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谷兴云:鲁迅与“活着”的丁玲

————一则被忽略的谈话资料

更新时间:2020-01-05 12:23:39
作者: 谷兴云  
  
   在“鲁迅与丁玲”研究中,对鲁迅如何看待“活着”的丁玲(即,鲁迅在1934年5月至9月间,得知丁玲仍“活着”①,此后一段时间里,对丁玲的看法),观点一直存在分歧。本文根据一则久被忽略,从未被引用的资料,贡献一点看法,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 “信任”说不可信
  
   陈明先生在整理并发表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时,附录了唐弢的《感谢你,丁玲同志!》(摘录)。其《前记》说:“有人在鲁迅《悼丁君》的绝句上做文章,曲解了先生的原意,说什么先生‘痛斥丁玲的变节’云云。这次我特地把1986年3月16日唐弢同志的《感谢你,丁玲同志!》一文(摘录)……附在这里,这不是为了丁玲,而是为了维护鲁迅,先生的本意是不应该被歪曲的。”②
   显然,陈明先生是要借助唐弢文章,来澄清丁玲“变节”说。问题在于,唐文内容是否可靠,能否起到澄清作用;在得知丁玲“活着”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的本意”,究竟如何。
   《感谢你,丁玲同志!》,是唐弢在丁玲逝世的当天下午,撰写的纪念文章。在文中,唐弢提出鲁迅对被捕丁玲的“信任”说。文称,“鲁迅先生那时(按,指1933年9月30日)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没有遇害”,为了平息谣言,“毅然将3个月前写的旧诗加题曰《悼丁君》,交给《涛声》周刊发表,以示自己对丁玲同志的信任。”又举鲁迅在一次宴席上的谈话,作为例证:“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他说,按照她的性格,绝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有出奔的意思了吧,我不清楚。”③
   此说不可信,主要理由如下:
   1、说1933年9月30日,鲁迅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这与事实不符。1934年5月1日,鲁迅尚且说“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④(《致娄如瑛》),怎么可能在7个月前,“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
   2、鲁迅既然“已经知道丁玲没有遇害”,又怎么可能,“毅然将3个月前写的旧诗加题曰《悼丁君》,交给《涛声》周刊发表”?发表哀悼诗,以纪念“活着”的丁玲,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3、所谓鲁迅的谈话,“按照她的性格,绝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云云,仅是唐弢个人“记得”,无法验证。
   4、“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有出奔的意思了吧,我不清楚。”试问:在上海的鲁迅,怎么“已经知道”,幽居南京的丁玲“意思”?以“也许”、“我不清楚”立论,不合论证逻辑。
   要之,唐文题旨是表达对丁玲的感谢,却拿鲁迅说事,提出鲁迅“信任”说,为丁玲“站岗助威”。但其记述,其例证,缺乏可信性。
  
二、一则相反资料
  
   与“信任”说相反的,是“生气”说。具体一点,是:鲁迅得知丁玲“活着”时,“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此说出自与鲁迅的一次谈话,见于孔另境的《我的回忆》。此文系鲁迅逝世后,孔氏写的纪念文章。文中所忆,有:他陪李霁野,在1936年6月,一同看望患病的鲁迅。其间,谈了一些话,相关的一段是:
   “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于现下的某种变节分子,一点也不饶恕,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定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只有至死不屈的人他佩服,他欢喜,最近他费着很多的力气编校《海上述林》就是一个例子。”⑤
   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
   孔另境的回忆,没有明说“某个文学者”的姓名,但熟悉这段历史者,读了这段话,会立即想到,此人就是丁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鲁迅参与营救的文学家,其人后来却“平安无事”的,没有第二人。)因为,与“活着”的丁玲,情况相符:
   孔、李二人,确曾同去看望过病中的鲁迅。这可从《鲁迅日记》(1936年4月24日)查到:“晚孔若君、李霁野同来。⑥(按,孔若君即孔另境)”只是时间早了两个月,可能孔另境记忆有误。李霁野常年在北方任教,据其回忆文章,这次是他最后一次赴沪,看望与访问鲁迅。但据鲁迅日记,时间不是6月。
   情节相符。丁玲被捕后,鲁迅积极营救,并在书信、文章中一再表示关切,认为已经遇害,发表哀悼诗,等等,而后来,丁玲实则“平安无事”。
   与鲁迅态度相符,“不愿意再提起一个字”。夏衍、张天翼的回忆,有类似说法,可为旁证。夏衍的回忆:“我去看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那天很健谈,谈了许多话之后,提到了丁玲,他沉痛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不讲了,我体会到,写过《悼丁君》那首诗的鲁迅,听到丁玲叛变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苦痛是难以形容的。”⑦有关张天翼的回忆:“张天翼对鲁迅详细谈了所曾见到的丁玲的情形,当时鲁迅很注意地关心地听,听完了,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提到别的题目去了。”⑧夏说“沉痛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不讲了”,张回忆“听完了,沉默了好一会,接着提到别的题目去了。”与孔文的“不愿意再提起一个字,很是契合。再如,据《鲁迅日记》记载,7月18日,收到丁玲来信,而鲁迅没回复,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孔文说到,“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定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以及“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等等,可以印证冯雪峰的做法。丁玲从南京逃到上海后,曾两次要求看望鲁迅,均被冯雪峰阻止,理由是,“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先生病情仍不好,医生不准会客”⑨。冯雪峰之所以阻止,可能与鲁迅“决不原谅”有关,“身体很不好”之类,只是推脱之词。因为,鲁迅对丁玲“平安无事”的态度,他比孔另境更清楚。而据《鲁迅全集》日记卷,在1936年6月7月里,即鲁迅“病情仍不好”期间,“河清来”、“烈文来”、“费慎祥来”之类的记载,不时出现。
   《我的回忆》,初刊于《光明》半月刊第1卷11期(1936年11月10日)。可能由于未标明是纪念鲁迅的文章,又被编者置于该期“报告文学”栏,易被忽略,因而萧军、黄源等所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漏收。《鲁迅研究资料索引》(北京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版)亦未著录。后被相关资料汇编收入,所据是孔另境1937年6月编集、出版的《秋窗集》。研究丁玲的学者,也许因为文中没有点出丁玲之名,也忽略了它,从未引用过。
   孔另境写作、发表《我的回忆》,无涉几十年后,围绕丁玲“变节”的种种纠葛。(他与丁玲,没有什么交集,更不存在恩怨。)文章内容是真实、客观、可信的。研究鲁迅与“活着”的丁玲,此篇当为重要参考资料。
  
三、对鲁迅相关文字的理解
  
   探究鲁迅如何看待“活着”的丁玲,最重要的,是依据鲁迅本人的相关文字。具体说,是摘自书信的下面三段话(以下称“第一段话”、“第二段话”……):
   第一段话:“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⑩(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
   这段话的前两句,上文已引用过,属事实判断,说当时情况;后几句,是对丁玲被捕结局的看法,属价值判断。鲁迅预估,被捕的丁玲有两种可能,或者说,他认为丁玲对待生死,应持两种态度:第一,如被处死,应从容就义(“牺牲生命”);第二,如果“幸存”,为了避免产生“恶影响”,应该“宁愿弃其生命”,没有“第三”。这里,鲁迅关于“万一幸存”的观点,可视为对丁玲“活着”的实际评价及看法。后来丁玲“活着”,而且“平安无事”,这超出了鲁迅预估的两种可能,不符合鲁迅认为应持的两种态度,也使他的积极营救,以及为丁玲所做的一切,全部落空。这就是,一听说丁玲“活着”,“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的原因。
   第二段话:“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⑪(1934年9月4日《致王志之》)
   这段说的“确健在”,是对王志之从北京来信,所提问题的肯定回答,这说明,北京也在传说丁玲“健在”。(北京传说丁玲“健在”,虽非其“幸存”已经产生“恶影响”,却是不良议论。)“健在”,是健康地活着,也就是活得好好的。革命作家做了阶下囚,而能“健在”,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停笔,至少不再写革命文章。作家停笔不写,好比战士放下枪,不再战斗,作家已不再是作家;革命作家不再写革命文章,就不成其为革命作家,形同失职。以“未必再有文章……”交换“健在”,这不是是革命者,或者进步作家,应有的正确态度与革命立场。鲁迅这段话的含义,不难体会;“健在的代价”,实际是对“健在”的否定。
   第三段话:“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⑫(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
  
   1934年11月初,萧军、萧红刚到上海,在写给鲁迅的信中,问及被捕的姚蓬子、丁玲,有什么消息。鲁迅回信说了两人情况:姚蓬子变节了(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与姚不同,“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鲁迅先说“还活着”,这是告诉二萧,丁玲并非如一年多以来(即被绑架以来),舆论界传说的,或者大家(包括鲁迅)猜测的,“遭了暗算”、“已经遇害”(均鲁迅语),她没有牺牲。所谓“活着”,有不同活法,受酷刑后奄奄一息,也是“活着”。丁玲是什么情况?鲁迅立即补充:“政府在养她”。她不是奄奄一息,也没有遭罪(如当年柔石、冯铿被捕后那样),或被关在监狱里,而是被“政府”养起来了。“养她”就是养活她,无须写作,“政府”供养衣食起居,生活所需。“政府”,本是革命对象,革命者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要千方百计粉碎的反动统治机器,而被捕后的革命作家,却由“政府”养起来,这不正常,不可理解。鲁迅的回答,实为负面评价。
   上面三段话,前一段,写于鲁迅得知丁玲“活着”之前,是对结局的预估。后两段话,写于得知丁玲“活着”之后,在简短答问和叙事中,含有感情倾向。鲁迅对“活着”丁玲的看法与态度,可由这三段话认识。一是对现实,丁玲被捕后,鲁迅根据多年斗争经验,认为当下发生的丁、潘(梓年)事件,是几年前“左联”五成员(柔石、冯铿等)被害案的重演;丁玲与柔石一样,必遭毒手,丁玲英勇赴难。因此鲁迅并提二人,说:“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⑬。后来得知丁玲“活着”,且“平安无事”。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感到意外,失望,乃至“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二是对事业,他为失去一位优秀作家,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十分惋惜。三是对丁玲,丁玲虽没有变节,但接受敌人养活,他不认同,感到揪心,非常痛苦。
鲁迅如此看待“活着”的丁玲,是自然而合理的。张天翼的例子,可为参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7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宗方1899年介绍刘学询与孙密谈。

  刘学询 书籍: 孙中山辞典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孙中山辞典》第308页(491字) 【生卒】:1860-1936 【介绍】: 字问刍,号耦耕,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早年中 进士 ,后回居广州,包办“闱姓” 赌博 多年,广积财富,交结权要,成为势倾一时的广州大绅。1893年与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结识。1895年为农学会发起人之一。 但夙具帝王思想,与孙政治信仰歧异。1899年7月以二品衔道员赴日本考察时,通过日人宗方小太郎在东京秘密会见孙,后奉李鸿章命与孙联络,希图利用孙诱捕康有为,未遂。1900年春邀孙赴粤。 6月16日孙抵香港后即以军舰接孙的代表宫崎寅藏等至广州秘密商谈,应允由李奏请“赦免”孙,并送给孙经费3万元。极力促使李、孙在香港总督支持下实行“两广独立”的活动,未果。 8月31日与秘密来沪的孙会见,继续商谈在广东合作计划。10月惠州起义爆发后,孙派平山周持函赴沪请刘代筹军费,表示事成后可奉刘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主政”。但该函并未送达。与孙这段交往,双方均为策略的运用,有关的记载颇多模糊、歧异之处。 1912年初表示协助南京临时政府向外国借款,在孙出面下收回在杭州被没收的产业。晚年居杭州,1936年病故。
話說西關---陳塘風月(中) 南極仙翁   廣州記   2016-12-24 八十年代的永春園,因為筆者梁同學居住三樓,經常走動。那時門口還挺開闊的,綠白相間的水磨石米地面上有弧形鐵軌,窗戶上的拱門,歐式的飾面十分有特色,通過窄窄的門房走道盡頭就是水磨石環形的樓梯,高大的水磨石米羅馬柱有三層樓高,非常開闊氣派。 各層的大廳都變作各家各戶的公共廚房所在,除了間或透過煙熏可見的邊角雕花還依稀一斑當年的精巧,長長的走廊的兩邊是整列的房間,滿洲窗和紅藍綠玻璃窗花在胡亂搭建的木板間隔中非常顯眼。樓頂是一個兩百多平米的平臺,那曾經是玩伴踢球玩耍的地方。 宴春台八十年代還在,那裡有一間非常有名的藍鳥冰室,就在沙面西橋對面,樓高三層,騎樓格局,鋪面不是很寬,但很深,足有十多二十米,樓頂的平臺有一間小屋樓梯上落。 風月行話 “開廳踏艇”、“捐(竄)燈籠底”,即指尋花問柳; 所謂“煙花”,即言娼妓,亦有雅稱:校書; 妓館在陸上稱為花林,在水上稱為花船,用木架做成棚屋的稱做寮,磚木結構的房屋稱做寨; 花船分大小,小的稱做紫洞艇(今南海仍有紫洞地名),大的稱做橫樓; 遊河觀妓名為打水圍; 娼妓廣州俗稱“老舉”,如圖,以其形象故稱; 其未經接客度宿而只應客之召侑酒歌曲者,謂之“琵琶仔”; 埋街食井水是青樓諺語,意謂從良。 尊重原創。歡迎阁下提供口述史及一手圖文資料。

趙理君(?-1942年),四川省蒲江縣人,廣州起義 軍統局主要將領 楊杏佛唐紹儀。

趙理君(?-1942年),四川省蒲江縣人,軍統局主要將領,因放出對蔣中正不利的流言被蔣中正通知戴笠下令將他槍斃。 趙為戴笠的手下大將,與陳恭澍、沈醉和王天木被稱為軍統局「四大金剛」。 生平 趙理君早年曾為共產黨員,是早期投身武裝鬥爭的一員。1924年,趙理君中學畢業,在家鄉當了一個小學教師。1927年,趙理君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便回家鄉,繼續教書。1928年任縣民團局教練,兼任大足中學軍事教練。同年,張希銘也到足中住教,創建中共大足地方組織,乃大足縣第一個黨支部,趙理君與他取得組織聯繫,介紹鄭凌燦等人入黨。在此期間趙理君入黨。1930年10月,趙理君參加了銅梁地區的土橋暴動,失敗後潛赴成都。1931年叛離共產黨,後奔走南京投靠軍統。1933年6月暗殺了楊杏佛。 在抗日戰爭初期,時任軍統上海站行動總隊長的趙理君,奉戴笠之命,刺殺了被認為向日軍變節的唐紹儀。 外部連結 看潛伏話「軍統」(19)韋孝儒案 趙理君被槍決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小作品圖示 這是一篇與中國人物相關的小作品。你可以透過編輯或修訂擴充其內容。 分類:生年不詳1942年逝世趙姓蒲江人軍統局人物中華民國中將被處決的民國人物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8年入黨)前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刺客 導覽選單 沒有登入 討論 貢獻 建立帳號 登入 條目討論臺灣正體 閱讀編輯檢視歷史搜尋 搜尋維基百科 首頁 分類索引 特色內容 新聞動態 近期變更 隨機條目 資助維基百科 說明 說明 維基社群 方針與指引 互助客棧 知識問答 字詞轉換 IRC即時聊天 聯絡我們 關於維基百科 工具 連結至此的頁面 相關變更 上傳檔案 特殊頁面 固定連結 頁面資訊 引用此頁面 維基數據項目 左側跳頂連結 短網址 列印/匯出 下載為 PDF 可列印版 語言 新增連結 本頁面最後修訂於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