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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为什么拼不过洋货？

 
 
 
 
2019-02-24 22:29
晚清以来，进口的洋货（除少数农特产品外）强烈冲击了国货市场。表面是商品的竞争，实质是工业文明与手工文明的竞争，差距好比毛瑟枪与红缨枪。存在代差的交手，结果必然变成屠杀和驱逐。
尽管不断有人以爱国、保护民族产业的名义抵制洋货，可高调唱完了，还得买洋货。这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抵挡不住洋货的价廉物美。洋货的功能、工艺设计、做工、品质都要高出国货不止一个档次，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价格低。
问题来了，以当时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上海徒工月薪低至10个银圆），做同一样东西，国货价格怎么会比洋货高？
早期的国货洋货竞争演变成贸易——战争——贸易——再战争——再贸易。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倾销而来。到十九世纪末，各类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①
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场商品竞争倒逼的工业化追赶。
引进貌似有了，消化则有些不良。大办工业成为一场运动，出现很多工厂不达产、产品不达标、经营亏损的现象。同样的外国机器，生产的国货却拼不赢洋货。比如汉阳造比德国毛瑟枪，上海江苏的国产棉纱棉布比洋纱洋布，汉冶萍公司的钢铁比欧洲和日本的钢铁等等。工业制造品更没法比。
为什么？

首先是官办企业病。

决策失误，设备不配套，生产不能统一调度，经营不讲效益。
1894年6月，汉阳铁厂投产。总投资六百余万两白银，机器设备从英、德、比订购。因为大冶铁矿石含磷高，设备有一半不匹配。又由于煤矿没有竣工，焦炭供应不足。
汉阳铁厂开工就亏损，两年后停产，只好改为官督商办。其间，汉阳铁厂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因品质不佳，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②
投资资金收益、设备折旧、残次品损失、生产和管理成本怎么算？这些产品，没法计算价格，自然也没法跟洋货竞争。

其次是中式管理病。

上世纪初，中国生产的棉花大量出口，转而从英国、日本进口大量棉纱，两相抵扣，“每年损失白银二亿一千万两。”
“民族资本家的产品，无论质量、产能和价格都居于劣势，根本无法和英日相比”。
其中原因跟原料无关：都是中国棉花；跟机器无关：都是进口机器；跟市场无关：都是在中国销售。那跟什么有关呢？
——人！
原本的中国纱厂，由经理负责营销账目，称为“文场”，由工头承包车间生产，称为“武场”，两者互不相关，经理不过问生产情况和员工福利。
这样的企业生产的国货怎么竞争得赢洋货？
这种状况，直到美国留学硕士穆藕初回国办纱厂才改变。
1915年端午节，穆氏兄弟开办的上海德大纱厂正式投产。这是全国第一家“全盘西化”的纱厂，以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为龙头进行直线管理，以生产流程为依据，进行效率评估、质量监控和成本核算。
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引起工商界巨震，参观者络绎不绝。关键是，德大纱厂的管理盈利。此后，华商开办的纱厂全部改为德大模式。③

其三是规模效益小

民族工业起步晚，积累少，整体上规模都不大，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属于跟跑者。
1900年，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
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拉低了九成，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
这时候的中国水深火热，义和团、八国联军、君主立宪闹的不可开交。
民族工业的代表荣氏纱厂1909年起步，纱锭一万二千枚，到1914年也才一万八千枚。
而怡和洋行同年将香港的工厂搬到上海，规模为近六万枚纱锭。

其四，劳动生产率低下

追赶中的民族工业先天不足，资本积累、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工人素质、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难以对抗西方工业。
综合来看，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低下。
日本纺纱企业的单位产出率是华商纱厂的近一倍，但消耗只有三分之二。④《申报》从1935年12月4日起，连载丁文江的文章《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指出了中外劳动效率的差距：
“谁都知道中国劳工的效能极低，比不上欧美人的一半。譬如中国的矿工，一个人工作十二小时，平均只能挖煤半吨。英国的矿工，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形之下，工作八小时，能挖煤一二吨。” ⑤
可见，人力成本只是影响商品价格的变量之一，只有在其他变量接近的情况下，人力成本才能凸显。
而近代中国工业与西方工业相比，差的不是几个工资的距离。
参考资料：
①《汉冶萍公司的光荣与启示》周积明，《光明讲坛》2017年8月28日
②《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李艳，《国企管理》2018.10
③④《“新兴的商人派”：政治场域中的穆藕初》克念，《近代史论语》2018.11.29
⑤《丁文江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来自公众号：时拾史事（ID：history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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