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作者: 彭劲秀  
  
   陈独秀生于晚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章士钊长两岁。1902年,章士钊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与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颜交往甚深。陈独秀于这年3月到南京访友,通过汪希颜的介绍结识了章士钊,开始了他们40年的交往。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和章士钊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激烈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个性鲜明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交往既有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也曾产生过误会和芥蒂,甚至一度“绝交”过,但是彼此的友谊并没有断绝,特别是到晚年,章士钊摒弃前嫌,对流落到江津鹤山坪小山村,年老多病、生活窘迫的陈独秀特别关心,多次慷慨解囊,给予资助,使陈独秀非常感动。两人还写诗唱和,其情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陈独秀在安庆的演讲被上海《苏报》全文刊载
  
   1902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演讲。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向公众揭露沙俄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抢掠奸淫的暴虐行径,他说:“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公毙。俄官试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并公开披露了沙俄对中国提出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七项无理要求。陈独秀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此麻木心理,他感到痛心至极,大声疾呼青年学子应从蒙昧中惊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陈独秀的演讲大义凛然,听众都感到非常震撼。会后,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清廷对陈独秀演讲宣传深感震惊,立即发出通缉令,陈独秀只得悄然离开安庆。
  
   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的慷慨演讲迅速传播,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非常高兴,当即将陈独秀的演讲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全文刊载,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由于《苏报》宣传反清革命,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案成为当时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
  
同心协力创办《国民日日报》
  
   陈独秀为躲避清王朝的通缉,来到上海。当时公开鼓吹革命的《苏报》已被封闭。章士钊不屈不挠,又积极筹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担任主编的章士钊对陈独秀的到来非常欢迎,感到自己办报有了得力的助手。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旗帜鲜明地直斥封建统治者“三千年来,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的罪行,指出中国的“种种罪恶,惟君所造……”。这张报纸刚刚问世便表达了对封建统治严厉批判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反动当局势不两立的斗争锋芒。此时,辅佐章士钊办报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陈独秀。章、陈负责全部的稿件编辑和文字校对事务,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后来,章士钊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记述了当年与陈独秀基于革命大义办报时那种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和笔下响风雷、“字字挟严霜”的豪迈情怀。
  
   章士钊与陈独秀编辑的《国民日日报》宣传反清革命,揭露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深受人民欢迎,风行一时,有“《苏报》第二”之称。反动势力又恨又怕,严令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局代寄。不久,《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只得与老友话别,秘密返回安庆。
  
章士钊、陈独秀积极策划暗杀活动
  
   清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民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暗杀朝廷大臣和地方大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等。据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披露,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这在全国朝野引起很大震动,慈禧太后等王公大臣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904年初,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一切都已就绪,可是却找不到可靠的地方印刷,同仁都为此事而苦苦犯愁。这时,陈独秀想起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便立即给章士钊写信求援,章士钊很快回信表示支持。
  
   于是,《安徽俗话报》自创刊起,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往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
  
   恰逢此时,章士钊与杨笃生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爱国协会主要进行反清革命,并策划暗杀活动。8月,章士钊等又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以暗中配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组织起义。这年秋,章士钊致函在安徽活动的陈独秀,邀他到上海一起搞革命。陈独秀随即到了上海,参加爱国协会,与章士钊等天天在一起试制炸药,研究暗杀方案。不久即发生了章士钊等策划的万福华暗杀王之春案,结果失败,章士钊等被捕。陈独秀在此案发生前就到安徽活动,逃过一劫。
  
   1905年9月24日上午,慈禧太后钦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带着大量的仆从与侍卫从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包厢出洋考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写过《暗杀时代》的安徽同乡吴樾潜入列车引爆炸弹,壮烈牺牲。
  
   陈独秀闻讯大惊,随即以隐语致书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张啸岑即给陈独秀寄来吴樾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和烈士赴难前留下的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满腔悲愤的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盛赞吴樾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并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安徽俗话报》上,使吴樾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数月后,陈独秀又写了《存殁六绝句》诗云:“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其中一首绝句就写到了当时还远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诗中说:“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诗中的“何郎”指1903年与他们一起在上海搞革命的何靡施(即何梅士),“章子”即章士钊。1912年3月,陈独秀到上海,见到了从英国归来的章士钊,随即将此诗录给了他。
  
   当时,一系列的暗杀活动都与以杨笃生、章士钊、陈独秀为骨干的爱国协会有关,谋杀五大臣的吴樾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谈及此事时指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和当时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似吴樾个人暗杀行动,实际是有计划有组织目标的革命行动。”间接直接参与策划的有陈独秀、杨笃生和赵声等革命党人。
  
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1914年5月,章士钊从日本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说他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接到老友的来信,陈独秀立即给章士钊复信,他在信中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患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在信中毫不隐瞒自己所面临的生活窘况,“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章士钊接信后便将它在《甲寅》上发表,并附上按语说:“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一再邀请老友速来日本,以共同协办《甲寅》杂志。
  
   陈独秀很快由上海来到东京。在上海时,章士钊曾将署名烂柯山人的《双枰记》交苏曼殊带给陈独秀,请其为之作《叙》。陈独秀到日本后才完成这篇《叙》。他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
  
   后来,陈独秀言犹未尽,又写了《爱国心和自觉心》一文,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枰记·叙》同时发表。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一反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提出崭新的国家观念。他写道: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批评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建设国家者”,即使“圣君贤相”,也不过“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他还在文章中抨击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得出结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章士钊诘问叱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5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3:33 作者:  马勇  ( 进入专栏 )      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一个不曾发生近代转型的中国,面对一个完成了近代转型的日本,因而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力不如人,不是经济不如人,主要的就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转型,将一个“前近代”王朝转变为现代国家。    十年一梦       没有实现近代转型的国家责权利混沌不分,帝国最高领导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恭亲王,他们无不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各位大臣如翁同龢、李鸿章,也无不竭尽全力,避免失误,力争胜利。但是假如我们对照中日双方最高决策当局、执行层面的差异,就很容易理解“夙夜在公”并不是事必躬亲的理由,事必躬亲更不是胜利的必然前提。没有好的体制,君臣都累,且不易成功;一个好的体制,各司其职,治大国若烹小鲜。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后,改革、维新、强军、富国、新民,需要变革的事情多如牛毛,但其牛鼻子,无疑属于怎样重建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架构,合理配置权力,让先前无所不在的皇权有个大致边界,而不是继续让皇上表演独角戏。    在战后第一轮改革思潮中,康有为发现中国的症结在于体制封闭,上下隔阻,上有德音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天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得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怎样才能消解这个难题?康有为建议,仿举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分班轮值,上驳诏书,下达民间,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议院体制。    “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四书》),显然不是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那样简单,而是一项综合改革,是体制大调整,既是对皇权的补充,也是对皇权边际的限制。至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功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 广西南宁武鸣县,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

陆荣廷 编辑 讨论4 上传视频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壮族,原名亚宋,字干卿,小名阿发, [2] 广西南宁武鸣县宁武镇雄孟村人,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年(1894年)受清朝招抚,编为健字前营。因镇压会党卖力,历任管带、督带、分统、统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称驱逐革命军,克复镇南关(今友谊关),升左江镇总兵。宣统三年(1911年)授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被授予宁武将军、耀武上将军衔。护国战争前,因同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密谋讨袁。参加组织两广护国军务院,任抚军。旋任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桂系势力扩张到广东。护法运动开始,欢迎孙中山南下广州,陆任广州军政府粤湘桂联军元帅,并出兵攻占湖南抗击北军南侵。民国九年(1920年)驻闽粤军和广东民军将桂系驱逐出粤境。翌年孙中山命粤、滇、赣各军入桂讨陆,陆嫡系谭浩明部退往桂西继续抵抗。 民国十二年(1923年)乘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粤军撤退,卷土重回广西。后逃离广西下野,寓居上海,后移居苏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0岁。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柩运回广西,葬于武鸣区城西的狮子山。 中文名陆荣廷别 名陆亚宋、陆特宋、陆干卿、陆武鸣、陆宁武国 籍中国民 族壮族出生日期1859年8月13日逝世日期1928年11月6日职 业广西都督、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主要成就统治广西,成为旧桂系军阀首领 参与护国讨袁战争 就任粤湘桂联军元帅(旧桂系集团首领)出生地南宁武鸣县逝世地上海葬 地武鸣区城西狮子山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艰辛 ▪ 龙州立足 ▪ 抗法清匪 ▪ 桂省军职 ▪ 都督广西 ▪ 反袁讨逆 ▪ 护法混战 ▪ 下野去世 2 为政举措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3 人物评价 4 轶事典故 ▪ 荣廷睇相 ▪ 武鸣县名 ▪ 百姓印象 ▪ 无有遗产 5 人物荣誉 6 亲属成员 7 后世纪念 ▪ 墓地 ▪ 故居 8 生年争议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艰辛 清咸丰九年(1859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13日), [1] 陆荣廷生于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今南宁市武鸣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