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1933扑朔迷离的黑色帐篷刺杀案 凶手是蒋介石吗？

 

 

 

 

2019-04-12 21:17

1933年6月18日清晨6点多钟，一辆黑色敞篷汽车缓缓驶出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的大门，车上坐的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杨杏佛和他的儿子，15岁的杨小佛。离异单身的杨杏佛当时寓居于此，而杨小佛在大同中学上学，每周末到父亲处团聚。两人正兴致勃勃准备出游，突然枪声四起，十多发子弹同时往车内射击，司机当场遇难，杨杏佛因伤势过重送到医院后不久也不治身亡。只有杨小佛因为父亲用身体遮挡，仅在腿部中了一枪，幸免于难。袭击的歹徒都四散逃逸，仅有一名歹徒未及逃离，试图开枪自尽，后来死在了医院。杨杏佛之死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是谁阴谋暗杀他？而他又为何成为暗杀者的目标？

杨铨，字杏佛，生于1893年，少年时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受革命思想熏陶，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杨杏佛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南北议和后，他不愿意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于是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在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1914年，他与同在美国留学的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出版《科学》杂志，传播科学救国的理想。1918年，杨杏佛获得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汉冶萍煤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1925年，他作为孙中山的秘书与孙中山一起北上谈判，并在孙中山去世后，任其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北伐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积极组织革命工作。

1928年，杨杏佛受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然而，相比起组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杨杏佛更感兴趣的事业还是政治。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而蒋介石在1932年与汪精卫联合，重新上台，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打击国内要求积极抗日的舆论，把全部军力用于剿灭江西的苏区。这一政策引起诸多爱国人士的不满，于是蒋介石私下命令由戴笠负责的特务处，对政见不合者采取威胁、绑架、秘密逮捕乃至暗杀等各种手段，试图加强其专制统治。 

为了抗议蒋介石政权的暴行，1932年夏秋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开始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目的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给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并唤起舆论对国内剥夺民权现象的关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权利。同年12月29日，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同盟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杨杏佛是同盟的积极分子，1933年春，他还到华北等地活动，批评蒋介石对政治犯的迫害，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制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国民党特务先是使用投寄恐吓信的手段威胁，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都不为所动。宋庆龄和蔡元培在国民党内部有很高的声望，乃至在国内外都有巨大影响力，很难真正对他们下手，相比起来不那么有名的杨杏佛就成了白色恐怖的牺牲品。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特务头子戴笠亲自策划指挥了对杨杏佛的暗杀行动，企图以此迫使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于是就有了1933年6月18日清晨那血腥的一幕。

杨杏佛死后，蔡元培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并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急予饬属缉凶，以维法纪”（《申报》1933年6月19日）。法租界警务当局也立即派多名探员调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重视。事发当日恰好汪精卫也在上海，在下午5点的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杨杏佛遇刺一事，他显得十分惊讶，事后还回电给蔡元培，表示已经命令上海市政府尽快缉拿凶手。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即使在当时，舆论就已经怀疑杨杏佛的死是政治暗杀，针对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目的是威胁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

6月20日，雨，杨杏佛的悼念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蔡元培率中央研究院同人前来吊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如宋庆龄、沈钧儒、鲁迅、邹韬奋、胡愈之、史沫特莱等人也都出席了入殓仪式。宋庆龄还就此事发表声明控诉蒋介石政府的暴行：“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79页）。鲁迅则为杨杏佛写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的死在当时并未能找到凶手，虽然当时人大多怀疑这是听命于蒋介石的复兴社特务处所为，却也没有真凭实据。直到1949年军统特务头子沈醉被捕，此事才真相大白。沈醉曾是戴笠的下属，18岁就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在上海从事特务活动，还参与了刺杀杨杏佛的行动。据他回忆，当时特务侦查到杨杏佛喜欢骑马，有空就去租界以外的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因此他们本打算趁他骑马时狙击，但蒋介石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若在租界外暗杀，不仅不能达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而且还会增加中国政府当局破案的压力。于是戴笠只好修改暗杀计划，在法租界杨杏佛的寓所前将其杀害。

蒋介石的特务政治有效地维护了他的专制统治。上海的白色恐怖大大影响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杨杏佛的死使同盟的积极分子不得不暂时避避风头，邹韬奋因此于同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宋庆龄、蔡元培和同盟的其他成员虽然还在以各种方式坚持他们的政治理念，但作为一个民主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杨杏佛死后就基本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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