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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作者: 彭劲秀  
  
   陈独秀生于晚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章士钊长两岁。1902年,章士钊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与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颜交往甚深。陈独秀于这年3月到南京访友,通过汪希颜的介绍结识了章士钊,开始了他们40年的交往。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和章士钊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激烈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个性鲜明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交往既有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也曾产生过误会和芥蒂,甚至一度“绝交”过,但是彼此的友谊并没有断绝,特别是到晚年,章士钊摒弃前嫌,对流落到江津鹤山坪小山村,年老多病、生活窘迫的陈独秀特别关心,多次慷慨解囊,给予资助,使陈独秀非常感动。两人还写诗唱和,其情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陈独秀在安庆的演讲被上海《苏报》全文刊载
  
   1902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演讲。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向公众揭露沙俄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抢掠奸淫的暴虐行径,他说:“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公毙。俄官试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并公开披露了沙俄对中国提出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七项无理要求。陈独秀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此麻木心理,他感到痛心至极,大声疾呼青年学子应从蒙昧中惊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陈独秀的演讲大义凛然,听众都感到非常震撼。会后,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清廷对陈独秀演讲宣传深感震惊,立即发出通缉令,陈独秀只得悄然离开安庆。
  
   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的慷慨演讲迅速传播,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非常高兴,当即将陈独秀的演讲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全文刊载,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由于《苏报》宣传反清革命,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案成为当时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
  
同心协力创办《国民日日报》
  
   陈独秀为躲避清王朝的通缉,来到上海。当时公开鼓吹革命的《苏报》已被封闭。章士钊不屈不挠,又积极筹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担任主编的章士钊对陈独秀的到来非常欢迎,感到自己办报有了得力的助手。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旗帜鲜明地直斥封建统治者“三千年来,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的罪行,指出中国的“种种罪恶,惟君所造……”。这张报纸刚刚问世便表达了对封建统治严厉批判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反动当局势不两立的斗争锋芒。此时,辅佐章士钊办报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陈独秀。章、陈负责全部的稿件编辑和文字校对事务,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后来,章士钊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记述了当年与陈独秀基于革命大义办报时那种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和笔下响风雷、“字字挟严霜”的豪迈情怀。
  
   章士钊与陈独秀编辑的《国民日日报》宣传反清革命,揭露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深受人民欢迎,风行一时,有“《苏报》第二”之称。反动势力又恨又怕,严令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局代寄。不久,《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只得与老友话别,秘密返回安庆。
  
章士钊、陈独秀积极策划暗杀活动
  
   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民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暗杀朝廷大臣和地方大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等。据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披露,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这在全国朝野引起很大震动,慈禧太后等王公大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904年初,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一切都已就绪,可是却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为此事而苦苦犯愁。这时,陈独秀想起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便立即给章士钊写信求援,章士钊很快回信表示支持。
  
   于是,《安徽俗话报》自创刊起,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往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
  
   恰逢此时,章士钊与杨笃生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爱国协会主要进行反清革命,并策划暗杀活动。8月,章士钊等又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以暗中配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组织起义。这年秋,章士钊致函在安徽活动的陈独秀,邀他到上海一起搞革命。陈独秀随即到了上海,参加爱国协会,与章士钊等天天在一起试制炸药,研究暗杀方案。不久即发生了章士钊等策划的万福华暗杀王之春案,结果失败,章士钊等被捕。陈独秀在此案发生前就到安徽活动,逃过一劫。
  
   1905年9月24日上午,慈禧太后钦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带着大量的仆从与侍卫从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包厢出洋考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写过《暗杀时代》的安徽同乡吴樾潜入列车引爆炸弹,壮烈牺牲。
  
   陈独秀闻讯大惊,随即以隐语致书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张啸岑即给陈独秀寄来吴樾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和烈士赴难前留下的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满腔悲愤的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盛赞吴樾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并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安徽俗话报》上,使吴樾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数月后,陈独秀又写了《存殁六绝句》诗云:“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其中一首绝句就写到了当时还远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诗中说:“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诗中的“何郎”指1903年与他们一起在上海搞革命的何靡施(即何梅士),“章子”即章士钊。1912年3月,陈独秀到上海,见到了从英国归来的章士钊,随即将此诗录给了他。
  
   当时,一系列的暗杀活动都与以杨笃生、章士钊、陈独秀为骨干的爱国协会有关,谋杀五大臣的吴樾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谈及此事时指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和当时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似吴樾个人暗杀行动,实际是有计划有组织目标的革命行动。”间接直接参与策划的有陈独秀、杨笃生和赵声等革命党人。
  
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1914年5月,章士钊从日本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说他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接到老友的来信,陈独秀立即给章士钊复信,他在信中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患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在信中毫不隐瞒自己所面临的生活窘况,“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章士钊接信后便将它在《甲寅》上发表,并附上按语说:“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一再邀请老友速来日本,以共同协办《甲寅》杂志。
  
   陈独秀很快由上海来到东京。在上海时,章士钊曾将署名烂柯山人的《双枰记》交苏曼殊带给陈独秀,请其为之作《叙》。陈独秀到日本后才完成这篇《叙》。他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
  
   后来,陈独秀言犹未尽,又写了《爱国心和自觉心》一文,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枰记·叙》同时发表。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一反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提出崭新的国家观念。他写道: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批评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建设国家者”,即使“圣君贤相”,也不过“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他还在文章中抨击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章士钊诘问叱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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