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所有人都在写回忆录，试图将功劳归给自己喜欢的角色，同时论证自己讨厌的角色其实在拖后腿。唐继尧引起了最多的争论，也就是说蔡锷的真正角色其实颇有奥秘，因为唐继尧当时是蔡锷的死党，拥唐反唐其实就是拥蔡反蔡。蔡锷功高而早死，又没有得罪后来的各党派，因此变成了不能攻击的政治正确人物，连姜文的电影都要攀附他。如果他当时的举动令某些人不满，肯定都要算在唐继尧头上。唐继尧的颂词是：他是唯一参加了革命党所有秘密会议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他的贬词是：他反对积极起义的下级军官，后来又积极镇压同盟会和激进派。蔡锷是公推的临时总司令，却没有参加最初的密谋，所有人都不提他对拖延还是提前起义的意见，仿佛他是另一个黎元洪。这跟蔡锷英明果断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其中必有文章。蔡都督可以证实的行径如下。第一，他不仅礼送老上司李经羲去香港，允许前总督带走四万两白银的家产和关防大印，还自己送了四千两银子的路费。第二，他将云南同盟会的领袖和军政部长李根源安置到参议长的虚职上，最后完全夺走了讲武堂前校长的兵权，这种事情的难度至少相当于广州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第三，他在革命后最初几年一直鼓吹中央集权，也就是反对新国民党和老朋友宋教仁的主张，支持老师梁启超和袁世凯。第四，他就任总督的第一批举措就包括委任学弟唐继尧为军务部次长，实际掌握兵权。这些迹象加在一起，暗示蔡锷可能不是革命的领袖，而是革命必须争取的领袖。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拥戴他为领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反对革命。他愿意把自己的威望借给革命党，就是帮了后者的大忙，但他不允许任何派系绑架自己，而要追求某种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地位。袁世凯后来未能在全国获得的地位，就是蔡锷已经在云南获得的地位。 辛亥以后，许多省份的有效治理完全崩溃。大多数省份由于扩军的缘故，财政急剧恶化。蔡锷主政的云南以治绩良好为全国艳称，很快就处在有力量向邻居和中央发声的有利地位。在人事方面，他不到一年就把同盟会和北洋留在云南的军官礼送出境了。在财政方面，他整顿锡矿和鸦片收入颇有成绩。云南在丧失了各省协饷以后，岁入反而增加了两百多万银子。不过这种成就也意味着放弃英国-清国联合禁烟计划，恢复李鸿章时代以增加岁入为核心的鸦片政策。贵州同盟会和哥老会采取了类似焦达峰（1887-1911，曾加入哥老会，后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与同为革命党人的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但仅10日后便与陈新作一同被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协第2营管带梅馨杀害）在湖南的政策②（焦达峰革命成功数日后便派出援鄂军从长沙出发支援武昌，并扬言“湖南应当出兵20万，平定北方，夺取全国政权”，大大加重了军费开支；并且焦达峰、陈作新在任用人员方面也得罪了湖南土豪。以上两点引起了湖南士绅阶级对他的仇恨，某巨公出资五千银两收买梅馨，而梅馨本人也对焦、陈政策不满，最终导致焦、陈二人被杀。），导致了军官团的分裂和漫无边际的财政开支，引起士绅阶级（主要纳税人）的恐惧。他们害怕出现第二个王爷、大哥满天飞的太平天国政权，向资产阶级性格浓厚的云南军政府求援。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大举镇压会党和游兵，恢复了有产阶级的统治和他们喜欢的财政保守主义。这是辛亥以后第一次省际兼并，预示各省将会像独立国家一样行动。滇军在尝到这次胜利的滋味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服从任何中央政权的统治了。袁世凯的冒险和蔡锷的传奇给军官团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掩饰了他们的密谋活动比蔡锷和梁启超更早更重要的事实。 蔡锷首先加入统一共和党③，（注释：统一共和党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由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等联合而成。1912年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总务干事、常务干事、参议、特派交际员等，蔡锷担任总务干事（共5人）。本部初设南京，后迁至北京，在一些省份设有支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占有25个议席，仅次于中国同盟会、统一党而列第三位。1912年8月，蔡锷脱离该党，随后该党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成国民党（是宋教仁建立的主张内阁制的民主政党，存在于1912年至1913年间，并非日后孙中山在苏俄支持下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 然后加入梁启超的进步党（1913年4月，共和党（黎元洪领导）、民主党（梁启超领导）、统一党（张謇领导）三党为进一步对抗国民党，于5月29日合并为为进步党，黎元洪为名义上的党魁，梁启超为实际领袖之一）。这两个党派存在的理由都是对抗国民党及其暴民政治，维护有产者喜爱的稳定、但不民主的建设型政府。如果袁世凯符合这样的标准，他们是不愿意为旧国会而反对中央的。国民党在旧国会的选举中获胜，主要归功于选民团的扩张，也就是财产资格的大幅度降低。如果谘议局（清朝末年立宪运动中，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的最低财产标准继续沿用，第一届国会的人选大概不会跟各省谘议局有多大差别。国会不能代表有产者，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多数派极力推动政府的破产，纳税人暗中唆使大总统独裁。在正常的宪制演变中，双方的角色本来应该正好相反。结果，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变得异常孤立。湖南虽然支持他们，英国领事仍然报告说：当地国民（当然是指士绅阶级）讨厌好战的革命军人，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和平与秩序的化身。广东是国民党最可靠的基地，但省议会在陈炯明拔刀威胁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出钱。南京的商团倒是愿意出钱，目的却是想收买革命军离开。蔡锷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支持袁世凯，毫不令人惊奇。他的性格和习惯都属于资产阶级一方，厌恶混乱和浪费。 梁启超觉得蔡锷有国务总理之才，能够为他的党派打开局面，劝他入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计。”袁世凯希望裁抑北洋老将的跋扈，笼络新人。参谋总部的人事安排，多少含有集中兵权、统一军令的意义。参谋次长陈宦（1870-1939，一度被袁重用，但最后给袁反戈一击的关键人物。曾任云南新军协统兼云南陆军讲武堂堂长，1912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黎元洪），掌握参谋部实权。1915年2月，被任命为毅威将军兼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旅入四川。护国战争中与蔡锷秘密联络，1916年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是蔡锷的朋友，也在为他游说。蔡锷本人志向甚大，不能久居僻远。他顺应民初“本省人治理本省”的原则，培养唐继尧，就是准备接替自己。滇军诸将在北京和日本都有代理人机构，隐然为蔡锷后盾。然而，梁启超和陈宦的希望都落空了。袁世凯虽然厚礼相待，却不肯将要职交给梁系的人马。熊希龄（1870-1937，维新变法时担任湖南时务学堂创立时校长，1912年成为统一党、共和党党员。1913年成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熊希龄获邀担任总理兼财长，组建“名流内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林兼工商总长。但次年2月即被迫卸任）内阁倒台后，进步党面临鸟尽弓藏的未来。粤系和筹安会（1915年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成立的“学理探讨”团体，支持实行君主立宪）同时排挤进步党和交通系④，（此处指旧交通系。交通系可上溯到盛宣怀主持晚清航运、邮政、电报、铁路的前交通系，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梁士诒督办五路开创旧交通系，到曹汝霖接过派系大旗凝结新交通系，直至1927年北京政府覆灭，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旧交通系控制着国家重要经济命脉，是袁世凯政府的支柱之一。在袁世凯心腹、被称为“二总统”的梁士诒多年培植下，势力达到极盛，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钤、汪有龄等均为重要成员。）用政事堂（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自身权力，将国务院改为政事堂，设国务卿、左右丞各1人，参议7人，各局局长5人，所长1人。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洪宪帝制失败后，政事堂被废）取代公府秘书机构，将帝制视为恢复文官统治的途径。交通系和北洋老将则形成了财政和军事相互支持的默契。蔡锷如果能够主持参谋总部，为滇军少壮派取代北洋宿将打开道路，滇军很可能支持袁世凯进一步强化集权，然而蔡锷只得到了经界局的虚衔（1914年12月，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各方都在焦急地等待信号，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于1915年8月20日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的长篇文章，批驳筹安会及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此文一出即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响，《申报》、《时报》等迅速转载，全国反袁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就是这个信号。蔡锷自越南入滇，梁启超在上海游说冯国璋（二次革命后，冯国璋坐镇南京，而袁世凯逐渐疏远北洋老将，培植新人，袁冯开始离心离德）。滇军等到冯国璋幕府发出赞同起兵的“华密”电文，才正式宣布独立。所以护国军一开始就清楚，袁世凯没有镇压的能力。 护国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战争。陈宦和刘存厚（1885-1960，川军将领，护国战争爆发后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发布讨伐袁世凯宣言，并支援了蔡锷。蔡锷死后，与四川督军罗佩金、四川省长戴戡展开了三方斗争，1917年7月在斗争中取胜，同年12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都是蔡锷的老朋友，叙府和泸州的战争大部分只存在于纸面上。列强拒绝承认帝制，当然不会再次勉强银行团筹集有去无回的国际维稳贷款。交通系不肯为帝制筹款，却愿意为帝制的撤销筹款。蔡锷在泸州的主要敌人其实是结核病，由于各方都怀疑他其实是政治病，结果耽误了治疗。袁世凯去世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逝世，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把川滇黔三军都交给他。梁启超则希望他在西南为进步党声援，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川军不高兴滇军分享他们的财富，滇军则不愿意放弃战利品。蔡锷的处置方法只相当于临时停战，给各军划定防区，希望他们守在自己的领地内。后来，这种制度构成了四川长期内战的根源。无论如何，蔡锷已经没有精力和机会从容部署了。他前往日本治病，在那里去世。他刚刚离开，川军立刻就开始攻击罗佩金的滇军。从他们的角度看，国体不国体只是空话，滇军才是侵略者，解放战争的意义就是将本地的税收留给本地的军队。其实，这种看法倒是比较接近美国独立战争的宗旨。 蔡锷的军事能力应该相当出色，据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成绩是第五名（蒋百里（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民国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著有《国防论》。他终身没有指挥过一次实战）拿过第一名）。在那里，大多数中国学生没能毕业。然而，他的实战机会并不比蒋百里多多少。他显然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家，但政治家的成就大部分是梁启超宣传的结果。小凤仙（1900-1954，民国名妓）传奇⑤一开始是梁启超掩人耳目的手段，后来又增加了无数好事者的发明，将蔡锷侧室潘蕙英（1894-1956，蔡锷夫人，云南人，出生于士绅之家。年幼时进入女子私塾，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稍长后又接受西式教育。聪慧好学，容貌秀美。19岁时和云南都督蔡锷结婚。育有两子一女。长子蔡端，次子蔡永宁，女儿蔡淑莲）的配合移到更有戏剧性的角色头上。蔡锷的声望大部分要感谢他的早逝，否则罗佩金的命运就预示了他本来逃不了的磨难。即使他的能力大大超过罗佩金，湖南人在四川人和云南人之间也是注定左右不逢源的。在这方面，他有点像宋教仁。长寿的下场就是沦为失败者，或是不得不为成功而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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