腹，“肯于说透”。现在仍照前议，不因江西、广东都督被撤换而改弦易辙，孙中山、黄兴必当有所表示，以安定人心，只等汪精卫回上海后商定表示之法耳。所以请他“先为酌复，俾知并无变动，免生枝节，汪回沪再详达”。6月22日，张謇致电袁世凯，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和赵凤昌就其16日铣电居中转达国民党的过程：
铣电敬悉。要旨在“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二语，当函转竹君，切询汪、蔡。顷复称汪已赴粤解劝，两约蔡、胡过谈，俱云二语定可无虑，此间仍总前议，不以赣、粤改辙。一面电汪回沪妥议孙、黄表示于其党人之办法云云。谨据达，后闻续陈。
26日，袁世凯复电张謇云：“祃电悉。果如蔡、胡所云，是彼此释嫌，同图建设，如天之福，国赖以存，鄙人决不为已甚。汪何日回沪？孙、黄表示之法，甚所愿闻。公苦心调和，成人之美，中央意见，已有廿二命令可证。请检阅便知。”“廿二命令”，即刊登于6月22日《（北洋）政府公报》上的《临时大总统令》。该令与上述铣电类似，袁世凯先是对民国成立以来的政局痛心疾首：“自前年九月以迄今兹，人民之颠连困苦损失于无形者不知凡几，法制亟望规定而纷拏不决，政治遂碍于进行，兼以党见纷歧，是非淆杂，用人掣肘，政府几空，骎骎焉成为暴民专制”，接着他称懔于“佳兵不祥之戒”及救国救民计，他横竖不计较那些隳突叫嚣者，寄望他们“内省良知，自崖而返”，但没想到他们“误会共和真理，借美名以逞其恶焰，假公义以便其私图”。如此种种坏法蔑纪，无论哪个政体都不能容忍，必须“整饬纪纲，纳民轨物”。最后他告诫军人要“服从命令，勿得逾越范围，其非分之事慎勿干涉，致淆政体”，“愿提倡改革之先觉爱惜名誉，告诫同侪，毋使依附之徒托名暴动，倾覆邦家”。其实这个命令针对的仍然是国民党，军人指皖、赣、粤、湘四省都督，他们曾联名就宋案和大借款公开表示对政府的不满，被袁世凯训斥身为现役军官，不知服从，插手职任范围外之事；先觉则指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他们被要求劝导党员回归理性，并公开承诺不与政府对抗。与该命令相配合，袁世凯态度日趋强硬，继罢黜李烈钧、胡汉民之后，又于6月30日免去国民党籍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预先做好战争部署。
尽管如此，赵凤昌与张謇的调停活动仍在继续。7月2日，赵凤昌致函张謇，说收到所录示的袁世凯26日宥电，即约蔡元培、胡瑛共阅，并密达孙中山。今两君来谈，孙中山也深以电语开诚布公为幸，多次电粤催汪精卫回沪，商量表示之法。胡瑛刚刚得到广东都督陈炯明来电，汪精卫已赴香港候船即回，不日可到。等商定表示之法，再予密告。只是为时稍久，恐怕袁世凯着急，请您先酌情回复。至于近来各处无意识之举动，想中央必不因此见疑，去电也望略说一说，免得又生枝节。
5日，赵凤昌再致函张謇，说2日一函想已收到。胡瑛又接到广东来电，汪精卫的确已到香港，稍有勾留，即来沪。这几天，湖北忽起风波，幸亏马上平静。涉案的宁调元、熊樾山两人，北京刘揆一、杨度等致电黎元洪营救，黎复电通告，语甚切直，可见《时报》。刚刚胡瑛来信并来面谈，想恳求您和我致电黎元洪求情。我说黎既有此通告，且有“天职所在，虽亲不挠”等语，断非他人可以进言。如有电报去，他也不过再照发一个电报，于事无补。何况我与他向无私电往还，突然去电，“尤觉可诧”。陈陶遗也在坐，我们再三商量，拟请您密电袁世凯，由袁出面密嘱黎元洪释放宁、熊二人，可藉此收彼党人心，便于汪精卫开导其党更加得力。
张謇收到赵凤昌来信后，于12日致电袁世凯，先转述该信两方面内容：“顷竹君函，据胡瑛转述粤电称‘汪到港稍有勾留，候船即来沪。鄂事幸平，宁、熊就逮。观黎答刘、杨通电，语甚严正，请转恳总统，密电属鄂宽缓，以示不为已甚。汪回消释尤易’等云”，然后表示赞成赵凤昌的意见，“謇意：是亦今日宽猛相济之一道”，询问袁世凯“是否可行”。16日，袁世凯复电云：“宁、熊就逮”，即电黎元洪“详审二人，才具颇可爱惜”，已托人劝黎宽缓，望转告孙中山、黄兴，但该信27日才转到张謇手中。而12日，李烈钧已在江西湖口公开武力讨袁，并宣布独立。15日，江苏率先响应，也宣布独立。对此，张謇事先一无所知，还不大相信，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闻江宁独立电，颇滋疑怪”。然当确认消息后，张謇不禁既沮丧又愤怒，几个月的调停完全无效，他极力想避免的南北战争竟然就在他眼皮底下发生。17日，他致函赵凤昌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实业生计大受损害，外交亦恐生危阻，殊可痛也”。赵凤昌也深有同感，慨叹“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
27日，上述袁世凯16日的铣电转到张謇手中，他抄寄赵凤昌的同时，也顺带发表评论，对调停表示厌倦，对国民党举兵所造成的破坏极为愤恨：
洹上十六号复电，顷方转到。宁、熊尚可商，可见无必用兵之意，然此间十五号事发生矣，发电时当尚未知南中况状也。此电抄寄奉阅，是否可与汪阅，公熟审之。或竟不与阅，以断其续起调停之想；或与阅，以示衅实南成，二意公为权之。程、应苏已发表，镇又取消独立，沪、徐屡败，殆不能军，尚可言调停耶？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即通实业之受损，亦数十万矣。可恨！
虽然只有短短100多字，但该信内容丰富。张謇认为袁世凯复电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发动了赣宁之役，因此同意救助宁调元、熊樾山二人，可见袁本“无必用兵之意”。“十五号事”指15日，黄兴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任命他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后安徽、广东、福建等省以及松江、上海等地也宣布独立。国民党既然率先挑起战争，再想调停就很难了，更何况革命不得人心，镇江取消独立，程德全、应德闳发表反对江苏独立、筹商恢复的通电，而上海、徐州等地讨袁军又屡屡战败，几不成军，还有何调停可言？此外，令张謇痛心的是上海的独立战役不仅给上海民众带来很大损失，也波及他的老家南通，致使其实业受损数十万。
张謇对国民党本没有多大好感，曾在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批评国民党“在南中已天怒人怨”，如顽劣小儿，“与较则伤我量，不较则可厌”，但因为宋案发生，国民党与袁世凯政府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才不得已出面调停，为国民党说好话。可没想到国民党非但不领情，还发动战争，殃及无辜，令他十分恼怒，从而断然终止调停，坚决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当汪精卫致函给他，愧疚地说：“事既如此，不能不思所以了之，此仍非先生出而援救，无以出斯民于水火，望为苍生计，勉来上海一行，不胜祈祷之至。”他却写信给赵凤昌，以生病为由婉拒：“即欲去沪一谈，但病暑湿，不能出门，须俟稍愈，即可行路，请为致意汪君曲谅。”自此之后，张謇抽身而退，不复关心与国民党有关之事。
而赵凤昌则还为江苏独立之事善后。如果说李烈钧湖口起兵讨袁还有所准备和策划的话，那么黄兴宣布江苏独立则近乎儿戏，因此旋起旋灭。据参与其事的赵正平回忆，江苏讨袁战争是他奉黄兴之命和冷遹、章梓、洪承点几个人密商的结果，“七月十五宣布讨袁”，“徐州前线即于当夜开火”，徐州战败退出后，黄兴于7月28日“听从一部分劝告”，“悄然退出南京”，他和冷遹、章梓、洪承点也跟着出走，“乘小民船，经溧水、溧阳，而至宜兴，再由宜兴赴湖州，改乘小轮赴沪”。黄兴等逃离南京后，驻守南京的第八师军官陈裕时、张厚琬致函赵凤昌说：“现南京主动诸人，如黄、章、洪、冷诸君，均已远扬，已奉都督命令取消独立，现由陈之骥担任秩序。应如何善其后，拟谒先生面陈一切，尚乞不拒为祷。”赵凤昌接待陈、张两人，了解相关情况后，即致函江苏民政长应德闳，称苏事全赖他和程德全，“苏民方有再生之望”，“顷在八师之陈君裕时、张君厚琬自宁来，已遵都督命令取销独立，惟善后事急须面陈左右，嘱为代达。何时可见，即希传知”，并附上两人所言情况及相关建议。与张謇相比，赵凤昌相对随和，基本有求必应，热心帮忙，因而在调停宋案过程中，有始有终，做出较多的努力，即使最终失败，也未置身事外。
（本文摘自李志茗著《赵凤昌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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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宋教仁案,张謇,赵凤昌
赵凤昌（1856年－1938年），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政要，对于东南自保、南北议和都有很大的贡献。因设计民国五色旗，又有“民国产婆”之称。 [1]编有《赵凤昌藏札》计109册36函，内收重要函电、文稿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生平[编辑]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当时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与革命党人打算和谈、强迫宣统退位，赵凤昌也协助促成了南北议和，其居所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赵凤昌也参与机密，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 ^ 民国五色旗出自赵凤昌之手 一度被孙中山搁置. 南京日报.
- ^ 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出自《温故（十九）》）. 凤凰读书.
来源[编辑]
- 马铭德 《辛亥革命与赵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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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述祖[编辑]
生平[编辑]
光绪十九年（1893年），经其父推荐在刘铭传手下任中军参谋。后因法军劫军火事件收受法军2000两白银，被判三年监禁，而后洪述祖又买通狱卒，越狱逃至武昌。又在其父旧交岑春煊手下任汉口清文局坐办。其后又勾结洋人伪造地契卖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缉拿，洪述祖又通过世交时任清警部侍郎赵秉钧向张之洞求情，结果洪述祖被逐出湖北，后又跑到上海租界。
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从上海赶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出谋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在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章。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准备接替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进行组阁。经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授意，内务秘书洪述祖来到上海，找到其上海滩旧友、青帮成员、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应桂馨又在得到“事成之后，奖现金五十万元，授二等功勋”的许诺后物色了兵痞出身的武士英做为杀手，于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对欲在上海登车北上的宋教仁行刺，3月22日，宋教仁身亡。
案发后不久，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先后在租界落网，供出主凶袁世凯、谋划者赵秉钧、直接指挥人洪述祖。之后武士英、应桂馨先后被刺杀灭口[1]。惟袁世凯送了一笔钱给洪述祖，让其离开北京。洪述祖离开北京后就躲进青岛德国租借地内。1917年春，他化名张皎安来到上海，因债务纠纷被一德国商人向租界会审公廨提出控告。4月30日，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的地方法院，后被解到北京的地方法院。1919年3月27日，在袁世凯已经死去三年后，北洋政府大理院判洪述祖死刑。4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原清朝刑部大牢），对洪述祖执行绞刑。由于洪述祖过于肥胖，脖颈支持不住身体重量，扯断头颈，尸身落地，鲜血直喷。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
子女[编辑]
- 洪深，儿子
相关条目[编辑]
- 巴尔赞·易卜拉欣·提克里特也在执行绞刑时身首异处。
- 李大钊1927年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执行绞刑。
注释[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 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近现代人物的不寻常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ISBN：9787563389643。
- 张耀杰：《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台北：新锐文创（秀威代理），2010年12月，ISBN：978-986-868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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