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袁世凯如何裂解了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

 
 
 
 
2019-03-08 19:56
随着宋教仁遇刺案证据的公布,以及善后大借款违法签字,袁世岂与国民党之间已经势同水火,武力对抗已经不可避免。袁世凯在当政之初即着手与革命派武力对决的军事准备,此时更加快了备战的步伐;而国民党则内部意见分裂,一度举棋不定,在斗争中陷入被动局面。
袁世凯对革命派向来心存戒心,而且信奉实力政治,将军队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在民初当政后,就十分注意扩充军事实力。
1912年8月,袁世凯为了整补北洋各军,一方面密令各军统制,要“一律招足十成,不准缺少一名”;同时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通过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传谕镇以上军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为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与灌输,袁世凯进一步树立了在北洋军中的绝对权威。
袁世凯还大量购置军火,充实军备。据海关统计,天津一口输入的军火,1912年为白银272万两,1913年则增加80%,达到490万两。1913年的瑞记第3次借款30万英镑,以及陆军部捷成借款28.8万余元,全部用于订购军火。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作了具体战争部署。他将北洋军第6师部署在河南信阳,以嫡系李纯师长任豫南镇守使。并不顾南方革命党人的抗议,将溃退衮州的张勋所部江防军扩编至1万多人,改称武卫前军。又将辛亥时招募的武卫军左翼倪嗣冲部扩充为10营,于1913年初改编为武卫右军,屯兵颖州。精心布置的这3支部队,成为袁世凯监视南方革命派的第一线部队。
随着南方革命党人反袁情绪高涨,袁世凯更明目张胆地作用兵的准备。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召集秘密军事会议。
5月2日,袁世凯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内阁成为战时内阁,更增添了战争气氛。
5月3日,袁世凯借西方报纸报道革命党人备战消息为由,发布总统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
5月6日,袁世凯又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将重点首先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一带。5月12日,李纯奉密令开始行动,派遣其所部第6师全数开至湖北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控制九江、安徽方面。随后,北洋第2师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作为第6师的后援,并监控湖北形势。同时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部南攻。另外,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被北调烟台。至此,完成了作战的兵力调配。
袁世凯还深谙合纵连横之道,他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到东北、西北、西南各省的支持;原先革命派占一定优势的浙江与四川,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之下,逐渐倾向于袁。
武汉作为战略要地,鄂督黎元洪的态度至为关键。袁世凯于5月拨给湖北“军饷”100万元,进行拉拢收买。黎元洪一再表示“唯知服从中央”,向袁世发出效忠电。从而在对革命派动武的前沿地带撬开了一个重要缺口。
在摆好阵势后,袁世凯开始摊牌,5月21日,他让梁士诒、段芝贵传话,恶语指责孙中山、黄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并威胁说:“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面对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内部却意见分歧,步调不一。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上海,连续召集国民党领导人开会,讨论形势及应对之策。
孙中山坚决主张诉诸武力,认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
孙中山的武力讨袁意见,虽然得到国民党内如戴季陶等部分激进派的支持,但以黄兴为代表的相当一部份人却有所顾虑,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认为“法律讨袁”更切实际。
而在国民党实际控制的南方各省中,江苏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孙道仁本系旧官僚,政治态度依违不定;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主张慎重行事。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主战。
由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意见分歧,因而无法做出武力讨袁的决断,难以形成整体力量。4月、5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召集两次秘密军事会议,虽然皖、赣两省在军事上有所布置,但毕竟力量有限。
而黄兴等人主张的“法律讨袁”,在袁世凯的强权之下,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袁世凯调兵布阵,老谋深算,因而有恃无恐;国民党虽据道义的优势,却对袁世凯无可奈何。而且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逼,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两相对比,也就决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命运。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3:33 作者:  马勇  ( 进入专栏 )      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一个不曾发生近代转型的中国,面对一个完成了近代转型的日本,因而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力不如人,不是经济不如人,主要的就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转型,将一个“前近代”王朝转变为现代国家。    十年一梦       没有实现近代转型的国家责权利混沌不分,帝国最高领导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恭亲王,他们无不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各位大臣如翁同龢、李鸿章,也无不竭尽全力,避免失误,力争胜利。但是假如我们对照中日双方最高决策当局、执行层面的差异,就很容易理解“夙夜在公”并不是事必躬亲的理由,事必躬亲更不是胜利的必然前提。没有好的体制,君臣都累,且不易成功;一个好的体制,各司其职,治大国若烹小鲜。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后,改革、维新、强军、富国、新民,需要变革的事情多如牛毛,但其牛鼻子,无疑属于怎样重建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架构,合理配置权力,让先前无所不在的皇权有个大致边界,而不是继续让皇上表演独角戏。    在战后第一轮改革思潮中,康有为发现中国的症结在于体制封闭,上下隔阻,上有德音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天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得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怎样才能消解这个难题?康有为建议,仿举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分班轮值,上驳诏书,下达民间,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议院体制。    “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四书》),显然不是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那样简单,而是一项综合改革,是体制大调整,既是对皇权的补充,也是对皇权边际的限制。至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功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 广西南宁武鸣县,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

陆荣廷 编辑 讨论4 上传视频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壮族,原名亚宋,字干卿,小名阿发, [2] 广西南宁武鸣县宁武镇雄孟村人,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年(1894年)受清朝招抚,编为健字前营。因镇压会党卖力,历任管带、督带、分统、统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称驱逐革命军,克复镇南关(今友谊关),升左江镇总兵。宣统三年(1911年)授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被授予宁武将军、耀武上将军衔。护国战争前,因同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密谋讨袁。参加组织两广护国军务院,任抚军。旋任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桂系势力扩张到广东。护法运动开始,欢迎孙中山南下广州,陆任广州军政府粤湘桂联军元帅,并出兵攻占湖南抗击北军南侵。民国九年(1920年)驻闽粤军和广东民军将桂系驱逐出粤境。翌年孙中山命粤、滇、赣各军入桂讨陆,陆嫡系谭浩明部退往桂西继续抵抗。 民国十二年(1923年)乘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粤军撤退,卷土重回广西。后逃离广西下野,寓居上海,后移居苏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0岁。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柩运回广西,葬于武鸣区城西的狮子山。 中文名陆荣廷别 名陆亚宋、陆特宋、陆干卿、陆武鸣、陆宁武国 籍中国民 族壮族出生日期1859年8月13日逝世日期1928年11月6日职 业广西都督、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主要成就统治广西,成为旧桂系军阀首领 参与护国讨袁战争 就任粤湘桂联军元帅(旧桂系集团首领)出生地南宁武鸣县逝世地上海葬 地武鸣区城西狮子山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艰辛 ▪ 龙州立足 ▪ 抗法清匪 ▪ 桂省军职 ▪ 都督广西 ▪ 反袁讨逆 ▪ 护法混战 ▪ 下野去世 2 为政举措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3 人物评价 4 轶事典故 ▪ 荣廷睇相 ▪ 武鸣县名 ▪ 百姓印象 ▪ 无有遗产 5 人物荣誉 6 亲属成员 7 后世纪念 ▪ 墓地 ▪ 故居 8 生年争议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艰辛 清咸丰九年(1859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13日), [1] 陆荣廷生于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今南宁市武鸣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