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語罕（1887-1947）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陈独秀由沪入汉，高语罕亦随行。安徽省临时党部由上海马浪路景盖里迁至汉口联堡里，并在武汉黄土坡设立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高语罕任该校主要负责人，，南昌起義的參與策劃者，朱德的入黨介紹人，陳獨秀的至死追隨者，中共歷史上少有的理論家。

高語罕（1887年－1948年），原名高超，安徽省壽縣正陽關鹽店巷人。中華民國教育家、政治活動家[1][2]。中國共產黨初期黨員。 目錄 1 生平 1.1 早年生涯 1.2 大革命時期 1.3 1927年以後 2 著作 3 參考文獻 生平 早年生涯 高語罕早年在鳳陽經世學堂學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考入安慶陸軍測繪學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參加熊成基領導的馬炮營起義，不久幫助韓衍創辦《通俗報》。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安慶獨立之後，高語罕任安徽青年軍秘書長，結識陳獨秀。民國元年（1912年）4月，韓衍遇刺之後，高語罕赴青島任教，並改名「高語罕」。[2] 民國3年（1914年）底，高語罕赴上海，參與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此後接連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年之敵》、《青島茹痛記》等文章。民國5年（1916年）秋，高語罕赴蕪湖，擔任安徽省立第五中學學監，並且兼授英文。民國6年（1917年）至民國7年（1918年），他和劉希平等人創辦學生自治會、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商業夜校，宣傳新文化。其間，他還發起成立無政府主義團體「安社」，主要成員包括蔣光慈、阿英、李克安等，還編輯出版《自由之花》。[2] 大革命時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高語罕發動安徽省立第五中學的學生赴各校聯絡，並且在校內外公開發表演講，號召罷市、罷工、罷課，以聲援北京學生。民國8年（1919年）7月，在皖南鎮守使馬聯甲逼迫之下，高語罕遭到安徽省立第五中學解聘。同年秋，他來到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任教務主任，因和校長衝突而赴上海。民國9年（1920年）8月，高語罕赴北京，經李大釗、張申府介紹，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10月下旬，高語罕接受安徽省立第五中學新任校長劉希平的邀請回該校任教，並且陸續介紹董亦湘、沈澤民等人赴該校任教，使該中學成為五四運動時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2][1] 民國10年（1921年）1月，高語罕所著的《白話書信》出版，後來多次修改再版，共計發行10萬多冊，風靡一時。該書原來是高語罕為蕪湖商業夜校學生授課用的講義，內容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哲學、戀愛、婚姻、教育、文化、社交、經商等方面。同年5月，經高語罕等人推動，《蕪湖學生會旬刊》創刊，他還組織了「蕪湖學社」，創辦《蕪湖》半月刊。[2] 1921年安慶「六·二」學潮爆發後，高語罕領導蕪湖師生聲援，並且和文教界名人共同發起成立「安慶六·二慘案後援會」。1921年8月至10月，高語罕率蕪湖學生赴安慶，參加推翻第三屆安徽省議會和驅逐安徽省省長李兆珍的鬥爭。鬥爭最終取得勝利。10 月下旬，高語罕赴上海，向周佛海推薦了安慶學生宋諱年、唐道海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2][1] 民國11年（1922年）8月，高語罕與鄭太朴、章伯鈞等人赴德國留學，高語罕入哥廷根大學學習哲學。同年，高語罕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德國支部。民國13年（1924年）6月，高語罕為蔣光慈的新詩集《新夢》作序。民國14年（1925年）春，高語罕歸國。不久，高語罕、薛卓漢介紹朱蘊山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高語罕回安徽，代表中央指導中國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的工作及青年團建黨工作。[2]到蕪湖以後，高語罕發展了王坦甫（後來成為蕪湖第一任團地委書記）等人入黨。[1] 民國14年（1925年）12月，高語罕離開安徽赴廣州，出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學概論，被譽為「最受學生歡迎的政治教官」之一。 民國15年（1926年）1月16日，高語罕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擔任出席大會的中共黨團書記，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同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中正指責高語罕、惲代英、鄧演達、張治中為「黃埔四凶」，下令逮捕，後來又撤回命令。高語罕乃轉赴上海。同年秋，高語罕介紹阿英加入中國共產黨。[2][1] 北伐戰爭開始後，高語罕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的秘書長。不久，高語罕隨陳獨秀赴武漢，擔任《民國日報》社社長，並且擔任在武漢成立的安徽黨務幹部學校校長。民國16年（1927年）4月初，高語罕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後，經高語罕指導，刊行《三· 二三事變宣傳提綱》。[2] 1927年以後 民國16年（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高語罕赴上海，參加了阿英、蔣光慈、李克農等人組成的「春野支部」，並曾經代表中央指導「太陽社」的文藝工作，思想逐漸傾向托洛茨基主義。民國18年（1929年）11月，高語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同年12月15日，高語罕和陳獨秀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2] 民國21年（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遭到逮捕，高語罕逃往香港。民國26年（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陳獨秀獲釋出獄，高語罕自香港赴南京，與陳獨秀取得聯繫，此後一直作為陳獨秀的代言人，其間曾同蔣介石會晤。同年9月，隨陳獨秀赴武漢。民國27年（1938年）5月，隨陳獨秀入四川隱居。[2] 民國27年（1938年）至民國31年（1942年），高語罕閒居四川省江津縣，常在重慶《大公報》、《新民報》上發表詩文。民國31年（1942年）3月底，陳獨秀因受他人挑唆而與高語罕絕交。同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高語罕為其料理後事。5月29 日，高語罕撰寫《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一文，此後接連撰文對陳獨秀加以評價。[2] 民國32年（1943年）至民國34年（1945年），高語罕由江津遷居重慶，寄居在《新民報》社長兼主編陳銘德家。《新民報》曾經辟出「語罕近詩」專欄，刊登高語罕的舊體詩，其中既有懷舊作品，也有反映抗日的作品。民國35年（1946年）春，高語罕隨《新民報》遷往南京，當時他貧病交加，許多原來安徽省立第五中學、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的學生加以接濟。[2] 民國37年（1948年），高語罕在南京病逝。高語罕墓位於南京市南門外花神廟旁邊。[2] 著作 高語罕著作和譯作很多，主要有： 《白話書信》 《國文作法》 《廣州紀游》 《理論與實踐》 《現代的公民》 《現代情書》 《百花亭畔》 《紅樓夢寶藏六講》 《辯證法經典》 《康德的辯證法》[2] 參考文獻 高語罕，中共蕪湖黨史網，2012-08-08 高語罕，新華網，2009-09-28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2-07-02. [顯示]閱論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顯示]閱論編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規範控制 編輯維基數據鏈接 WorldCat IdentitiesFAST: 1965605GND: 1125981032LCCN: no2011186225NKC: jo2018992269VIAF: 221176147 高语罕 编辑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省寿县正阳关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就读。 1907年毕业回国，到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08年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出版《白话书信》五编，宣传社会主义思想。5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1923年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1928年转去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和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思想和陈独秀靠拢。 1929年11月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后到北平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冬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高语罕逃到香港任教。1939年5月随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与陈独秀合译《大英百科全书》。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高语罕帮助料理后事。此后移住陈铭枢家中，撰写古体诗。1948年因病逝世。 [1-4] 中文名高语罕别 名高超、世素、高大炮 [1] 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安徽寿县出生日期1888年逝世日期1948年职 业革命家毕业院校日本早稻田大学 目录 1 早期经历 2 加入中共 3 人物事迹 早期经历编辑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 [1] ，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赴山东青岛任教。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支持蒋光慈、钱杏邮、李克农等组织安社。1919年发动学生联络芜湖各校掀起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爱国斗争，7月被解职。转任第二农业学校教员，积极推动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冬离校去上海。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重返芜湖五中任教。1921年初出版《白话书信》五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5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 加入中共编辑 1921年1月，高语罕已成为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 [5] ，他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等校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与《尝试集》、《独秀文存》齐名，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大力作。次年8月，高语罕参加完中共“二大”，受党组织派遣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老郑、小房、朱德夫妇和我……史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1923年春，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1925年春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在平民女校任教。参加五卅运动，曾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8月被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同年12月被派到广州，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诬为“黄埔四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黄埔军校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包括政治总教官、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学员高国玖（其长子）、高贵玖（其次子）等，都在“清党”中被捕，被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几天后，熊雄、高贵玖被执行枪决；过了两年多，高国玖才与张国屏、戴冠宇一起，期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与姐姐高云玖（其女），都被反动派杀害。〕 1926年1月，作为安庆市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中共出席会议代表的党团书记，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不久兼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同年冬到汉口，主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办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 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并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曾同廖乾吾等秘密会见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召开庐山会议反共的阴谋。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随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后，被前委派去香港进行联络工作。曾书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不久移居澳门。 1928年转去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对陈独秀极表同情，思想逐渐靠拢。12月15日随陈独秀等签名发表八十一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参加托陈取消派活动。后到北平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冬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转移到香港任教兼卖文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陈独秀代言人的身份宣传抗日。1939年5月随陈定居四川江津，与陈合译《大英百科全书》。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他帮助料理后事。此后移住陈铭枢家中，撰写古体诗。1945年撰写《九死一生》回忆录。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1] 。 人物事迹编辑 反清志士 “五四”先驱 1888年，高语罕出生在寿县正阳关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家庭里。1905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7年归国，赴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曾参与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因“没有暴露身份，得以逃脱诛杀。”不久，佐助韩衍创办《安徽白话报》。辛亥革命时，他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并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4月，青年军总监韩衍被刺杀，高语罕与王萧山冒险予以收殓、安葬。不久，即奔赴山东青岛，由高一涵推荐，在该地任教。 1914年底，高语罕转赴上海，以卖文为生，曾在余谷民主办的《神州日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青年军讲义疏笺》，阐扬韩衍《青年军讲义》的革命精神。1915—1916年，他在上海积极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青年杂志》第一卷上就曾连续发表过他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和《青年之敌》。第二卷《新青年》，又连载高语罕的“淮阴钓叟”为笔名所撰写的《青岛茹痛记》，深刻揭露了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罪恶。 1916年秋，由刘希平推荐，高语罕赴安徽芜湖任省立五中学监，兼授英语。1917年秋，在省立五中实施教育新主张，创办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由学生审查、管理学校财务，评论教师讲课能力，监督厨房。倡议创办了工读学校和平民夜校，前者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半工半读。黄埔一期生、著名北伐烈士曹渊即经高介绍入该校就读。后者吸收纱厂女工和人力车夫入学。1918年，高语罕又创办商业夜校两所，吸收芜湖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入学，教师由省立五中师生担任。高语罕曾亲自任教，编写教材，闻名于世的《白话书信》自此开始编写，并成为商业夜校的教材之一。是年，在高语罕的倡议主持下，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社”在芜湖成立。安社标榜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礼教，并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报，在省内外发行。史载：他所在的五中被称为“执安徽学生运动‘牛耳’的学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次日凌晨，高语罕即发动五中学生骨干到各校联络，并在校内外公开演讲。5月10日晚，高语罕又以芜湖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力争归还青岛，并致电上海《申报》暨各省教育会、参议会、学联会以及广州军政府，呼吁声援支持；又致电本省各县商会、勤学会、各学校、农会，“嘱迅电力争”。次日，又在芜湖各校师生代表大会上发表组织国民大会的演讲。响应五四运动的热潮自此在芜湖高涨起来。6月8日，经高语罕教授的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学生骨干的奔走发动，芜湖商界全体罢市，工界全体罢工，以声援北京五四运动。芜湖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少数城市之一。是年7月，在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的压迫下，高语罕被五中解聘，离开芜湖。在告别宴会上，高语罕以韩衍之话赠给送行师生：“我之道德完备，天地鬼神，皆来听命。道德苟有一丝一毫之可议，魑魅魍魉，于我皆有发言权。时势不艰难，人人皆善思而善处矣，安用吾辈为？时势愈历愈难，所以试吾手腕之愈伸愈大。自种之花，香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护之愈惨淡。”是年秋，高语罕被芜湖二农聘请，时值全国掀起赴欧勤工俭学活动热潮。经他奔走、推动，芜湖有不少学生赴法，其中以二农为多，如李慰农、尹宽、季苏等。因学潮事与亲军阀之二农校长吴光祖发生激烈冲突，高语罕于1919年寒假辞职离校，转赴上海。其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 [1] 早期入党 传播马列 1920年，高语罕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以“钓叟”为笔名在《少年世界》上发表连载文章《芜湖文化运动记》，以“素心”为笔名发表《芜湖教育观》。是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高语罕赴京，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张申府曾两次回忆：1920年，“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 ... 早期建党时，高语罕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刘伯垂、沈泽民、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接触频繁。”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成立后，曾创办外国语学社，高语罕推荐芜湖省立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入学。以后，蒋、吴二人即赴俄留学。是年10月下旬，高语罕回芜，重新接受省立五中聘请，并先后推荐了董亦湘、沈泽民、郑太朴、时绍武、武可权等在该校任教。 这一时期，高语罕以通俗的文字、大众化的形式，向民众宣传“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等问题。1921年1月，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该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介绍书信的基本常识；第二编家庭书信；第三编社交书信；第四编工商书信；第五编论学书信。内容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恋爱婚姻、文教研究、社交经商等各个方面。它是高语罕“五四”以来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书中虽夹杂一些错误观念，但总的来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的《白话书信》，1921年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为当时最畅销三部书，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再版39次，发行10余万册，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影晌了无数青年志士。省党史办评价：高语罕在《白话书信》的新史料给安徽现代革命斗争史增添了重要内容，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安徽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更使我们认识到皖省早期党员的活动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4月30日，在高语罕倡议下，《芜湖学生会旬刊》创刊。5月，以高语罕为首，组织了“芜湖学社”，并于5月15日创办了《芜湖》半月刊。高语罕曾在该刊发表《中等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底我见》、《学潮中的教育》和《省会门前的血》。6月2日，安庆爆发了一次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斗争，史称“六二惨案”。高语罕曾领导芜湖师生积极声援，并与其他教育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8月至10月，又率领芜湖学生骨干赴安庆参加推翻皖省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约在10月下旬，高语罕赴上海，向周佛海推荐安庆学生宋伟年、唐道海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芜湖省立五中学生马章禄、夏揆如亦作为皖省代表。12月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高语罕的《青年底病根》。 1922年3月，芜湖人力车夫罢工。3月22日，芜湖劳工会成立，发表了宣言，影响颇大，此为高语罕前段时间工作之结果。是年上半年，高语罕赴上海，还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任教。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平民女校，是中共成立后不久，为了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干部，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钱希筠等，纷纷投奔女校学习。高语罕和陈望道、邵力子在其中教国文。上海大学则是上海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于右任等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高语罕和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等教社会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熔炉。当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为党培养和造就了象秦邦宪、王稼祥、关向应、杨尚昆、阳翰森（邱清泉、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也是学生）等一大批干部。 在平民女校教授的同时，进入外国语学社，习德文。1922年8月，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进入哥廷根大学。是年，党中央曾指示旅欧的中共党员及其组织合并成立一个中共旅欧总支部。高语罕与郑太朴、张申府、章伯钧、朱德、孙炳文、廖焕星等编在德国支部里。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在德国也组织了共产党，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6] 据他自己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1922年在德国留学时他介绍朱德、章伯钧、孙炳文、史叔隐等加入共产党，后又介绍学生蒋光慈、阿英（钱杏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杰出代表，左翼作家）、李克农、曹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高语罕自德国留学归来，先赴北京与李大钊联系，后赴上海，至陈独秀处报到。8月20日晚抵芜湖，代表中央指导皖省国民党党部事务，指示芜湖青年团组织在现基础上成立共产党组织。为加强芜湖力量，又推荐张秋人到芜湖新民中学任英文教师。1926年4月，中共芜湖特支建立，直属中央领导。1925年9月，高赴安庆，指导省党部事务和安庆青年团组织，后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 [1] “黄埔四杰”起义南昌 1925年12月，高语罕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高语罕的讲课，语言生动，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富有逻辑性。高语罕一贯提倡白话文，早在20年代，由于他大力提倡白话文而颇享盛名，受到很多青年的敬重。到黄埔讲授政治学仍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很有风趣地说：“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类似这样的讲述，几乎每课都有些补叙。聂荣臻在《黄埔旧事》回顾军校经历时，曾多次赞誉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埔四杰”。她还是叶剑英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在黄埔他和周恩来一样是张治中十分敬佩的人。12月27日，被安庆市国民党市党部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定为我党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并与汪兆铭、邵力子起草宣言，与张国焘、许卓然讲述国共合作之必要，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不久，他还担任毛泽东广东农运讲习所政训主任。在黄埔军校举行的欢迎出席“二大”代表会上，高语罕提出纯洁革命阵容，分清敌我界线问题。他在发言中讲到：“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对任何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肃清在我们阵线以内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蒋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一样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会上，高也有类似“不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而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的说法。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以高的发言为共产党倒蒋活动事实之一，散发题名《校长宴会全体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的小册子，指斥高语罕、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为“黄埔四凶”，下令予以逮捕。后撤回成命。这一时期高语罕还在毛泽东的农讲所里，担任政治训练主任。1926年4月7日，汪精卫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朱其华。高语罕离广州去上海，在轮船泊至黄埔时做诗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6月4日，陈独秀亦为此发表一封《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对蒋介石的指责予以驳斥。是年下半年，高语罕在上海介绍钱杏邨入党。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陈独秀由沪入汉，高语罕亦随行。安徽省临时党部由上海马浪路景盖里迁至汉口联堡里，并在武汉黄土坡设立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高语罕任该校主要负责人，并在指导皖省省党部事务上，“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 1927年初，王明到武汉，请求高语罕在陈独秀处说项，让他担任中央委员，被陈独秀斥责。3月，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种大型日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和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高语罕在3月27日的报上发表了《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的社论，出版《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的公民》，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制造惨案的行为。4月份，国民党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高语罕被增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高语罕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四·一二”政变当日，高语罕与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不久任第二十军杨森部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党拟取四川，刘伯承、高语罕均为共产党员）。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凯旋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高语罕因与张发奎的关系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由沈雁冰接任总主笔）。此时，他还兼任第二方面军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负责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班。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出席大会。 “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之后，高语罕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前召开了三次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二次九江会议”和“小船会议”。“第一、二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在南昌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7月2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的高语罕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在阻挠南昌起义时，高语罕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叶剑英晚年向肖克回忆南昌起义时的“小划子会议”，曾指出高语罕参与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筹划事宜；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他极为仇恨。他就是中共早期著名人物高语罕）起义当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高语罕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5人为委员。高语罕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南下途中，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文告大多是高语罕起草的。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南下汕头后，周恩来、恽代英让高语罕等到香港接洽张发奎，但商谈无结果，他写了《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 [1] 追随独秀 九死一生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排除于中央领导之外。高语罕随陈独秀由武汉赴上海，处于闲居状态，被编入由钱杏邨、蒋光慈、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支部（春野书店），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期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思想开始倾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11月，在春野支部，被开除党籍。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为托陈取消派纲领。高语罕名列其中。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内奸告密，于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家中被捕，托陈取消派因此被网罗殆尽。高语罕由上海逃亡香港，卖文度日，兼或授课。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陈独秀出狱，高语罕闻悉，由香港赴南京，与陈取得联系，以后一直以陈独秀的代言人称世。其间，蒋介石曾召见陈独秀、高语罕，委陈为“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相见；高语罕曾见蒋一面，被陈斥责。9月，随陈独秀去武汉。次年5月，又与陈独秀去重庆，定居江津县。 1938—1942年期间，高语罕闲居江津县，以卖文度日，经常在重庆《大公报》、《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诗文。高语罕目睹日本侵略，祖国山河破碎，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风风雨雨，转眼老矣，不禁感慨万千，写出了“苍茫倚剑独哀吟，偶泻天灵自吐吞。眼底战场应有我，那堪憔悴作诗人”的诗篇。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逝世，高语罕赴丧，并料理陈的后事。5月29日，写就《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发表在《大公报》上，追忆陈独秀一生。并在以后，不断撰文评价陈独秀一生“对人类、对社会的功绩”， 时论做此事的“只有他一人”。 陈独秀死后，高语罕主要寄居在陈铭德家中，生计艰难，以卖文为生，和张恨水等人常为《新民报》撰稿。1943—1946年，高语罕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古体诗，《新民报》晚刊曾特辟《语罕近诗》专栏，刊载高的作品。多数为怀旧应酬之文，但不乏有歌颂抗战之作。如1944年4月11日发表的《我军克孟关》：“誓把倭奴战正酣，健儿勇往不知返。前方昨夜连传捷，报道我军克孟关”。又如《报传梅兰芳陷敌不屈死，果否不可知，诗以励之》：“登场粉墨缘何事，姹紫嫣红逐水流。果尔发眉阶下死（报载梅郎陷敌后即留须，以示不复登台），艺人应自有千秋。”1945—1946年，《新民报》晚刊重庆版和南京版连载高语罕的长篇回忆录《九死一生记》。期间，为谋生计，高还佐助其夫人王丽立行医，曾为人诊疗。1946年春，《新民报》社迁往南京，高语罕获陈铭德允诺，免费附搭该报专轮赴宁，住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原安徽省立五中、二农学生王特华、丁廷洧、朱大猷、单长琦、温广汉等不时予以接济。1947年，高语罕贫病交加，于1948年春病故。死后，无以为殓，幸得原安徽二农学生王特华之力，方能安葬。墓碑由于右任题写，其墓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旧名花田），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墓很近。十年浩劫中被砸，但墓尚存。 [1] 高语罕传 高语罕传 参考资料 1. 早期活跃于中共高层的高语罕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04-19[引用日期2018-09-09] 2. 高语罕的青年时光 ．党史春秋 3. 高语罕 ．六安新闻网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高语罕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10月24日[引用日期2014-07-30] 5. 高语罕 ．芜湖党史方志网．2015-07-03[引用日期2016-03-29] 6. 毛泽东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人民网．2006-04-30[引用日期2018-09-09] 高語罕的天才預見力 2015-10-23 由 凱風網 發表于歷史 高語罕（1887-1947），中共元老，反清志士，「五四」先驅，蔣介石眼中的「黃埔四凶」之一，南昌起義的參與策劃者，朱德的入黨介紹人，陳獨秀的至死追隨者，中共歷史上少有的理論家。 郁達夫曾經評價魯迅：「當別人看現象時，他已看到了實質；當別人看到局部時，他已看到了全局；當別人看到眼前時，他已看到了未來。」這話移來評價高語罕，一點也不為過。高語罕，這位反清志士、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中共早期黨員，他的傑出思想力和天才預見力，是同時代少有人及的。 他少年時期，即親睹徐錫麟刺殺恩銘，親歷馬炮營起義，辛亥革命前後與民國奇士韓衍組建青年軍，任秘書長。二次革命時，在日本留學的高語罕回到上海，發起反對袁世凱的活動。 當袁世凱死訊傳來，高語罕正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一位同鄉家裏。在座的國會議員張企正、謝叔騫和原淮上軍總司令王龍廷等聽了這個消息，喜極欲狂，紛紛說：「好了，好了，老賊死了！」 高語罕卻打斷他們的興頭道：「且慢高興！袁世凱不過是北洋軍閥的代表，他之帝制自為，並不是個人行動，只是封建的地主貴族的社會制度的產物。現在袁世凱雖死，而產生袁世凱的社會制度並未消除，將來會有第二個、第三個袁世凱繼之而起，以至於生生不已。」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時，高語罕是積極撰稿人，連續發表了《青年之敵》《青年與國家之前途》等多篇文章。後到蕪湖省立五中任教，創辦了安徽第一個學生自治會，培養了蔣光慈、錢杏邨（阿英）、李克農、尹寬、曹淵等許多優秀青年學生。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高語罕就認識到工人的力量，開辦了多所工人夜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他為學生編寫的教材《白話書信》與胡適的《嘗試集》、陳獨秀的《獨秀文存》是當時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三種暢銷書。由於它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國民黨的審查機關專門批了「嚴予禁毀，以絕流傳」的禁令。這本書出版後雖屢經查禁卻再版39次、印刷10萬冊之多，影響了無數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高語罕還受陳獨秀委託，最早響應籌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傳來時，許多人以為中國是戰勝國而大張旗鼓地慶祝，北洋政府也派出代表團，神采飛揚地赴巴黎參加會議。高語罕卻以為未必然，叫學生在學校大門上高懸一副親自撰寫的對聯：「此日為歡有慚德，吾儕何以答昇平。」不久，巴黎和會上果然傳來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五四愛國救亡運動隨之在北京爆發。 國共合作時期，高語罕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汪精衛、邵力子一起起草國民黨二大宣言，並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二大結束後，高語罕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將黨代表，與鄧演達、張治中、惲代英被蔣介石視為「黃埔四凶」。在反對段祺瑞政府槍殺學生的大會上，高語罕發表演講：「我們不但要打倒北洋軍閥段祺瑞，並且要打倒產生北洋軍閥的社會制度。」報紙上刊登出大標題：「我們不但要打倒北洋軍閥段祺瑞，並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暗示剛發動中山艦事變、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與段祺瑞是一丘之貉，蔣介石遂下令驅逐高語罕出廣州。 1922年9月上旬，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員在格丁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賀治華、鄭太朴、張申府；後排右起：孫炳文、高語罕等。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時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的高語罕即發表《「反對」與「打倒」》《這叫做「親善」》等社論，抨擊蔣介石，被譽為武漢反蔣的三尊大炮之一。高語罕列舉了蔣介石製造南昌、九江、安慶慘案罪行，呼籲打倒蔣介石：「自從本黨發生提高黨權運動以來，大家同志對於蔣介石同志一年以來（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的行動，都表示不滿。若果介石同志執迷不悟，不肯公開地在全黨的最高機關，在全國民眾面前，承認自己的過失，在行動上表現自己為革命而奮鬥的決心，勢必將黨的紀律、黨的主義、黨的政策破壞無餘，民眾將離開本黨，黨的生命與國民革命的成功，都將變成幻想。那時，我們便不能姑息蔣介石同志個人，一定要群起攻之，便是『打倒蔣介石！』」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6月中旬，高語罕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7月15日，汪精衛政府「分共」。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離開武漢到九江，醞釀發動南昌起義。7月25日，葉挺、葉劍英、賀龍、高語罕、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中一隻小船里，以划船游湖為名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決定：葉、賀不上廬山；部隊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車開到南昌；葉挺部隊明天開，賀龍部隊後天開，賀龍的車先讓給葉挺。這次會議史稱「小划子會議」，是南昌起義的重要一環，對保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起義部隊主力及時開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7日晨，張國燾到達九江，傳達頭一天中央常委研究的暫緩發動南昌起義的決議。高語罕等堅決表示反對推遲起義時間。8月1日，南昌起義後高語罕任革命委員會秘書，起草了八一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後來他奉周恩來之命赴香港，爭取第二方面軍軍長張發奎。起義失敗後，他在澳門向中共中央寫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個人對於八一事件之經歷及意見，對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見》。 1929年，高語罕同陳獨秀聯合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由他介紹入黨的學生蔣光慈、阿英（錢杏邨）、李克農等所在的春野支部將他開除出黨。 高語罕在離開政治舞台退往書齋後，二十年如一日，始終堅持政治信念，抱定為真理而犧牲的堅定意志和勇敢精神。他編譯了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思想的《辯證法經典》《理論與實踐——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的《康德的辯證法》、黑格爾《歷史哲學綱要》和費希特《知識論》《費希特的辯證法》等著作。參與編寫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中的《三朝野記》和《崇禎長編》，輯錄各種史料16種。他批判胡適的改良主義，宣傳唯物史觀，著有《中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他始終關心青年，著有《犧牲者》《死後》《語體文作法》《國文作法》《中學作文法》《文章評選》《作文與人生》《青年書信》《青年女子書信》《現代情書》《讀者顧問集》《紅樓夢寶藏六講》等。他懷念為革命犧牲的戰友，撰寫《百花亭畔》《廣州紀游》《烽火歸來》《入蜀前後》《九死一生記》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高語罕晚年同相交三十餘年的陳獨秀一起住在重慶江津。在陳獨秀去世後發表《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和《獨秀，你死了！》等文章，不斷撰述評價陳獨秀：「他至死還是一個正統派的共產黨。」 抗戰勝利後，高語罕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時論，表達對時局的意見。如他在1945年10月7日《新民報》社論中說：「吾人敢正告國人曰：團結談判希望不大，內戰似難避免。即勉強妥協，其為時也亦必至暫。斯言雖苦，卻將成為歷史真理！」這時抗戰剛剛勝利，高語罕即作出天才的預言，這為後來的事變所證實。 1947年春天，高語罕患胃癌卧床不起，由原蕪湖二農學生、時任《建國日報》主編王光華送進中央醫院。4月23日晨，高語罕在中央醫院病逝。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原黃埔軍校同事陳立夫立即趕去弔唁並發起組織追悼會。國民黨元老、原上海大學同事于右任為高語罕題寫了墓碑。時人評價高語罕：「畢生知己陳獨秀，身後蕭條一樣寒。」 這時，離中國革命成功只有兩年多。兩年後，高語罕始終信仰並畢生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終於在中國大地上取得了成功。 黄埔军校最受欢迎教官高语罕的悲情人生 杨 飞（陕西） 2014年01月07日09: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高语罕是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在有着“中国西点”盛誉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在当时英雄人物云集的黄埔军校中领尽风骚，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诬为“黄埔四凶”。从参与新文化运动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参加轰轰烈烈的八一南昌起义名垂千古，最后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于贫病交加中寂寞谢世。高语罕以其充满悲情的人生经历，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新文化运动一猛将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高父为一私塾塾师，精通汉学，在其影响下，高语罕亦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高语罕转入凤阳经世学堂学习，后又于1905年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样，此时的高语罕亦满怀拳拳报国之志，于该年秋天东渡日本，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能使国家富强的技艺能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经人介绍，高语罕加入了同盟会。 1907年4月2日，沙皇俄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悍然批准《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东铁路局有管理沿线地区民政、地亩、交涉、医务、学务、出版等权限。沙俄随即建立了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之外的组织机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俨然成为沙俄在华的“国中之国”。消息传到日本，以高语罕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十分愤恨，他们遂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的罪恶行径。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政策，高语罕等爱国留学生被驱逐回国。 回国后，高语罕目睹因军阀混战和列强侵略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况，十分悲愤，他立志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怀着这种愿望，高语罕毅然奔赴安庆参加著名革命党人柏文蔚领导的秘密反清活动。次年11月19日夜熊成基、范传甲等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爆发，高语罕即成其一分子。 当时，革命党人试图趁清政府在太湖举行新军秋操、安庆城内清军兵力空虚之际，发动驻在王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驻在东门外的炮兵营夺取菱湖嘴弹药库，而后会同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营围攻安庆城。但因预定为内应的驻在北城脚百花亭内的步营队官薛哲犹豫，未能及时打开城门接应，致使巡抚朱家宝加强了城防，起义军苦战一昼夜后撤退，马炮营起义宣告失败。马炮营起义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清政府在安徽的统治，推动了长江下游特别是安徽地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马炮营起义失败后，高语罕并没有气馁，他跟随被誉为“革命奇士”的皖籍激进革命诗人韩衍继续为着安徽各地的反清活动而孜孜努力。鉴于高语罕文字功力深厚，韩衍遂请他辅助自己创办《通俗报》。《通俗报》大力宣传革命，着力揭露英帝买办与清吏勾结出卖铜官山矿权，大声疾呼社会各界支持铜陵民众驱逐英帝工程师麦奎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政治、思想、军事、组织、文化、宣传多方面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进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随即纷纷响应。10月31日，安庆革命党人吴旸谷等率标炮营向省城进攻，经过革命军的奋勇作战，安徽于次年1月2日正式成立军政府，先由孙毓筠任都督，后由柏文蔚接任。柏文蔚任都督后，随即委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组织革命党人编为安徽青年军，高语罕被任命为青年军秘书长。6月30日，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务。柏文蔚后又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率部于7月21日在安庆树起讨袁旗帜。讨袁失败后，柏文蔚冒险从督署逃出安庆。而在此之前，高语罕好友韩衍已被刺身亡，此刻又目睹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革命遭受失败，高语罕内心极为痛苦。他随即前往山东青岛任教，为掩人耳目，还将自己的名字由高超改为高语罕。 1914年，高语罕辞职由青岛转至上海，以写作谋生。他在《神州日报》上发表《青年军讲义疏笺》，号召完全革命，希望借此纪念好友韩衍，稍后又出版辛亥革命个人回忆录《百花亭畔》。翌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发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高随即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为《新青年》杂志撰写了《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等文，渐成《新青年》主要撰稿人。 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文中，高语罕着重强调了共和民主国家的实现与青年的关系问题，他拿老年、幼者与青年作比较：“老者血气既衰，殆如秋草斜阳，萎谢之期将至；幼者年力未壮，方似春芽初发，郁茂之日尚早。而国势危亡，迫不可待，求于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在谈论青年如何看待“生死问题”时，他劝诫青年“生其心勿徒生其身，身死事小，心死事大。终身役役谓之死，则所谓生者，此心此理也”；在如何看待“人我问题”时，他则劝诫青年道：“我有二，曰理性和躯壳。我与人所异者躯壳，所同者理性。” 在《青年之敌》中，高语罕更是从主客观方面分析青年发展的敌人：“家庭的子孙观念、早婚恶习，社会风气、升官发财的人生观等等均为青年之敌。”他把国民心智方面的缺陷也视为青年成长的敌人：“顶门方被铁锤微绝痛苦，尾后偶戢鞭影辄又欢腾，实吾民之写真也。”高语罕还列举了“笼统”、“将就”、“敷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观望”、“首鼠两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等国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青少年极尽循循善诱之力。 两文发表后，一时间举国震动，无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亦甚为欣喜，对高语罕颇为欣赏。 【1】【2】【3】【4】【5】【6】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学习微平台” 分享到：1(责编：吴思瑶、谢磊) 相关专题 · 期刊选粹 猜你喜欢 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两会强调了这些关键词习近平牵挂少数民族的那些事儿图解：习近平在两会上的连珠妙“喻”五年间习近平去的第一个“团组”是哪些？回顾：五年来习近平的“两会金句”习近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高清图集：二月习近平精彩镜头全纪录习近平2018年春节团拜会讲话十大金句 热点关键词 建党95周年学习路上改革创新案例征集中国政要资料库“两学一做”党建云平台 芜湖学联堪称灵魂 1916年9月，经时任安徽省立五中国文及修身课教师刘希平介绍，高语罕前往该校任学监兼授英文。次年秋，他即在五中发动学生本着民主自由的原则，组织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会。1918年，他还与李克农等人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其那社，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抨击时政，影响颇大。 这年年底，高语罕自筹资金，先后创办了两所商业学校和一所工读夜校，开创了在业学习的先例，首创安徽职业教育之先河。这些学校吸收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弟子入学，开设国文、英文、数学、簿记等课程，为当时芜湖商界青年及无钱读书的贫民子弟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提供了很大便利。学校办起来后，高语罕还亲自编辑了通俗易懂的教材《白话书信》和《劳动诗歌》。 《白话书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高语罕遂成安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白话书信》共发行10 万余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 1919年初，高语罕经与芜湖《皖江日报》社长谭明卿及副刊编辑郝耕仁商议，于该报副刊辟设《皖江新潮》专栏。《皖江新潮》响应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号召，以反对旧道德、文言文，提倡新道德、白话文为宗旨，对五四时期芜湖学生爱国运动起了先导作用。 这年5月4日，对于在封闭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滞的中华大地，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刻，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倏然爆发。 运动的第二天，高语罕即从郝耕仁处得到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电报，他随即“派胡灏、胡苏明等为代表，联络各校，采取统一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稍后又率领学生顺利地发起了“五七”大游行。10日，高语罕还主持召开芜湖市各校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成立芜湖学联和教联，并举行全市罢课、罢工、罢市的决定。12日，高语罕又在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草拟力争山东交涉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电稿，并发表了组织国民大会的演讲。 随后学联和教联相继成立，芜湖革命风潮如火如荼，爱国学生们纷纷焚毁日货，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日本“嵯峨”号军舰遂于5月22日驶入芜湖港，其海军陆战队还全副武装在芜湖示威游行。于是，经高语罕倡导，全市实现“三罢”，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壮大了五四运动声势。 高语罕的进步活动逐渐引起封建军阀的注意。7月，他被校长潘光祖解职，转至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任教。次年1月，因与校长冲突，高语罕又离开芜湖奔赴上海。同年4月至9月，他以“钓叟”为笔名撰写题为《芜湖文化运动记》的长文在《少年世界》上连载，对芜湖新文化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10月至11月，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高语罕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稍后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此后不久，潘光祖被学生赶下台，刘希平接任五中校长，他随即邀请高语罕重返故校任教。怀着对家乡的热爱，高语罕欣然从之。他还先后介绍董亦湘、沈泽民等到该校任教，使五中成为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阵地。 1921年4月30日，高语罕自任主编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提倡独立思考，指导学生运动”为宗旨的《芜湖学生会旬刊》，在学生中影响极大。5月，以高语罕为首，芜湖教育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先进青年组织了“芜湖学社”，并创办社刊《芜湖》，讨论研究社会问题，声援安徽革新运动和反军阀的斗争。6月2日，安庆各中学学生代表向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遭到拒绝。省立一师、一中等学生闻讯，结队前往抗议。然而学生的正义诉求却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当场被刺伤50多人，学生姜高琦重伤身亡。消息传来，高语罕随即率领“芜湖学社”代表与芜湖学界人士，组成17人的“芜湖声援姜案代表团”，赴安庆请愿，要求惩办“六二”惨案主凶。高语罕还在《芜湖》杂志上揭露军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真相，引起全国一片哗然，迫使省长聂宪藩答应抚恤死难者家属及受伤的学生。 芜湖学社因此成为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被迫于7月解散。被誉为芜湖学联灵魂的高语罕在白色恐怖中仍然积极策动芜湖黄包车工人大罢工。8 月至10 月，他还率领芜湖学生骨干赴安庆，参加推翻皖省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 1923年春，高语罕组织了安徽省的第一个劳工组织“芜湖劳工会”，并在此前后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 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期间，中共中央指示旅欧的党员及其组织合并成立一个旅欧总支部，高语罕被编在德国支部，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两年后，高语罕学成回国，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后即被派往平民女校任教。 稍后，五卅运动爆发，高语罕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参与国共合作。8月又被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在芜湖青年团的基础上帮助建立中共芜湖特支，物色5名进步青年赴俄国中山大学留学。 【1】【2】【3】【4】【5】【6】 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教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共产党人提议下，国共两党于1924年5月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合作创办了在中外军界享有“中国西点”盛誉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聚集了国共两党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高语罕也是其中的一位。 此时，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聘请，高语罕被党派至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文史学家张卫强曾记述了高语罕在黄埔军校课堂上的一次精彩讲演：“（高语罕语）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吧！”这番道理讲得通俗、风趣，再加上高语罕为人十分和蔼，遂被誉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应邀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当时，针对广州的现实情况，高语罕曾提出了纯洁革命阵容、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蒋介石闻知后，曾咬牙切齿地对亲信说：“高语罕骂我是段祺瑞，要好好对付他们。”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对于蒋介石此行为，高语罕予以强烈谴责，遂与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一同被蒋斥为“黄埔四凶”，下令逮捕。 此后，高语罕转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在武汉成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校长。3月23日，蒋介石来到安庆，指使国民党右派利用流氓打手制造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高语罕对此极为愤怒，他随即以《反对与打倒》为题，在3月2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号召人们反对个人专政、以党治军、摧毁农工运动的蒋介石。4月初，高语罕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其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在安庆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此后不久，高语罕又担任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4月3日，两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门首下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刘丙戍发生冲突，车夫身受重伤，路过的一名中国工人不平，上前援助车夫，日本水兵竟抽刀将其刺死。一时间激起民愤，人们将前来援助的日军擒获6名，加上4名日商，一起送往省总工会。日本领事闻讯后急调停泊在江上的水兵登陆，以机关枪扫射我国民众，制造了10人死亡、8人重伤、数十人轻伤的四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几小时，高语罕即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这叫做“亲善”》社论，严厉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的行为，呼吁武汉市民立即组织“四三惨案”行动委员会，团结一致，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 短短数日内，高语罕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蒋介石的试金石》、《不能再迟疑了》等数篇反蒋文章和社论，鼓动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22日，他又与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于《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联名讨蒋通电。当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共有4名：3名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杨匏安、吴玉章，再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高语罕对汪精卫的罪行极为愤怒，他随即于当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主要武装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在部队东进途中，高语罕不断向官兵揭露蒋、汪面目，宣传国民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高语罕还以他中央委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身份积极联络张发奎、黄琪翔、贺龙等将领，争取扩大反蒋反汪实力。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邀请贺龙、叶挺29日到庐山开会并避暑。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贺龙任第二十军军长。汪精卫此次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是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上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叶剑英从同情革命的黄琪翔处获悉庐山会议这一阴谋，他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史称“小划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语罕主张叶挺、贺龙率军迅速离开九江前往南昌，以准备即将举行的起义，随后经过仔细商议，大家采纳了高的意见，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 29日，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开会，会议议决：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五等人。参会的叶剑英眼看反动派即将逮捕和杀害著名共产党人，便秘密来到九江，找到了当时还留在九江的二十军党代表，要他把一封极为火急的秘密信件，迅速转给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信中说，张发奎靠不住了，对他不能抱任何幻想；反动的庐山会议，已作出捕杀共产党人的决定，希望把握局势，尽快举行起义；同时，通知还留在九江的同志迅速转移。高、廖获悉后，经与在九江的中共领导人商量，于30日乘当天最后一班火车，与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一道赶往南昌，逃脱了反动派的魔掌。 1927年8月1日凌晨，也就是在高语罕39岁生日的这一天，激烈的枪声划破南昌城的夜空，响彻动荡纷乱的中国大地：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高语罕等人领导的革命武装，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奋勇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此建立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 南昌起义后，根据中央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部队开始行动后，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 “八七会议”后，高语罕亦在党的指示下辗转前往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而此时陈独秀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处于隐蔽状态，故其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由高语罕代为办理。 在与陈独秀的来往中，高语罕由发牢骚、诉不满，发展到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在组织上参与托派，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最终于1929年11月与陈独秀、尹宽等人同时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15日，高语罕还和陈独秀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后，高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为自己的悲情人生埋下了伏笔。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高语罕随即逃往香港。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不得已释放陈独秀，高语罕才离港返皖，回到正阳关家中。 与陈独秀误生罅隙 1937年9月，高语罕随陈独秀去武汉。他用高超的名字领了难民证，住进汉口的难民所，并与在汉口的《新民报》取得联系。《新民报》后由汉口包轮迁往重庆，高语罕也搭乘该轮到了重庆。稍后，陈独秀也由汉口乘轮到达重庆。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90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作为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高语罕随其自重庆移住江津。1939年3月，高语罕即于上海“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附有不少图片的《烽火归来》，叙述自己1937年抗战期间从香港取道广州、武汉、南京到上海以及从上海返回南京的经历和见闻，传播了抗战救国思想。 为维持生计，高语罕还化名为重庆《新民报》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费。曾任《苏南文艺》主编的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书中提及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张慧剑，如是说道：“慧老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高语罕来投稿，他与这位……名人认识了。抗战胜利东还，高无以自活，慧老就为他找卖文的路，结邻而居，便于照应他的老、病，直到为他营葬结束。……在他的眼里，只是个因老病而困苦不堪、日暮途穷的读书人。”高语罕生活之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1942年3月底，高语罕还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好友陈独秀受人挑唆，竟与其绝交。事情还得从3月29日说起。原来，29日当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和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群众大会，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在会议结束时，罗宇文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员是否还有话讲。 这本是一种客套，会议议程也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万没有想到的是，台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发表在《大公报》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散布悲观情绪。 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文中，陈独秀曾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此刻正值抗战关键之时，陈独秀此文确实不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曾指责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遭封杀。 这位老人对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和盘诘，用语严厉尖刻。一时间全场皆惊，大家议论纷纷，全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报纸也对此事进行报道。这个老头叫凌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凌铁庵是一个爱国者，他甚为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对陈独秀此时发表文章散布消极悲观情绪十分不满，遂在大会上公然提出反对。 陈独秀很快知道了此事，由于他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这让他感到尊颜扫地，无地自容。陈独秀躺在床上，郁郁寡欢，病情也日益加重。他还听信传言，恼怒地认为高语罕便是这事件幕后策划者。于是，他立即与高语罕断绝关系。稍后当高语罕约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陈独秀时，陈独秀也就只与别人交谈，对高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