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作者： 彭劲秀
敢为是论。”章士钊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在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得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灿灿，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可是那只驱暗报晓的晨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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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时，章士钊也已将《甲寅》迁到上海。
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来到北京编辑《甲寅》。章士钊请陈独秀帮助他网罗文友，支持《甲寅》的编辑和发行。陈独秀给朋友去函，请他们既要给《新青年》来稿，又要给《甲寅》来稿。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希望其将所撰稿件全数寄来，“分载《青年》、《甲寅》。”
章士钊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疯狂逮捕游行学生。６月３日和４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６月５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６月９日，陈独秀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２）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宣言》定稿后，陈独秀请安徽老乡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晚餐后，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爬上第五层的楼顶花园，恰好下面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于是陈独秀便把传单如雪片般的撒向人群。当陈独秀在五楼正往下抛撒传单时，一伙隐蔽在暗处的便衣侦探一哄而上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的头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９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营救之手，作为老朋友的章士钊自然也在营救的队列之中。他急忙写信给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他在信中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经胡适、章士钊、孙中山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和营救，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9月16日，被拘押９８天的陈独秀终于获释。
陈独秀与章士钊一度“绝交”
后来，章士钊跻身官场，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兼教育总长。他上台后便帮助段祺瑞实施军人独裁专制，训令共产党为犯有“内乱罪”的非法政党。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信中说：“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针对章士钊提出的所谓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道有政党的言论，陈独秀批驳章士钊主张农村立国是拒绝近代之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又批评章士钊在大城市里，“高车美食”，享工业文明之福，却大唱农村立国，而“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
1923年，为抵制曹锟贿选，部分议员南下上海，章士钊那时是参议员，曾奉政学系之命到杭州去联络军阀卢永祥。陈独秀就在报纸上讽刺他：“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稀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质朴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对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礼教复兴，陈独秀也持否定态度，说章士钊提倡国学，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
1927年，章士钊恢复《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面。他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陈独秀骂起人来，真是厉害。
章士钊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时，陈独秀听说，章士钊发布命令要查禁共产党以及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陈独秀就在报刊上发表致章士钊的公开信，批评他的作法。章士钊表示这是陈独秀不了解他，才有“如此谰言”。
此时的陈独秀对章士钊大失所望。１９２５年７月，他在段祺瑞的资助下，再次恢复《甲寅》，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和旧文化，并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鲁迅说得很深刻：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章士钊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向导》上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逆潮流而动，对章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哪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爱国的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四十多人，伤一百五十多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地自言自语：“秋桐（章士钊）啊，你怎么如此堕落，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俩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交汪原放快信寄出。
章士钊在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押解到南京审判。当记者问陈独秀谁做他的辩护律师时，陈独秀说：“如欲请人辩护，亦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措大”，没有钱请人辩护。消息刚刚传出，许多知名律师纷纷表示愿做他的义务辩护人，其中就有名声很大的章士钊大律师。
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陈独秀与章士钊早已中断了关系。但当章士钊从报上得知陈独秀入狱的消息后，心情沉重，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慨良多，遂赋诗一首：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此时，章士钊挺身而出，加入营救陈独秀的行列，并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章士钊前来探监时，陈独秀紧紧握住章士钊的手，连连说：“难为你了。”
公审的消息传出后，参加旁听的人很多，据《申报》载：“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后，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到被告席，只见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章士钊为之辩护说，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做何解释，应为法院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断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对章士钊的辩护，有些观点陈独秀并不赞同。当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陈独秀站起来发表声明说：“章律师等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所说的“本人文件”，即是他自己写的辩诉状，其中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连年混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彭劲秀：陈独秀与章士钊
更新时间：2019-07-31 17:51:40
作者： 彭劲秀
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朽、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而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才真的是挽救民国者！”所以，他认为自己“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第二次审判时，审判长问陈独秀最终目的“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时，陈独秀断然回答说：“是！”而章士钊的辩护，主要是想千方百计为陈独秀开脱，所以总是强调陈独秀没有什么危害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这当然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不符，甚至让陈独秀难以接受。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一天，汪原放前来探监，告诉他社会上对章士钊的辩护反应极好，认为他有古义士之风。陈独秀听罢一言不发，却从床头拿出《辩护词》，对汪原放说：“是啊，行严（章士钊）倒有古义士之风，可是，他却陷我于不义呀！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删去，一定要删去，”陈独秀已是满脸愠色，“唉，行严真糟，依他所言，我岂不是与国民党穿起联裆裤子了吗？”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国民党反动派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和我行我素、不苟同别人意见的性格。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个性，所以对他的“冒犯”并不介意。他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委托汪原放带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７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章士钊当即写了一封信让汪原放带去面见黄钟。信的内容是：
应君先生左右：
积年违教，时切驰想。近以陈独秀先生在京患病，非得先生为之诊治，不足以起沉疴，而坚病者之信。原放兄来言，从者慨然愿往，不胜佩仰。顷俗冗未克趋数，一俟允驾返沪，定当专诚奉谒。余不一一。手请台安
弟 章士钊顿首
七月十八日
章士钊宽宏大度、急公好义的精神令人敬佩，正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一书所说：“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
次年９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去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让汪原放转赠老友陈独秀。
夜郎流客意何如， 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本威矣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依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可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陈独秀听从老友的劝告，真的在狱中做起了学问。他写了篇《老子考略》的文章，转存于章士钊处，委托他得便“售诸书局出版”。陈独秀似已进入写作的状态，用他的话说，“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以“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晚年友情贵如金
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陈独秀提前出狱，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时在重庆的章士钊常去看望，并对艰难度日的老友予以资助。１９４０年２月，在陈独秀老病复发，章士钊及时寄钱予以接济，当陈独秀从杨鹏升处收到汇票时，心情非常激动，立即给杨鹏升去信说：“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
为生活所迫，不久，陈独秀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当章士钊他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诗：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陈独秀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老朋友们的友情非常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赠章士钊：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当时的章士钊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不为生计发愁。写过这首诗不久，仍为陈独秀的处境焦虑，需要改变环境。于是又写了一首《劝仲甫移居》诗：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
诗的开头为听到陈独秀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章士钊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却洋溢在字里行间。
1940年8月，陈独秀的住所被盗，章士钊闻讯后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压子惊。
此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老友。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上也有诸多难处。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
1942年5月27日，一代人杰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游峨眉山，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章士钊触景生情思念亡友的的殷殷之情。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极有个性的名人，特别是陈独秀，性情暴烈，宁断不弯，章士钊评价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这一评判，应该说很确当的。他们之间尽管有着难以调和的政治歧见和性格冲突，但是，他们都能珍惜曾经建立起的友谊，特别是章士钊，虽然陈独秀曾经对他出言不逊乃至大骂，但他不记仇，不报复，在陈独秀处于困境时，对他关怀备至，并多次慷慨解囊，展现了他高贵的品德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感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逾八旬的章士钊谈到一生的交友时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均保持始终，从无诟谇。” 章士钊与章太炎、李根源的交往情况如何，有无诟谇，笔者未作考据，不敢妄言。仅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来看，尽管他们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友谊之旅，其间多次密切合作，但在章士钊到北洋政府当官这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绝交”状态，“诟谇”也是有的。陈独秀脾气暴烈，在怒火中烧时常常骂人，毫不留情。对章士钊这样的老朋友，照样怒骂他是“放狗屁”、“ 狗放屁”、“放屁狗”，并说“”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从无诟谇”显然与事实不符。
纵观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总体上说还是有始有终的。他们从早年相识起，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尽管中间曾一度绝交，但后来在陈独秀危难之时，章士钊毕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有鉴于此，我认为章士钊说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从无诟谇”虽然未尽其实，但他说“保持始终”还是有道理的。
章士钊为人大度，尽管陈独秀大骂过他，还写信与他“绝交”，但是章士钊却没有公开骂过陈独秀。相反，他还对于一些青年学生攻击陈独秀的行为还提出过规诫。如《甲寅》周刊上曾刊载一位北大学生的来信，批评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是“弃周鼎而宝康瓠”，言辞激烈。章士钊在给这位学生复信中说陈独秀、胡适乃一代宗师，“取径乖而负累重”，对于后辈小生的责难自会原谅，但作为后辈，对于当世名儒大师，“不必因取舍而定毁誉”。又有林纾的弟子李濂镗给《甲寅》周刊写信为其师辩护，且严辞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章士钊在复信中说，来信意气太盛，为师辩护，拳拳之心，无可非议，但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却不当，“即舍寻常风义不论，亦有伤不薄今人之道，犹非养气君子所宜”。章士钊这种宽容大度和君子风范令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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