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志》试读
第一章 成立的由来
长江下游的糜烂江南北大营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以为天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踪而至，结营于朝阳门外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亦进军江北，于三月初驰抵扬州城外，结营于雷塘集，是为江北大营。其声势则远不及江南大营。自是而后，江南大营之于天京，江北大营之于镇江，形成对峙之局，常苏以下，得以屏蔽。上海虽一度为刘丽川小刀会..第二章 营制
绿营制度的缺点曾国藩练湘军，开始时目的，即为矫正当时绿营之弊。绿营名称： 《大清会典》（光绪本），卷四三，页２：“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遂创立了一种有效率的军旅制度。而营制组织，特别是湘军的重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绿营系世兵制，全国设有定额绿营兵数： 《清史稿》（联合本）...第三章 组成分子
淮军初基自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安徽舒庐一带招募淮勇；以至同治元年（1862）正月安庆立营，可谓为淮军萌芽时期。自同治元年三月至五月之间，轮船运兵援沪，先后到达部众，共计六千五百人，是为淮军初建的基础。当时共有十个营头，分为十三营，计亲兵营二营，林字营二营，开字营二营，其余春字、铭字、鼎字、树字、庆字、熊字、垣字各为一营。加上续到的淮扬水师九...第四章 训练及精神
淮军的训练，最初均取湘军成法，尤以在安庆成立之十三营为然。加之李鸿章随曾国藩历练有年，亦深悉湘军体制。成军之初，更别无他法可以依据。十三营中的督标亲兵二营与开字二营，原已久经战阵，自不待此时训练，并且用为开淮军风气之榜样。熊字、垣字两营，系鸿章赴沪后，由曾国藩一手练成。春字营则亦久经大敌，亦不须训练。是以鸿章所亲自训练之军，只有林字两营，与铭、鼎、树、庆各一...《淮军志》试读：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长江下游的糜烂江南北大营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以为天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踪而至，结营于朝阳门外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亦进军江北，于三月初驰抵扬州城外，结营于雷塘集，是为江北大营。其声势则远不及江南大营。自是而后，江南大营之于天京，江北大营之于镇江，形成对峙之局，常苏以下，得以屏蔽。上海虽一度为刘丽川小刀会所据（咸丰三年八月至四年十二月），然镇江以下，大致保持完整。 第一次兵溃咸丰六年（1856）二月，扬州江北大营被太平军燕王秦日纲攻破，钦差大臣为江宁将军托明阿，遭受革职，由副都统德兴阿继任，并逐渐恢复江北大营，克复扬州。五月，江南大营也受到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的三路环攻，以致全营大溃。向荣退保丹阳，忧愤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仍保丹阳、金坛。当江南北大营相继兵溃之际，长江下游，屏障渐撤，情势十分危殆。咸丰六年四月末，帮办江南军务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镇江大营也被攻破，吉氏阵亡。天京外围清方劲旅，于三个月内一一败溃，下游失其屏蔽。恰于此时，天京内讧，先为杨韦媾难，继以石韦冲突，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诛，翼王石达开亦最后出走。历时九月有余，太平军元气为之大伤。于是新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和春与帮办大臣张国梁得以乘机恢复，于咸丰七年闰五月（1857年7月）克复句容，再度逼近天京。十一月克复镇江。江北大营德兴阿亦克复瓜洲，天京之围益急。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破德兴阿于浦口、扬州。遂在咸丰九年二月合并江北大营，归和春节制。至是天京外围，惟以江南大营为清军主力。节节进逼，渐成长围，以谓旦夕可下坚城。 第二次兵溃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谋解天京之围，率军自皖南进入浙江，直趋杭州，突破外城，攻其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及江南军张玉良驰至，内城尚未攻下，但李秀成计已得售，立即引兵离杭。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九，页１２云：“贼之扑杭州，只图分我兵力，以解金陵之围，不意全未设防，致为所陷。是以大营兵到，即踉跄而逃。” 又： 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页２２，和春奏，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防守大营外围。及建平、东灞、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英王陈玉成军会齐。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守御营墙。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 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１３。）自闰三月初七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十五日（5月5日），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则不尽实，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６云：“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 六年之役，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蹑其后也。”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死。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无锡陷，又退苏州。苏州陷，乃退杭州。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 兵溃原因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之时均未及驰援。而内在的因素，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万两之数。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士兵三月，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八七，页７。）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一处，殊不满意。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东华续录·咸丰朝》，卷九，页４４。）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受此次增兵影响。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往欠达数月之久。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要功，不计利害；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陈继聪： 《忠义纪闻录》，卷三，页１４。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此间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怯不出，无所忌惮。《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环攻一饷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其一是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江南诸军依为饷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东南纪略》，页５—６云：“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半溃，丹阳大营溃兵继之。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舍，诸处皆被掠。”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为溃兵与乡团的内讧，太平军反而不费遗矢，竟得名城。这里可引夏燮的一段记载，以见其混乱情形：（四月）初十日（5月30日）陷无锡县，时大营溃军悉集苏门外。帮办军务三品卿许乃钊，总司粮台前运司彭玉雯，皆自丹阳至，请纳大营兵共守之。兵甫入，怒乡团之贰于己也，又怨大营之逋其月饷以致败也，乃纠众与团勇斗城中，内外居民夜骇，溃兵遂因民之乱，周走而呼曰：‘贼至矣！’居民大惊，大府调守城之兵，兵皆不战自溃。但见城中四面火起，司库粮台劫虏一空，仓卒之间，不辨其为兵为贼也。夏燮： 《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７。 又：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四，页１０—１１，杭州将军瑞昌奏称：“据江苏候补知县谢申烈禀称： 苏州兵马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日记苏州情形：“初三日，常州溃勇抵浒关数万人，苏抚徐有壬以下皆惶遽无策。甫（周腾虎字甫）自愿往招抚之。轻舟至关，遍觅各头目，与约既定，俟明日发饷安插。初四日，复偕长洲县李翰文，以令箭四银二万往。行至半，道遇难民，来者塞途，李怯不敢进，遁返城，携银而走。持空令无所用，遂亦返。比至城，城门已尽闭，则署藩司蔡映斗所为也。溃勇既久候抚不至，始纵掠，事遂大坏。下午逃将大名镇总兵马得昭至，告徐抚，欲守城者，必尽焚城外民房而后可。徐抚遂出三令箭与之。首令居民装裹，次令移徙，三令纵火。马部兵以三令一时出，顷刻火光烛天，徐率僚属登城坐观，署臬司苏府朱钧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乱，广潮诸人尽起，溃勇亦大至，纵横劫掠，号哭之声震天。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苏州失守之后，张玉良退至杭州，大股的溃勇也都奔赴杭州，集于城外，给浙抚带来很大困难。浙抚王有龄四月二十二日致吴煦函称：“溃兵散勇二三万到杭，不给口粮，则立时决裂，一给即十数万出门，江苏解来之三十万，已只存五六万金矣。”（《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９４。）小股则仍向下游各地乱窜。 三层重要意义江南大营兵溃，以至长江下游糜烂，却酝酿出一个新的转机和新的局面。其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分作三层： 第一层意义第一，江南大营的再溃，使清廷对于其以往所依恃的正规军，完全失去了信赖。十年来的剿匪战争，一直都是绿营兵居于首要地位，担负主要任务。江南北两大营，尤其是最显著的代表，始终以围困天京为职事，亦为各方所寄望。此次溃败，江南财赋之区，相继沦陷，证明其于战局之扭转全无把握，而于恢复全局之望，更无能为力。清廷所寄托于绿营的使命，可谓完全失败，失望之极，乃有四月十六日（6月5日）之上谕，再度饬令各省兴办团练，而其含意重大，远非咸丰二年（1852）之上谕可比：军兴以来，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劝谕绅民，举行团练。京外官绅，果有谙悉戎机者，亦屡经降旨，令其在籍办团，藉资表率。迨著有劳绩，经各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奏闻，亦无不立予恩施，以示优异。凡以官民联为一体，即盗贼无自生心，正本清源，莫要于是。乃江南省城，及皖南北各郡，沦陷于贼，久未攻拔。近自高淳、句容等县不守，丹阳继陷，苏常一带，风鹤频惊，不免流离迁徙。大江南北，亿万生灵，皆吾赤子，久罹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莫之拯救，深宫廑念，晷刻难安。大营兵饷，何一非吾民脂膏，竭力供亿，原期共保安全，乃和春不惟不能迅奏肤公，反令财赋之区被贼蹂躏，殊堪痛恨。已严饬该大臣等，激励将士，力赎前愆。其守令等官与地方绅士，亦应将守御之法，实力讲求，协助官兵，同仇敌忾。所有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业经奉有谕旨，办理团练外，其通晓大体，律身公正，足系人望者，自不乏人。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文武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尤不可自顾乡闾，须与官兵联为一气，庶于防剿方能得力。《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七，页１７—１９。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军机大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议复办理团练紧要事宜的奏折，在其总叙中说：伏维用兵之道，饷糈为要。今天下用兵十年，饷几竭矣，而迄无成效，不得不作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帑，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数省固守封圻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同上，卷二四，页３４。由此两文献，已略可看出中央改变政策的端倪，即舍兵用民，亦即重用乡团的趋势了。 第二层意义第二，咸丰十年以前，地方各自为战，各军无论大小，大都自成局面，不相统属。战防进止，直接秉承朝命，战况军情，亦由各将领单独奏闻。十年以来，既无统筹全局之谋略，更无统一指挥之将帅，而只是若干个独立的战场。有识之士，深以为病，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致书曾国藩，颇讥其支离割裂，劝他总揽全局。（按： 国藩时已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林翼常笑（叶名琛字臣）为督，而不知粤西为何人所辖。根（何桂清字根云）为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机在推诿。又可笑福元修（福济字元修）以皖北之抚，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汉袁术字公路，借指袁甲三），宜其日蹙百里也。吴督之任，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９。当时有一位善于论兵的名士，名叫张曜孙，先后佐江忠源、胡林翼幕。于咸丰六年春间，亦曾论及统筹全局之计，咸丰六年七月七日（1856年8月7日）复致书王柏心云：上年春间在德安曾草疏（代湖广总督杨霈），敕僧王督北路胜兵，分下皖楚。以诸将各军其军，往往顾此失彼，非有威望重臣总统而督率之，未能同心合力也。冬间来荆，又言于载将军（载增）致书怡王、文相国（文庆），乃有二月初之谕旨。……方今将帅之能，兵勇之劲，以湖南为最，然曾帅官仅侍郎，中丞（指湖北巡抚胡林翼）位只巡抚，究苦权轻，若以总统之大权授之曾帅，恐廷议未必能及此，且较之勋戚重臣究亦有间。《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四。 又： 函内所引二月初上谕，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七，页９—１０，并未叙明派僧格林沁总统诸军，而只命内札萨克等盟以下四十九旗听候调遣，将于秋间简派重臣统率南下。虽然在野者议论统筹全局问题，然而朝廷则迟迟未曾有过这样的指划。直到江南大营二次兵溃，长江下游糜烂，上海沦为孤岛之时，方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诸军，是时清军分布情形： 潜太为楚军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镇江为巴栋阿，扬州为李若珠，清淮为王梦岭，上海为薛焕，杭州为瑞昌、张玉良，宁国为周天受，徽州为张芾，广德为江长贵，各军不相统属。此一措施，不仅进入统一指挥的局面，亦开辟了中央依赖地方的契机。督抚权力随之增长。实为晚清政治形势转变的里程碑。 第三层意义第三，湘军势力的膨胀，及其真正的发展，均以江南的糜烂为起始。江南大营的二次兵溃，使朝廷失去可依恃的绿营重兵，无论是否甘愿，也不得不将澄清全局的大任加于湘军。 湘军防地之扩张湘军原为地方性的勇营，自此完全代替了国军地位。其势力之膨胀，表现于两方面，其一在于防地的扩张，其一在于饷源的掌握。防区的扩张，不仅表现于曾国藩的节制诸军，而更实际的由湘军接替了各军防务。就湘军发展而言，这是极重要的关键。曾氏首先接统了皖南张芾诸军，并且渐次裁汰。其次是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直接受曾氏差委，并合并其军。此外与湘军一系的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其后左宗棠入浙，李鸿章援沪，分别取代了瑞昌与薛焕的防务。又以唐义训接替了广德的江长贵，并将其军酌量遣散。最重要者，是以曾国荃担任围攻金陵，以为全局核心。只此一支，已足抵江南大营实力。独有镇江冯子材军，非湘军系统。然曾氏念念不忘于镇江防务，曾屡次拟以李鸿章接统。再就大处来看。李鸿章任苏抚，沈葆桢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使湘军对于太平军的全面作战，形成一体。故能大功告成，而湘军的势力亦发展至极点。 饷源的掌握至于饷源的掌握，一般以为湘军每勇月饷四两二钱（无食米），视部定兵饷为优。部定兵饷：“马战兵月支银二两，步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均月支米三斗。”《乾隆朝修大清会典》，卷一八，页２６。又： 《光绪二十年修大清会典》，卷二一，页２所载同。如此比较，绿营不及湘勇甚多。所以凡论湘军之兴，绿营之废者，莫不重视此点。就表面看，可谓正确；若过分强调，则常致误会丛生。比较待遇之厚薄，须就同一时代负相同任务之军伍并列讨论，方可见出高下。自湘军初起，以迄咸丰十年，各地战防之军，湘军待遇，并非最厚，且时虞缺饷。《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２５５，同治四年致杨岳斌函：“鄙人自咸丰四年带兵起，至九年止，从无月得现饷五万者。即十年、十一年忝任江督，亦无月得现银十万者。”湘军之久虞饥馁，欠饷常达七八个月以至十五六个月不等，是曾氏时常提到的。如国藩在同治三年致督办江北防务富明阿函：“此闲饷项亦已奇绌，积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名为金陵各勇月支四两二钱，霆军月支四两。实则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闲或一月并未支得一两。霆营转战南北，尤为穷苦。贵部在丹阳等处，与霆军互相往来，当可得其大略。闻沪军所得较优，楚军亦甚窘迫，特比敝处稍丰耳。”若以饷项优绌论兴废之本源，试一比较代表绿营的江南大营之收入，其说实难成立。当时最富之军，莫过于江南北大营，亦即绿营之重要代表。其兵勇月饷，并未按照部章，必须先明其真实收入，才可以论兴废之本源。据咸丰七年（1857）江南粮台文煜禀呈和春、何桂清等转奏的情形可以略知：江南军营兵勇，每名所支银数，不特浮于定例，且有溢于成案。现募各勇，有支银九两八两五六两不等者，已属浮多，且各起兵勇于领银之外，复支米石，未免浮而益浮。若仍照旧支给，则溢支银数较多，且均未奏咨有案。滥支滥应，厥咎维均。若遽行核减，则例支之数，殊属有限，现在银贱钱贵，诸物皆昂，各兵勇难敷食用。且该兵勇从征八载，素著劳绩，此时镇江克复，移师进剿，功在垂成，设因议减口粮，致使军心解体，贻误更非浅鲜等语。臣何桂清复加稽核，粮台支放，多与例案悬殊，即与臣和春熟筹核减，期与例案相符。第一经核减，诚如文煜所云，例支有限，兵勇难敷食用。惟有据实直陈，吁恳天恩，俯准江南军营各兵勇盐折，援照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成案，一律支放造报。并请于各兵勇领银之外，每日每名另给食米八合三勺。《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六，页２６—２７。如此核减，大营月饷，仍较湘勇为多，并多二斗半米。但文煜此举，却引起了极大麻烦，大营兵勇闻知，遂即散布传帖，并有营兵张世瑚殴打粮台委员之事，文煜方密陈严惩，即被和春一奏，将文煜撤调（文煜时为江苏藩司），大营浮支如故。 江南大营兵饷，不惟优于湘军，而且来源比较充裕，江南以为饷地，江督为之筹饷，苏藩为其粮台，可以说一切厚于别军。自曾国藩总督两江，兵事饷项合而为一，长江下游，乃九州之上腴，上海一口，更是新增的财源，故养淮军以外并能协济湘军。皖南四府一州之地，岁入可一百三四十万两。淮南征课及盐厘，每年可得七十余万两。杭嘉湖区及宁波一口，则为援浙湘军的饷源。除了湖南、江西及广东厘金以外，各统兵将领，均又就地分设厘卡。但曾氏防地扩大，兵员增多，所筹之饷仍不敷用，亦是事实。 综观当时情势，咸丰十年，是江南军务转变的关键，也就是渐趋于统一指挥的局面，此固早已有人建言，而咸丰十年以后，则成为朝野的普遍要求，众望所寄，均集中于曾国藩的湘军。尤其安庆克复之后，曾氏声望，举国无两，节制四省军务的任命，就自然加于国藩肩上了。各方之要求曾氏总制全局，私人函请者如张曜孙、彭丽生。见之奏牍者如户科给事中林之望、工部右侍郎宋晋。曾氏的地位固已提高，地方大权也集中于一人之手，他曾经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页４２。确是势所使然。随曾氏而兴起的湘系文武大员，一一开府疆圻，从此地方权重，曾氏实开其先河。
>淮军志
作者: 王尔敏
isbn: 7563376410
书名: 淮军志
页数: 361
定价: 39.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10
装帧: 平装
《淮军志》试读：曾国藩的总制两江
与规吴计划江南大营再溃的消息传至北京，朝廷首先派荆州将军都兴阿带兵驰防淮扬（其兵由胡林翼拨给），以遏止太平军过江北窜。继后命其督办江北防务。次一步骤，即命曾国藩筹进取之策，但并无具体指示。直到丹阳失陷，始命国藩驰援苏常，并于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授署江督，至此朝廷始以援吴重任付诸国藩。 宿松之会曾国藩时驻防安徽宿松。适左宗棠、李元度于闰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5月16日），由湖南到曾氏防地。次日曾国荃亦至宿松大营。四月初二日（5月22日），他们听到了江南大营兵溃的消息，即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初十日（5月30日），胡林翼因会吊浙抚罗遵殿之丧，也来宿松。彼此连日会商江南军事。胡氏迟至二十日（6月9日），始还英山。此次虽非正式会议，却是湘军重要人物的聚会，曾国藩与胡林翼、李续宜并先有函约。除曾国荃于四月初三日（5月２２日）赴集贤关防地，李续宜留守青草塥防地以外，集于宿松者则曾、胡、左及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等。在会商期中，又得悉丹阳的弃守，而他们的计议就更加着重于江南军务问题。此次会谈的结果，乃有左宗棠的回湘募勇，以增强湘军实力，盖湘军所面临的责任，东趋助吴，势不可免，是时曾氏虽未获悉总督两江的谕旨，而湘军领袖们，则已有所准备了。此段所述事迹及日期，均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八册；及《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 又： 宿松之会虽缺少李续宜，但在闰三月廿三日，曾国藩曾有函相询，问其是否亲来，或派人致祭罗遵殿之丧。此函只见于《曾胡手札》，不见于《曾文正公书札》。次日曾氏追书止其前来，有云：“兹前敌两路进兵，阁下恐难远离。”此函两书俱见，而《曾胡手札》一书中，同此一函，长几一倍。故《曾胡手札》较为详确，并有日期。 湘军将领的意图曾、胡、左等人之会商东南大局，现已无法明悉其详细内容，但就来往函牍，亦略可窥知他们的意图。四月十六日（6月5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八贤手札》，页８９—９０。在十七日（6月6日）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１１。又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２７—２８，致沈葆桢信说：“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诸人，鬯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因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由此也略可见宿松之会的议论内容了（此函系五月初八日写）。次日林翼复致函李续宜，并以此函附后，以足见此次宿松之会的重要性。曾氏署任江督的上谕系四月十九日（6月8日）所下，宿松之会则结束于十九日（十八日左氏赋归，二十日胡氏离宿），故在江南大营溃后，朝旨决定之前，湘军将帅之志在吴越，欲取代江南防务，取代两江总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曾国藩本人，于防地之争，表现得尤为敏感，观其四月十六日致彭玉麟信，可知其对张芾之不怿达于极点：萧辅臣（萧翰庆字辅臣）定计由池州出江，后忽变计往援苏常，筱浦（张芾字筱浦）又拨韦（韦志俊）处一营留徽，皆出意料之外，想辅臣不愿援苏，或徽员有以参劾之言恐吓之者，遂惧而东行耶？此时苏常大乱，何、和皆已退至浒关，杭嘉大震。辅臣去后，无人维持，饷项无着，亦可悯也。小浦近日举动，殊为可骇。顷又奏请鄙人办皖军务，而渠自往苏浙，尤为难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１—１２。 按： 萧翰庆之贸然援浙，竟于四月十九日全军覆没，萧氏阵亡。曾氏损一良将，极为痛惜。曾氏此时，兵力单薄，羽翼未丰，安庆桐城之围已占去全军的大半，而且朝命未定，实不肯浪作牺牲，为他人作嫁。随后又于十九日（6月8日）再函彭玉麟，授以方略：池州不知能攻克否，如城坚守固，则令韦部迅出江滨，择要驻扎，不可再令入徽，隶张小浦麾下，反复簸弄，七颠八倒也。如徽州有私缄公牍，直可付之不理，敝部各营，进扎关内，与水师相依为命，断无舍此他适之理。如朝命饬援苏常，自当据实复陈。《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２。曾氏的进兵方略四月二十二日（6月11日），曾氏闻悉苏州失守，知大局已变，自信吴越之行，势所不免，遂先作后路的筹计，谋两湖江西三省的合防，再进而徐图江浙。《曾文正公家书》，卷五，页２３，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致四弟：“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润帅（胡林翼字润之）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此后四日，国藩方奉署任江督之命，可知其事先已有准备了。其筹划的要领则是“欲保湖南，必先保江西”。 因立即致函郭焘，命张运兰率军东出江西，以保广信、景德。二十八日（6月17日）得悉署任江督，当天就以两路进兵之计，商之胡林翼。沿江一路取池州、芜湖，傍山一路取徽州、宁国。次日复有致林翼详函，作全般的筹议，可视为曾氏规吴计划的初稿。筹兵一端，以三省合防为根本，以胡林翼驻宿松作策应，自统三路，两路如前，另一路守广信、贵溪以保江西，其兵员则取之胡氏麾下的鲍超、多隆阿二军，及李元度另募一支新军。饷项筹措，则以李瀚章办理江西厘局，此外最须注意的一点，就是国藩一开始就注意到里下河饷源的重要，此后念念不忘于淮扬防务，见诸文字者不下十数次，他函告胡林翼说：查淮扬下河七州县，若就场征课，益以钱漕厘金，每年可得六七百万（按： 实际上并无如此之巨），若得能办吏事善理财用者，代都公（都兴阿）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为也。阁下心中如有其人，当会奏请都公免此一行，如无其人，却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损于鄂，却无益于淮扬，实为难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９—２０。曾氏的初步计划，并未提及进兵吴越之事，旨在逐步推进，取稳慎态度。所谓“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这种打算，完全代表他个人的基本观念和根本做法，很值得注意。他的战略宗旨，最着重于湖南兵源与江西饷源。三路进兵，俱在保护江西，此后经营皖南，意亦在此。对于规吴来说，真是十分迂远，难于济急；对于保持湘军实力而言，则是相当稳健。 战略形势的分析曾氏于战略形势的分析，也是取传统智术，当时兵家谋士，均不出此臼巢，故无人于其大的方略有所异议，今后曾氏一切筹划均本乎此，兹节录其五月初三日（6月21日）的奏折，以明其经营江南的大原则：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攻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４４。 按： 自古平吴而成大功者，如晋之王，宋之曹彬，明之朱元璋。皆自上游而下。此时为曾氏谋者，亦俱袭取旧迹，以为立说，不一而足，均未及记叙。胡林翼的意见曾氏对战略分析，如此高远，而用兵计划，又如此迂缓，自是本其保持后路，加强实力的稳练打算，但其着手之始，已显现不够宏大，难期迅速发展。幸有胡林翼为之谋划，才得以大胆的走上总揽全局之途，胡林翼于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得曾氏署任江督之信，立即发一短函，约定次日详复。后一封信极为重要，录之于后：思拟再四，竟须放胆放手乃可有济，非加募四万人不为功，若仅就现有兵力，抽拨调遣，不仅无补于吴，亦且先损于楚。吴人越人之怨不必问，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是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到江苏之境，舍三省协防而遽谋吴，吴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继失。此时惟有破格请将，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陆续取齐。则江西之后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宋曹彬谥号武惠，借指曾国藩）之声名不失。《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１—２。胡氏的规吴计划，远比曾国藩宏阔而切实，同时也是一个扩张湘军的计划。对于曾氏而言，可谓忠告，亦为远谋。胡氏主张： 先以李元度之五千旧军（时为饶廷选所统），调赴杭州，以保越。再由元度新募五千，继进入越。另请刘蓉及左宗棠出山，各募六千兵，分为皖南、扬州或江西，或随征之用。再起沈葆桢为江西藩台，并保李鸿章以实缺，使为扬州之督，亦可募兵。最后始落于曾国藩皖南进兵的计划，但只占各路之一支而已。嗣后李元度、刘蓉、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各当一面，并得以施展才华，均以胡林翼的建议为发轫，足征其识量过人。 胡林翼初二日之函寄后，初三日（6月21日）又追一信，讽曾国藩勿过于稳慎，并具体地提出援吴之策，实较曾氏高明：兵事须布远势忌近谋，丈所言之三路，应并为内三路，小三支。另筹二大支： 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其内三路小三支，则大帅之中权也。沈（葆桢）、李（元度）、饶（廷选）所办广信一路，竟须驰入杭州，以为平吴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财，事乃有济。拘守广信，无当也。应即请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为豫章藩司。奏补次青（李元度字次青）浙江藩臬。次青应驻杭州，杭州危，驻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即行，此为先着。江督之履，已连齐鲁，应以知兵任战之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刘霞仙（刘蓉字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万五六千人，开幕于清江浦，而以多（多隆阿）、都（都兴阿）两公专司马队。又少荃、小泉（李瀚章字小泉）可奏江宁江苏实缺，即是江北筹饷之本。失守后前人已死未死，后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杨廷和乘时革弊政，一笔勾销之法，可敏决之。此两支定妥，布局宏远，丈从徽宁，鼓行而东，东吴公事，应即如此勾当。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饷事不怕无钱，只怕无人，丈毋专取丞相谨慎为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３。 按： 胡林翼于五月初三日并具折荐举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请朝廷重用。 又： 据《左文襄公书牍》，卷五，页４９，左宗棠对于胡氏的筹计盛称之：“公意三大支，一出扬州造水师，一出浙江造水师，一大支分为三支，从徽宁广德趋吴，的是妙着，惟恐无此兵力，无此将才，如何，如何。”国藩得信之后，即于初四日（6月22日）、初六日（6月24日），分别回复胡林翼，对于增募新兵，则完全接受，而于进兵计划，浙江一路，几完全放弃。扬州一路，拟由李鸿章经理。根据鸿章的建议，将在淮安办一支水师，但“目下实无此力量”。仍须皖南布置就绪，方可亲往。谈到最后，仍归于先安皖南。所以国藩督师祁门之计，至此已成为定局了。同时因为曾氏将赴祁门，要李鸿章随行，乃于次日又函告胡林翼，谓“淮扬暂无人去”，是以三大支之计，仍只有曾氏最初设计的皖南一支，得以实现。 李续宜的意见除胡林翼的规划之外，与之不同者尚有李续宜的进兵方略。李续宜属林翼麾下，当时仅只向胡氏建议，为时亦在五月初一二等日（因在五月初六日曾李已会晤），李氏建议用船载陆师直下焦山，出其不意，急捣苏常。林翼对之极为激赏，乃转向曾国藩建白：或献策以舟载陆师，并简水师，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贼不意。军食无可筹，禀命不得入。须独当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 舟多，东西梁山之炮二三次即不能再放，即王楼船，亦必无损，帅府亦可行。此皆奇说异谋，非常之计，请酌示。《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２９。五月初六日胡氏又致书李续宜，请他与曾国藩面商：至舟载陆师，神妙莫测，或即行决计。或俟次青（李元度字次青）到苏州境界，季高、霞仙到宁徽作镇，然后连起行之。可以惊摇贼心，乘势得苏州、常州而守之。或即以此时作背水势而即行之，公与涤公商定为要。同上，卷七三，页１０。又，《曾胡手札》： 《胡文忠公手札》，第二册。李续宜的谋划，乃是所谓兵出诡道，是急效而又奇险的办法，非有军事天才，难会运用得宜，自然不为曾氏所取。故曾氏定计，仍出皖南。却未料此一奇策，于二年之后终为李鸿章援吴时所采行，但彼时因种种关系，确是安全得多。 规吴水师曾国藩陆路进兵计划既定，又于五月中筹议兴练水师，陈之奏牍。其计划也是三支，一是淮扬水师，用以保里下河之米，及场灶之盐。二是宁国水师，用以进图芜湖。三是太湖水师，用以攻取苏州。但他附带说明，如力不能及，则先办淮扬及宁国两支，若力仍有未逮，则专办淮扬水师。是最后结论，仍着重于淮扬，重淮扬即在重里下河的漕盐，亦即重视现有饷源之意。宁国、太湖二支，为进规芜湖、苏州而设，是进取之水师；淮扬水师则先保现有饷地。亦足以见曾氏采取保守的一贯策略，与谋陆路之本旨毫无二致。《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５８—６０。 郭嵩焘的意见（左宗棠同）统观曾氏进兵计划，就陆则先皖南，就水则先里下河，均取稳健之途。里下河虽然关系重要，但郭嵩焘却有不同的意见，他主张既进规皖南，就必须直趋杭州，始为连成一气之势，饷源也很足观。因此主张舍里下河之饷而就浙饷。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他向曾氏提出意见：窃计下河一营，当径归袁帅节制。轻身赴徐州，此时似无此办法。能急肃清皖南，驻军宁国，扼东灞守之，则芜湖、震泽两营，一举两备声势，自相首尾。东南全局，尽归掌握，大功之成，庶几有望乎。浙东诸郡如绍兴、宁波财赋之区，不减下河，保杭州以固浙东，尤今日之要务，然苟无水师，兵力虽足，犹未可图也。《陶风楼名贤手札》，卷五。 又： 据《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４２，左氏于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致曾国藩信云：“苏州之失，闻是溃勇先至，而后逆贼随之。杭郡密迩，未知能瓦全否？为公计者，如杭郡未失，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地。庶将来山内山外两路进兵，可免旁趋歧出之虑，而饷地可保。否则贼势蔓及于越，而贼巢稳踞金陵，大军直指苏台，如击长蛇之腰，防其首尾俱应。且吴中封疆大帅，或殉或逃。枝郡旁县，多已沦覆。下河上海，谁与图存？如越中有一军为公宣布威德，则三吴人士均有所系属，而箪壶之奉，尚有可图。否则形势中阻，不但饷源断音耗难通，亦孤吴中士民望岁之心，而贻中朝士大夫以口实矣。”可知左氏与郭嵩焘意见相同，亦为嗣后左氏援浙之张本。皖南部署曾氏经略皖南之计定后，接着就考虑军事部署问题，此时曾氏所统主力，一为围安庆之军，一为攻桐城之军。若要撤防，固可以增加皖南的实力，但皖北则无立足之地。因与李续宜、李鸿章筹商办法，五月初十日（6月28日）议定，皖北之军不动，湘军主力交曾国荃统带，自带胡林翼所拨鲍超一军五千，及另一支一千，抽调围安庆之军朱品隆、唐义训两千，加上宿松亲军，合计万人，渡江而南。十五日（7月3日）自宿松拔营，六月十一日（7月28日）行抵祁门。这是一支先头部队，此外奉调继入皖南者，有来自湖南的张运兰一军、左宗棠一军、李元度一军，总计不出四万之众。 曾国藩进兵方略之分析就规吴计划以论曾国藩，则其才识德量均有不及胡林翼处。探究曾氏经略皖南的意义，须从两方面去了解： 一是经营皖南的真实价值，一是曾氏采取此策的用心所在。 就当时情势而言，援吴系曾氏首要任务，若先其所急，李续宜的奇兵直下，既不为曾氏所取，则胡林翼的意见应为可采。入浙一支既迅捷有效，淮扬一途亦为进取之道。盖援吴之策，惟此两大支为必要的进兵路线，才是真正解救吴越。而第三支的经营皖南，实为援吴两大支的附属，顾其后路而已，曾氏则以此途为先着。对于援吴而言，既不取奇兵，亦不取正兵，却取迂道，自非上策。如谓企图打通浙江之路，必须先入皖南。则循池州、青阳、宁国、广德一途即可，盖其地皆在山外，曾氏却选定万山丛中的祁门，终至被困，实为失策。 至于曾氏用心所在，及其所考量之点，可略作推测。胡林翼规划的三大支，曾氏非不知其利，实因力有未逮。三大支兵力，连水师需十二万人（胡林翼所估计），曾氏主力不过万余人，而曾氏皖南一路之一小支，乃另外杂凑万人，其中有六千人调自湖北，如何足以当此庞大局面。故暂时不能作进取打算。其所以采取皖南一途： 一在于接连江西，为三省合防之计；一在于保存实力，等候湖南援兵之来皖；一在于接替皖南防务，以图江浙后路安全；一在于掌握皖南饷源，换句话说即在争此饷地。曾氏目光所注者，皖南淮扬两饷地，尚为他人所据，势在必争者。两江辖地，除江西饷源为湘军军食所出，其余尚无所得，故有先布置皖南，后亲赴淮扬的计划。除此以外，曾氏心理因素，也必须略为一提。自咸丰九年以来，曾氏已颇染暮气，一因湘军重要将领凋落已甚，曾氏深感穷蹙孤立。咸丰九年六月，朝命曾国藩带兵入川，胡林翼、李鸿章均以为可借此施展，国藩则踟蹰不前，不肯就道，在其复胡林翼函中，已可见其一腔牢骚：川中燎原之焰，即无粤逆引之，而蜀民犹思乱，蜀若有事，却自不易收拾。侍之才智短浅，精力耗绌，不特自知甚明，往年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来示以翩然翱翔相戏，昔之翩然者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今则英彦莫属，足音阒寂，将何所挟以翩然乎，恐翩翩者载飞载下矣。《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２７。其一则为遑遑于各地就食作客，率一万之兵，若乞食之丐，一切仰给于地方督抚。湘军苦战数年之久，频立战功，而国藩尚无片土可据，因之意兴索然，郁郁不欢，此在九年秋冬间最为显著，其于八月致刘蓉函：顷奉谕旨，以川境可保无虞，即行进剿皖省，如尚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从缓酌量云云。是圣心并无成见，仍听外间裁酌。蜀中本大可有为之邦，惟国藩倦游已久，深感作客之难，作客于无贼之区，周旋于不相知之主人则尤难。以是裴中立，未敢望剑南而西笑也。《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４２。 又： 同书卷九，页５，九月十八日致郭嵩焘函：“大抵作客难，作客于人地生疏贼所未到之处则尤难。仆饱谙客味，且精力衰退日甚。所部不及万人，又乏统将，蜀即有事，亦未足以资堵御。外察人事，内度吾才，不若并力图皖较有益也。”曾氏阅历已深，处事审慎，不敢遽然大胆地放手做去，其时方不得志，尤不敢有包揽把持之嫌，以免遭忌。故曾氏的稳慎态度，多少要受这种心理的影响。《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六册，咸丰九年十月十九日记：“四更末即醒，醒后心境不甚甜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第七册，十二月七日记：“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褊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 曾国藩的稳慎，胡林翼并不同意，但他仍一切听从曾氏的决定。林翼先有言劝告，乃就援吴宗旨立论，极为正确：淮安一支水师，一支步营，为平吴之大计，如沈幼丹有符有权，豫章无恐，则霞公季公，一人为皖南留后。次青入浙，有权有符，则可造水师，指平江路。丈不可驻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吴，则吴人喁喁之望，将仰天而号，以为何独遗我。《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２８—２９。胡氏不欲曾氏屯驻皖南，乃十分明显，十分正确，但曾氏并不听采，竟致在祁门困守将及一年之久。其所失在以统帅而行偏裨之事，以致轻重倒置，不得要领。
《淮军志》试读：曾李关系与淮扬建军
李鸿章于皖北办团练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本姓许氏。《李文忠公遗集》，卷四，页１，《葛洲墓志》：“我李氏系出于许，自更姓以来，无人与于科目之列。”《曾文正公批牍》，卷四，页２０：“即当代名族，嘉兴钱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许氏，其后皆未归宗，必有权衡于至当者，乃不为世所讥。”《知过轩谭屑》，卷二：“合肥李少荃相国本许姓。”，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皖办理团练。《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五，页１６，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谕：“工部右侍郎吕贤基，着即驰驿前往安徽，会同蒋文庆、周天爵办理防剿事宜。”吕贤基奏见于卷二六，页３—４。是年三月起，李鸿章即统带团勇随军作战。除一度随漕运总督周天爵在颍州一带剿捻外《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二，页１１—１２：“又有巨捻陈学曾、纪黑壮等，啸聚颍州之王市集，官军节次被挫，周天爵率编修李鸿章团堵剿。”，大部时间均在庐州（即合肥）附近，会合官军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三年三四月之际，鸿章在颍州、凤阳、定远一带，堵防皖北捻匪。五月间为皖抚李嘉端调回，驻扎江边之运漕镇，防守裕溪口，是时所部已有团勇千名。李鸿章初防皖北，及回防裕溪口，俱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五，页３０—３１；卷三八，页８、１５；卷四二，页３１，李嘉端诸奏。七月间太平军攻运漕，为其所败，是为鸿章对太平军作战之始。嗣后于八九等月，转战于柘皋、巢县、无为，并克复东关（古濡须口），是为鸿章建立战功之始。《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二，页１３。《剿平粤匪方略》，卷五五，页３３；卷六，页６。 咸丰三年十月，吕贤基战死舒城。十二月，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庐州。皖北局势大坏。鸿章收集余部，驻于冈子集。是时，其父文安（刑部郎中）亦奉命回籍练勇，父子乃得协力以赴，兴办团练。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占舒城，吕贤基等死之。十一月，刑部郎中李文安奉命回籍。十二月十六日胡以晃、曾天养占庐州，巡抚江忠源、布政使刘裕珍等死之。 咸丰四年（1854）以后，鸿章归皖抚福济节制，福氏为其座师，即命配合副都统忠泰战于巢县、含山一带。是年十二月十五日（1855年2月1日）攻克含山县城，以功赏加知府衔。五年五月，正在继攻巢县之际，以父丧一度离军。不久又赴军营效力。《剿平粤匪方略》，卷七九，页３０—３１；卷一六，页３９—４０；卷一一三，页１９；卷一一五，页２１；卷一一六，页１９—２１；卷一二，页４—５。《平定粤寇纪略》，卷三，页３６—３７。《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四五，页２６。 又： 五年六月十三日忠泰攻巢县之师全军覆没，惟忠氏得免。时鸿章已在丧次，未及于难。十月，和春、福济克复庐州。鸿章以从战有功，记名以道府用。《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八二，页１６，咸丰五年十一月九日上谕：“以办理安徽团练出力，予升用道陆希等升叙有差。”实福济奏保应有鸿章之名，上谕乃概括于陆希等。据《李文忠公全集》，卷首，页１２，补入。六年（1856）又以克复潜山、巢县、无为、和州等城，加按察使衔。《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一五，页２０，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以克复安徽潜山县城，及无为州等处剿贼出力，赏都司马升平、张成伍、守备郑昌巴图鲁名号，道员李鸿章、王梦龄按察使衔，道员恩保、知府李元华、知州萧汝蘅、陈洪绪、守备向心照等花翎，知州史元章蓝翎，余升叙有差。”是年十一月，安葬父茔，服丧守庐。七年九月（1857）由福济奏报丁忧，结束团练事务，鸿章办团的经历与作战经验，至此已达五年之久，为其后日出任兵事的一种历练。李鸿章于咸丰六年十一月营父葬，系据《李文忠公遗集》，卷四，页１，而福济奏报李氏之丁忧，《方略》、《实录》均未载，今据《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４。 李鸿章的加入湘军咸丰八年十二月十日（1859年1月13日），鸿章到江西建昌曾国藩军营，遂加入湘军幕府。按黎庶昌著《曾文正公年谱》，卷五，页１１，所记李氏至建昌，为十二月十一日，今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定为十二月十日。 又： 按李鸿章之始入曾国藩幕府，一般说者，俱本薛福成之《庸笔记》，页１０—１１，《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此文甚多失实之处。曾氏于咸丰八年九月九日抵建昌，十月一日致函郭嵩焘云：“筱泉家被贼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内亦即来营。少泉亦约来此一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古人不余诬也。”（《曾文正公书札》，卷六，页３３—３４。）是鸿章之趋曾氏大营，先已有约。不惟如是，鸿章自家赴建昌，途中亦有函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十一月二十五日云：“闻李少荃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营会晤，为之欣喜。”此系李鸿章于二十日经过广信时，沈葆桢有信陈明也。又十二月初五日记：“接幼丹、少荃、次青诸人信。”及十二月十日鸿章至建昌大营，国藩连日均记有与鸿章畅谈之事。就此看来，鸿章何尝有居建昌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之事。国藩方因其弟国华阵亡后不久，尸身未经寻得，终日忧戚不乐，于鸿章之来，殊觉欣喜，毫无摒拒之意。又十月初九日李瀚章已自南昌到建昌，鸿章设有困难，自可请其兄代达，何劳陈鼐先容。又按之《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及《书札》，是年十一月初九日，曾氏始函招陈作梅来助，未至。嗣后在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国藩得郭嵩焘信，得知陈鼐已自京返故里溧阳，因于八月初六日再派专弁持书往溧阳相迎，李鸿章亦派一家丁同往。是陈鼐之入曾幕，远在鸿章之后，焉得有先容之说。 附： 沈葆桢在广信致曾氏函： 其一曰：“少荃二十日（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过此，与作竟夕之谈，次早开船晋省矣。”其二曰：“得雷道来信，知许仙屏业已到营，可以少分荩，下私窃慰。次青、少荃想亦接踵而来。”两函俱见刘铁冷辑： 《清代二百家军政名牍汇编》，卷一七，页１０。此后三年余，大部分均随湘军效力。而曾氏对鸿章的赏识器重与依畀，同时宾僚，无有过之者。 当咸丰三年，曾国藩方在湖南衡阳练勇之时，得悉江忠源授任皖抚，并知吕贤基、李鸿章均在籍办理团练，乃特函江氏，力为推荐：吕鹤田（贤基）少司空，与国藩契好，想与阁下相得益彰。李少泉（鸿章）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３９。复另函李瀚章（时亦在湖南），盛赞其才：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道光二十七年）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筠仙）、帅逸斋（帅远字逸斋）、陈作梅（陈鼐字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兹令弟果能龛乱御侮，有声当世，窃自谓鉴赏之不谬，惜三君子未尽柄用。昨寄岷樵（江忠源字岷樵）书中，已令其亲敬鹤翁、少荃二人，想针芥契合，必能相与有成，保护珂里。同上。也可见曾氏对鸿章赏识已久，并望江忠源予以重用。可惜江氏到皖不久，战殁庐州。被围之际，鸿章方带勇六百名，乃于十二月初八日（1854年1月6日），驰赴已革陕甘总督舒兴阿军营乞援。虽然约期进兵，却未得解围，庐州遂于十六日失守。《剿平粤匪方略》，卷七三，页５，舒兴阿奏。 招募皖北马队李鸿章既至建昌大营，曾国藩与之晤谈之后，未及十日，就决定增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而由鸿章主其事。在十二月十九日（1859年1月23日）致胡林翼函中，可约略窥知曾氏想以两淮之特长，以弥湘军的缺点，实可视为曾氏募用淮勇之滥觞：江北军务非数千马队不为功，顷与李少荃议，可调察哈尔马三千匹，由上驷院押解来鄂。而亳州一带，有善马之勇可募，名曰马勇。现在德（德兴阿）、胜（胜保）二帅亦系调江北之马，募淮南之勇，将来马队断非我湘人所能擅长，自不能不照此办理。吉林、黑龙江马队闻已通饬止调矣，宫保似可商之揆帅（指官文），奏调察哈尔牧厂马三千匹来鄂，国藩亦拟令少荃募马勇千人，试行操练也。《曾文正公书札》，卷七，页１１。当时计划先招五百，试行操演，如其可用，再行续招三千。计自李鸿章到曾营，至取决行动，为时方只一月，可以见出曾国藩对李的依信与重视。曾氏既请胡林翼预备马匹，遂即也将鸿章向他荐介。《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五册；《曾文正公书札》，卷七，页３４—３５。 曾李商议招募两淮马勇期间，鸿章以初来曾营，对于此事，自是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轻许。辞谢不果，乃计至江西与其兄瀚章就商，以决行止。鸿章去后，国藩亦将此情形函告胡林翼：李筱泉（瀚章）之弟少荃，名鸿章，丁未编修。其才与气，似可统一军，拟令其招淮南之勇，操练马队，渠久客吕鹤翁处，福元翁处，阅事过多，不敢轻于任事，刻尚未相许也。《曾文正公书札》，卷七，页２２。九年正月十一日（1859年2月13日），鸿章前往江西南昌，与其兄瀚章相商，瀚章亦认为不易，代为辞谢。国藩乃函瀚章恳勉：此次招勇五百，但试淮南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不特少荃不敢自信，即仆亦茫无把握也。当年办水师，亦系冒昧试之，厥后杨（岳斌）、彭（玉麟）诸人，徐徐成个章片，亦初愿所不及，贤昆仲不必蘧以任事之难为虑。《曾文正公书札》，卷七，页３０。自此鸿章始决定一试，遣人至颍、亳一带招募。虽然只招五百人，但却受到地方阻挠，招勇之人，亦于四月间折返江西。结果两淮马队之议，不克见诸实行。四月十一日（5月13日）曾国藩函告胡林翼，十分感慨：李少荃兄弟派人赴霍邱招募勇者，顷已折回，彼中鼎沸，并马勇亦不能招矣。水磨法道尽三十年来消磨人材丑态，读之慨然。同上，卷八，页１５—１６。淮南马队既招募不成，曾国藩即命鸿章往参曾国荃军，五月十一日（6月11日）鸿章随国荃率军五千八百人，自抚州进兵景德镇，援助张运兰的老湘营。五月二十六日（6月26日）国藩具折奏明，留鸿章在营襄办军务，自此鸿章乃正式成为湘军的成员了。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谱》，卷六，页３；《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４。 曾国藩对鸿章的器重曾国藩之重用李鸿章，不仅是信任其统兵的才具，而且彼此在思想观念上亦复相同；不独以鸿章为得力的部属，而且把他看作事业的同志。在湘军嫡系将领中，除罗泽南、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之外，无人能和鸿章得到相等的估价。远在咸丰三年在衡州练兵之时，国藩曾函告鸿章，期望至殷。闻足下所带之勇，精悍而有纪律，务望更加训练，束以戚氏（戚继光）之法，明年楚勇过皖，即与尊麾合成一军。将士一气，万众一心，一洗向日营伍之陋习，纵不能遽立勋绩，亦聊欲稍变气象，一泄积愤也。岷樵到庐，求贤孔殷。足下及鹤翁、午翁（袁甲三字午桥）如有所知，幸尽告之。《曾文正公书札》，卷四，页２２。鸿章既到建昌，国藩立即商请独招一支马队。及事不成，复令随曾国荃军作战，也是十分爱护之意。鸿章因不能独统一军，有意返京供职，国藩乃一面奏留，一面屡函慰勉。九年五月十七日（6月17日）函云：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豪不得以人力与其间。昨揖别时，以此相箴，盖亦近岁阅历之余，见得一二，非谓能夙以自持也。同上，卷八，页２５。六月二十八日（7月27日）又函云：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倘为四方诸侯按图求索，不南之粤，则东之吴，北之齐豫耳。《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２８。此两函中，可看到国藩对鸿章的期许是何等的远大，其托为相知又是何等的深切。鸿章随参曾国荃军，为时未及两月，复回曾国藩处，即在营中担任文案簿书。自是国藩所至，必携之同行。自此时以迄祁门督师（自九年七月十六日至十年十月），鸿章一直是国藩幕中得力的助手。及国藩总督两江，并驰赴祁门，经营皖南，亦携鸿章前往，不惟在谘商军事，意亦有所安置。按： 咸丰九年五月，李鸿章受命参曾国荃军，非其所愿，有他去之意。曾国藩除于五月十七日函慰之外，并于二十六日奏留。鸿章仍函辞留营（六月初三日），欲径赴福建兴化。及闻奏留之后，乃函国藩致谢：“初三肃缄，商请行止，以为尚未出奏，顷奉饬片稿，仰蒙奖掖过情，读之汗悚，此后惟益自振奋，竭力报效，期副荐援之苦心耳。”继得国藩六月二十八日书，及李瀚章之劝告，始决计不去。并另函国藩云：“于二十六日（六月）抵省（南昌）。先函约大兄晤商。昨日来寓妥议，亦阻兴化之行，恐其以私误公，有负盛意。鸿章身世出处，本无成见，近来欲从守分知命四字着力，既奉我师疏留，义将焉往，惟志气不振，材力又薄，悠游浮湛，以听命耳。”（前后二函，俱见《清代二百家军政名牍汇编》，卷一七，页８。）鸿章之欲离湘军，亦因与曾国荃不能和谐相处，故共事不久，仍回曾国藩处。 经营淮扬之计国藩之布置皖南，预计李元度、左宗棠、张运兰三支兵力均在八月取齐。然后以李元度主皖南政务，左宗棠主皖南军务。国藩本人则可于明年抽身北上，经营淮扬，这是他的成算。并曾与左宗棠、李元度函商妥定。至于淮扬地方，也必须有独当一面之才，为之坐镇。淮扬首务在练水师，更必须有人先事筹维，造船募勇，保护盐场，以稳固饷地。因此乃于七月三日（1860年8月19日），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湘军水师将领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均为地方实缺，以兴办淮扬水师。预计鸿章亦可于八九月间成行。一面则积极延揽幕府替人，接办文案。曾国藩奏保李、黄二员，据《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８２—８５。 又： 国藩因鸿章之将赴淮扬，即多方延请替手。六月十八日函邀邵懿辰：“惟幕府一二贤者，均已散布他处，分治一方。欲得高手代为草奏，殊难其选。不揣鄙薄，欲屈老兄枉过。其大者匡咎，余技则代作章奏。”（《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二，页３。）七月二日又函约陈鼐：“此间有要事，欲请阁下南渡，筹商大计。少荃八月当还江西，九月即为淮扬之行。敝处无人可与深语，阁下能不再赴湖南，即来徽宁为妙。否则必为益阳之行，请以四十日为期，中秋前决望枉驾。”（《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二，页１０。）七月二十三日复函约郭焘：“此间一切取办于国藩与少荃二人之手，少荃八月赴淮扬办水师以后，仅鄙人独为之，万不能给。亲家既不入蜀，千求速来一助，八月底到营，帮我三月，年终归家，决不食言。”（《八贤手札》，页１６—１７。）结果陈鼐于七月十八日到祁门，邵懿辰八月十日到祁门，均能如约而至。可是不巧的，淮扬镇总兵一缺被奏准了，而鸿章的盐运使却未获允，国藩只好暂留鸿章于幕府，俟次年春间与之同赴淮扬。十月四日（11月16日）又奏明，截留江西漕折二万两，作为造船之用，是为建立淮扬水师的初步准备。八月十六日诏以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李鸿章之未获准，《实录》、《东华续录》均无记载。而就事实观之，则确知并未获准。故国藩出奏，改定次年携之同往淮扬。十月四日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二，页４７。 经营淮扬的计划，虽是定于曾国藩，实为胡林翼积极地促成。即李鸿章之为国藩重用，林翼亦不无推毂之功。故胡氏的意见也极为重要。 胡林翼曾七次函说，请曾国藩经营淮扬。并再四力荐李鸿章，才足大用，求为保举实缺。时胡李相识尚不及一载胡李之初次相晤，系在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足见其善于知人，而态度热诚，尤溢于言表。十年五月函曾国藩称：求丈于黄石矶营次（曾氏由宿松赴祁门途中，暂驻于此），即奏定举贤，以期速行。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冯少廉可代少荃之任（代理文案）。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２６。当国藩奏保鸿章出任盐运使时，林翼于七月六日（8月22日）又专函鸿章，加以勖勉：盐务不难，在本刚正不挠之节，而出以条理精密之才，坚持不摇。如放棹中流，只须三五番风浪，即稳渡矣。东南诸公，衮衮登场，以我视之，均有嗜欲，而无性气。闻公之风，将始疑之，中谤之，继且畏之求之，望公怜之矣。与若辈同事，只赖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处，非如公之强固不易自立也。同上，卷七六，页１０。祁门之危国藩经营皖南，本非开放之局；既到祁门，反更成日蹙之势。先失宁国，周天受阵亡。继失徽州，李元度一军瓦解。嗣后东流、建德不守，通江边之路几完全断绝；最后景德不守，后路粮道也被阻隔。祁门遂处于“重围垓心”之中，幸而附近的休宁、黟县两城，失而复得，情势稍稳，尚不至于太孤，但已使国藩陷于危地。自十年九月以迄十一年三月，曾氏一直在惊涛骇浪中，在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年4月22日）他曾写下遗嘱式的信给其二子，以谓旦夕恐蹈不测。最后终以曾国荃的屡次劝告，而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移营东流。将皖南军务付之左宗棠、张运兰经营，祁门督师之局，至此结束。计自十年五月十五日（1860年7月3日）自宿松出发起，至十一年五月十四日（1861年6月21日）收复徽州止，前后恰恰一年。皖南军务，一无进展，反而失却宁国。 当祁门紧急之际，李鸿章已于十月间返回江西南昌李鸿章离祁门，确实日期不详。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及《书牍》观之，似在十月、十一月之交。十月十八日鸿章尚在祁门。至其离祁门原因，当为与曾国藩争持李元度之事。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元度失守徽州，国藩具疏劾之，鸿章以去就力争无效，遂决离大营。当时幕府争之者，非鸿章一人，陈鼐并呈说帖，且作面劝，国藩始将参折删改数句。惟鸿章去志已定，乃于十月间径赴江西。其故实分见于薛福成之《庸笔记》，页１１，郭嵩焘之《玉池老人自叙》，页５—６，及刘体智之《异辞录》，卷一，页２０—２１。均大同小异，亦有失真之处。，暂时闲住。直至十一年五月十八日（1861年6月25日）经国藩函催，鸿章始于六月六日（7月13日）赶至东流。是时淮扬水师已成军九营了。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围抚州建昌，省城危急，曾国藩曾于二月十七日函劝李鸿章出任南昌城守事宜，并拟出奏，但为鸿章谢绝。及国藩移营东流，幕中乏人照料。乃于五月十八日函催鸿章回营，此函颇值参考。“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五，页４３。）薛福成《庸笔记》谓：“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 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东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所叙完全不符事实。鸿章再度入幕，本系国藩函招。早在安庆克复之前两月，鸿章已到东流大营。安庆克复，国藩轻舟简从前往，鸿章为随行之员（鸿章所乘舟，因阻于强风，迟到三日），自亦不需函贺也。 淮扬水师的成军淮扬水师的船只，系在江楚上游兴造，咸丰十一年正月造成。曾国藩当即筹划募勇事宜，并与杨载福（即杨岳斌）、彭玉麟商定，暂用华阳厘金以为饷需，视饷力之多寡，酌定成军人数。其经过可于其正月二十九日致杨载福函中知之：淮扬水师各营，船已造成，炮亦将到，自应令其招勇操练。而饷项十分支绌，无可设法。欲于华阳镇厘金项下，通融若干，专以协济淮扬水师，俾得赶紧招勇。请阁下与雪琴（彭玉麟字雪琴）熟商，如荷允许，每月可济若干，一面见复，一面告知黄昌期（黄翼升字昌期）饬各营招勇。倘协济之数无几，或每营令十哨先招，十哨缓招。请阁下与雪琴、昌期商定办理，将来操成后驶赴下游，即在淮扬一带筹饷，不必再支华阳厘款矣。《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四，页８。嗣经杨彭同意之后，即于二月开始，至四月招足九营，五月七日（6月14日）委派黄翼升为统领，并刊发水师统领关防，在四至六月期间，彭玉麟与国藩商定了饷章营制等事。与湘军水师略同，自四月起，统领月支薪水银三百两，各营营官两百两，哨官暂给十二两。是为淮扬水师正式成立之始。淮扬水师之招募成军，俱见《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卷二，彭玉麟致曾国藩各函。 就淮扬水师本身而论，完全为曾国藩一手办成，其后一直为黄翼升统率，李鸿章只在成立之初，曾为之分配洋炮。这些洋炮系自粤运至湖口，由鸿章就便处理。此外俱系杨、彭经手，鸿章不过仅有堂属之名。嗣后协同淮军在下游作战，受鸿章指挥接济，其关系仍然不深，黄之于李，与杨、彭之于曾，绝不相似。至于鸿章的真正实力所资，乃为其所亲统之陆勇，亦即淮军。后日之言淮军者，亦必俱指陆营，而非水师。 陆营的创建淮扬水师固为胡林翼所促成，而以陆勇辅水师，也是出自林翼的建策。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1860年8月10日）林翼致曾国藩书云：少荃带勇多年，中道自画，若一劲到底，必有可观。兵事尚早，毋即厌苦也。扬州水师都督，亦须另筹陆师以翼之。《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六，页４。接着乃有七月十二日（８月２８日）曾国藩的奏陈：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拟即函商官文都兴阿等，酌带楚师千人，先行驰往，仰慰圣怀。到江北后，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严其禁约，宽其期限。李鸿章往办水师，亦照此法行之，臣明年驰赴淮扬，亦照此法行之。《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二，页４。这当是办理淮扬陆师的发轫，当时的计划，只在辅翼水师，居于次要地位，不意成军之后，立即易其势位，后日的发展，更不可同日而语。 淮扬水师虽经成立，却迄无兴建大支陆师的计划。同时水师已布防江皖，也并无下驶淮扬的举动。乃至招练陆师的问题，亦未作丝毫考虑。直到十一年（1861）十月，沪绅乞援，湘军无力分顾，始有招募淮勇的决定，但问题仍不单纯，当于下节述之。 若就淮勇而言，早在胡林翼建议之前，已有张遇春一营，隶属于湘军副将唐义训。国藩经营皖南，张遇春即随唐义训同往。遇春原为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的嫡系部将，及鸿章结束团练之后，遇春即转战皖北各地。其改归湘军，当系鸿章所引介。当时即号为春字营，亦称淮勇，为淮军中成军之最早者。安庆克复之后，自皖南北调，与淮扬水师配合，任陆上之防。《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五，页３５；卷二三一，页１７。 春字营以外，另有李济元一营，亦成军甚早。济元初为太平军，咸丰八年四月（1858）降于杨载福，所统部众，改为团练，任建德一带战防。十一年六月（1861年7月）曾国藩改编所部为五百人，于湘军粮台支饷。及十一月鸿章招募淮军，国藩即拨李济元部归鸿章，其军时称济字营。《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一二，页２１—２２；《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六，页５。 八月初一日（9月5日）安庆克复，曾国藩遂自东流移营前来（八月七日到），同时江南、皖南、皖北军事顺利，湘军声势远播，局面大为改观。困处上海的江浙绅士，乃有安庆请兵之行，再与湘军一扩张的机会。但曾国藩所注意的实为淮扬。九月间已将淮扬水师移向下游，分防运漕镇。及十月，因沪绅之请，欲命湘军主力曾国荃部及淮扬水师赴援，自须另有一支陆师以接替国荃所遗皖北防地，再节次向下游进兵。这个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李鸿章的肩上，遂有十一月的招募淮勇之举。《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页２４—２５。同时又在十一月间决定了左宗棠自皖南援浙，至是始完全采行了胡林翼最初的规吴路线。而林翼已经去世三个月了。 此次李鸿章之招募陆勇，成军十分顺利，一以曾国藩总督两江，具有地方实权，已无掣肘之患。二以淮勇多系就舒庐一带旧有团练改编，而加以部勒营哨，即成新军。自开始招募，至次年（同治元年）正月，两月之间，俱已成营。由各营营官带至安庆，接受训练。曾国藩复另拨湘军二三营予之。最初淮军营号，计有亲兵营、济字营、开字营、熊字营（后至）、树字营、铭字营、春字营、鼎字营、庆字营、林字营、垣字营（后至）等名目，共六千五百之众，是为淮军建立之始基。淮军成军及营号，分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七，页４１。至其六千五百之众，系指附轮赴沪之全数。即亲兵、开字、林字各二营，共为三千人；铭字、鼎字、树字、春字、庆字、熊字、垣字各一营，共为三千五百人，合计六千五百人。济字营因调援池州，未计在内。其他稍后绕江北陆路而往上海者，如周盛波、盛传兄弟所部，李鹤章、张桂芳、张士芳、李胜所部，均未计入。 第四节上海防守与安庆请兵 上海地位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开关互市，上海亦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1843年11月）开始对外贸易。十数年间，急遽发展，其地位迅即凌驾广州之上，至咸丰同治年间，其贸易额，已占全国各海关的百分之六十四《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６９。，沪渎隆盛繁兴，乃随中外商务的扩展而与日俱增，地位日益重要。 上海的繁荣，可以丝茶两大出口品的激增，以见其迅速发展的趋势。自开市次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丝的出口量为六千四百三十三捆，至咸丰五年（1855）出口量已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九捆，增加约有九倍。茶的出口量，道光二十四年为一百五十五万八千磅，至咸丰五年竟达八千零四十八万一千五百七十七磅，增加约有五十余倍。G. Lanning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p.412414.这种扶摇直上的急遽变化，固足以使江南人民受到实惠，而外国商贾却更以上海为其利丛财薮。 随着贸易重心的自广州北移，再加以道光末年以来，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深闭固拒，中外的交涉重心，也逐渐集中于上海。最显著的事实，为咸丰四年的修约问题。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的规定，十二年后，双方得派代表，修改条约（指通商条款而言），英以最惠国待遇，亦援此款要求修约。英美法三国公使之舍粤督而就江督苏抚，舍广州而赴上海，固由于叶名琛态度的倔强，然亦足见出上海地位的重要。嗣后咸丰七年（1857）英法军攻陷广州，上海更是取代了广州地位，而成为中外交涉重心。虽然迫于兵事，曾在北方议立了《天津条约》（1858），而既和之后，朝廷乃续派全权赴上海会议通商章程，亦如1842年派伊里布赴粤会议税饷故事。随后又在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59年1月29日）改以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上海遂正式成为全国的通商与外交中心。此种形式，实为英美法各国数年来百计以求者。 江浙殷富的避难上海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兵溃，长江下游糜烂。江浙财赋之区，沦陷殆尽。各府州县之殷富绅民，大都向上海逃亡，尤其是外国租界，更成为殷户富豪的避难之所。人口增加之急遽，地价上涨之飞速，至于惊人地步。自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占据上海，华民移住租界，获得安全庇护，其往例遂成为咸丰十年以后江浙绅民避难上海的最大诱惑。移居租界的华人，多至三十万之众。租界开始时的地价，每英亩仅四十六英镑至七十四英镑。而江南兵乱之后，竟剧增至每英亩八千英镑到一万二千英镑，实足骇人听闻。F.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p.51. 又： 《同治上海县志》，卷一一，页３６：“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浜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居民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 上海城厢及租界之内，固是安全之所，而城外正西一带村镇，则惨遭焚劫，绅民不能移居租界者，多避至上海以东之村镇，或雇船避至河下。上海新桥人王萃元，于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李秀成攻打上海时描述上海附近的情状云：立桥上北望，日则烟焰迷离，夜则火光照耀，炮声更震动可怕。盖此处离上海约二十余里云，河下停泊难民船不计其数，每船有二三十人不等，其无船者，酷日沿途扰扰，苦极不堪。王萃元： 《星周纪事》，卷上，页１０。此书所记上海附近之荒乱情形，不一而足。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逃难的惨状，不减于前，上海以东，亦惶惶难安。李钟珏记述其家人的避难情形：是年十二月中旬，李秀成别部由柘林南桥东下，沿途焚烧掳掠，风声远震，争相逃难。先考移眷属于离镇三里之新港地方。十六日，一支由川沙经陆行高行至镇。先考在家闻警，急抱先代遗像，只身避北乡渡浦，由吴淞而至上海。一支由钦公塘经路口沿海而下，至新港一带，妇女逃至海滨，被迫入海者无算。李钟珏： 《且顽老人七十自叙》，页２—３。 又： 李鸿章上母禀云：“贼踞浦东各地，闾里邱墟，鸡犬不宁，来沪避难者十万余人。芸芸众生，罹此浩劫，夫妻分散，父子失踪，一片哭声，震动山岳。”（《上海研究资料续集》，页６５３。）虽然江南已千里为墟，上海周围复陷于四面楚歌，但因与外洋通商的关系，其繁盛反有加无已，竟成为避难者的乐土。吴云： 《两轩尺牍》，卷一二，页３，致漕运总督王梦龄：“沪上华洋错杂，而市肆繁盛，则十倍于前，洋泾浜女闾三百，彻霄皆丝竹之声，良可慨叹。” 又： 王韬： 《瀛杂志》，卷六，页７，亦称：“庚辛之间，贼陷江浙，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诸名士避地至此，来作寓公，赌酒论诗，几忘兵燹，而所见所闻，殊有不值一哭者。” 上海防守咸丰十年，太平军既连陷江浙城池，上海形同孤岛，今后如何防守，遂成为中外绅民共同注意的问题。以至庚辛之间的上海防守，竟是十分复杂，而纠葛不清。同一时期，头绪纷繁，纵横交错。为明其概略，应分别一一剖析，在表面虽为割裂叙议，而其事迹均系平行发展，互相关联。 1． 防兵驻防上海的官军，为江苏巡抚以下所属的标兵。然当咸丰十年七月初，太平军进攻上海之时，巡抚薛焕所部，总计不满四千。嗣后相继自扬州李若珠部调来水师长龙船一百只，陆勇约三千人。此外又自镇江巴栋阿部调来陆勇四千余人。又自杭州瑞昌部调来三千人，再加薛焕就地增募者，上海附近布防的官军合计有三万余众。但薛氏仍感不敷，在咸丰十一年冬，派遣副将滕嗣林回湘招募，预计一万二千人，数日之间，即成军四千，先遣东下。时湖南巡抚毛鸿宾与曾胡关系颇深，且不满滕嗣林之仓猝成军，立即奏请制止。同时曾国藩复派前来安庆乞师的苏绅钱鼎铭和厉学潮至汉口截留。并分咨湘鄂大吏，未募者停止，已募者酌遣。滕嗣林亦被留于曾军，其所募齐之四千兵勇，裁留一千人，编组为淮军的林字营。先遣抵沪者仅七百余名，是为薛焕此次招募的全部收获。薛焕所奏调各地之兵，布防上海附近情形，分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五三，页２６—２８；卷二五四，页２６—３０；卷二六，页１８—１９；卷二六三，页２２—２３；卷二六五，页１０—１３；卷二六七，页５０—５２；卷二六八，页１５—２０；卷二七，页３；卷二七四，页２９—３４。薛焕之招募新军，于咸丰十一年八月派汪汝桂赴江北招勇，曾国藩并未阻止（八月二十九日日记）。而十一二月间滕嗣林之募勇，曾氏则予遣散，其原因显系受十月中沪绅至安庆请兵的影响。盖曾氏援沪之计已定，势必不容薛氏再扩充军力矣。毛鸿宾奏陈，亦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八，页２８。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八，页１０，致薛焕函：“滕副将嗣林，赴湘募勇，头批四千，业经下驶，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难资得力。已札钱户部（鼎铭）、厉委员（学潮）至汉口截留，未募者即行停止，已募者妥为解散。路远不及奉商，伏乞原谅为幸。” 2． 团练兵勇以外，上海尚有团练的组织。咸丰十年五月初，因太平军日益逼近，上海县令刘郇膏命各乡兴办团练，按每一图为一团，每十亩出一丁，分镇设局，无事巡防，有警集援。八九月间并于城中设团防局，订立团练章程。嗣因团练大臣庞钟璐移驻上海，委派州同应宝时会同办理。因系按亩出丁，所以团勇人数极众，刘郇膏常亲率出战。上海创办团练局，及其作战与分防情形，俱详于《星周纪事》。团练章程之各条款，详载于《同治上海县志·补遗卷》，页１３—１４。 3． 英法军自太平军东犯上海，其于防守力量发生绝大作用者，则为保护租界的英法军，即当时所谓的洋兵，而上海之议借洋兵助剿，事迹经过，颇为迂曲委婉，极费寻究。现作两层说明。一为中国官绅的意愿与举措，一为英法公使领事所取的态度与行动。洋兵助剿之议，本系倡自江南官绅，地方大吏，期望尤切，而在表面上则托称夷人自愿助顺。这种观念，是袭取咸丰四年（1854）法军在上海助攻小刀会的故事。当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兵溃之后三日，即闰三月二十二日（1860年5月12日），浙江巡抚王有龄立即分别致书两江总督何桂清及上海道吴煦，议商利用洋兵以救目前之急。其致吴煦书云：刻已函商宫保（指何桂清）云……自杭以外，均缓不济急，惟有此着，可以济变。至出奏时，只说彼族情愿助顺剿逆，求照从前和议，已不可阻止等语，似尚与办事者无碍等语商之。不知根帅（何桂清）以为然否？俟有回信再复。《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８７，又页８１，闰三月二十五日函：“此事愚见，一面照会请奏，情愿助顺剿逆，成事之后，照前次和议办理，一面直进长江剿贼，方属有济。”不久何桂清与江苏巡抚徐有壬亦均采同一行动。四月初五日（5月25日），王有龄一面具奏，一面给吴煦札文，令其从速办理。四月十一日（5月31日），徐有壬亦有札文给吴煦，并派苏州知府吴云赴沪请兵。十六日（6月5日）何桂清并具奏片上闻，足见众谋佥同。王有龄给吴煦札：“闻得英佛等国商人，因金陵贼势披猖，公议请兵助剿等情，据此。查各商久驻上海，与官民相安，不啻一家，兹因粤匪窜扰内地，即请助兵剿贼，固我疆圉，以副大英大佛多年不分彼此互相援助之心，苏常官民，同深感激。并据各司道会详请奏前来，除恭折奏明外，合亟札饬，札到该道，迅即面致各商，速请大英大佛钦差，即刻整队前往苏常，代为攻剿。”徐有壬给吴煦札：“照得无锡被围，苏城万分危急，现在英佛两国业已和好，想志切同仇，必能拨兵援应，合亟飞札，札到该道，即速遵照，前赴英佛两国统兵处，妥为商办，务须迅拨兵船，星夜前来，如果借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惟力是视。”两札俱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４４—４５，又页４６载有何桂清奏片，页９０有王有龄奏片。但何桂清的奏陈，遭受中旨斥驳。适十月间因俄使伊格那提业幅（Nicholas Ignatieff）建议中俄水陆会剿，诏命曾国藩、薛焕、王有龄等筹议。国藩复奏，谓不妨“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在复胡林翼函中，曾说明他的用意所在：承奖赞借夷剿助一疏，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鄙见与季公相同，此时以甘言德我，我乃峻辞拒之；异时以恶言加我，我反哀辞求之。不亦晚乎？《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三，页４７。至于薛焕、王有龄，自是一力赞同，主张迅速进行。袁甲三则力持不可。结果照恭亲王奕等的筹议，认为流弊滋多，但亦不宜拒绝过甚，大致与国藩的主张相近。同时吴煦、吴云一直在上海活动，却并无进展。吴云于十年冬致王有龄书云：现在沪上为助顺之议，往复与商，百般开譬，尚无眉目。然江南兵勇，见贼即溃，虽戚南塘复生，亦难骤回痼疾，实已万无可用矣。回纥助唐，契丹援宋，明知后忧叵测，而事至无可如何，古人为救急之方，不能不从权处置以挽此残局，盖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也。《两轩尺牍》，卷一，页６。 又： 《上海通志馆期刊》，卷二，第四期，页１４８１，“1860年5月23日（原注： 清咸丰十年四月初三日）沪道吴煦带同上海县知县刘郇膏往访法领，请求法军援助。25日（原注： 四月初五日）城中绅士又到法领署协商，请托伊担（B． Edan）领事，转恳法军，防守上海城。翌日吴道又派那在小刀会时候借洋兵成功的杨坊，到法领事馆去声明，法军驻城的经费，可由杨坊负责办理”。及咸丰十一年（1861）底，浙江大部糜烂，杭州随之失守，上海又陷于极度危险之中，洋兵助战，又成为上海官绅一致的要求，曾国藩处境虽已顺利，亦不能制止。心本不愿，然迫于时势，亦不得不作有条件的许可。即坚拒洋兵助剿苏、常、金陵，而仅允许其防守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十二月间致书吴煦云：苏省绅董，曾拟借助洋兵，亦属权宜之策。此处通商马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之而共守之。至欲借以攻取金陵、苏、常，则鄙见未敢附和。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与阁下从中主持，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８０。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七，页２９，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周腾虎：“敝处援沪之师，非二月不能成行，窃恐缓不及事，不得不借助西洋兵力，该处通商已久，本华洋所当共争而共守之。惟既求助于人，则宜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 又： 《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８，致潘曾玮函：“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相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莫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且勿遽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况上海孤城，安危未判，安得更有余力以图他处？” 又： 《星周纪事》，卷下，页５，同治元年二月十日记：“于是日进城禀见刘宪，求其转禀中丞，此时惟有请西兵援剿，或尚可为也。”英法两国的态度与行动，则十分单纯而明显。咸丰十年四月六日（1860年5月26日），法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英使普鲁斯（Frederick W.A. Bruce）同意了吴煦的部分请求，宣布保护上海的安全，却拒绝派遣军队防守苏州。C.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p.105106.七月初三日（8月19日）至初五日（8月21日）李秀成进攻上海，果然受到英法军猛烈的抵抗，停于苏州河的英舰先驱号（Pioneer），并以大炮轰击，结果太平军战败，于七月初八日（8月24日）撤退，上海得以保全。C.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p.107113. 又： 《同治上海县志·补遗卷》，页１１—１３，载署江苏巡抚薛焕七月初四日及初八日两疏，记李秀成攻上海事甚详，然于英法军之参战，竟略而不叙。 英法军防守上海，实际参战之日，亦正值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七月初五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其在北方与清军为敌，却在上海协助清军作战，表面上显得十分矛盾，实际上仍是为了自身利益。及《北京条约》成立，英法两国对清廷的敌对终止，又新得长江流域的通商权利，此后支持清廷，更趋明显，而防守上海，亦益成为必取的政策。 咸丰十一年二月八日（1861年3月18日），英国海军提督何伯（Sir James Hope），要求太平军不得侵入上海附近一百里（即三十英里）以内。五天之后，得到一年为限的回复。C.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115.此项协议，不在于上海的暂时获得安定，而是今后英法军积极参加战争的先声。及十一年十二月，太平军又近逼上海，吴煦及上海绅士再向英方乞援。次年正月，英法军竟正式参战，甚至采取攻势，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巨，为前所未有。淮军到沪之前，上海的地位几全恃英法军的力量来维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卷四期，页１４９１—１４９８，载咸同之间英法军协助清军抵抗太平军颇详。 4． 洋枪队除纯为华人组成的防兵与团练，及纯为外人组成的英法军以外，尚有一支受雇于上海官绅的洋人所组成的华洋混合军，即洋枪队，亦为中国政府下的洋兵。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6月）苏州失守之际，四明公所董事候补道杨坊（外人称为大记〔Taki〕，实为杨泰记，系杨氏商号），因美人可富（Captain Gough）的推荐，雇了美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白齐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等，募集吕宋人百名，成立洋枪队，配合官军转战于上海附近。嗣后更增募华人，最多时兵额至五千余名。其军需饷项，最先由地方官绅供给，后来改由江海关奏留军饷项下支付，为英法军以外，保卫上海的有力部队。因其作战奋勇，巡抚薛焕定名为常胜军（The Ever Victorious Army）。常胜军故事本为众所周知，此处仅略述梗概而已。 5． 中外会防局洋人的重视上海安全，不在中国官绅之下，其防守事宜，他们亦为主动的发起者。于是有所谓中外会防局的成立。咸丰十年夏，上海已形成孤岛，及十一年冬，浙江的余杭、严州、绍兴、上虞、余姚、宁波、镇海、杭州等地，及上海以东的川沙、奉贤、南汇等地，均先后失守，使上海四面受困，丝茶贸易大受影响。洋人方以中外议和之后，口岸增开，商务将大有发展，不料竟日益迫促，甚至上海亦岌岌不保。大与洋商愿望相背。遂在十二月四日（1862年1月3日）洋商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推James Hogg、 J.P. Tate、 Edward Webb（韦伯）、Edward Cunningham（金龙亭）、F. Smith主持，筹划助防上海，尤着意于收复宁波。郭廷以：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８４４。并由英国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与沪绅议商。吴云及候补知府应宝时首先与会，吴氏曾致函周腾虎，详述经过：前日巴酋（巴夏礼）到沪，介见苏绅。旋约鄙人与敏斋（应宝时）同晤。央渠相助。巴云： 中国有谚语：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原注： 巴酋一口官话，于中国情形，无不周悉。）今观此贼，实是寇非王。惟寇势已大，欲就扫灭，断非一年半载，即能了事。我外国人与彼无隙，今欲克复宁波，保守上海，非用武不可，一经用武，即启衅端。中国人作事，每每有头无尾，将来开衅之后，万一撩在我外国人身上，如何处置。今欲帮同剿贼，必须预筹一线到底之法，请大府先行入奏，伊亦禀明驻京公使，听候示下办理等语。（原注： 用意本在宁波上海，而不能不统及金陵，即巴酋所谓一线到底也。）苏浙绅士公呈，内所称借兵克复苏常金陵之说，盖曲从巴酋之意也。事势至此，无可如何，不得不委曲迁就，只视沪城无西人其能屹然否耶？言之可叹。《两轩尺牍》，卷一二，页３１—３２。吴、应两人既明悉英方真实态度，遂约在籍郎中潘曾玮言之团练大臣庞钟璐，为钟璐婉拒。嗣即言之薛焕，商定照巴夏礼之意，由沪绅宗人府宗丞温葆深，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等十余人联名公呈，薛焕据以入奏，十二月二十七日（1862年1月26日）诏命酌量办理，而会防局已于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成立。由薛焕委潘曾玮、顾文彬、吴云、应宝时四人主持其事。同时复由潘曾玮偕袭橙航海入都，向议政王大臣详陈事机利害，及英法助剿的诚意。中外会防上海，始成定局。而此种特殊形式的机构，虽为时代需要而产生，实亦表现上海地位的重要。冯桂芬： 《显志堂集》，卷四，页１９—２１，《沪城会防记》。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一二，页２３。 6． 诱降太平军沪绅除积极地倾全力作防守上海的筹计，同时又有从侧方面诱降太平军的策划。此事并非沪绅全体的行动，而是薛焕、吴煦和吴云等少数人的密计。其起意在沪绅的安庆请兵之前，目的在谋保全薛焕、吴煦等人的固有地位，间接拒阻湘军的东来。另一重要目的，在为何桂清脱罪。盖欲收复江浙数城，为建功之地，以恢复何桂清的声望。计划很庞大，实际运用者为吴云，经手银钱者为杨徽猷，并由薛焕奏明系何桂清主持。进行方式全为重金收买，策动太平军反正。并特别重视苏州的收复。苏州方面，由永昌乡团徐氏兄弟（徐佩瑗、徐佩）与苏州城内太平军的前军主将熊万荃（亦书万全）、江南文将帅李绍熙（即原候补道李文炳，于太平军攻占苏州时内应）、慷天燕钱贵（桂）仁等接洽，吴云且与李绍熙直接通函。常熟方面，由葛继洪与天豫董正勤联络。无锡方面，由余治与太平军首领配天义黄照（原名汪照）联络。江阴方面由赵玉堂与厘天豫朱姓联络。嘉兴太平军守将为朗天义陈炳文，乃由千总黄凤喈联络其部下何姓，由何姓向陈炳文游说。其中除陈炳文并无下文外，其余均表示反正决心，李绍熙并已约期于十二月十九日（1862年1月18日）举事，与永昌徐氏团练配合。以李秀成于十六日率兵回抵苏州，以致举事未成，嗣后李绍熙乃为李秀成所杀。并调熊万荃防平湖乍浦。（后来熊万荃终于投降李鸿章，并改名建勋。）是吴云招降之举，局面虽大，却并未获得成功。而何桂清、薛焕、吴煦等人之防守上海，图全一己地位权势的计划，亦至此达于穷境。吴云经营招降事，据以下各书，吴云： 《两轩尺牍》，卷一二，页５—９，致乔松年函，致吴煦各函，页２９—３１，致周腾虎函，页３２—３４，致徐少蘧兄弟函，致杨徽猷函，致蒋懋勋函，页３９—４０，致李绍熙函。《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７５—７８，吴云书信。薛氏奏陈，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七二，页７—８；苏州太平军熊万荃情形，见潘钟瑞： 《苏台麋鹿记》，卷下。 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元年正月初七日记： 蒋光言：“苏州贼伪约十一月中献城，实无其事。前苏府吴云力保其必成，费抚恤银甚多。及事已决裂，外间争言何桂清羞愧自尽，盖此事实由何起。然亦系讹言。何尚在沪无恙。” 安庆请兵自江南大营兵溃，曾国藩总督两江之后，江南人民望湘军东援颇殷，以国藩行动迂缓，又不免颇为失望。同时上海当局于湘军之来，亦不表欢迎，但又无善策以解救江南，而使上海一直陷于孤立。避居上海绅士，自然不能长久忍耐。适湖北盐法道顾文彬自鄂抵沪（顾氏初奉命从庞钟璐办理团练），乃倡乞师安庆之说，时为咸丰十一年九月。顾氏言之冯桂芬、潘曾玮，并同见吴云，说以利害。吴云亦表同意，乃由吴云商之吴煦，由吴煦转陈薛焕，薛焕最初曾不同意，但因防兵屡战屡溃，亦无他计可施，复格于众议，终于允许。议定之后，由庞钟璐、殷兆镛、潘曾玮、顾文彬、杨庆麟、潘馥等六人出名，备具公启，代表沪绅的请求；请户部主事钱鼎铭专诚前往。薛焕并派委候补知县厉学潮亦持专函偕行，代表薛氏及官方的请求。钱厉二人乃乘轮赶赴安庆。《显志堂集》，卷四，页１５—１６。 请兵经过沪绅请兵公启，出自冯桂芬之手，洋洋数千言，曾国藩读后，颇为动容，称为“深婉切至”。其内容大要，足以代表三吴绅民意见，尤着重于分析江南情势。如云：夫三郡财赋之衍沃，两军倒悬之困苦，万户壶箪之悃忱。凡兹皮傅肤受之说，执事心知而饫闻之，概不敢以进。惟是江苏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为执事陈之。同上，卷五，页３。所谓可乘之机者，一为各地乡团之可以响应而起事，二为湖间之枪船可以向导而助袭，三为贼中之内应可以倒戈而反正。所谓仅完之地须加以防护者，一为镇江孤城，有兵无饷，军心已摇，溃可立待；二为杭湖两郡，兵单饷乏，贼氛四逼，终必不保；三为上海一地，有饷无兵，急需大兵，保全此饷源重地。最后谓“但请奇兵万人，以一勇将领之，间道而来，旬日之间，苏常唾手可得。大军一至，则朽株枯木亦助声威；大军不至，则铁郭金城将沦灰烬。及今不图，后悔必矣”。是以请兵宗旨，在图急保上海。公启之外，首衔庞钟璐另有私函，亦谓：“此时吴民受贼荼毒日深，大兵一至，则陷贼之民，皆思杀贼，无用之兵，亦皆有用，一万可抵十万，非虚言也。一切情形，询之钱户部（鼎铭）必得其详。”刘铁冷： 《清代二百家军政名牍汇编》，卷一七，页２８。沪绅请兵之急切诚恳，国藩不能不加以考虑与重视。 曾国藩的准备与筹计最早来安庆请兵的沪绅，为金匮知县华翼纶，于十月初四日（1861年11月6日）到达。他特别指出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并述上海近情，大足以供国藩参考。《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金匮知县华翼纶等三人自上海来，言下游望余大兵，情甚迫切。又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并言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及十六日（11月18日）钱鼎铭、厉学潮续至，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并陈说沪上望兵之切，与饷源之可恃，继以痛哭流涕。二十一日（11月23日）复“叩头乞师，情词哀迫”。曾国藩始作积极的考虑与筹计。身边主要的谋士，即为李鸿章。自十月十六日起，国藩连日与李鸿章议商援沪办法。最后决计由曾国荃在湘募勇六千，翌年正月至皖，再由皖援沪，并与钱鼎铭约定，非至次年二月不能成行，此计划大抵决定于十月二十二日（11月24日）。二十四日（2月26日）即去函湖南，命曾国荃作一切准备（时国荃已返乡）。实为曾国藩援沪的第一个方案，颇具参考价值：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已与请兵之官商订定，渠买洋人夹板船数号，每号可装三千人，现已放二号来汉口，不过放五号来皖，即可将沅弟全部载去。目下专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多隆阿）破庐州，鲍（鲍超）破宁国后，渠两军会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进攻苏常。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守上海之法，迅速回信。《湘乡曾氏文献》，第一册，页７０８—７０９。计划决定，距钱鼎铭等到皖不过六日，可谓敏速。此虽由于钱鼎铭的苦苦哀求，实亦鉴于上海为中外财货所聚，乃天下之膏腴，华翼纶事先的进说，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项计划直至十一月中，尚无更改，可于国藩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致国荃函见之：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甫（钱鼎铭字调甫），即前任湘抚铁伯瑜（钱宝琛字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余前许令沅弟（曾国荃字沅甫）带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务望沅弟于年内将新兵六千招齐，正月交盛南（彭毓橘字盛南）带来，沅则扁舟先来，共商大计。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１２。计划的改变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计划招募淮勇，以佐国荃东援，亦当系此时所定。其招募淮勇咨札，即系十一月所下。观国藩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5日）致国荃函，已将前议大加修正，增加了李鸿章和黄翼升二人，并水师五千，其意当指淮扬水师而言，但亦显现淮军援沪的契机：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沅弟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昌岐（黄翼升）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也。……浙事想已无及，但求沅弟与少荃能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所裨多矣。《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１２—１３。进驻镇江之议曾国藩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6日）奏保李鸿章堪任江苏巡抚，使率淮扬水师五千人，益以陆军六七千人进驻镇江，以为进规下游之计。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片之中，连保浙江、江苏两巡抚，文件极为重要，而曾氏全集却未收入。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八一，页１８—２０，可见此奏。曾氏之保左宗棠为浙抚，李鸿章为苏抚，实因原浙抚王有龄、苏抚薛焕已屡为人弹劾，地位十分动摇。其次则因翰林院侍讲颜宗仪于十月间奏请旨饬曾氏保奏“堪任封疆将帅之任者”数员（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七六，页１６—１７），再其次则夹袋中有此两位人才也。所以十一月实为淮军成立的决定时期。 曾国藩的原定计划，是以曾国荃为援沪主帅，以湘军新营接替皖防，由国荃统旧营东下。而以李鸿章、黄翼升率淮扬水陆师同行。其主从轻重，至为明显。但在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2月31日），国荃的回信到达安庆，不愿援沪之行。其理由是：“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二册。而国荃真正意图，则在于进攻金陵，建立首功。因此在国荃的抉择之下，而与淮军以发展机会，其关键乃在于一念之间。王定安： 《曾忠襄公年谱》，卷一，页１６，“时朝廷以杭州陷，松沪岌岌可危，议令公率师出上海，规苏常，屡诏促兵。国藩邮书商之。公答曰： 松沪财赋甲天下，筹饷易，然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 曾国藩对于上海士绅的正式答复，见于十二月初八日（1862年1月7日）的致庞钟璐函，此时已决定以李鸿章为援沪的主将了。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傥风波羁滞，到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准于二月起行。《星周纪事》，卷下，页８。至于进军路线，曾、李计划，俱系从陆路前进，沿长江北岸，向下游节节打通，而且准备进驻镇江，以为进攻天京之外援。 李鸿章的准备鸿章既受命招募淮勇，为进军下游、援救上海之师，正可一展抱负，遂积极进行。关于兵员，乃就舒庐一带旧有之团练募集而成。李鸿章并未离安庆，两月之间，其军已组成数营。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1862年2月22日）集合于安庆，定立营制，是为淮军建军之始。李鸿章之招募淮勇，其决策当始于咸丰十一年十月下旬，盖曾国藩之决定援沪，系在十月二十二日。而李氏获得招募札文，当在十一月初。据《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页２４—２５，记载曾国藩咨札为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较确定的证据，当为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李氏致潘鼎新函，载《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页１，颇具参考价值：“帅意（指曾国藩）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张遇春字山樵）之淮勇一律。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步伍连环，须有约束。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及扎营之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城，勤加训练。楚军招募，准领枪炮器械帐棚。起程时支小口粮，勇夫每日给钱百文，到营点名后给大口粮。前寄上营制刊本，可复按照请也。”关于饷项，初淮扬水师，仰给于杨载福、彭玉麟管下之华阳镇厘金。成军以来，久食半饷，已称窘困。及再招陆勇，饷项益无着落，乃在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之交，与上海道吴煦商定，解散薛焕在湖南所招之勇，截留其募勇之资，移为东征之需。《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１０６，李鸿章致吴煦函：“东下之师早有成约，宫保迭催沅浦方伯添募来营，如沿途风水阻滞，未能速到，命弟先率水陆万人克期前进。惟敝军饷项每月共需六万，淮扬水师久食半饷，积欠四月，陆军更无指项，此间竟难分润，仍祈阁下大力预筹接济，俾得急整行装，是为至感。滕副将嗣林所募楚勇，闻头队四千业经下驶，其余八千未集。帅意恐其难咨得力，已分咨湘鄂当事，并札钱户部厉委员至汉口截留，未募者即行停止，已募者妥为遣散。若汰此募勇之资，借给东征之饷，一转移间良多裨助。倘蒙慨允挹注，即望婉回中丞，专文指解为荷。”关于进军方式，亦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拟定潜师东征，配合水师前进。而以舟济师，实为上海方面所提议，即以夹板轮船运兵至沪。事实上沪绅乞援，若舍水路，亦别无他途可循。 舟载陆师的进军方案舟载陆师援沪，虽为沪绅之意，曾、李亦极为心愿，并非一定要打通陆路。曾国藩对于淮军东征，原有两个方案，一由水，一由陆，均先止于镇江，再向下游推进。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24日）曾函吴煦商议：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天长）、六（六合）而达于扬、镇。……然舍弟一军则必俟打开巢县、和（和州）、含（含山），而后放心东下；少荃一军或不待克此三城，即可且战且行，亦不定用船载也。同上，页７９—８０。沪绅的筹划曾国藩的想法，真是如意算盘，上海绅士急急求兵，岂愿援兵仅止于镇江。其一切计划，无非为先谋上海的安全，再进而肃清外围。乞师安庆，本来已非易事，而运兵的技术问题，更使沪绅费尽心力。请兵之初，冯桂芬提出所谓“三难”，确是极中肯綮：一则中丞（指薛焕）不许也，迎师必具饷，权在官不在绅，以己为不能，以人为能，情之所难。一则夷官不许也，前年英与贼不相知，今互市已久，有两不相帮之说，肯赁船载兵，显然助我乎？一则曾帅不许也，曾帅老于兵，计在持重，驱兵入敌国之舟，募越贼巢，涉重洋数千里，不知者将以为口实，曾帅能不疑乎？《题志堂集》，卷四，页１６。轮船的准备冯氏的顾虑，几全被应验，而赁船尤为难端。因为须向洋人交涉，却又毫无把握。此事由吴煦主持，直接经办者，则为中外会防局的吴云及应宝时，前后商议数月之久。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 Medhurst）初时一口拒绝，后经英翻译官阿查哩（Chaloner Alabaster）的热心筹划，方克成功。计运兵九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并须添置灶具，预备口粮。由洋商麦李洋行（Mackenzie， Richardson & Co.）承运，最初开价甚大，需二十万五千两。经吴云等折冲，复由阿查哩调停，每兵运费银二十两，全部船价分四个月归缴。吴云还价十五两一名，分六个月交银。英商不允，终于接受了阿查哩的条件。总计运费共十八万两，价款由会防局及阿查哩筹措。《两轩尺牍》，卷一二，页１１。 吴云、应宝时筹雇赁轮船，先因英方不许，似已绝望，继因价款太大，为薛焕所拒。其困难经过，均随时告知曾国藩，因之曾国藩又奏请循陆上一途进兵。二月十九日（3月19日）厉学潮自上海解到饷银八万两，已敷淮军东征途中所需，但雇赁轮船之事，迄无成议。二月二十二日（3月22日）国藩再度上奏，仍主取道巢县、和州、含山东下，由曾国荃担任攻城，李鸿章则傍城冲过，订期于三月二日（3月31日）启行，目的地仍是镇江。《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五，页２６—２９，又，页４５。 及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忽然有了转机，钱鼎铭、潘馥自上海附轮船赶到安庆，告以将继来六艘，以每班七艘，每次三千人，潜载淮军，直赴上海。曾国藩当时颇为踌躇，次日与鸿章议商，始决计循水路直趋上海。三月初七日（4月5日），首批淮军登舟，顺江而下，开始援沪之局。《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余以少荃之兵，日内已订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二十九日记：“少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援沪之役的委婉关节淮军援沪，就表面观之，似甚单纯，实则经过许多曲折迂回的关节，而每一关节，均足以改变全局的面目，不惟影响到淮军的发展，甚至于是否能够成立，亦均在未定之中。钱鼎铭等到安庆的后四天，即十月二十日（11月22日），即有曾国藩部将盐运使衔吴坤修，自请募兵六千，赴援上海。曾国藩则以新兵恐难得力，未予允许。时在国藩决定筹兵援沪的前二日。同上，第十二册。嗣后曾国藩虽决定由李鸿章带兵前往，但始终欲使之先防镇江。十一月二十九日（1861年12月30日）并拟另由湘军部将道员陈士杰在湖南招募旧部，成军三千，再派游击陈飞熊、教谕马先槐，各募一营，合为四千人，随士杰援苏。故曾国藩的安排，仍是为了湘军的发展，并未尽将重任完全付之李鸿章。寻绎曾氏致陈士杰函，究竟谁统援沪之师，尚未作妥定，此时淮军已着手招募，而其动向，仍为未知之数。现计敝处兵力，尚不敷用，即各统领亦亟需干城心腹之人，是以具备公牍，敦请大旆出山，相助为理。并令陈游击飞熊，马教谕先槐代达鄙愫。如获允许，即望招集旧部三千人，已令饬陈、马各募一营，随同东下，合成四千之数。旧人共事，调度易灵，务望及早着鞭，于明年二月底到皖。其留办请简一层，以苏省办事乏人，而此军专为东征之用，故如此位置。若不惬尊意，则请到营面商，再行出奏。若阁下不愿赴苏，或带三千人随鄙人同驻安庆，亦无不可。倘竟不愿躬擐甲胄，则仅令马、陈各招一营，而尊处三千之数，即能罢论。亦祈来营一见，慰我饥渴，飘然旋返，仍遂初志，未敢强事絷维也。《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７。不惟如此，即当淮军初成，移营安庆之时，国藩仍未放弃考虑陈士杰援沪之事。约在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之间，国藩致函上海潘曾玮函内有云：“陈俊臣（陈士杰字俊臣）新授苏臬，去冬已札饬招集桂勇，俟渠到皖，或与少荃同行，或与舍弟同行，二月再行奉告。”同上，页２２。此时虽非以陈士杰为援吴主帅，而国藩部署，以李鸿章、陈士杰分任镇江、上海防务，且奏明鸿章驻镇，再分师援沪，其用意之欲陈士杰守上海饷地，已甚明显。曾国藩意图，即在李鸿章到上海后仍未改变。《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４７，致陈士杰函称：“数月后，沪事稍定，少荃当赴镇江一行。所苦者，阁下既不能来，少荃赴镇，沪上遂无可托之人，深以为虑。”此函写于同治元年四月初。 曾国藩对于湘淮军既不无亲疏厚薄，不尽欲李鸿章径援上海，而命其前赴镇江。朝廷既经同意，遂迭催就道，这又影响到原来镇江守将冯子材的防地。驻防扬州督办江北军务的江宁将军都兴阿，遂出面代冯氏另找出路，也想乘机取得上海饷地。就在同治元年正月，奏保冯子材进援上海。正月十八日（1862年2月16日）上谕，竟从其所请，几使曾国藩的计划遭到顿挫。恰在此时，镇江、扬州为太平军掣动，形势吃紧，都、冯均忙于应付。李鸿章的进兵镇江，已是缓不济急，朝廷不得不改变主意，在正月二十七日（2月25日）命冯子材仍留镇江。命曾国荃迅速督兵进援上海，会同李鸿章规复苏常。《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八八，页１４—１５；卷二九，页１１—１２。至于曾国藩对于冯子材的援沪，当然是极端不愿，二月初致函冯子材，令其仍留镇江，虽曲意解说，以权衡沪镇之轻重，但其本意即镇防亦计欲夺取，并是早有成算，又何尝有重镇防而轻沪防之意，不过在劝止冯氏援沪之行而已。鄙意苏省现存郡县，惟镇江最据形胜。将来规复金陵苏常，必以此为根本。上海固属饷源，然尚非用兵要地，且业已借助洋人，一时犹可拄，缓急轻重，微有权衡。现闻苏常逆股，希图北窜，难保不复犯镇江。倘因台旌移驻，新旧交代，或致疏虞，于大局殊有关碍。正拟驰函奉商，接奉廷寄，谕留阁下仍驻镇城。其沪上之行，俟敝军到镇，再行商办。《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３０。至于上海当局，沪绅固极愿大兵早来解围，而驻沪大吏则不免表面敷衍，希图维持现状，深恐淮军到沪，他们自身的兵权饷权被侵，甚至于地位不保。这也是淮军发展的另一种外在的阻力。是以淮军的建立，乃在许多复杂关系中形成。
《淮军志》试读：营制的沿承
绿营制度的缺点曾国藩练湘军，开始时目的，即为矫正当时绿营之弊。绿营名称： 《大清会典》（光绪本），卷四三，页２：“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遂创立了一种有效率的军旅制度。而营制组织，特别是湘军的重大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绿营系世兵制，全国设有定额绿营兵数： 《清史稿》（联合本），卷一三七，页５２２：“绿营之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都六十六万人。” 又： 《清朝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卷一七九，页６３９５，统计全国绿营兵额共计五十八万余人。 又： 《大清会典》（光绪本），卷五二，页１—２，统计全国绿营兵额则为五十六万余人。，每兵均注于册，由各省按年册报，存于兵部。兵有兵籍，不同于民户，父在役，子为余丁，父退役，则子补其缺额，所食额定之饷，即赡其身家。绿营之腐败，始形于嘉庆间，平川楚教乱之时，而大著于对太平军之役。其废弛情状，当时朝野，多能指论。有识之士，亟欲痛加整饬，以求振作。然其颓废之势，终不能挽回，遂予创立新制的湘军以诞生的机会，继以承此运会，担当晚清半个世纪的国防任务。 绿营之废坏，当时后世，言者甚夥，归纳诸说，约为七点。就制度本身言，缺失有三： 其一，饷薄不足以赡身家，兵丁则另谋兼业，多营商贩以活口，自不专心于兵事；其二，分汛太多，兵员分防汛地，以致兵力单弱而不能集中，在营时间减少，遂乏训练与监督，形同游散；其三，出征应敌，例由各省各标杂乱抽调，凑成一军，以致将与兵不相属，兵与兵不相习，意志不齐，难收指挥之效。就平时积习而言，缺失有四： 其一，虚伍缺额，将弁于兵士出缺，不加补募，干没其饷，或以杂役挂名支薪，形成风气，以致军伍不实；其二，游滑偷惰，绿营兵丁分于营汛，多应差使，养成衙门习气，平时钻营取巧，遇战则趑趄退避，实难使之效命疆场；其三，顶替征操，绿营兵丁既多兼营小贩，又滑巧为习，凡遇征调，自然不舍故居，常转雇乞丐流氓，顶替应召，以图偷免；其四，虚应操练，绿营兵丁往往久不操练，即使集中，演习阵式，多用相沿已久的花式空架，徒饰外观，不能临阵实用，等于不练，自无战力可言。罗尔纲： 《湘军新志》，页１—１６，综合前代人对绿营之批评为七点，兹并为六点，再增入曾国藩等人所论之顶替征操一点。 湘军的创建湘军为曾国藩手创，始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国藩奉到办理团练之命，即准备招练一支新军，创行新制，以代替团练组织。卒能超越侪辈，建立殊勋，足征其才识过人。湘军初创，原无独当全局之志，其扩充发展，俱是后日之事。惟曾国藩自始即抱定两点观念，作为建军的基本原则： 其一是练乡勇以代兵，其一是采用束伍之法。舍兵就勇，在改换兵员的本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页１０，咸丰三年二月与宝庆知府魁联书：“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改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立束伍之法，在加强营伍的组织曾氏于咸丰二年十二月练兵之始，即奏陈参仿明人戚继光成法。其所取资于戚氏者，则为《纪效新书》中之《束伍篇》，该书卷一，页１云：“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者，治兵之纲也；束伍者，分数之目也。故以束伍为第一，由此而十万一法，百阵一化，咸基于此。”。曾氏本意，乃在于立定制度，以革绿营积弊。嗣后之运用得宜，克奏大功，实基于此。国藩始终不以知兵自许，却自命必能练兵，盖于其创制之才能，颇具深信。 束伍系取资于戚继光的练兵成法。其要义如戚氏所说：夫营阵之法，全在编派伍、什、队、哨之际。计算之定，若无预于营阵然。伍、什、队、哨之法，则或为八阵，或九军，七军，十二辰。古人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则虽畎亩之夫，十万之众，一鼓而就列者，人见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编伍者鲜矣。戚继光： 《纪效新书》，卷一，页９。所以束伍的精义在于编伍，也就是在营阵之先，立有一定编制，以为建军之根本。后来国藩再依湘军成法为淮军立制，也是一脉相承。 曾国藩虽本戚继光成法，编组湘军，却并非原盘移植，而是有不少损益之处，以构成湘军自有的一套体制，当于其编组淮军时，附带申述之。 淮军成军时的编制淮军的初定制，始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一手经理，一仿湘军营制。《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七，页４１，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复左宗棠：“少荃赴上海，系新募舒庐一带之勇，名曰淮勇，另拨湘勇二三营与之。今淮勇一法湘勇之营制营规，目下未经战阵，安得号为劲旅？” 招募之制湘军的组成，最慎重招募，盖与其基本原则极有关系，也构成了湘军本质的特色。湘军的招募，严守两个要点： 第一，所招须是湖南乡土农夫。《曾文正公杂著》（扫叶山房本），卷二，页２，招募之规：“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胜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募格： 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又： 《曾文正公重定营规》，有单行本，系咸丰十一年九月改定。其必以乡土者，在有里居可稽；必以农夫者，在取其朴实忠勇。第二，勇营必须分由统将亲自招集成军。《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８—１９：“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目的在使兵将意志贯通一气，可收指臂之效。淮军的招募，最初大抵合于湘军规制，后来虽然渐有权宜的变革，但就整体观之，乡土的本色，仍为淮军长期所保持。 营伍之制淮军建军之初，营伍规制，一仿湘军，无丝毫不同之处。湘军营制，初定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每营仅三百六十名。嗣后每营又加长夫一百四十名，合为五百名。至咸丰三年十二月，曾国藩又与罗泽南议定现行营制，并刊刻颁布，为湘军久行之制。此俱见黎庶昌著《曾文正公年谱》，卷二，页７；《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４２，卷四，页５２，卷五，页１０。王定安： 《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四，页１—１９。其组织以营为单位，设营官一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一员，管理全哨，设哨长一员，以副哨官。每哨正勇，分为八队，其配置： 第一、 五两队为抬枪队，第二、四、六、八各队为刀矛队，第三、七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十名，抬枪每队正勇十二名。就此八队言，每队又置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就四哨言，每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合计连哨官、哨长、什长、护勇、正勇、伙勇，每哨共一百零八人。合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此外营官又有亲兵六队，不置哨官哨长。其配置： 第一、三两队为劈山炮队，第二、四、六各队为刀矛队，第五队为小枪队。各队均置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共七十二名。连亲兵与四哨合计，每营官统带五百零四名。综合一营之武力，计劈山炮两队，抬枪八队，小枪九队，刀矛十九队，共为三十八队，是为一营之制。淮军各营人数，及配置情形，均据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所载。然淮军营制，实本湘军，故其员额配置，又见之于《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５—６；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３；王定安： 《湘军记》，卷二，页３—４。王定安： 《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四，页６—７。 又： 一般说来，营官亲兵不置哨长，但湘军中亦有不少例外，亲兵亦置哨长，只不入制而已。 淮军之编伍，营为最重要之单位，兹列表示明，以便与后日的变化相比较： 长夫之制与营伍有连带关系的人员配置，则为长夫之制。长夫的设置，以至确定名额，立为制度，则是湘军的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最卓越的创制。长夫之制，确定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历久不移。淮军亦始终因袭其成法，无所改变，直至承平时期，李鸿章屡受朝命指示，始作部分裁减。其制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详细的分配如后：营官及帮办人员四十八名 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三十名 每哨哨官哨长及护勇四名（长夫） 每一劈山炮队三名 每一抬枪队三名 每一刀矛队二名 每一小枪队二名 合计全营一百八十名是以全营正额，自营官以至长夫，共计六百八十五人。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 又：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咸丰八年十月初五日所记，长夫之配置，尚因哨长官阶之不同而有增减，均为制度之外的办法。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此处所谓工兵之创制，须略加说明，以免误会。在此之前，军中本有弓匠、箭匠，甚至于铁匠、鞍匠之配属，盖为兵工厂业务，湘淮军则另有炮局火药厂之类。近代兵种均视为后勤作业。湘淮军之长夫，乃后世之工兵队，均不从事制造，惟将昔日兵卒所兼任战阵中之攻守工程，于此时独成一科，是以得称湘淮军长夫之制，为中国工兵队之滥觞。，曾国藩为开创之一人，故长夫之为湘淮军的特色，屡为其将帅所称道。光绪十三年（1887），户部议裁湘淮军长夫，两军首领，均力言不可。曾国荃奏称：查湘淮营制，自前督臣曾国藩于咸丰年间奏定章程，每营正勇五百人，额设长夫一百八十名，使之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平居则致力操防。募一勇得一勇之用，操一日收一日之功，顿改曩时绿营惰窳之习，气象一新，始克悉成劲旅，转战数省，所向有功，皆由曾国藩苦心经营之所致。臣等恪守规模，凛凛焉惟恐失坠，竭力维持，以至于今。《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八。李鸿章复就中外兵制立言，以为长夫必不可少：伏查长夫之制，有关兵事强弱。自湘淮军转战南北，削平寇乱，其得力在于勇额足而拔队捷。勇额足则力厚，常以一营分扎两垒，故战守足恃。拔队捷则赴机迅速，不致贼退而兵始来。皆原于额设长夫，分执粗重之役，不使勇力过劳也。曾国藩老于兵事，所以为国家创法者，用意实为深远。议者谓长夫为征兵而设，防军可以不用。此仅因他省内地寻常分巡弹压姑为迁就之计，非所论于海防江防也。臣等所部各军，皆分扎滨江沿海要地，各有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及疏河垫道工程。防所距城市或数十里，或百数十里，且多孤悬海外，所需木石料物，薪粮子药，均须隔海搬运，资长夫之力。昔年行队坐营，皆用土枪炮，尚须多夫搬运。近年因备外患，所操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即如臣鸿章所部淮军，现领用后门枪两万余枝，后门大小炮共三百七十余尊。臣国荃所部湘营较少，而用后门枪炮亦多，其子药零件之笨重，可按册而稽。各炮台大炮，每尊重者至数万斤，开花子母实心各弹，重者至五六百磅，非数百人不能运一炮，非十数人不能举一弹，较从前所用增至数十倍。凡操后门炮，自炮目至勇丁，皆有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弁勇既须亲操畚锸帮做土工，而练习枪炮口令准头又不能一日间断，实与征兵劳苦无异。其间粗重杂役甚多，若长夫太少，运用不敷，必致有器与无器等。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浚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炮，各国皆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李文忠公奏稿》，卷六一，页７—８。服制湘淮勇丁之服制，亦系曾国藩所定，帕首，勇字短上衣，长裤扎绑腿，足着草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８；《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４３—４４。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五，页４２：“淮军规模事事妥善，惟号褂、雨衣、包巾等件，俱由上制，而扣钱微多。” 又： 柴萼： 《梵天庐丛录》，卷七，页２：“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首。” 统领之制湘淮军以营为单位，营以上并无固定编制。但两营以上至数十营，则设有统领，其制系由湘军逐渐演变而成。当时所谓统领，其性质与职权，并未作严格规定，在习惯上是招募与统带的首领，并是运用于战场上的指挥官。所统部众，多少不等。轻者形成作战时之一小支，重则可成为一方面之统帅。以淮军而论，若张树珊的树字营，仅只六营。树珊阵亡后，其弟树屏统带，仅有三营。而刘铭传的铭字军，则常在二十营以上，同是统领，权责职事，不能相提并论。就发展的最初基础来看，左宗棠之经营皖南以及入浙，李鸿章之援吴，当时都不过是湘军一支统领的部众。 薪粮之制淮军薪粮之制，一仿湘军，虽章制无所改变，而惯例却有极大的克扣。当于后章详述。至其支领情形，列表如后：营官薪水银五十两，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均不扣建。（凡营内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制办旗帜号衣各费，在办公费内开支。） 哨官日给银三钱。（以下各员弁兵勇，均按日计算，大月小月，薪饷不同。） 哨长日给银二钱。 什长日给银一钱六分。 亲兵及护勇日给银一钱五分。 正勇日给银一钱四分。 伙勇日给银一钱一分。 长夫日给银一钱。总计每一营之薪粮： 遇大建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遇小建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 统领薪粮： 除自带之一营薪水公费夫价照支外，凡统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一百两，加夫十名。统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二百两，加夫二十名。统至万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三百两，加夫三十名。 小口粮： 凡新立营头及奉札招勇，未经大营点名，其勇夫勇丁，均有小口粮。至大营上宪委员点名后，再起支大口粮。小口粮之制，勇丁勇夫一例，每名日给制钱一百文。《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０—１２。 恤赏之制作战阵亡，受伤，均有恤赏。湘军最初规定，阵亡者恤银六十两；受伤者： 上等赏银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嗣后一律减半，成为定制。淮军沿用其法不改，惟将阵亡恤银增为五十两；受伤者： 头等赏十五两，二等赏十两，三等赏五两，残废者另加，均如湘军所定。《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２；《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７；《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 濠垒之制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最重视先占地步。凡军至一处，必先扎营垒，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淮军因袭其制，屡用于平吴之役。至扎营之法，湘军为一营一垒，淮军沿之，亦偶为一营两垒，布置要点均同。湘淮军均称营垒为墙子，须高八尺，厚一丈，用草坯土块筑成，正墙顶厚一尺五寸，上有枪炮眼。子墙顶厚二尺，为人站立之地。营濠一般为内外两层，间或掘三层。外濠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濠减半，均上宽下窄。外濠不留通道，内濠每隔二丈留一横路，以便出入。每一营垒，开前后两门，前门正大，外设湾墙一道，后门则隐僻。垒中留宽阔甬道。四哨兵勇，分扎前后左右四厢，亲兵扎于甬道两侧。扎营未定，不许休息，亦不许搦战。兹制濠垒位置图，以备参考。《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１—４；《湘军记》，卷二，页６—７。 又： 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３０，记同治二年正月淮军攻福山事：“壮肃（刘铭传）曰，贼脆弱不经战，直前搏击，擒捕鼠辈耳。中丞（潘鼎新）曰： 取福山守兵易，御常熟援寇难。不若翻墙子之为便。翻墙子者，先筑一垒守之，再前筑一垒，后移垒之兵于前，更调兵守后垒。如是者回环不已，直向敌垒而进，立于不败之地。古所云步步为营者是也。”此淮军平吴时所沿用筑垒之实例也。（图表二）濠垒位置图 行军之制拔营行军，淮军一守湘军规制，沿用不改。凡行军，则以七成队伍预备打仗，三成队伍押夫。若敌在前，则七成队伍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以三成队伍在后押之。若敌在后，则以三成队伍走前，押锅帐担子同行，七成队伍殿后。若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各守其制，分班序进，不许掺杂混乱。每营并派一弁在后押尾，稽查病卒落后，或不法者滋事。拔营之先，须派好手先走，择其善看地势，善察敌情者，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遇树林村庄则搜之，桥渡则志之，以防埋伏。行程计每日三十里，长日则四十里。旨在节养气力，到处可以立足。《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３５：“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气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臣军陆战，亦用此法，此又非他省将帅所能仿行，非他军但图野战，不肯扎营者所能合一者也。” （图表三）墙子横剖面图说明1． 墙子筑法： 用草坯和土块砌成内外两层，中间填紧碎土。每隔尺余，横铺长条树木。墙上留有枪炮眼，墙内筑有子墙，为守望站立之地。 2． 墙子尺寸： 正墙脚宽六尺或一丈，包括子墙脚在内。墙顶宽一尺五寸，子墙顶宽二尺。正墙高八尺或七尺。子墙高三尺五寸或四尺五寸。 3． 濠分内外两层，外濠宽六尺至八尺，深八尺至一丈五尺。内濠宽深减半。挖濠之时，每隔二丈留横路一道，挖毕之后，内濠仍留横路，外濠横路概行挖去。（程学启投降湘军，曾国荃置之于濠外，即如图中部位。） 4． 花篱布于外濠之外三箭地周围，用五尺余长粗木，埋土中二尺。或埋二三层，或五六层。 5． 所绘濠上桥梁，垒中帐棚，并不代表实际数量，盖难于图中表示甚多也。 营务处之制一军的基本组织，已略述如前，而运用于作战，及一切行动调度，则须有首脑机关，为一军之神经中枢，即所谓营务处。其性质，大则可说是一个参谋本部，小则可说是一个指挥总部。营务处并非湘军所创，也非湘淮军所独有，当时凡独立作战各军，多有此类组织，名目容或不同，或并无一定特称。惟就湘淮军言，营务处的组织与职司，是比较明显的。湘军营务处的设置，在咸丰四年东征之始，本为不得已之举，当时以朱孙诒为陆路营务处，褚汝航为水师营务处，一仿绿营左右翼长之制。嗣后曾国藩特别着重制度的确立，使其健全而完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夜与李申夫（李榕字申夫）论营务处之道： 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 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造就。申夫似能领悟，盖高明而有志于办事者。”由是湘淮军的营务处，就较别军显得出色，其效用也比较宏大。营务处因系随统帅行动的机构，主其事者自然是统帅本人。其下有所谓办理营务处，或径称营务处，有时一人，有时二三人不等，所负任务，等于作战或训练的参谋。承统帅之命，统筹全军各项调度。一般情形又均带领兵勇，任实际作战。由此发展，湘淮军营务处，就渐渐培养成不少统将之才，如湘军的李元度、朱品隆、李榕；淮军的李鹤章、丁寿昌、赵宗道、段、戴宗骞。营务处之下，有时特设左右翼长，分统大帅的亲军。湘军的萧启江、张运兰均曾任此职。此外又有文巡捕、武巡捕、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公牍、书启、文案等名目，构成一个统帅部的组织。营务处并不限于统帅部所有，其下大支部队，亦均有设置，用以调度全军，如铭军、武毅军、盛军、勋军、庆军等，均自有其独立的营务处。同上，咸丰八年七月十一及十八等日记有营务处组织。 粮台之制湘淮军的后勤组织，也是相当完密而有效率。若置筹饷筹械的厘捐局、报销局、转运局、支应局、炮局、火药局、船厂不计（淮军饷械另有专章讨论），则属于营制方面的重要后勤组织，就是粮台。各军均有粮台的设置，著名的江南江北两粮台，是支援江南江北大营的庞大机构，多半由藩司运司兼为主持其事，其权势远非前期的湘淮军粮台所可比。湘军粮台之制，系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所订，及淮军成立，也因袭其制。粮台以亲信大员为总理，下分八个所，计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各所均派委员管理之。粮台的任务，是直接应援大营，必须随军行动。照湘军的规定，粮台须距行营在四十里以外，八十里以内。所以此种粮台并非征集钱粮之所，而是一个随军的后勤补给站，其钱粮军械均来自转运局、支应局和火药局、炮局，再由粮台分发各军。淮军剿捻之时，粮台性质转向于专顾钱粮。其余各所，或合并或独立，已非昔时旧观。此种粮台，亦命名为行营粮台，平捻之后，淮军所属各部，亦均有之。黎庶昌： 《曾文正公年谱》，卷三，页２；《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记；《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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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李关系与淮扬建军 回试读目录 营制的改进
《淮军志》试读：营制的改进
曾国藩为淮军订立营制营规，并刊颁各营，一如湘军所为。李鸿章初至上海，奉行不背，并力加推广，转为翻刻，遍给原有的驻沪防军，予人耳目一新，使淮军受到相当重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１２： 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鸿章惟照此做去，稳扎稳打，拟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则幸甚矣。” 又： 同卷，页２１，同治元年四月二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各处求营制、营规、爱民歌、劝戒浅语甚多。行箧所携，不能遍给，刘守（刘郇膏）毅然翻刻。如闽抚徐树人先生（徐宗字树人），每样要数十本，所属军吏无论已，停刻不能，停散则可。然有求者不得不应。” 招募的权宜淮军形式，虽大致仿照湘军规模；而且淮军主帅李鸿章出身湘军，并以曾氏传人自居，但在细节上，淮军于原有制度，却日渐因时制宜，而予以改变。就开始成军而言，若照湘军招募之制，必不能仓猝立营。曾国藩拨给现成的湘军不论，其林字营新勇一千名，系截留滕嗣林为薛焕在湘所招募者，据湖南巡抚毛鸿宾所言，本是杂凑而成，已不合旧规。而李鸿章就皖北所募之鼎、铭、树、庆四营，均就当地团练改编，更是不合于湘军的规定。其中只有春字营是久经战阵的老勇，其余终不免有乌合之嫌。及淮军带赴下游，上海四面皆敌，与皖北千里悬隔。返乡招募，更成严重问题。鸿章自不免向曾国藩诉苦。所谓：“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９。但为时势急迫，李鸿章所取的权宜措置，曾国藩又不能不曲加体谅。 淮军到沪之后，战事日繁，需兵日众，李鸿章乃循湘军规制，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北续招淮上乡土之兵，先募九营，结果仍是就当地团练成军。并立即被曾国藩调四营防庐江，五营防芜湖，暂时就彭玉麟军食小口粮。彭氏对于分饷并无所谓，但对于这批客军却极为厌恶，淮军营官疏长庚，曾受到彭玉麟极严厉的抨击。其函告国藩云：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已也，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此人乃地棍，无恶不作，又从贼就伪职，明作练总，报假仗以欺翁中丞（翁同书），获保至此。桐城谣甚详，其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谣歌数千言，曾见之，惜不能记。《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卷三，同治元年十一月二日彭氏致曾国藩函。李鸿章招募的淮军，不惟为其湘军同僚所诟病，同时也引起朝中的注意，这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所酿成，其实质距湘军的定制更要远了。李鸿章在皖北所招十营（步队九营，马队一营），暂为曾国藩调用九营，沪上需兵仍急。于是又派张家瑜到江北高邮、邵伯招募，结果掣动了当地防兵，均化名应募。驻扬州的统帅，本是与湘军接近的都兴阿，亦大加反对。一面奏陈，一面咨请李鸿章制止，但终被募足五营到沪。朝廷深不谓然，对鸿章曾加指摘：李鸿章招募扬勇，原因沪上兵力未厚，第江北各营月饷，仅止三两，且须五六十日始能一关，必致该处得力之勇改名应募，相率引去，于江北军务大有关系。着李鸿章饬知委员张家瑜等，即行停止。该抚籍隶皖北、庐凤一带，民风素称强悍，若派员前往招募，必可训练成军，并着酌量办理。都兴阿奏陈及同治元年十二月十日的上谕，均载《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三，页２—４。 又：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５１，上曾相：“不得已遣人赴扬州添募，都公乃造谣生事，上渎天聪，殊可怪叹。”据李鸿章的申复，谓此次所招之勇，均系里下河土著与皖北客民，并声明决定停止续招。是自知理短。曾胡向称都兴阿忠朴诚实，有丰镐家风；庸让敦厚有余，矫健则不足。非不得已，当不至无端生事。鸿章与都兴阿咨文，只云招募一营，实际上竟招五营，似有意欺其忠厚。据曾胡两氏文集，其于都兴阿均视为无才干，而淳朴质实，无可取之长。 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记：“都帅（兴阿）旧隶胡文忠部下，相国（指曾国藩）称其忠实耐劳，打仗奋勇，而办事多疑少决，非大将才。”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页３４，致李鸿章函：“都帅（兴阿）昔在扬防，于台端微有不满。然文忠（指胡林翼）素称其忠朴善良。兹同办大事，当不致稍存芥蒂。”再者，即以如此招募而言，亦大违湘军章制。湘军一向严忌散卒游勇，鸿章刚到上海不久，即已全不置顾。后日发展，相去更远，虽在承平，淮军亦多就地招募。其所能同于湘军者，只存乡土的色彩而已。《周武壮公遗书》，卷二上，页１６，光绪十年添募淮勇，仍然就地取材，不过仍特重在皖籍乡土分子。 洋枪队之组成淮军规制出于湘军，编伍既成，受命援沪。为因时制宜，不出半载，遂于旧制大加改动，且自成风气。当时人士屡言淮军转变之机，以效法西洋为其关键，自是深明要领，王运言：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２。王定安言：淮军之兴，发轫松沪，浸淫至于畿辅。然其初起由湘军，故营制饷糈皆同，将裨间用楚皖人，独用西洋火器，与湘军异，湘军亦往往仿效之。王定安： 《湘军记》，卷一，页１。若论淮军之改变营伍制度，主要原因，则为加强火力，改换军械。所谓改换军械，即军中之使用洋枪，仿效西法。当然，这种改进，并非突变，而是逐渐形成。只是李鸿章能首先正确地了解到西洋新式武器的重要，以及迅速地接受新事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淮军至沪系在同治元年三月，开始接仗，系在四月，至八月已有洋枪队千人参加作战。在这期间，李鸿章并已着手改编若干重要部队。初期的运用，是以亲兵营使用劈山炮队掩护洋枪队作战，也就是韩正国所统带的一支。这支亲兵营，本系湘军，乃曾国藩就督标亲兵营中拨给，共两营一千人，当初用以构成淮军本军的亲兵营。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1862年8月26日）七宝街、北新泾之战，淮军大胜，鸿章曾得意地函告曾国藩：亲兵营湘勇，枪炮队伍竟为上海诸军之冠，贼即先打此营，无怪大败，吾师闻之，应亦莞尔。《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５１。 又： 李氏初用洋枪，即无独占之意，立向曾国荃推荐，并解精利洋枪予之，略露其改制之计。同上书，卷一，页５８，李氏函国荃称：“鸿章日与将士讨论，苏贼无劈山炮，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已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敝军已共有千杆，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 又： 同上书，卷二，页１５，李氏函曾国荃称：“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牛芒鬼子（指闲散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鸿章言之屡矣，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另一支郭松林部，亦有洋枪小队参加此役。这当为淮军改制的起始。至于太平军方面，远在淮军之先，已使用洋枪，而且数量颇多。其所以不能获胜，反为淮军所制者，在于淮军之有组织，也就是淮军用湘军编伍的定制，参合西洋运用洋枪的成法，而成为一种新的队伍。初时李鸿章仅使各军编组洋枪小队，尚未改动营制。至同治元年九月，始改各营之小枪队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两队。这种形式，是就旧勇改立特种武器的新营，一营可抵两营之用，作战时仍与旧营配合。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其改定的形式，如后列简表：这种编伍，尚是淮军初期洋枪并不甚多之时所定。后来鸿章所部各营水陆七万人，大部改用洋枪，每营多则四百余杆，少则三百余杆。此时的淮军，每营四哨，连亲兵共五百人，除伙勇以外几乎全用洋枪，劈山炮亦逐渐减少，小枪、抬枪、刀矛则尽被革去。湘军各营的实力，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３５。 淮军改编洋枪队之后，湘淮军力优劣的分判，也是很明显的，这里可就实质上作一比较。就量而言，湘军每营火力，计有小枪九队，小枪每人一杆，每队除伙勇外，十一人持有小枪，全营共有小枪百杆。抬枪每四人一杆（抬枪向例三人一杆，湘军成军之始即改为四人一杆），每队三杆，计每营抬枪八队，不过二十四杆，合计所有枪械，共一百二十余杆，另加劈山炮两队，合共十九队持有火器。淮军均用洋枪，照每营四百余杆者计，除伙勇外，全用洋枪，照每营三百余杆者计，则首先改用洋枪的程学启部，每营已在三百杆以上，故是最弱之营，其火力亦超过湘军两倍以上。就质而言，小枪抬枪，均系旧式，前膛装药装弹，再加药线燃放，不仅装药时药粉易被风吹散，火线亦易被雨水浸湿，缺点甚多。此时的洋枪，虽尚系前膛装药装弹，但已用铜帽装就火药，后嵌铜火引，前置弹丸，扳机击燃铜帽，燃及膛中火药，则弹丸被推送射发。两相比较，优劣自见。 炮队的建置淮军各营除改用洋枪之外，进一步的复使用西洋炸炮。实更优于湘军。当时仅英法军及常胜军设有炮队。李鸿章初到上海，不出一月，已惊叹洋人炸炮之利，四月二日（4月30日）有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０。可知鸿章在未接仗之先，已因所见而有心仿习外洋炸炮了。但是洋枪尚易于在沪购得，而炸炮则难于寻觅，不得不特别借重常胜军统领华尔，请他代为物色外国造炮工匠，并代购洋炮。八月十五日（1862年9月8日）致曾国藩书称：至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炮，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同上书，卷一，页５４。就鸿章往来函件中观之，在同治元年内，淮军虽尚无炸炮，但他已有深刻的认识，急切经营，实均受对外接触的影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1863年2月2日）曾致书曾国藩，可以了解到鸿章的看法：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忠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无从购觅真正炸炮，金陵龙游军中，所用炸弹，亦恐有未尽善之处。洋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炮大炮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辨常胜军事云： 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军亦归无用。盖常胜军粗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何伯、华尔等摒凑而成，其勇并非精强也。常熟投诚之贼，陆续来沪求救，但求拨洋兵数百，炸炮数尊，贼必解围而去，是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郭松林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４６—４７。在次年（1863）正月，鸿章的亲兵护卫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已有炮队两百名参与战阵，这是淮军成立正式炮队，以为专门营伍之始，也就是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 是年六月间，淮军进攻苏州之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亦均有了炸炮队的组织。各部多使用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刘部并有两尊三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最称精利。当时李鸿章则希望有更大的六十四磅重弹子的炸炮，要用以炸开苏州坚城。可是不到一年，淮军已使用一百零八磅重弹子的炸炮了。同治三年（1864）五月，苏常战事结束，当时淮军的所有的开花炮队，共有六营，计刘秉璋部一营，刘铭传部一营，罗荣光一营，刘玉龙一营，余在榜一营，袁九皋一营。这是淮军所有新式的威力最强的炮兵部队。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３。 以炮队而言，湘军之与淮军，更不可以比侔，兹就两军炮火实力做一对比。湘军每营，只有劈山炮两小队，每队有炮四尊，并无独立之炮营。其所谓劈山炮，实即相沿已久的西洋炮，亦即红夷炮。炮身系模制而成，炮子系所谓群子，每子如葡萄大，为生铁或熟铁铸成圆滑颗粒，先实火药于炮膛，再加群子百余颗入膛，多者可至三四百颗，燃火线轰发。曾国藩所谓“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曾国藩：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页３９—４０。。淮军开花炮营所用者，系外洋长炸炮和短炸炮，长炸炮甚少，而短炸炮居多。短炸炮又名田鸡炮，亦称天炮，因其口斜昂向天，形如怒蛙。实即现在军中的迫击炮，只是精巧不及。没有俯仰角螺旋，以定炮口高低；没有水平螺旋的装置，以定炮口方向。永远将炮口测准于四十五度角，“不可时高时低”，以火药量之多寡，定弹之远近，“从高坠下，落地开花”。这类炮弹，李鸿章的炸弹三局均能制造，以炸炮与劈山炮之威力比，何者之为优为劣，已不待言辩了。《同治朝夷务始末》，卷二五，页４—１０，李鸿章致恭亲王函。 又： 李鸿章淮军虽然改用洋枪炸炮，却并不自秘其术，首先向曾国藩建议改革湘军，并购解洋枪炸炮交曾国荃大营，而曾国藩总是劝阻不必使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致其弟国荃信：“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浦（张芾字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３６。）同治二年十二月，又致国荃信说：“弟去年请黄南翁（黄冕字南坡）解炮四尊，今年请丁道（丁杰）铸炮数尊，皆外行之举动也。”（《曾文正公家书》，卷七，页３２。）湘军之不及淮军，宜其来由有自也。 淮军虽有开花炮营，却未停止其屡时改进。自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三年（1877），又添置了最新式德国克鹿卜（Krupp）后膛钢炮一百一十四尊，一律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新式炮队十九营，每营钢炮六尊，每尊正副车二辆，每车配马六匹，炮目另骑一匹，共十三匹（平时操演减半），每炮什长与兵丁共二十四名，全营正勇共一百四十四名，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炮目共骑马三十二匹，再加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七辆，总计车十九辆，连骑带拖车之马共一百五十匹。此时之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李文忠公奏稿》，卷二九，页７—８；来春石泰口述，沈敦和译： 《德国军制述要》，页６。光绪十年（1884）以后，淮军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余尊，亦足见其随时代而进步的现象。 马队营制淮军平吴之时，除配属之淮扬水师及太湖水师外，则全依步炮两项兵种，只有少数马勇骑从，为张士芳、苗顺清在徐州所招，并无骑兵营伍组织。淮军之有骑兵营，实就平捻的需要而设。惟需说明者，淮军的马队营，并不像步队营之完全沿承湘军规制，却也并非单独自创，而是借湘军形式，加以改革。江浙既平，淮军松、勋两军受命援闽，铭、盛两军，受命剿捻，实在曾国藩奉命督师之前。马队之成，发轫于铭、盛两军，时在同治四年（1865）。最初只有战马五百匹，为淮军中有马队营之始。《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２０。 湘军原有马队，为多隆阿所统带，其营制： 马勇四名为棚，每棚马夫二名，棚夫一名，伙夫一名。六棚为哨，十哨为营。每哨哨官一员，马勇二十四名。每名各给马一匹。每营先锋官五员，各给马一匹，独成一棚，并予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另备守营步兵十名，什长一名，伙夫一名。营官给马四匹，马夫二名，伙夫一名，长夫八名。帮办一名，给马一匹，长夫一名。哨官每名给马夫一名，棚夫一名。营官亲兵马勇八名，分为两棚，每棚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公用长夫共四十名。是为马队一营之制，合计全营约六百人。《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８—９；《湘军志》，卷一五，页６。 在剿捻时期，湘军马队亦随淮军而改用新制。淮军的马队营制，实较湘军旧制更有效率： 一营设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每营分中前左右后五哨。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正副哨官各一员，中哨营官自统，另设副哨官二员。每哨马勇五十名。五哨共二百五十名。各哨又有散勇五棚，每棚十名，内一名为什长。合五哨，共计散勇二百五十名。另营官、帮办、字识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马勇，用伙夫一名。总共用伙夫二十五名。又全营公用长夫五十名。合计全营人员为五百九十二人，是为淮军马队一营之制。《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２—３。 至于马队薪水，其勇丁均较步营略加，列表如下：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公费一百两。 帮办月给银十六两。 字识月给银九两。 正哨官月给银十八两。 副哨官月给银十五两。 什长日给银二钱六分，大建，月支银七两八钱，小建，月支银七两五钱四分。 马勇日给银二钱四分，大建，月支银七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六两九钱六分。 散勇日给银一钱四分，大建，月支银四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四两六分。 伙夫（伙勇）日给银一钱一分，大建，月支银三两三钱，小建，月支银三两一钱九分。 长夫月给银三两，不扣建。《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１３。淮军剿捻期间，陆续成立马队三十余营。至西捻平后，大部遣撤，仅留亲兵马队三营及铭军马队四营，此系淮军马队建置之经过。 公费之增置淮军马、步、炮各营薪粮公费，大致承袭湘军成法，惟因兵种不同，以及战区形势的转变，亦因时地制宜，有所更改。剿捻之时，各营增加薪柴费一项，步营月支银一百六十两，马队营月支银八十两，相沿以为定制。又湘淮军各营本有灯火油烛的配给，剿捻之时，亦改为折价计算，步营月支银三十两，马营月支银二十两。又马队五哨，配雇大车五辆，每辆月给车价银二十两。共计每营百两。开花炮队，每营月支车价二百两，亦均成为定制。《李文忠公奏稿》，卷一八，页２４—２５。 对于经制军的影响绿营的废弛败坏，在对太平军的战役中已充分暴露。于是，在同治初年，乃有改革绿营之议。发端于直隶总督刘长佑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1863年6月17日）的奏疏。《刘武慎公全集》，卷五，页６—７：“臣历事戌行，转战数省，所恃以战胜攻取者，固由士卒之用命，亦实营制之合宜。臣到营时，正值进剿吃紧，未敢遽议更张。现在局势稍纾，讲求宜急。适新任两淮盐运使郭嵩焘，因副将陈飞雄（熊）带勇来直，附寄两江督臣曾国藩所定湘军营制。臣审酌南北情形，量为变通。一面饬催军需总局，行营粮台，制备锅帐铲镢等件，一面分饬各营，照式遵办。其有不足额数者，饬令召募成营。派候选道黎献等逐日督同操练，臣复亲身指授其间，约计月余，可望一律齐整。”刘长佑的本意，是取法湘军营制，而日后的发展，则随淮军改变。影响所及，竟使通国各省纷相仿效，因而晚清“练军”，也就成为湘淮绿营之外的一种新体制了。 同治二年五月十七日（1863年7月2日）刘长佑将初步拟具的练军规制奏陈，大体与湘军相似。酌改者有两点，其一于营之上添置一级，有如湘军的统领或分统，而名之为“军”，以五营组成为军。以分统为军的名目，原为胡林翼和李续宜所创议，军设总管一员，上承统领，下统诸营。嗣后遍行于湘军，以至于淮军，但每军所辖营数，当时尚未确定。胡林翼曾函告官文：近日与希庵（李续宜字希庵）商议，以二十余营，分立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派总管一员，所辖或三四营，或六七营。每一总管，另设总帮一员，仿营务处之实而避其名，其黜陟调遣，大致仍归统领。如此则纲目张举，事理专一，而大权亦不至旁掣，其美利不可胜言。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页４。嗣后，各军虽有类此的分统，而下层营数，终未划一。如淮军杨鼎勋之勋字军，每三营就设一分统。而立为定制，五营为军，则系出自刘长佑的设计。其二，刘长佑因地制宜，改长夫之制为车辆的配属，未作明确的规定。 直隶七军之制至于直隶练军的数量与方式，最初由于薛焕的建议，要在直隶设立四镇，每镇万人，以防守畿辅。刘长佑受命练兵，斟酌结果，并未循薛焕办法，而提出练七军之议。当然是修正分防四镇的意见。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1863年11月22日），刘长佑提出编练七军的办法。七军共两万人，就直隶现有四万绿营之中，精选一万二千五百步卒，二千五百马兵。以步卒五百人为营，五营为军，每军配马队五百，合三千人一军，共成五军。再募练四千步卒，一千马队，分为两军。是为七军之法，均仿湘军营制。议定之后，即于督标镇标抽选兵丁，着手训练，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七处，是为练军成立之始。《刘武慎公全集》，卷六，页１２—１５，页２９—３２。 直隶六军之制但刘长佑的计划，并不健全，以致三年无成（自同治二年至五年）。其最大缺点，在各就防地抽练，操演之后，各归各汛，以致绿营习性未能尽改。而且协饷不足，三年以来，仅成军八千。同治五年（1866）七月，恭亲王奏请改弦易辙，仍由刘长佑经营。共为六军一万五千人，分驻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每处步队二千人，马队五百人。此次办法，有三个特点，不同从前。第一，着重边区驻防。第二，就防营各标挑选之后，即在驻所操练，成为独立的军伍，不必再回归原营。第三，严饬各省照额解饷。由此一来，练军虽出自绿营，却已完全独立。练饷亦成为专款，各省不能虚应故事。练军练饷的名称，至此大定。《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四三，页７—１１。 刘长佑既奉命编练六军，乃更拟新的编制，改变甚大，已非湘营旧观，略采淮军之长，然未尽袭其成法。营制大略： 每军二千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设总统官一员，文翼长一员，武翼长一员。每营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设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每哨一百人，分为四队，设哨官一员。每队二十五人，分为五伍，设队长一名。每伍五人，内择老成明白者一人为伍长。其营伍配置如后：这是练军一营之制，合四营步兵，一营马队，即为一军。《刘武慎公全集》，卷二八下，全书皆为练军营制营规。仍略仿湘淮规制设计，但武器终嫌杂乱，而不及淮军之有效。 刘长佑有恭亲王的支持，有部定的专饷协济，有巨量的购置军械、火器、锅、帐、金、鼓的专款（十七万两），以为开办之用。但六军未成，他已于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去职，使恭亲王大为扫兴。《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六四，页１８，恭亲王奏“即如同治五年，奏请选练直隶六军，以为京师四壁防护，并非臣衙门本职，而亦毅然为之。所定章程，悉皆破格吁求恩允，期在必成。此外如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以冀一日之强。无如直隶练兵，已越两年，百无就绪，迥非倡议时意料所及，而臣等区区素志，亦遂为之抑郁而不伸”。至同治八年，又有曾国藩接办练军之事。 曾国藩接办练军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翌年五月二十一日（1869年6月30日），提出他的练兵意见，认为必须参用勇营（即湘淮勇营）之法。第一，着重于质简，他认为刘长佑的一册练军营规，多达一百五十余条，“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繁，官气太重”。主张仿用勇营简单的营规。第二，在事权专一，他以为练军上下事权为总督总揽，又加总署、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主张照勇营办法，“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第三，在慎重挑选。严格招募，枝叶一体，本为勇营的特色。但练军系选练绿营，人员出处先有限定，无法仿行。曾国藩以为弊病就在此处，因为“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柄”，自难收情意融洽之效。对于此点，他仅提出问题，并未想出办法。《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７—２１。 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提出两点补充： 一是使各营加入少数长夫，二是建议调南省之将练北省之兵，更加增强湘淮勇营的色彩了。《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３４—３７。 曾国藩对于刘长佑的练军营规，可以说改变得很彻底。同治九年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他拟订了新的练军营制，几完全推翻了同治八年以前的成规，而更彻底地符合于勇营规制。国藩并明白讲：“大约比照湘勇淮勇旧章，参酌增损。”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３—１５。可以说练军已走向湘淮军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所拟划的新营制，嗣后即为练军相沿袭施行，自不同于从前，也稍异于湘淮成规。兹列表明之（见下页）。 曾国藩改订旧制，间有矫枉过正之处。刘长佑使分统成为定制，即一军的总管，兵有定额，是营以上的固定单位，于制度上可说是一种有效的设计。国藩并不采取，仍然恢复一营为单位的旧规之中，其上级仍为一个没有一定兵数的统领，在运用指挥及训练上均属不便，无异于倒退一步。另一事则为恢复长夫之制，每营定为一百五十名，但在北省，应以长夫与车辆兼用为妥。凡此均可见出他袭用旧制的成见。 至于练军饷章，自刘长佑时起，即较湘淮军为薄，而视旧绿营为厚。曾国藩略为增加，仍稍薄于湘淮军。其给饷情形，除统领、营官、哨官、哨长、长夫同于湘淮军外，什长月支银四两二钱，亲兵护兵月支三两九钱，正勇月支三两六钱，伙夫月支三两。大体上仍是湘淮军的一套。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６—２１。综观曾国藩的练军规制，除用昔时成法之外，并无推陈出新之处，亦无特色可言。曾氏定制不久，适天津教案发生，结案之后，随即调赴两江总督之任。未完的工作，由继任人李鸿章接办，鸿章则一仍旧贯。练军遂成为出于绿营，而入于湘淮臼窠的另一种新力量。同时也是湘淮军影响于经制军的改革，而产生的直接结果。
曾国藩为淮军订立营制营规，并刊颁各营，一如湘军所为。李鸿章初至上海，奉行不背，并力加推广，转为翻刻，遍给原有的驻沪防军，予人耳目一新，使淮军受到相当重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１２： 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鸿章惟照此做去，稳扎稳打，拟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则幸甚矣。” 又： 同卷，页２１，同治元年四月二日上曾国藩书：“鸿章到沪，各处求营制、营规、爱民歌、劝戒浅语甚多。行箧所携，不能遍给，刘守（刘郇膏）毅然翻刻。如闽抚徐树人先生（徐宗字树人），每样要数十本，所属军吏无论已，停刻不能，停散则可。然有求者不得不应。” 招募的权宜淮军形式，虽大致仿照湘军规模；而且淮军主帅李鸿章出身湘军，并以曾氏传人自居，但在细节上，淮军于原有制度，却日渐因时制宜，而予以改变。就开始成军而言，若照湘军招募之制，必不能仓猝立营。曾国藩拨给现成的湘军不论，其林字营新勇一千名，系截留滕嗣林为薛焕在湘所招募者，据湖南巡抚毛鸿宾所言，本是杂凑而成，已不合旧规。而李鸿章就皖北所募之鼎、铭、树、庆四营，均就当地团练改编，更是不合于湘军的规定。其中只有春字营是久经战阵的老勇，其余终不免有乌合之嫌。及淮军带赴下游，上海四面皆敌，与皖北千里悬隔。返乡招募，更成严重问题。鸿章自不免向曾国藩诉苦。所谓：“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９。但为时势急迫，李鸿章所取的权宜措置，曾国藩又不能不曲加体谅。 淮军到沪之后，战事日繁，需兵日众，李鸿章乃循湘军规制，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北续招淮上乡土之兵，先募九营，结果仍是就当地团练成军。并立即被曾国藩调四营防庐江，五营防芜湖，暂时就彭玉麟军食小口粮。彭氏对于分饷并无所谓，但对于这批客军却极为厌恶，淮军营官疏长庚，曾受到彭玉麟极严厉的抨击。其函告国藩云：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已也，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此人乃地棍，无恶不作，又从贼就伪职，明作练总，报假仗以欺翁中丞（翁同书），获保至此。桐城谣甚详，其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谣歌数千言，曾见之，惜不能记。《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卷三，同治元年十一月二日彭氏致曾国藩函。李鸿章招募的淮军，不惟为其湘军同僚所诟病，同时也引起朝中的注意，这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所酿成，其实质距湘军的定制更要远了。李鸿章在皖北所招十营（步队九营，马队一营），暂为曾国藩调用九营，沪上需兵仍急。于是又派张家瑜到江北高邮、邵伯招募，结果掣动了当地防兵，均化名应募。驻扬州的统帅，本是与湘军接近的都兴阿，亦大加反对。一面奏陈，一面咨请李鸿章制止，但终被募足五营到沪。朝廷深不谓然，对鸿章曾加指摘：李鸿章招募扬勇，原因沪上兵力未厚，第江北各营月饷，仅止三两，且须五六十日始能一关，必致该处得力之勇改名应募，相率引去，于江北军务大有关系。着李鸿章饬知委员张家瑜等，即行停止。该抚籍隶皖北、庐凤一带，民风素称强悍，若派员前往招募，必可训练成军，并着酌量办理。都兴阿奏陈及同治元年十二月十日的上谕，均载《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三，页２—４。 又：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５１，上曾相：“不得已遣人赴扬州添募，都公乃造谣生事，上渎天聪，殊可怪叹。”据李鸿章的申复，谓此次所招之勇，均系里下河土著与皖北客民，并声明决定停止续招。是自知理短。曾胡向称都兴阿忠朴诚实，有丰镐家风；庸让敦厚有余，矫健则不足。非不得已，当不至无端生事。鸿章与都兴阿咨文，只云招募一营，实际上竟招五营，似有意欺其忠厚。据曾胡两氏文集，其于都兴阿均视为无才干，而淳朴质实，无可取之长。 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记：“都帅（兴阿）旧隶胡文忠部下，相国（指曾国藩）称其忠实耐劳，打仗奋勇，而办事多疑少决，非大将才。” 又：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页３４，致李鸿章函：“都帅（兴阿）昔在扬防，于台端微有不满。然文忠（指胡林翼）素称其忠朴善良。兹同办大事，当不致稍存芥蒂。”再者，即以如此招募而言，亦大违湘军章制。湘军一向严忌散卒游勇，鸿章刚到上海不久，即已全不置顾。后日发展，相去更远，虽在承平，淮军亦多就地招募。其所能同于湘军者，只存乡土的色彩而已。《周武壮公遗书》，卷二上，页１６，光绪十年添募淮勇，仍然就地取材，不过仍特重在皖籍乡土分子。 洋枪队之组成淮军规制出于湘军，编伍既成，受命援沪。为因时制宜，不出半载，遂于旧制大加改动，且自成风气。当时人士屡言淮军转变之机，以效法西洋为其关键，自是深明要领，王运言：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２。王定安言：淮军之兴，发轫松沪，浸淫至于畿辅。然其初起由湘军，故营制饷糈皆同，将裨间用楚皖人，独用西洋火器，与湘军异，湘军亦往往仿效之。王定安： 《湘军记》，卷一，页１。若论淮军之改变营伍制度，主要原因，则为加强火力，改换军械。所谓改换军械，即军中之使用洋枪，仿效西法。当然，这种改进，并非突变，而是逐渐形成。只是李鸿章能首先正确地了解到西洋新式武器的重要，以及迅速地接受新事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淮军至沪系在同治元年三月，开始接仗，系在四月，至八月已有洋枪队千人参加作战。在这期间，李鸿章并已着手改编若干重要部队。初期的运用，是以亲兵营使用劈山炮队掩护洋枪队作战，也就是韩正国所统带的一支。这支亲兵营，本系湘军，乃曾国藩就督标亲兵营中拨给，共两营一千人，当初用以构成淮军本军的亲兵营。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1862年8月26日）七宝街、北新泾之战，淮军大胜，鸿章曾得意地函告曾国藩：亲兵营湘勇，枪炮队伍竟为上海诸军之冠，贼即先打此营，无怪大败，吾师闻之，应亦莞尔。《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５１。 又： 李氏初用洋枪，即无独占之意，立向曾国荃推荐，并解精利洋枪予之，略露其改制之计。同上书，卷一，页５８，李氏函国荃称：“鸿章日与将士讨论，苏贼无劈山炮，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已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敝军已共有千杆，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 又： 同上书，卷二，页１５，李氏函曾国荃称：“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牛芒鬼子（指闲散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鸿章言之屡矣，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另一支郭松林部，亦有洋枪小队参加此役。这当为淮军改制的起始。至于太平军方面，远在淮军之先，已使用洋枪，而且数量颇多。其所以不能获胜，反为淮军所制者，在于淮军之有组织，也就是淮军用湘军编伍的定制，参合西洋运用洋枪的成法，而成为一种新的队伍。初时李鸿章仅使各军编组洋枪小队，尚未改动营制。至同治元年九月，始改各营之小枪队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两队。这种形式，是就旧勇改立特种武器的新营，一营可抵两营之用，作战时仍与旧营配合。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其改定的形式，如后列简表：这种编伍，尚是淮军初期洋枪并不甚多之时所定。后来鸿章所部各营水陆七万人，大部改用洋枪，每营多则四百余杆，少则三百余杆。此时的淮军，每营四哨，连亲兵共五百人，除伙勇以外几乎全用洋枪，劈山炮亦逐渐减少，小枪、抬枪、刀矛则尽被革去。湘军各营的实力，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３５。 淮军改编洋枪队之后，湘淮军力优劣的分判，也是很明显的，这里可就实质上作一比较。就量而言，湘军每营火力，计有小枪九队，小枪每人一杆，每队除伙勇外，十一人持有小枪，全营共有小枪百杆。抬枪每四人一杆（抬枪向例三人一杆，湘军成军之始即改为四人一杆），每队三杆，计每营抬枪八队，不过二十四杆，合计所有枪械，共一百二十余杆，另加劈山炮两队，合共十九队持有火器。淮军均用洋枪，照每营四百余杆者计，除伙勇外，全用洋枪，照每营三百余杆者计，则首先改用洋枪的程学启部，每营已在三百杆以上，故是最弱之营，其火力亦超过湘军两倍以上。就质而言，小枪抬枪，均系旧式，前膛装药装弹，再加药线燃放，不仅装药时药粉易被风吹散，火线亦易被雨水浸湿，缺点甚多。此时的洋枪，虽尚系前膛装药装弹，但已用铜帽装就火药，后嵌铜火引，前置弹丸，扳机击燃铜帽，燃及膛中火药，则弹丸被推送射发。两相比较，优劣自见。 炮队的建置淮军各营除改用洋枪之外，进一步的复使用西洋炸炮。实更优于湘军。当时仅英法军及常胜军设有炮队。李鸿章初到上海，不出一月，已惊叹洋人炸炮之利，四月二日（4月30日）有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０。可知鸿章在未接仗之先，已因所见而有心仿习外洋炸炮了。但是洋枪尚易于在沪购得，而炸炮则难于寻觅，不得不特别借重常胜军统领华尔，请他代为物色外国造炮工匠，并代购洋炮。八月十五日（1862年9月8日）致曾国藩书称：至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炮，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同上书，卷一，页５４。就鸿章往来函件中观之，在同治元年内，淮军虽尚无炸炮，但他已有深刻的认识，急切经营，实均受对外接触的影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1863年2月2日）曾致书曾国藩，可以了解到鸿章的看法：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忠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无从购觅真正炸炮，金陵龙游军中，所用炸弹，亦恐有未尽善之处。洋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炮大炮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辨常胜军事云： 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军亦归无用。盖常胜军粗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何伯、华尔等摒凑而成，其勇并非精强也。常熟投诚之贼，陆续来沪求救，但求拨洋兵数百，炸炮数尊，贼必解围而去，是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也。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郭松林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４６—４７。在次年（1863）正月，鸿章的亲兵护卫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已有炮队两百名参与战阵，这是淮军成立正式炮队，以为专门营伍之始，也就是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 是年六月间，淮军进攻苏州之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亦均有了炸炮队的组织。各部多使用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刘部并有两尊三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最称精利。当时李鸿章则希望有更大的六十四磅重弹子的炸炮，要用以炸开苏州坚城。可是不到一年，淮军已使用一百零八磅重弹子的炸炮了。同治三年（1864）五月，苏常战事结束，当时淮军的所有的开花炮队，共有六营，计刘秉璋部一营，刘铭传部一营，罗荣光一营，刘玉龙一营，余在榜一营，袁九皋一营。这是淮军所有新式的威力最强的炮兵部队。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３。 以炮队而言，湘军之与淮军，更不可以比侔，兹就两军炮火实力做一对比。湘军每营，只有劈山炮两小队，每队有炮四尊，并无独立之炮营。其所谓劈山炮，实即相沿已久的西洋炮，亦即红夷炮。炮身系模制而成，炮子系所谓群子，每子如葡萄大，为生铁或熟铁铸成圆滑颗粒，先实火药于炮膛，再加群子百余颗入膛，多者可至三四百颗，燃火线轰发。曾国藩所谓“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曾国藩：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页３９—４０。。淮军开花炮营所用者，系外洋长炸炮和短炸炮，长炸炮甚少，而短炸炮居多。短炸炮又名田鸡炮，亦称天炮，因其口斜昂向天，形如怒蛙。实即现在军中的迫击炮，只是精巧不及。没有俯仰角螺旋，以定炮口高低；没有水平螺旋的装置，以定炮口方向。永远将炮口测准于四十五度角，“不可时高时低”，以火药量之多寡，定弹之远近，“从高坠下，落地开花”。这类炮弹，李鸿章的炸弹三局均能制造，以炸炮与劈山炮之威力比，何者之为优为劣，已不待言辩了。《同治朝夷务始末》，卷二五，页４—１０，李鸿章致恭亲王函。 又： 李鸿章淮军虽然改用洋枪炸炮，却并不自秘其术，首先向曾国藩建议改革湘军，并购解洋枪炸炮交曾国荃大营，而曾国藩总是劝阻不必使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致其弟国荃信：“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浦（张芾字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３６。）同治二年十二月，又致国荃信说：“弟去年请黄南翁（黄冕字南坡）解炮四尊，今年请丁道（丁杰）铸炮数尊，皆外行之举动也。”（《曾文正公家书》，卷七，页３２。）湘军之不及淮军，宜其来由有自也。 淮军虽有开花炮营，却未停止其屡时改进。自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三年（1877），又添置了最新式德国克鹿卜（Krupp）后膛钢炮一百一十四尊，一律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新式炮队十九营，每营钢炮六尊，每尊正副车二辆，每车配马六匹，炮目另骑一匹，共十三匹（平时操演减半），每炮什长与兵丁共二十四名，全营正勇共一百四十四名，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炮目共骑马三十二匹，再加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七辆，总计车十九辆，连骑带拖车之马共一百五十匹。此时之淮军，炮营完全独立，用以配属铭、盛各军，以使淮军成为国内惟一劲旅。《李文忠公奏稿》，卷二九，页７—８；来春石泰口述，沈敦和译： 《德国军制述要》，页６。光绪十年（1884）以后，淮军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余尊，亦足见其随时代而进步的现象。 马队营制淮军平吴之时，除配属之淮扬水师及太湖水师外，则全依步炮两项兵种，只有少数马勇骑从，为张士芳、苗顺清在徐州所招，并无骑兵营伍组织。淮军之有骑兵营，实就平捻的需要而设。惟需说明者，淮军的马队营，并不像步队营之完全沿承湘军规制，却也并非单独自创，而是借湘军形式，加以改革。江浙既平，淮军松、勋两军受命援闽，铭、盛两军，受命剿捻，实在曾国藩奉命督师之前。马队之成，发轫于铭、盛两军，时在同治四年（1865）。最初只有战马五百匹，为淮军中有马队营之始。《李文忠公奏稿》，卷八，页２０。 湘军原有马队，为多隆阿所统带，其营制： 马勇四名为棚，每棚马夫二名，棚夫一名，伙夫一名。六棚为哨，十哨为营。每哨哨官一员，马勇二十四名。每名各给马一匹。每营先锋官五员，各给马一匹，独成一棚，并予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另备守营步兵十名，什长一名，伙夫一名。营官给马四匹，马夫二名，伙夫一名，长夫八名。帮办一名，给马一匹，长夫一名。哨官每名给马夫一名，棚夫一名。营官亲兵马勇八名，分为两棚，每棚马夫二名，伙夫一名，棚夫一名。每营公用长夫共四十名。是为马队一营之制，合计全营约六百人。《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８—９；《湘军志》，卷一五，页６。 在剿捻时期，湘军马队亦随淮军而改用新制。淮军的马队营制，实较湘军旧制更有效率： 一营设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每营分中前左右后五哨。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正副哨官各一员，中哨营官自统，另设副哨官二员。每哨马勇五十名。五哨共二百五十名。各哨又有散勇五棚，每棚十名，内一名为什长。合五哨，共计散勇二百五十名。另营官、帮办、字识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马勇，用伙夫一名。总共用伙夫二十五名。又全营公用长夫五十名。合计全营人员为五百九十二人，是为淮军马队一营之制。《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２—３。 至于马队薪水，其勇丁均较步营略加，列表如下：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公费一百两。 帮办月给银十六两。 字识月给银九两。 正哨官月给银十八两。 副哨官月给银十五两。 什长日给银二钱六分，大建，月支银七两八钱，小建，月支银七两五钱四分。 马勇日给银二钱四分，大建，月支银七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六两九钱六分。 散勇日给银一钱四分，大建，月支银四两二钱，小建，月支银四两六分。 伙夫（伙勇）日给银一钱一分，大建，月支银三两三钱，小建，月支银三两一钱九分。 长夫月给银三两，不扣建。《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１２—１３。淮军剿捻期间，陆续成立马队三十余营。至西捻平后，大部遣撤，仅留亲兵马队三营及铭军马队四营，此系淮军马队建置之经过。 公费之增置淮军马、步、炮各营薪粮公费，大致承袭湘军成法，惟因兵种不同，以及战区形势的转变，亦因时地制宜，有所更改。剿捻之时，各营增加薪柴费一项，步营月支银一百六十两，马队营月支银八十两，相沿以为定制。又湘淮军各营本有灯火油烛的配给，剿捻之时，亦改为折价计算，步营月支银三十两，马营月支银二十两。又马队五哨，配雇大车五辆，每辆月给车价银二十两。共计每营百两。开花炮队，每营月支车价二百两，亦均成为定制。《李文忠公奏稿》，卷一八，页２４—２５。 对于经制军的影响绿营的废弛败坏，在对太平军的战役中已充分暴露。于是，在同治初年，乃有改革绿营之议。发端于直隶总督刘长佑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1863年6月17日）的奏疏。《刘武慎公全集》，卷五，页６—７：“臣历事戌行，转战数省，所恃以战胜攻取者，固由士卒之用命，亦实营制之合宜。臣到营时，正值进剿吃紧，未敢遽议更张。现在局势稍纾，讲求宜急。适新任两淮盐运使郭嵩焘，因副将陈飞雄（熊）带勇来直，附寄两江督臣曾国藩所定湘军营制。臣审酌南北情形，量为变通。一面饬催军需总局，行营粮台，制备锅帐铲镢等件，一面分饬各营，照式遵办。其有不足额数者，饬令召募成营。派候选道黎献等逐日督同操练，臣复亲身指授其间，约计月余，可望一律齐整。”刘长佑的本意，是取法湘军营制，而日后的发展，则随淮军改变。影响所及，竟使通国各省纷相仿效，因而晚清“练军”，也就成为湘淮绿营之外的一种新体制了。 同治二年五月十七日（1863年7月2日）刘长佑将初步拟具的练军规制奏陈，大体与湘军相似。酌改者有两点，其一于营之上添置一级，有如湘军的统领或分统，而名之为“军”，以五营组成为军。以分统为军的名目，原为胡林翼和李续宜所创议，军设总管一员，上承统领，下统诸营。嗣后遍行于湘军，以至于淮军，但每军所辖营数，当时尚未确定。胡林翼曾函告官文：近日与希庵（李续宜字希庵）商议，以二十余营，分立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派总管一员，所辖或三四营，或六七营。每一总管，另设总帮一员，仿营务处之实而避其名，其黜陟调遣，大致仍归统领。如此则纲目张举，事理专一，而大权亦不至旁掣，其美利不可胜言。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页４。嗣后，各军虽有类此的分统，而下层营数，终未划一。如淮军杨鼎勋之勋字军，每三营就设一分统。而立为定制，五营为军，则系出自刘长佑的设计。其二，刘长佑因地制宜，改长夫之制为车辆的配属，未作明确的规定。 直隶七军之制至于直隶练军的数量与方式，最初由于薛焕的建议，要在直隶设立四镇，每镇万人，以防守畿辅。刘长佑受命练兵，斟酌结果，并未循薛焕办法，而提出练七军之议。当然是修正分防四镇的意见。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1863年11月22日），刘长佑提出编练七军的办法。七军共两万人，就直隶现有四万绿营之中，精选一万二千五百步卒，二千五百马兵。以步卒五百人为营，五营为军，每军配马队五百，合三千人一军，共成五军。再募练四千步卒，一千马队，分为两军。是为七军之法，均仿湘军营制。议定之后，即于督标镇标抽选兵丁，着手训练，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七处，是为练军成立之始。《刘武慎公全集》，卷六，页１２—１５，页２９—３２。 直隶六军之制但刘长佑的计划，并不健全，以致三年无成（自同治二年至五年）。其最大缺点，在各就防地抽练，操演之后，各归各汛，以致绿营习性未能尽改。而且协饷不足，三年以来，仅成军八千。同治五年（1866）七月，恭亲王奏请改弦易辙，仍由刘长佑经营。共为六军一万五千人，分驻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每处步队二千人，马队五百人。此次办法，有三个特点，不同从前。第一，着重边区驻防。第二，就防营各标挑选之后，即在驻所操练，成为独立的军伍，不必再回归原营。第三，严饬各省照额解饷。由此一来，练军虽出自绿营，却已完全独立。练饷亦成为专款，各省不能虚应故事。练军练饷的名称，至此大定。《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四三，页７—１１。 刘长佑既奉命编练六军，乃更拟新的编制，改变甚大，已非湘营旧观，略采淮军之长，然未尽袭其成法。营制大略： 每军二千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设总统官一员，文翼长一员，武翼长一员。每营五百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设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每哨一百人，分为四队，设哨官一员。每队二十五人，分为五伍，设队长一名。每伍五人，内择老成明白者一人为伍长。其营伍配置如后：这是练军一营之制，合四营步兵，一营马队，即为一军。《刘武慎公全集》，卷二八下，全书皆为练军营制营规。仍略仿湘淮规制设计，但武器终嫌杂乱，而不及淮军之有效。 刘长佑有恭亲王的支持，有部定的专饷协济，有巨量的购置军械、火器、锅、帐、金、鼓的专款（十七万两），以为开办之用。但六军未成，他已于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去职，使恭亲王大为扫兴。《同治朝夷务始末》，卷六四，页１８，恭亲王奏“即如同治五年，奏请选练直隶六军，以为京师四壁防护，并非臣衙门本职，而亦毅然为之。所定章程，悉皆破格吁求恩允，期在必成。此外如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以冀一日之强。无如直隶练兵，已越两年，百无就绪，迥非倡议时意料所及，而臣等区区素志，亦遂为之抑郁而不伸”。至同治八年，又有曾国藩接办练军之事。 曾国藩接办练军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翌年五月二十一日（1869年6月30日），提出他的练兵意见，认为必须参用勇营（即湘淮勇营）之法。第一，着重于质简，他认为刘长佑的一册练军营规，多达一百五十余条，“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繁，官气太重”。主张仿用勇营简单的营规。第二，在事权专一，他以为练军上下事权为总督总揽，又加总署、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主张照勇营办法，“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第三，在慎重挑选。严格招募，枝叶一体，本为勇营的特色。但练军系选练绿营，人员出处先有限定，无法仿行。曾国藩以为弊病就在此处，因为“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柄”，自难收情意融洽之效。对于此点，他仅提出问题，并未想出办法。《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１７—２１。 八月二十七日（1869年10月2日）曾国藩又提出两点补充： 一是使各营加入少数长夫，二是建议调南省之将练北省之兵，更加增强湘淮勇营的色彩了。《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八，页３４—３７。 曾国藩对于刘长佑的练军营规，可以说改变得很彻底。同治九年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他拟订了新的练军营制，几完全推翻了同治八年以前的成规，而更彻底地符合于勇营规制。国藩并明白讲：“大约比照湘勇淮勇旧章，参酌增损。”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３—１５。可以说练军已走向湘淮军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所拟划的新营制，嗣后即为练军相沿袭施行，自不同于从前，也稍异于湘淮成规。兹列表明之（见下页）。 曾国藩改订旧制，间有矫枉过正之处。刘长佑使分统成为定制，即一军的总管，兵有定额，是营以上的固定单位，于制度上可说是一种有效的设计。国藩并不采取，仍然恢复一营为单位的旧规之中，其上级仍为一个没有一定兵数的统领，在运用指挥及训练上均属不便，无异于倒退一步。另一事则为恢复长夫之制，每营定为一百五十名，但在北省，应以长夫与车辆兼用为妥。凡此均可见出他袭用旧制的成见。 至于练军饷章，自刘长佑时起，即较湘淮军为薄，而视旧绿营为厚。曾国藩略为增加，仍稍薄于湘淮军。其给饷情形，除统领、营官、哨官、哨长、长夫同于湘淮军外，什长月支银四两二钱，亲兵护兵月支三两九钱，正勇月支三两六钱，伙夫月支三两。大体上仍是湘淮军的一套。同上书，卷二九，页１６—２１。综观曾国藩的练军规制，除用昔时成法之外，并无推陈出新之处，亦无特色可言。曾氏定制不久，适天津教案发生，结案之后，随即调赴两江总督之任。未完的工作，由继任人李鸿章接办，鸿章则一仍旧贯。练军遂成为出于绿营，而入于湘淮臼窠的另一种新力量。同时也是湘淮军影响于经制军的改革，而产生的直接结果。
《淮军志》试读：淮军的营伍组合
淮军初基自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安徽舒庐一带招募淮勇；以至同治元年（1862）正月安庆立营，可谓为淮军萌芽时期。自同治元年三月至五月之间，轮船运兵援沪，先后到达部众，共计六千五百人，是为淮军初建的基础。当时共有十个营头，分为十三营，计亲兵营二营，林字营二营，开字营二营，其余春字、铭字、鼎字、树字、庆字、熊字、垣字各为一营。加上续到的淮扬水师九营，是李鸿章援沪时的全部兵力。李鸿章最初的兵力，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页２。但鸿章到沪不久，即以署理苏抚而有地方兵柄，乃使其所辖部从随之增多。但由于李鸿章的权衡运用，使能得以发展者，则只有淮军。至其所循途径，则系采取混融合并之法，实为淮军扩张的重要因素。 沪上诸军杂处李鸿章以淮军统领与淮扬水师的主帅，而兼为江苏巡抚。进至接收前任薛焕所遗旧部，并处于地方团练、英法军与会防局等中外军伍杂错的上海，随时与诸军并肩作战。其发展之迹，遂亦交织于诸色军伍并峙之中。同时在战争进行之际，淮军乃借合并他军与拣收降众，而迅速扩张，更加深其间脉络之棼乱，难于条分缕析。若就苏抚辖下而言，除团练、会防局、常胜军以外，在平吴末期，鸿章所部号称水陆七万之众，却并非尽属淮军。所以研究淮军的组织成分，首须明了其所处环境，确定其相关分子，立明界线；然后始可于此复杂的情况中，确定淮军集团，再进而探讨其组合的实质。 以李鸿章所辖部众而言，有以巡抚身份而统驭的防军，系前任巡抚薛焕从各方征集而来者，水陆约有四万人。鸿章并不以其为可恃的兵力，却又不能骤然遣撤。另一支太湖水师，则系同治元年八月，由曾国藩在安徽上游所创建，共成十营。建置太湖水师之议，始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即曾胡所拟的援吴三支水师，与议淮扬水师同时。同治元年，由曾国藩、李鸿章、杨岳斌（载福）、彭玉麟等着手筹划。而实际经手造船集军者，均出于曾国藩一人之手。元年八月借彭杨工匠，于安徽铜陵峡造船，并由杨岳斌之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所组成之各营，大半出自外江水师，而彭玉麟之内江水师，亦供给一两营。是为太湖水师成立的来历。这支水师的下驰，虽为时较晚，却应视为苏沪地方之军，归隶江苏巡抚统驭。最后为淮扬水师九营与淮军陆勇十三营，系李鸿章个人亲统之军，以为援沪目的而来者。 淮扬水师李鸿章在名分上虽为淮扬水师建军之主，且自咸丰十一年六月以来，始终与统领黄翼升相处颇得。但这支水师成军的来历及组成成分，则始终与湘军关系极密，固结地沿承着湘军传统精神，不惟并无淮军色彩，而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只是借黄翼升个人的接触。各营均系间接统属。此中主要关键，其一由于淮扬水师为曾国藩一手办成，李鸿章毫未与闻问。其二由于淮扬水师统领与营官均借自湘军外江水师；其饷项分自内江水师（或称内湖水师）。其三由于淮扬水师无论新营旧营皆系募自湖南。故与曾国藩、杨岳斌、彭玉麟极密切接近，而与李鸿章则甚为疏淡。湘军水师之分内湖（后称内江）外江，始自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口之役。太平军于湖口设栅筑垒，将湘军水师截断，留于长江者为外江水师，由杨岳斌统领；隔于鄱阳湖者为内湖水师，由彭玉麟统领。至于淮扬水师与太湖水师，实为湘军水师之分支，其关系如下简表： 湘军水师内湖水师（彭玉麟） 外江水师（杨岳斌）淮扬水师 （黄翼升）（按： 黄原系内湖水师，后入外江） 太湖水师（李朝斌） 又： 淮扬水师九营营官为： 欧阳利见、蔡东祥、王东华、陈东友、张元龙、张光泰、杨宏胜、成俞卿、赖荣光，俱出身湘军水师，至沪以后，增至十二营，所增三营为张学仕、龙玉麟、李才喜所统。是以言淮军者，必不及淮扬水师，其故在此。 最初十三营淮军的基本骨干，当以李鸿章所率援沪的陆师十三营为主，此为淮军建军之根本，极为重要。由安庆成军起始，以迄光绪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之没落为止，其重要脉系，均成于援沪之役。淮军特色，亦于此期酝酿完成。惟其头绪纷繁，最难追索。如要分析其组成成分，首在把握营伍的单位，探其来源，从而看出其性质，了解其特色。 淮军一系以平吴诸军为重要，平吴之役以最初之十三营为最重要。然此十三营之成分，亦并非李鸿章一手组成，几乎各有渊源。虽然出于咄嗟募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艰难缔造。首就亲兵营两营来说，原非李鸿章的亲兵，乃是两江督标亲兵，即借自曾国藩的亲军，为韩正国统带。这两营实源出于湘军。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２８：“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次，开字营两营，系借自曾国荃，为程学启统带，本身也是湘军，惟其中多为两淮子弟。李鸿章之借调程学启，曾于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函曾国荃有云：“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师令鸿章添募淮勇，故调程学启两营，精悍而有纪律，为皖人之倡，意甚宏远。程将感我公生成厚德，并无二心。惟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公爱我者，当必有以成就之。程将随行，鸿章应善为拊循，务以见惠为幸。俟贵军进巢、含时，即借余光间道以去。”（《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３。）除开字营外，李氏尚欲借国荃他营，曾国藩先函商询，并未见许。国藩函云：“少荃准于二月杪赴镇江，弟能早十日赶到，则诸事皆妥。除程学启外，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拨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拨，渠赴镇江，即日将有悍贼寻战，新勇太多，实不放心。弟进攻巢县、和含一带，不妨稍迟，待新军训练已成，再行进兵可也。”（《曾文正公家书》，卷六，页１３。）再次，林字营两营，为滕嗣林、滕嗣武统带，虽非湘军，却系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这支军队，本有四千人，但被曾国藩裁汰，截留一千，编为淮军的林字营。《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２８，同治元年二月复薛焕函：“去年尊处派赴湖南招勇之滕嗣林，弟因其人数太多，舟行不易，札令截留后二批，专带头批四千人回沪。不料其费尽气力，无船可搭。又经官（官文）、李（李续宜）两帅批令全数遣撤。弟批令酌留千人来皖听调，滕嗣林已于正月杪来敝处，刻下饬令认真操练，将来亦随少荃由陆路东下。”复次，熊字营为陈飞熊统带，垣字营为马先槐统带，均系曾国藩在湖南所新招，原备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士杰不愿前往，此两营拨归淮军。同上书，页４７，同治元年三月复陈士杰函：“敝处援沪之师，三月初八，李少荃督带头批坐洋船下驶，三日而至。望后二批，亦即到沪，熊、垣两营，在皖稍加训练，已缄致沪上放船来接，初十后亦可启行。”是以李鸿章所统十三营基本部队，有八营与之素无关系，且系自四处借调而来，足征其军之本质，自始即甚为复杂。 除前述八营之外，其余五营，本为李鸿章一手招募，应可视为纯粹的淮军。惟细加推考，其组军来源，也是小有曲折。此五营营头分为春字、铭字、鼎字、树字、庆字，俱系两淮健儿，俱出庐州府，亦系应鸿章征召而来，确应为淮军集团的核心。但就两淮地方讨论，其间又有差别。此一核心力量，有三个不同成分、不同来源。李鸿章最亲之嫡系，只有张遇春所统带的春字营，成军最早。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叙春字营的成立。至于刘铭传的铭字营和潘鼎新的鼎字营，也是出于皖北团练，原属六安李元华统带，早随元华转战多年。而元华与鸿章初均为皖北办理团练的绅士，彼此并不相属。所以此二营实系取自别支。《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五四，页３—４，页５；《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五，页３２，卷一六，页９。至于张树声的树字营，原与李鸿章最近，为其父文安所招，文安去世后，自成一支，与刘铭传、潘鼎新两部俱为合肥西乡民团。嗣后同隶李元华部下。是以李鸿章所招募的铭、鼎、树三营，俱出自李元华所部民团。《异辞录》，卷一，页２６—２７；《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四，页２１，《张树声传》所叙树军起源。此外，吴长庆的庆字营，则出于与李元华民团素有夙怨的解团。解团亦为合肥西乡团练，为解先亮所组成，先亮出身佣工，勇敢善战，组团甚早，为合肥县知县英翰所收用，故又称官团，与其他团练有官团民团之别。而诸团之间，“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及鸿章招募淮军，则兼收而并蓄之。同上书，卷一，页２６：“英果敏（英翰谥果敏）任合肥县时，依乡绅解某（即先亮）诨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李元华字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公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夙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泊先文庄（刘秉璋谥文庄，声木之父）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吴长庆谥武壮，即庆字营创始人）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要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功业盛衰，则有幸有不幸焉。” 又： 《续修庐州府志》，卷四九，页１６，有《解先亮传》。 十又： 徐珂： 《清稗类钞》，第二十三类，页１６１：“合肥久稽捻，乡民争筑圩自御，捻最惮者曰解先亮，圩据青阳之西，南接舒城，后为楚军乡道。其与之相角者，大潜山之刘圩，周公山之张圩，紫蓬山之周圩，推六绅李元华都转总练务，军‘队埠寺’以御捻为名，限保划段，纠众敛谷。既，英翰权县篆，主解圩，与诸练首势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练众，日事抄掠。”三营以外，另有一营，须特别一提，此即前曾述及的李济元一营。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李济元为安徽建德人，本系太平军降将，历年统带建德团练，咸丰十一年六月正式成营，虽系皖勇，却出自皖南。淮军初成之时，由曾国藩拨交李鸿章，移营安庆，与淮勇同扎一处。同治元年二月，国藩分别至各营察看，济字营尚在其内。及至三月援沪之行，竟无李济元军。实因建德乡人禀留，复为曾氏调守池州、太平、石埭、东流一带，此后济元未再加入淮军，却是守建德的重要将领。《曾文正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记。 又： 《曾文正公兵事手札》，页５０，同治二年三月十五日致李榕函。 又： 周馥： 《玉山文集》，卷二，页３７，“咸丰十一年，湘军克复安庆，调济元随同李文忠（鸿章）所募淮军，往平吴会。济元已率队至安庆，会皖南余贼尚炽，乡人禀留，复折回建德。旋调守池州府石埭、太平、东流诸县城”。 淮军营伍的扩充鸿章到沪之后，不久接署苏抚，已为地方封疆大员，以此十三营基本兵力，实无法当此庞大局面。上海四周皆敌，在在需兵，募勇添兵，势所必然，但鸿章的运用，则是极尽巧思，使淮军借此得以大事扩张，惟其营伍来源之繁杂状况，较原十三营不啻加深十数倍。 淮军陆营统观淮军到沪之后，增立营头达三十有余。计有淮军亲兵、奇字、建字、玉字、有字、升字、志字、桂字、介字、魁字、松字、虎字、濂字、鹏字、云字、得字、盛字、传字、良字、昌字、忠字、荣字、群字、义字、德字、勋字、胜字、善字、敏字、庞字、会字、芳字、华字、振字、聘字、常字、学字、护军、护卫、抚标亲兵等营，诸营来源，可略述于后： 淮军亲兵营，为李鸿章之弟鹤章所统带，成营稍后于附轮援沪之诸营，系由陆路绕江北而至沪者。《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２３。 奇字营，为刘士奇所统带，本系薛焕派滕嗣林在湖南所招募，当时仅到沪七百人，即为此营。《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八七，页２，薛焕奏：“滕嗣林新募之勇，到沪者仅七百人，余俱未到。”又，卷二九五，页１３。淮军未经交战之先，奇字营已屡建功勋，遂为李鸿章收入淮军。 建字、玉字、有字等营，系就太平军降众编成。刘铭传、潘鼎新守浦东时，南汇太平军守将什天安吴建瀛、琳天福刘玉林及方有才，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1862年5月28日），率所部万人投降。经李鸿章裁汰之后，多留皖北之人，成立诚勇六营，以吴建瀛所部为建字营，刘玉林所部为玉字营，方有才所部为有字营。《李文忠公奏稿》，卷一，页１６—１８；《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３４。 升字营，系在上海成军，为覃联升统带，覃联升系淮军初成时，借自鲍超所部的三参将之一。同治元年六月开始成军，调至浦东作战。《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６，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致鲍超函：“覃连（联）升、宋友胜、杨鼎勋三员，蒙准饬随往，感激之至。可否暂派为先锋官，俟抵下游，如开募新营，或他营有须整饬调换之处，再行酌量位置，未知尊意以为妥否？该员等亦愿如此否？敬求示及。” 志字营，全为淮勇，为张遇春子张志邦所统。约在同治元年八月成营。《李文忠公奏稿》，卷三，页３７—４２。 桂字营，为张桂芳所统带，全为淮勇。桂芳昔为李鸿章皖北办团练时的旧部。其营约成于同治元年八月。《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六，页２；《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２３。 介字营，原为垣字营，在沪作战已数月之久，颇为得力。嗣以同治元年八月马先槐去职，由符信统带，乃改名为介字营。《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２２，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曾相：“开字三营，熊字二营，打仗甚好，奇字一营，战守好，俱镇篁人，介字一营，即马先槐原营改归符信管带，队伍尚整。” 松字营，为郭松林统带，松林原为湘军曾国荃部，同治元年六月单身赴上海，投效淮军。李鸿章命就上海防兵选练五百，成立松字营，是年九月加入作战。同上书，卷一，页３５，同治元年六月三日复曾国荃函：“郭松林来沪，正值紧急之际，鸿章稔知其打仗奋勇，因调沪中旧营，令其选练五百人，求公赏借，勿苛责之，鸿章当时时箴砭其过。” 云字营，原为上海防军之云南兵劲勇，为周士濂统带，李鸿章予以改编，约与松字营同时成营。 盛字营与传字营，分为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所统，周氏兄弟原为合肥西乡团练之一，与张树声、刘铭传相为犄角，后归隶李元华部。当淮军自安庆附轮援沪时，周氏兄弟各率营众，随李鹤章绕江北陆路东下。是以最初十三营中，并无盛字营和传字营，而此支部队，实应视为淮军的基本骨干。《续庐州府志》，卷四八，页１６，《周盛传传》。又，《异辞录》，卷一，页２６—２７。 良字营，淮军援沪之初，李鸿章所率之督标亲兵，分为韩正国与周良才所统，到沪不久，周良才因病请假离队。至同治二年初，由周良才另成立良字营，加入作战。《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三月七日记。又，《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４７，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致曾国藩函云：“周良才久病乞假，去此良将，可惜。” 胜字营，为李胜所统，李胜原为李鹤章所率以绕江北东下的淮军亲兵，后乃改为胜字营。《李文忠公奏稿》，卷六九，页２７；《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六，页１００。 昌字营，为周寿昌降众改编而成。周寿昌即太仓太平军佐将钱寿仁。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863年1月25日）率所部两千人投降，乃编为昌字营。《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５２。 忠字、荣字、群字、义字各营，俱出自常熟降众，多属皖北人，其忠字二营为骆国忠所统，荣字二营为国忠子金荣所统，群字二营为佘拔群所统，义字二营为董大义所统，同治二年（1863）七月成军。谭嘘云： 《常熟记变始末记》，卷下，页３—５；谭嘘云： 《守虞日记》，页１—１２。 勋字营，为杨鼎勋所统，鼎勋亦为李鸿章借自霆军三参将之一，在沪成立勋字营。同治二年五月协助刘秉璋、潘鼎新进攻浙东。李鸿章为援沪准备，在安庆时，向鲍超借其哨官三名，带赴上海。其中覃联升立升字营，杨鼎勋立勋字营，而宋有胜则统带水师，均在沪渎，建立大功。 又： 陈昌： 《霆军纪略》，卷一四，页１—２。 芳字营，又名先锋营，为张士芳所统带，同治元年闰八月在徐州招募。同治二年七月加入作战。《李文忠公奏稿》，卷四，页２５、４７；《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５。 华字营，为吴毓芬所统带，毓芬与弟毓兰原均为皖北办团练的绅士。李鸿章援沪之时，亦加入淮军，初在营务处经理饷项，同治元年冬成立华字营，加入作战。《异辞录》，卷一，页５０；《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页４３—４４。 濂字营，为杨宗濂所统带，同治元、二年间成军。《申报》，光绪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载。 得字营，为徐得胜所统带，同治二年正月加入作战。 常字营，为况文榜所统带，文榜本系浙江巡抚王有龄部将，以总兵统带贵州常锐勇。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城陷，文榜突围出，诏命革职，交曾国藩审讯。鸿章以其作战奋勇，留于上海。初仍以防军视之，后每战立功，改常锐勇为常字营，以为淮军部众。《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７。 虎字营，为梁安邦所统带，原亦为上海旧有防军，兵多川籍，素以能战知名，为鸿章所留。 护军营，为郑海鳌所统，全部自皖北招来。驻防上海，拱卫淮军大营营务处，甚少参战。《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七，页１３，其中所言之郑占鳌为郑海鳌之误。《李文忠公奏稿》，卷五，页４６。 护卫营，为曹仁美所统，系李鸿章的随身亲兵。 抚标亲兵营，全为淮勇，系以江苏抚标名义编组而成，统带何人，尚未能查知。 会字营，为周志鸿所统带，此营全系英军在松江九亩地训练而成之中国军队。此支军队与常胜军毫无关系，却系旧有防营改编。英国海军司令何伯（Sir James Hope）在同治元年五六月间，向李鸿章商调一千人，交英国军官训练。鸿章即拨当地防军予之，乃全为新式之洋枪队。共为二营，初由周志鸿统带，名为鸿字营，于同治元年九月加入作战，改称会字营。嗣后又改由余在榜统带，代为训练与会带之英国军官名金思立（Kingsley）。金毓黻、田余庆合编： 《太平天国史料》，页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９、３７３、４０１；《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１０８、１１１、１７０。 又： 王萃元： 《星周纪事》，卷下，页１９。 除前叙诸营之外，尚有恩字、德字、振字、学字、聘字、鹏字诸营，无法考知其成立来源，以及统带之人为谁。《昭忠录》各卷。 淮军水师除以上陆营之外，淮军尚有其自己的水师。淮军水师，既非淮扬水师，也非太湖水师。所能考知的共有六个营头，李鸿章援沪之初，上海已有水师，为曾秉忠所统的三百六十只师船，全系广勇，经李鸿章裁遣一半，仍由曾秉忠统带，此为旧有水师防军。后再精简编组，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别统带，仍称师船。《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４０—４１。 最早的一支淮军水师，为孙善成的炮船，号为善字营。善成出身湘军外江水师，富有作战经验，鸿章原欲置于淮扬水师内，未果，乃别成为善字营水师，随淮军东援上海。《李文忠公朋僚函》，卷一，页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复黄翼升函：“敝处现有无为州外委孙善成，带炮划五只投效，弟察看该弁勇均尚精壮，船炮皆好，在外江随剿有年，已收入行营，聊备驱使，将来淮扬师船下驶，即令随同雄麾前赴镇江。” 李鸿章到沪不久，曾收编郑国魁、郑国榜等人的枪船，立为魁字二营，嗣为淮军中最得力的一支水师。《续修庐州府志》，卷四八，页８，《郑国榜传》。 除善字、魁字以外，铭军中尚有水师二营。一营为冯席珍统带，冯本薛焕旧部，已革道员，因在淮军立功而开复原官。另一营为靳春和统带。鼎军中亦有水师一营，为徐道奎所统，道奎则系曾秉忠旧部。春字营亦有水师一营，何人所统待考。此外尚有李正佩所统带的枪船，其性质类似水上的民间团练。是以淮军水师的实力，略与淮扬、太湖两支水师相当。 常胜军裁遣余众淮军除水陆各营外，平吴战役结束后，复增添一支军队，即常胜军的裁遣余众，改为淮军新式枪炮队二营。咸丰十年（1860）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编练一支洋枪队，同治元年（1862）正月，江苏巡抚薛焕为定名常胜军。是年八月二十八日（1862年9月21日）华尔阵亡于浙江慈溪。其部众改由美人白齐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接统，不久白齐文以抢饷滋事革职。其军暂由英国军官奥伦（John Yate Holland）接统。为时很短暂，奥伦即请假回国。同治二年二月初七日（1863年3月25日）另以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继任，直至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1864年5月30日）常胜军裁撤。该军裁撤之后，所有军械枪炮帐篷器具，均缴交淮军，特留洋炮队六百名，由副将罗荣光管带，洋枪队三百名，由原会带常胜军总兵李恒嵩督率，实际则为游击袁九皋统带。此时平吴军事已完，浙江军事亦近尾声，是以在淮军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这是最后加入的一支。《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１２５—１２７，吴煦上李鸿章会详；《李文忠公奏稿》，卷六，页５２—５５。 淮军营伍形成之分析以上所述，是单就淮军营伍的来源作考察，其他因素，暂不讨论。惟淮军的成立发展，均以援沪奠其始基，自成军以迄平吴军事结束，几无时不在扩张，经此三年间的酝酿，使各个不同来源的营伍，渐次同化，形成自具特色的一个军系，这是十分重要而值得注意的。 综观平吴时期淮军营伍，可以说是极其纷杂，头绪极其繁乱，处处有待于李鸿章之组织与融合。是以论到淮军形成的各个分子，可以“杂糅”二字表称之。单就营伍而言已是如此，其他因素，尚不计在内。自然也是淮军与湘军显著的不同之处。 李鸿章受命募勇援吴，一切章制，俱承曾国藩所教，亦以墨守湘军成法为本务。但到沪之后，战事顺手。发展迅速，扩地日广，兵员颇不敷用。不得不取变通之法，兼纳并蓄，以应事实上的需要。鸿章所学得于曾氏的心传，亦不得不予舍弃。即曾国藩本人亦不加苛求。李鸿章原意，虽未必要循广收杂揽之策，以谋淮军的发展扩张，但为时势所趋，遂亦逐渐地转其智虑，用心于此种组合的形式。而鸿章的组织长才，亦借此发挥至于极致。 分析淮军的营伍成分，至少不下十种类别。兹分述于后： 第一，招集李鸿章的皖北旧部，即他早期所统带的团练，如张遇春的春字营，张桂芳的桂字营，但并非淮军得力骨干。 第二，收编淮上原有团练，如刘铭传的铭字，潘鼎新的鼎字，张树声的树字，周盛波的盛字，吴长庆的庆字诸营，均系两淮旧有团练，亦即构成淮军的重要核心。 第三，借兵异军，如韩正国的督标亲兵营，程学启的开字营，均为借自湘军，程部开军实为淮军早期第一劲旅。 第四，借将带兵，如借鲍超部下的覃联升、杨鼎勋等组成的升字营、勋字营，借曾国荃部下的郭松林统带松字营。郭杨两部，亦构成淮军主力。李鸿章四处求将带兵，除向曾国荃、鲍超借调之外，并曾向李续宜求将。其在沪致续宜函：“目前无可任之将，公处有将一二千人者，见惠为祝。”（《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３。） 第五，取别军代募之勇，如马先槐的垣字营，陈飞熊的熊字营，为曾国藩代募。滕嗣林的林字营，刘士奇的奇字营为截取薛焕所募。 第六，改编原地防军，淮军在上海的补充与扩张，当地四万防军，是一个大的来源，当然防军一向是虚伍缺额与良莠不齐。为应急需，李鸿章亦不得已而用之。经逐渐裁汰，选其精锐，用湘军规制，重加编组，居然面目一新。但除况文榜、冯席珍、梁安邦等人系以原将统原有之兵外，其余均另委统将。鸿章改编防军的办法，主要是因所谓“就地淘洗”，“择将而使”。终竟使罢疲之兵，转变为能战之军，的属不易。就地改编防军，曾国藩亦有此意，曾于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函告李鸿章谓：“薛部亦可酌调数营回沪，改用楚师营制营规，并交松岩（刘郇膏字松岩）训练。数月之后，阁下带三四千人赴镇（镇江），松岩留沪，此其张本矣。”（《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八，页３０。） 又：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李桓函：“薛部旧有兵勇，不下五万。经鸿章陆续简汰，遣去三万余人，大概洋烟油滑之徒，流而为匪，去而投贼，任其所之。现计由上江带来水陆万人，下游挑练汰存万余人，不足三万。”（《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５９—６０。） 第七，收编降众，淮军营伍的一个重大来源，是收编各地降将降卒，其数量远在防军之上。大支降众如南汇的吴建瀛等、常熟的骆国忠等、平湖的陈殿选等、嘉善的陈占榜等，为数各不下万人。其余许多小支降众，尚不在内。是以收编降众，实为淮军到沪后最重要的兵力来源。 第八，委托洋将练军带军，如英军所代练的会字营。 第九，收编常胜军的余留，这支队伍虽然最后加入淮军，但以其久经西人统带，武器精利，而且富于作战经验，确更能使淮军生色不少。 第十，招募新勇，此本为一军中经常工作，而湘军将帅尤勤于致力招募，无不以为严守之心法，战事稍缓，均乘机返里，亲自招勇。如曾国荃、曾贞幹、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萧启江、李元度、张运兰、刘蓉、彭毓橘、黄翼升等人，均有返里招勇之举。而淮军成立之后，三年之间，李鸿章本人始终未作此计。初至上海不久，尚袭湘军旧习，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委张树声、吴长庆回皖招勇。计招树字一营，铭字两营，鼎字两营，庆字两营，开字两营，共九营，此后再无统将返乡招勇之事。《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４０、４５；卷二，页３８。同年秋冬之际，又派张家瑜至江北募勇五营，但其中有不少为都兴阿部下的扬州防勇，化名应募，并非纯粹新勇。《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６５—６６。此外又派张士芳至徐州招募马队，但为数甚少，不足以成营伍。嗣后直至平吴军事告终，更无大举招募新勇之事。加之返乡招募，各方疑忌甚大，沿途又时生阻挠，不似湘军的单纯，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２４，上曾相：“新募各营，其有成军起程禀报到辕者，求通行沿途营卡放行，张树声等五营，李世忠来咨，疑为奸细，竟有留难之意。即都（都兴阿）黄（黄彬）各处，嫉忌多端，千里募军，殊为耽心。” 总之，淮军的形成，时势的影响，与李鸿章个人的作风，均极关重要。分而言之，约可归纳四点： 其一，淮军到沪之初，兵单任重，防区太广，不能不迅速扩张兵力。《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４３，同治元年七月八日致曾国荃函：“沪军单薄，就地淘洗，终难收效，奈力量不能远募，只好择将而使。”其二，鸿章部下，历练的统将太少，不得不借材异地，成军之初尤其显著。同上书，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复李桓函：“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其三，淮军甫抵上海，即行参战，迄少止息，既缺统将，更无法抽派统将返乡招募。其四，李鸿章富于智略，善于运用现有实力，尤喜引用降将，奖拔极优，然此不惟朝内视为逾格，亦颇失旧属之心。刘声木： 《苌楚斋三笔》，卷一，页３：“同治三年（1864），甘肃平凉道合肥李季荃观察鹤章，因统领淮军，未能大得志。致书先文庄公（刘秉璋）云： 恨不能读书成进士，入词馆，为带勇根基云云，先文庄公以书戏之云： 带兵最合法有十等，一为粤捻匪投诚。次为土匪投诚。三为光棍地痞。四为行伍。五为不识文字。六为秀才。七为五贡。八为举人。九为进士。十为翰林。公本为六等，何必羡慕九、十等耶？云云。先文庄公之言，实属愤激之论。” 淮军组成的主要营伍，于平吴时期，几完全确定，此后新添营头极少。旧有诸军，凡数十不同之源头，则于平吴军事结束之后，逐渐合并为大支。淮军至此，已完成其自有的系统，以舒庐所出铭、鼎、树、盛、庆为其核心，而附以开、奇、松、勋诸军，是为淮军的主要骨干。《异辞录》，卷一，页２８：“湘潭郭武壮（松林谥武壮），为忠襄（曾国荃谥忠襄）爱将，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文忠（鸿章）常戏曰： 某与某事争功欤？抑争风也。旋请于文正，以之自随。华阳杨忠勤（鼎勋谥忠勤）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鲍超谥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后程军（学启）独树一帜，郭杨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鹤章）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 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续添之淮军营伍至平捻时期，上述诸军之外，续增营头数起，但已不似在沪时之头绪纷繁，而其增扩方式，亦有不同。兹略述之： 忠朴营，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所统，共为四营。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剿捻之初，命昭庆招募，营头虽系新添，其统领则为淮军旧将。《续修庐州府志》，卷四八，页３—５，《李昭庆传》，所载英朴四营，为忠朴四营之误。 泉字营，曾国藩受命剿捻，以淮军为主力，尤器重李昭庆，所部近万，泉字营，则为昭庆亲军。江世荣编： 《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页７４，同治四年冬，曾国藩致苏廷魁函：“李幼泉（昭庆字幼泉）一军，明年正月亦可赴豫会剿，该员虽未多历行阵，而器识深稳，似亦足以办贼。” 凤字营，为董凤高所统，凤高出身于树字营，亦为平吴旧将。剿捻之时，李鸿章就徐州防营改编，成立凤字七营。周世澄： 《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６：“凤字营者，向为徐州防兵，自公（指李鸿章）奏撤徐台，即以徐防马步兵勇从新整顿，改名凤字营，交董凤高统带者也。” 顺字营，为马德顺所统带，同治六年（1867）四月，李鸿章借调左宗棠所部湘军骑将马德顺，募练骑兵三营，号为顺字营。《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页１０；《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七，页２—３。 仁字营，为唐仁廉所统带的骑兵，仁廉本为太平军降将，加入霆军，嗣成为军中重要将领。同治六年（1867）七月，霆军大部遣撤，而将仁廉所部挑选精壮八百名，带战马千匹，拨与李鸿章，鸿章为之“酌立营制，重整规模”，成立仁字马队三营。嗣后仁廉遂长为淮军将领，未返原军。陈昌： 《霆军纪略》，卷一三，页６—８。 武毅军，系统指李昭庆所部诸营而言。后归郭松林统带，成为淮军劲旅之一，与铭、鼎、盛、树、庆诸军齐名。《淮军平捻记》，卷一一，页６。 良军，此并非新立营头，系以庆军为主，配以各散营，如刘玉龙、况文榜各部，由刘秉璋统带，秉璋字仲良，故以良军称之。 大致言之，剿捻时期，淮军新添营头不多，而新加入的分子更少。因此时淮军虽继续扩张，已不借别立营头为手段，而系就固有诸军铭、鼎、盛、庆、树、开、奇、松、勋诸大支，各自增立营伍，其总成则亦为淮军本身的发展，且更具淮系特色。 平捻之后，淮军营伍成分更形固定，极少新立营头。在同治九年（1870）虽因曾国藩的奏请，由铭军部将丁寿昌另募乐字马步三营（实两营三哨），但已是偶然之举了。《李文忠公奏稿》，卷一七，页２１—２４。 非“淮军”之淮勇此外尚有以淮勇、淮军相称，而实际并非淮军的一些营伍，必须加以辨明，以免混淆和产生误会。这里至少有三支不同的淮勇，必须提出叙述： 一为马复震的淮勇，亦为最早的淮勇，其成军略早于淮军的春字营。马复震安徽桐城人，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860年3月13日）投效曾国藩大营，曾氏为进规桐城计，命其招募震字一营。嗣后拨归左宗棠部，即改为湘军矣。《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李文忠公奏稿》，卷二九，页２３—２４。一为张锡嵘的敬字营，锡嵘安徽灵璧人，翰林院编修，初官云南，后随曾国藩剿捻，成立敬字三营，号为淮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五，页５９—６０。一为郭宝昌的卓胜营，宝昌安徽凤阳人，出陈国瑞部下，后自成一军，号卓胜营，所部多淮北勇，时人均称之为淮军。郭宝昌与义弟运昌出身，俱见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４４。 综观淮军的营伍组合，其所具有的特质，显然与湘军不同。若于其他因素不论，单就军伍来源而言，则分子庞杂，为最显著的一端。然以如此头绪繁乱之营伍，以之构成为一完整体系，则统帅的领导，与其融冶磨拭的工夫，当系最重要条件，而李鸿章军事统驭及组织才略，实于此达到极高的表现。 第二节淮军将领的乡土成分 与社会成分淮军之建军，虽然分子庞杂，但无论其酝酿的初期，与其扩张的经过，地方意义仍极重大，乡土色彩仍极浓厚。惟其结合的实质则不若湘军之深固严密。 讨论淮军的乡土色彩，自难尽悉其兵勇籍贯，只可能就大致情形来看。而于主宰一军的将领，居于领导地位者，对其军影响甚大，则必须尽可能地历察其生长环境、身世习性，亦即探究其加入淮军以前所具之素质，以便了解淮军风气之形成。惟以限于资料不足，自难期十分精密。 淮军统将表所谓淮军将领，应先划定界限，作取舍标准。此处所定范围，用两项原则概括。其一，以官至提镇与道员以上之将领为限。其一，则取营头之创始人。二者资格须具其一。兹据现有资料所得，列一简表如后。本表制作，所根据传记性的资料，不下三百余篇。但遗漏之处，仍所难免，当随时增订之。本表须说明者，一为身份栏，所谓湘军，团勇、团首、工、商大抵均为平民；所谓行伍、防军，自然应指绿营，武科与世职例当为防军，但亦有未入防军者。一为官至栏，除营头经始人外，武官最低为总兵，但总兵衔则不列入，至少须为记名总兵，署任与实缺总兵又高过之，均尽量记入。文官最低为道员，但道衔不列，至少须为记名道，又文官必须亲戎事者始视为将领，营务处诸文员均不在内，将另章叙述。一为勇号与勋赏栏，清代赏给勇号分为两类，一为清字勇号，一为汉字勇号，而以清字勇号为贵。同时凡赏给勇号必因战功而得，且必为战胜而得，而且须有出众之功绩始能获得，故勇号可表示出作战之能力。至于勋赏，五等爵固不易得，其世职轻车都尉、骑都尉亦不易得，但死后恤赏通常可因战功得骑都尉与云骑尉。爵赏以及赏穿黄马褂，均须有戡定之功或大捷，方可获得。故列出俾知其功勋。淮军将领的乡土成分就上表来看，淮军将领的乡土成分，皖籍分子占大多数。四百三十二人中，安徽籍者有二百七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四，湖南籍居次，计四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已远在安徽之下，其余四川、江苏、直隶、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法国等有籍贯可查者，共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其余未能详知者八十人，占百分之十八，即令全非皖籍，仍不能影响安徽成分的重要性。是以淮军的营伍来源虽杂，而其构成分子，则仍注重地方色彩。军伍的维系力量，实赖乡土关系。 淮系组成时之条件与环境依据前表所具的实质，于李鸿章组军的策略，更较容易了解。李鸿章的编练淮军，本承曾国藩编湘勇的成法，以就本乡本土招募为主。但为时势环境所限，并不能从容将事。仓猝之中借湘勇，改防军，收降众，用洋兵。其所谓“千手千眼，十摩十荡”者，一以上海四面受敌，待援方殷，需兵正急，无暇稍缓时日；二以蓦越敌区，返乡增募，诸多阻难；三以即令能招募若干，亦不易筹措巨款，雇轮运载。因此不得已而就当地取材，量为任使。虽然如此，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李鸿章仍巧妙地把握住一项重要原则，即尽量地拣选两淮健儿，尤其降众分子的收编，最足以显示他的用心。 淮系中之防军上海原有防军，水陆号称四万之众，水师多为广勇，陆师则多为川黔军，均与以前江南大营有关。惟在咸同之交，薛焕又招募一些湘淮兵勇，此则为李鸿章首先吸收的对象。如郑国魁的水师，大部为皖北盐枭，且为郑氏一手组成，附属于江南提督曾秉忠，鸿章则用为亲军水师。而以曾部为附庸，并一再裁减，最后留曾敏行一支，亦于平吴后遣回原防，不再留用。 淮系中之降众关于降众的收编，李鸿章尤注意两淮分子，如其所收南汇降将吴建瀛部，编成诚勇六营，多为皖北籍。《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３４，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函曾国藩：“吴建瀛守南汇，简汰部众，编成六营，中多皖北人，当可得力。”常熟降将骆国忠父子为凤阳人，董正勤、董正明为合肥人。太仓降众周寿昌为桐城人，其下部众亦俱为皖北人。同上书，卷一，页４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函曾国藩：“常昭踞逆钱桂仁、骆国忠屡求人转恳投诚。四江口大捷后，求催益力，鸿章但令与该酋素识之游击周兴隆由福山间道入其城，微察虚实。周兴隆至彼，见该城多系皖楚人，万众欢跃，愿即纳款。”此外平湖降将钱玉兴为寿州人，城降将吴秉权为合肥人，嘉善降将余嘉鳌为怀宁人，以及乍浦海盐的降众，均以皖人为多。同上书，卷四，页２９，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五日致曾国藩函：“平湖、乍浦、海盐、嘉善四城，先后纳降，皖人为多。”历观李鸿章所收编各地降众，几无不考虑皖北的乡土关系。其所以采取这种措施，其一因太平军在皖北盘踞颇久，裹胁极众，后多进占江南各地。湘军克复安庆之后，太平军益为不振，此时震于淮军的声势，随之相继乞降。同上书，卷一，页４２，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致曾国荃：“敝乡人陷在忠党（指李秀成部）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谓贼情人人欲散，忠逆亦不自持。” 又： 同书卷二，页４８，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荃：“常州之伪护王陈坤书，系粤西老酋，与忠逆积怨甚深，终必投诚。希留意。至其胁众，半系皖人，闻鸿章之来，皆愿就抚，但解散安插殊不易言。”其二在于程学启以皖籍降人，而受大用，对太平军颇具引诱之力。程学启对于皖籍太平军的投降，影响极大，亦构成平吴成功的重大关键。《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９，上曾相函：“常昭踞逆钱百顺，桐城人，密托程学启乞降，所部二三万，存饷二十万，可支数月，俟嘉定克复，我军进昆山，便以城来归，鸿章不绝其求，然力鉴李世忠之骄横，童容海部下之反复。当与程学启慎图之，不敢稍涉大意。闻因桐城亲族，惧其株累，怂恿而出。苏州吴江各小股，亦有求抚者。忠贼（指李秀成）西上，留守者遂多携贰。”其三因上海淮军，人数本不多，而降众俘虏则与日俱增，遣散不易，且地居江海之间，尤难远送。乃挑选壮者以为兵勇，一以减遣散之劳费，一以增淮军之兵力，一以便控制将遣之降众。《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四，页２４，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函曾国藩：“平乍嘉兴之贼，纷纷说降，惟降人太多，遣散殊难，地居江海之偏，尤难远送。”其四说降之时，双方均先谈定条件，太平军允献城献财剃发，李鸿章则允酌量收编，授以官职。由此种种，鸿章于收降之际，特别把握地方色彩，权衡任使，量加重用，并不加以歧视，而降将亦无反侧。 非两淮分子之重要领袖淮军中一部分非安徽籍的部众，有湘楚勇，有贵州勇、川勇，及江苏地方兵勇。其独当一面的统将，有湖南的郭松林、刘士奇、滕嗣武、唐仁廉、胡良作、段、罗荣光，四川的杨鼎勋、徐邦道，江苏的王永胜、陈振邦、吴凤柱、吴元凯，贵州的聂桂林，湖北的孙显寅、宋德鸿，李鸿章均加重用依信，并无歧视。诸将出身，虽来路不同，但投入淮军之后，均愿为淮系将领，亦不再存别志。最值得注意的，诸将领中如郭松林、罗荣光、胡良作、滕嗣武系出身湘军，杨鼎勋、唐仁廉系出身霆军，徐邦道为防军傅振邦旧部，陈振邦为陈国瑞之义子。刘士奇、王永胜、聂桂林本为防军，除刘、王、聂之外，诸人均可回复原军，但实际上并无此事发生。其中因素虽多，而略可推知者，一为诸将之在淮军中均能充分发展其才力。如郭松林于同治五年在湖北臼口覆军，势难再起，而鸿章仍重用如昔，复令其统领武毅全军。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４６：“臼口之败，郭武壮（松林）为贼擒，全军覆没，陷俘虏中，贼不知其为统将也。有降卒纵之出，乃得免，旋乞病归。次岁（同治六年）再出，招集旧部，声势复振，克以功名终。综其生平战绩，皆与李文忠俱也。” 又： 《湘乡曾氏文献》，第八册，页５０７９，同治五年十二月除夕日，曾国荃致函曾国藩：“若参劾太重，则郭（松林）究系肯战，比拥兵不战者究高一筹。且其胞弟阵亡，族亲阵亡者数员，身带七伤，左足已废，实亦不忍重劾。”一为李鸿章维系部将，极为固结，此为其最成功处，亦为形成淮系的重要因素。鸿章借湘军程学启为将，曾氏兄弟屡次求还，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记：“去腊初六郭松林之败，所带步军九营，另伍维寿马军五营，皆新卒不能战。十一月二十三，在德安城外，偶小胜，二十六即败，犹不至甚，贼旋西去。官军追之至皂市，为贼回马枪反扑，遂大溃，仅存四五营而已。郭被擒，用洋枪捶之，股皆青黑，乃纵之归。其统带遂撤，军亦散去。”鸿章均推拖婉拒，形之奏牍者一次，见之函稿者近十次。《李文忠公奏稿》，卷二，页２７；《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１４、１６、２２、２５，卷五，页２、４，共六通函，均为拒调程学启者。曾国荃求调郭松林助攻金陵，鸿章亦借故不予。《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页２３。甚至曾国藩屡调淮扬水师黄翼升，前后函商，凡十三次，鸿章均加拒绝。曾国藩怒甚，告以具折奏参翼升，鸿章竟以奏留相抵，以致曾李龃龉。同上书，卷三、四，自同治二年五月以迄十月苏州克复，李鸿章有关拒调黄翼升之函不下十通。 又：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揆帅（曾国藩）屡调黄军门翼升不至，信札凡十三次，而李少荃径具片奏留，揆帅甚怒。拟参革职，褫去黄马褂，不准留苏，来皖察看差遣，已缮稿矣，今得是信（指克复苏州）而止。”嗣后光绪六年鲍超恢复霆军，奏调唐仁廉，亦为鸿章婉拒。一为李鸿章的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诸将亦愿追随麾下，以求晋身之阶。而在鸿章运用，又极喜奖拔部属，又能代承其过。一为诸将各私其军，各私其部曲，鸿章亦极尊重诸将意见。如铭军必以刘氏一姓接统。是以除唐定奎以外，刘盛藻、刘盛休续统铭军颇久。《异辞录》，卷三，页９：“一铭军，刘壮肃（铭传）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领者，必以刘氏子弟。”庆军必以庐江一系接统。刘声木： 《苌楚斋随笔》，卷二，页１３：“同光间吴淞驻扎淮军五营名曰庆字军，旧为先文庄公（刘秉璋）剿平发捻逆匪时所统带亲兵五营。先是文庄公与故相李文忠公鸿章以公事龃龉，遂谢病归。以此军让归同邑吴武壮公长庆统领。吴卒复归同邑狼山镇总兵曹肯堂军门德庆。曹卒复归同邑（处州）镇总兵班福斋军门广盛。班卒于光绪末年，此军亦遂遣散。”郭松林殁后，以松军旧将李长乐继任。杨鼎勋殁后，以勋军旧将段继统。是以鸿章私其私亦重他人之私，淮军之赖以维系不坠，除乡土色彩以外，此亦构成重要因素。 淮系分子间的私谊关系与乡土色彩有连带关系者，则为李鸿章与诸将之私谊，以及诸将彼此间的私谊。私是湘军淮军共同的特色，也可以说两军最成功处也在于此。两者比较，只是淮军不及湘军程度之深厚而已。其维持统系，虽然依据制度，实则制度本身亦含有深厚的个人关系成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四，页２２，致李宗羲函：“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统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乡土色彩，所重在于乡谊；诸将各统其军，所重则在于私谊。两者均建立于个人关系之上。在私谊中其更亲近的维系关系，则为宗族、姻亲、年谊、师弟等类，在淮军将领中，存在甚为普遍。淮军将弁间的关系，以兄弟相依者极多，如李鸿章与弟鹤章、昭庆；张树声与弟树珊、树屏及从弟尔荩；周盛波与弟盛传，宗弟盛长、盛朝、盛鼎；潘鼎新与从弟鼎立；郭松林与弟芳、文武；刘士奇与弟士珂；郑国榜与弟国谟、国俊；吴毓芬与弟毓兰；董凤高与弟明礼；唐殿魁与弟定奎；刘东堂与弟盛；卫汝贵与弟汝成，孔昭右与弟昭左；李正与弟正銮、正清，从兄正芳；曹德庆与弟耀衢；骆国忠与弟国孝；刘克仁与胞弟吴宏洛，都是比较显著的淮军将领。其他如父子叔侄孙辈同军者，有吴毓芬与侄育仁；张遇春与子志邦、侄志鳌；刘铭传与侄盛藻、盛休、盛科、盛、东堂，与侄孙朝干、朝祜、朝林、朝聘等；潘鼎新与从侄永常、永胜；周盛波与从侄家瑞；骆国忠与子金荣；丁福昌与子功懋；高燮均与子佑卿、侄慕樾。姻亲关系，若李鸿章与张绍棠，刘铭传与杨鼎勋，刘秉璋与吴长庆，张树声与叶志超。此外师弟相从者，大体系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若刘秉璋、潘鼎新，均属鸿章亲弟子。刘声木辑： 《清芬录》，卷一，页１１，引《清风室文钞》卷六，李鸿章文《刘仲良（秉璋字仲良）宫保七十生日序》云：“余念吾二人者，少相师友，长托肺腑，戮力行间，同甘苦者有年。” 又： 《异辞录》，卷一，页３：“文庄至京，在文忠（李鸿章）丁未会试之先。既文忠成进士，李翁（文安字愚荃，鸿章父）谓： 吾儿新贵，可取资焉。是后文字皆就文忠是正矣。” 又： 《苌楚斋三笔》，卷六，页５：“先文庄公于道光年偕同邑潘琴轩中丞鼎新，入都求学，时合肥李玉泉比部管理庐州会馆。因往见之，各面试文一篇，大为嘉许，为安置于会馆。读书月余，比部私问会馆长班云： 新来之刘少爷潘少爷长（常）出门乎？长班对曰： 两位用功读书，足不出户，会馆中人虽多，从未见有此。比部大喜，自是优加爱礼。命受业于其子文忠公鸿章。卒皆成名。”周盛波、周盛传、张树声、张树珊、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杨宗濂亦师事鸿章，是以淮军诸将之间，私谊之重，胜过统属关系。 淮系分子之出身研讨淮军将领的社会成分，自以了解其加入淮军前的身份为准，愈接近原始愈好，但限于材料之不易搜集，乃至虽翻阅三百余种传记及传记性的文献，仍难齐全。不过就现有资料考察，尚足以了解大致情况。因为前人叙传人物习惯，凡出身科名者必多列举。故可相对了解其余人的身份。 基层分子淮军的成员，就基层而言，自以农工分子为主，与湘军相似，即太平军基层组织又何尝不然，正不必强作比较，特意标榜。至于将领的出身背景，虽比较重要，但亦须审慎讨论。若一定以阶级对立，以分别湘军与太平军的不同，则不免流于牵强。以淮军与太平军相较，自然漏洞更多。其不同点，自有其他因素存在，但绝非阶级对立。一军的性质、风气、精神的形成，有许多复杂因素，而将领的个性、出身与生成环境，自是最为重要。当一军风气长成后，其整个团体的精神志趣，是汇集无数复杂因素而成，再以团体与团体相比较，如湘军、淮军、绿营、练军之间的相互对比，则其各军特色，灼然可辨。本节先就个体研讨，其团体精神风气，当另章叙述。 科甲出身与平民、防军、降将淮军将领之有科名者占最少数。计进士两位，举人两位，诸生十五位。另武科十六位，但可以不必计入。因为武科出身者，必入防营以为将弁，可列于防军之中。合计有科名之缙绅共十九人，再加捐职一人，仅及全数百分之五。合防军、行伍、世职、军功，再加武科十六人，其应为武职身份者计五十人，占全数百分之十二。其余出身湘军、霆军、豫军、团勇、工、商、无赖合计有一百二十余人，均应为平民身份。发捻降将计十九人，除吴秉权为监生外，其余亦均为平民。合计平民应占全数三分之一。当知乡土农工分子实在淮军领袖中占重大分量，而绅士则为少数。 淮系核心分子的社会成分淮军诸将虽同为提镇大员，而其地位的轻重，则相差悬殊，必须进而讨论其核心人物的社会成分，即淮军中大支军旅之统将，亦即其各集团领袖的出身背景。淮军主要军旅有十一大支，计为武毅军、铭军、开军、奇军、鼎军、盛军、树军、庆军、松军、勋军、仁军。诸军统领： 武毅军李昭庆为捐职，李长乐为行伍，聂士成为武科。铭军刘铭传、刘盛休、唐殿魁、唐定奎俱为乡民，刘盛藻为生员。开军程学启为降将，王永胜为防军。奇军刘士奇为防军。鼎军潘鼎新为举人。盛军周盛波、周盛传、卫汝贵俱为乡民。树军张树声为廪生，张树珊、张树屏俱为乡民。庆军刘秉璋为进士，吴长庆为世职，叶志超为乡民，曹德庆为武科。松军郭松林为平民。勋军杨鼎勋为防军。仁军唐仁廉为降将。加上最高统帅李鸿章为进士。合而观之，二十六人中有科名者五人，捐职一人。平民、行伍、防军、世职、武科与降将共有二十人。所谓缙绅阶级共只六人。在淮军核心人物中仍未占到最高成分。单就此点与湘军比较，则有显著的不同，因为湘军重要领袖多数均有科名，而淮军反是。湘军重要领袖为进士出身者有曾国藩、胡林翼。举人出身者有江忠源、邹汉勋、左宗棠、李元度、唐训方、刘于浔。五贡出身者有刘长佑、曾国荃、陈士杰、刘蓉、刘典、刘坤一、杨昌。诸生出身者有邹寿璋、罗泽南、王鑫、彭玉麟、刘岳昭、席宝田、曾贞幹、江忠义、江忠淑、萧启江、曾国华、李续宜、蒋凝学、刘锦棠、魏光焘。此处提出，并非要证明淮军中的阶级成分，而是要根据其领袖们的原始素质，以了解其团体所形成的特色。 出身背景在淮系中的意义李鸿章统驭淮军，很善待部属，并不过分重视他们的出身背景。这与他不重视营伍来源是一致的。李鸿章最重视诸将所表现的才能，如能统军作战，具有韬略，或有一技之长，鸿章均用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如其所派疏长庚在皖北募勇，深为彭玉麟所诟病。若疏长庚之为桐城匪类，早为人熟知，曾国藩亦登录日记，而鸿章仍予任用，曾向曾国藩申说道理，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63年1月2日）致函国藩称：内有疏长庚者，程学启因其熟谙桐庐旧时敢战之勇，又其才便捷，可出入滁、全、六合榛棘之地。因请檄令往募，该营到沪，再派帮带开字副营之都司何安泰管带，庶训练有方。如久留上游，断难依任。《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４１。于此足以显示鸿章用人的基本观念。以疏长庚已为著名痞棍，有一长足录，尚且用之。其余所以能网罗弛之士，以及游弁降卒，自更不待言。反过来说，若贪惰无能，即使科甲正途出身，亦不为其所喜。如随同鸿章援沪的黄瑞兰，本为合肥世族，举人出身，应为淮军中可造之材，但因太仓招降偾事，继又在津防表现庸劣，遂予撤差，并不再加录用。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８4年11月13日），鸿章于奏陈中说明经过：查看隶试用道黄瑞兰，与臣同乡，同治元年调充上海前敌文案。因招降太仓州逆匪偾事，被贼囚禁，旋经官军克复该城救出。嗣于光绪五年，由工部主事指捐道员到省，叠经委办营务处及旅顺口工程，并未专办水师营务。于兵船规制用法懵无所知，该员貌似质直，而举动任性，办事糊涂，文武将吏皆不愿与之共事。迹其语言狂妄，似有心疾者。臣不敢任徇庇同乡之咎，是以撤去差使。该员赋闲两年，时怀怨望，复自行赴京，钻营保荐，在言者或受其欺蒙，而其人实不堪任用，虽无实在劣迹可指，若令会同统带水师赴闽，断不可靠，自应作为罢论。《李文忠公奏稿》，卷五一，页５４。比较湘军分子之不同就组成分子以论湘淮军，其根本差别，在于两军所生成的环境不同。而后日的发展，又随各将领之不同身份背景、不同习性而有别。湘军编练的宗旨，在矫正绿营的积习。其经始极为慎重，最重要的原则，如曾国荃所谓：“用诸生讨训山农。”《湘军记》，曾国荃叙。王运亦言：“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王运： 《湘军志》，卷一五，页１。是以罢防军，用儒生领农民，才是湘军分子组合的基本观念，亦即湘军领袖们所常抱持的基本原则。而在淮军分子中，以团勇、太平军降众及防军的成分为最大，其分子多半久经战阵，与湘军之纯由山农募练成军者不同。两集团的成分既然不同，其所能产生的后果，可以推断而知者，一在于接受训练的能力，一在于形成的风气与精神，一在于其集团之固结状况。均将于后论述。
《淮军志》试读：淮军的训练
淮军的训练，最初均取湘军成法，尤以在安庆成立之十三营为然。加之李鸿章随曾国藩历练有年，亦深悉湘军体制。成军之初，更别无他法可以依据。十三营中的督标亲兵二营与开字二营，原已久经战阵，自不待此时训练，并且用为开淮军风气之榜样。熊字、垣字两营，系鸿章赴沪后，由曾国藩一手练成。春字营则亦久经大敌，亦不须训练。是以鸿章所亲自训练之军，只有林字两营，与铭、鼎、树、庆各一营，合计仅为六营。 训练成法湘军的编练，第一步在于择将募勇，成营之后，则由统将自练其军，为湘军一系严守之心法。《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１７０，复杨彜珍函：“咸丰二年，国藩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所办者非官勇非团丁也，其大要： 以择将为主，将领而下，营哨百什，递相钤制，带勇之多寡，必因其人之材力为等差，凡勇夫皆有册结，训练皆有定法，此岂寻常民团所能。” 又： 《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页６１—６２，曾国藩致薛书常函：“兵非自练，终不可用。马非自练，断不合群，未可惮劳惜费也。”李鸿章之成立淮军，初亦自行督练，毫无苟免。《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７，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致吴煦函：“添募淮勇数营，灯节后，陆续来皖，亲督训练。”至于训练期限，湘军所定，大致为一个多月，自咸丰初年，以迄末年，均无大改。《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１１，咸丰三年致王錱函：“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今年六月援江之师，即前车之鉴矣。足下或在大吏前言明此层，至少亦须训练一个月，以即日带来衡城，大练同训为要。即十分紧急，不能来衡，亦宜在本邑训练。纵使湖北有失守之信，亦不可以不练之卒，仓皇出而应敌也。练至一月以后，即举旗长征矣。” 又： 《左文襄公书牍》，卷五，页４５，咸丰十年致曾国藩函：“一月余成军，一月余训练，断不可少。”而淮军自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1862年2月22日）招募成营，起始训练，以迄其三月七日（4月5日）附轮赴沪，其训练时间亦只月余，正合于湘军向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６，同治元年三月致李鸿章函：“马（先槐，垣字营）陈（飞熊，熊字营）到时，如老勇较多，队伍颇整，则迅速发去，否则须在此间训练一月，再令赴沪。”至于训练的内容，湘军则有一定规程，逐步实施，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制定。其法为： 一、 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二、 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三、 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四、 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氏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五、 练马枪抬枪，必须打靶较准。同上书，卷三，页４３。 又： 曾国藩练兵，仿行明戚继光鸳鸯、三才阵法。读者什九必为此阵式迷惑。国人久受说部影响，不知所谓阵者有若何神秘。设明其布式，不但觉其毫无神奇，而且也可能视为简陋。戚继光述鸳鸯阵谓：“二牌（即盾牌）平列，狼筅（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丫杈。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利刃在顶长一尺）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钢杈）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余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其挨牌手低头执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疑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仗牌力遮抵，于后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无不胜矣。”（《纪效新书》，卷二，页５。）兹列其布式于后：是以淮军所承袭湘军训练之法，当不出此。 由此拟图观之，所谓鸳鸯阵不过是一个小队的二路纵队。至于三才阵则不过是一个小队的横队形。（《纪效新书》，卷二，页７。）兹列其布式：墙子之法除平时训练之外，淮军更沿承了湘军一项用于战阵的特长，即所谓站墙子之法。湘军与诸军并峙，其作战的法术，最成功最优于别军的一点，就是站墙子。往时之言湘军者，只注意到湘军束伍的组织，以及沿用鸳鸯、三才的阵法，及其齐一的心志与勇迈的气魄。以为其所能致胜之资，却忽略了站墙子这一项特长。湘军之能于作战持久，先立于不败之地，站墙子是其最重要的条件。曾国藩定站墙子之法，列为湘军日夜常课。计早晚二次。一、 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二、 镫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至于夜间则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３。由此规定，可知湘军每日均在作备战行动，夜间亦有十分之一的人员担任守望。当时其他各军，均有夜间巡更之法，却并无站墙守望之制。曾国藩用兵，最主持重，首以先立地步为准，故能经久不败，胜过诸军。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徒恃奋勇胜敌，实不及湘军之有定法。及追随曾国藩作战，首先领悟到站墙子的重要，嗣即用以教练淮军。是曾氏之善创，李氏之善因，其成功皆非偶然，而淮军之沿承湘军特长，亦可谓得其神髓，宜其鸿章之自居曾氏传人，实非空言标榜者可比。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２３：“当文忠（李鸿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国荃谥号）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 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至于所谓站墙子，本是极笨拙的临阵备战之法。湘军定制，每营筑一垒，亦即所谓壁，或土城。湘淮军则称为墙子。站墙子者，兵勇持械立于子墙，以备来敌也。如此以为常课，时加警戒，敌自无法用其奇袭，则其军常可自立，而居于主动地位，曾国藩于战法之创制，此点实不可磨灭。墙子即营垒，其制已述于第二章。 又：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页４９—５０，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函：“各营先分筑垒树桩，月墙长沟，皆可咄嗟立成。先图限贼大队骡马，然后再加细工，长墙日夜兼营。又虑五更以后露凉睡熟，贼乘隙来偷，如王心安戴庙故事，不可不防。仍须用湘营五更站墙旧法，以期严谨。”可见出淮军沿承营垒与站墙子之制。 站墙子之外，曾国藩并制定开仗之法五条，守夜之法三条，淮军当已一一学习，但未见诸淮军方面的记载。《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１载有开仗之法五条：“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望，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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