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關係 (1911年－1941年)

中德關係 (1911年－1941年)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重新導向自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本條目存在以下問題，請協助改善本條目或在討論頁針對議題發表看法。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3年1月28日) 請協助補充多方面可靠來源以改善這篇條目，無法查證的內容可能會因為異議提出而移除。 此條目需要編修，以確保文法、用詞、語氣、格式、標點等使用恰當。 請按照校對指引，幫助編輯這個條目。（幫助、討論） 中華民國－德國關係 中華民國 德意志帝國 中華民國－德國關係 中華民國 德意志國 中華民國－德國關係 中華民國 納粹德國 中華民國與西德關係 中華民國 西德 中德合作在20世紀早期和中期的中國歷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11至1941年間，中國和德國[註 1]之間從合作到交惡宣戰的關係，有重要歷史意義。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一定程度之聯盟，密切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和軍備迅速進步，尤其是在中國抗日戰爭之前。此時期的中華民國一直在民國軍閥割據與列強環伺下艱難生存。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國民革命軍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抬頭。有鑑於此，中華民國急需現代軍備和國防工業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促成兩國於20至30年代合作。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僅不足4年，而且實質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著深遠的影響[1]。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2]。例如中國組建國軍德械師。 目錄 1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2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2.1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 2.2 德國與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3 1937年至1938年：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 3.1 背景 3.2 過程 3.3 失敗 4 1938年至1941年：中德合作的終結 5 歷史影響 6 注釋 7 參考文獻 7.1 引用 7.2 來源 8 外部連結 9 參見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改善中德關係減少了一個障礙。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復[3]。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體。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瑞典和荷蘭，藉由與國外廠商合資的機會將德國軍火工程師轉移到國外繼續設計新武器，並藉由中介國的身分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中國陷入內戰，不同民國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連繫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4]:751-753 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與厲麟似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前者之手，而後者則是前者的核心智囊。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中國國民黨重組並扶植中國共產黨），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面衝突。與此同時，蔣中正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倣傚，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中正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5]:298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上校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中正的顧問。早在1928年11月，中德兩國就展開軍事合作，國府聘用德國顧問團[2]。鮑爾返回德國，並為中國「重建」努力促成一些適當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中正招募一些長期顧問。1928年，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之舊部鮑爾上校應邀到中國，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40餘人，曾參與1929年國民政府對桂系之戰[6]:646。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7]。 鮑爾不久病卒，由佛采爾將軍繼任顧問團團長，曾參與國民政府在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6]:646。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0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貿易夥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8]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東北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於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9]。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民國軍閥）的衝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經由國民政府批准進入中華民國領土的希特勒青年團 經由國民政府批准進入中華民國領土的希特勒青年團、納粹衝鋒隊 國軍民國24年的訓練用書-德式現代砲兵須知，總監為唐生智 駐德大使蔣作賓和隨從參觀一間德國工廠，1928年 1938年9月，在柏林進行外交工作的中華民國大使陳介 聚集在天津從事冬季救濟相關事宜的德國希特勒青年團，1934年 聚集在無錫從事復活節找彩蛋活動的德國少女聯盟，1934年 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九一八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中正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7]。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2]。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係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條約》中關于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對中日衝突採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責。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係。由於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採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係[7]。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威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走擴軍備戰路線，急需中國南方出產之鎢和銻等戰略物資[10]:419。這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7]。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中正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反對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11]:99。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中正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威瑪共和陸軍的架構成立「教導總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11]:94。 一架停靠在中華民國的德國Ju-52運輸機 一架亨克爾廠He 111轟炸機，是德國空軍拒絕接收之後，賣給中國的8架同型機之一[註 2] 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於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代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國通過「工業產品商貿公司」，也稱「合步樓公司」（HAPRO，全名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7]。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後，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滿足了德國的部分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為收購戰略物資耗費巨額外匯。 義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嚮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並締結了一份類似於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於在義大利國內的影響範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 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於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經濟貿易改善兩國政治關係；1935年5月，中德兩國將各自在對方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10]:420。蔣稱讚這是兩國間特別友好關係之象徵；希特勒認為這反映德國精心熱切培養和加深兩國長久存在友好關係之願望，象徵兩國團結和友誼[10]:420。 德國與中國的工業現代化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運輸網，遠遠少於孫文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部和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衝突，好像1920年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儘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浙江、貴州和南昌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南京和上海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中國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7]。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是1936年中德共同定稿的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藍圖和據藍圖落實的中德三年計劃，由中國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12]。 經由與德國軍事合作而脫胎換骨的國民革命軍，配有德式鋼盔及德式裝備 隨著華北危機加深，國民政府為爭取外援準備抗日，採取積極聯德步驟；1936年2月，國民政府派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顧振為團長之代表團秘密訪問德國[13]:420。2月27日，希特勒接見代表團；4月8日，中華民國代表顧振和德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分別代表本國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合步樓條約》補充協定），主要內容是：德國向中國提供1億帝國馬克無限期周轉貸款，中國可隨時用之於購買德國工業及其他產品，並規定貨款除南京資源委員會提取小部分用於購買工礦設備和技術合作外，其餘絕大部分由南京用來買德國軍火和兵工設備[10]:420。當天，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合步樓公司合夥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 蔣中正、孔祥熙為此與阿道夫·希特勒、亞爾馬·沙赫特互致賀電，標誌著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3]。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國南部軍區司令萊謝芳訪華，作為中國代表團訪問德國之回訪；他主要視察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情況，培養與密切同蔣之關係。[10]:420 希特勒上台後，在國內建立納粹黨一黨專政體制，但當時由職業外交家康斯坦丁·馮·紐賴特主持之外交部仍有一定獨立性，對中日兩國保持「中立」立場，使中德關係一度得以發展；但1936年11月，德國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後，中德關係迅速冷淡，日漸惡化[10]:420。 三年計劃也為國民政府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官員，以負責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停頓，最終廢止[14]。 德國與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參見：德國軍事顧問團和國軍德械師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成為蔣中正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以及中國的防線設計。馮·塞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僅留下經過德國教範訓練並配發良好裝備的部隊。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隊要先被裁減等。 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與陸軍大學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於對蔣中正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7]。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2]。在國民政府努力下，約4萬人接受了德國教官之訓練並率先改變部隊編制，編成了教導總隊、87、88、36師四個部隊，也就是俗稱的德械師（另外有四萬人左右之部隊也採用了德國武裝訓練，不過那是隸屬於財政部之稅警總團而並非真正屬於蔣中正控制的武裝力量）。到1937年抗戰開始前，德軍顧問團為國民政府整編之精銳部隊接近30萬人[2]。這些部隊被視作是蔣中正委員長軍隊中的精華。這些部隊也許部分地增強了七七事變後蔣中正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德軍顧問參與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之軍事部署與指揮工作；「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2]。 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中國軍隊總體傷亡30多萬人，其中德國整編之30萬部隊就損失10萬到18萬人，失去1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獨立作戰能力[2]。蔣中正不顧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德械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戰役以及南京保衛戰中。經過幾場初期戰役後，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部隊損失了二分之一以上。德國顧問團訓練近10年之部隊，在3個月內就損失大半[2]。 馮·法肯豪森建議蔣中正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中正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禦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這些行動有助於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3]。 馮·法肯豪森同時認為國民革命軍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意志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於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突擊步兵滲透戰術，類似於德國在一戰末期奧斯卡·馮·胡蒂爾創立的突擊群戰術，原本用意在打破塹壕戰的僵局。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實質裝備。以馮·塞克特的看法當時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對國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廠進行擴建升級以及設立新廠，並在德國技術協助下生產1930年代水準的武器。在德國顧問幫助下，湖北漢陽兵工廠1935年初生產出仿造德國「毛瑟」槍（1924年式短管步槍）之98型中正式步槍，南京兵工廠開始生產中國式「馬克沁」式機關槍，河南鞏縣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現代化改造）開始生產德國人設計之迫擊砲[2]。中正式和漢陽88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步兵武器[1]。在德國顧問團軍械專家指導下，鞏縣還建造一座工廠生產防毒面具[2]。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毒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計劃中止[7]。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砲彈，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7]。 抗戰前，德國軍火輸入中國數量猛增，1936年是23,748,000馬克，1937年則為82,789,000馬克，其中包括榴彈炮、海岸防衛炮、高射炮、魚雷快艇、軍用車輛和各種槍枝等；德國輸入中國軍火佔中國輸入軍火總量80%[10]:420。與此同時，中國向德國輸出戰略物資也逐年增加，如鎢砂輸德量，1933年3,766噸，1934年4,385噸，1935年7,883噸，1936年8726噸；德國通常進口鎢砂佔世界鎢砂產量一半，其中60%－70%來自中國[10]:420。 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2]。1935年至1937年，中華民國從德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即知名的納粹盔）、步槍子彈以及各式防空砲。其他從德國進口的軍事裝備包括少量的俯衝轟炸機，亨克爾轟炸機；萊茵金屬和克虜伯的榴彈炮、反坦克炮，例如PAK35/36 37毫米反坦克炮；裝甲車輛，以及一號坦克；此外還有大量的軍用通訊器材、探照燈和發電機。中國海軍在抗戰爆發前向德國訂購了5艘潛艇、1艘潛艇供應艦、11艘魚雷艇和1艘魚雷快艇母艦，以及大批魚雷[7]。 不過，在中德軍事合作上，中方對德國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詞，主要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德國提供的武器中方無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貨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此詢問中德易貨貿易的德方代表克蘭，克蘭表示，第一個問題是國民政府兵工署長俞大維的一面之詞，至於第二個問題，克蘭也無法判斷，因為合步樓條約簽訂之初根本沒有提到價格問題。不過，他也承認，交給中國的德國產品，其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15%左右。馮·法肯豪森則對宋美齡表示，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發錯了貨，至於價格偏高，則是因為中方在驗貨時出了問題[3]。 總體來說，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初期階段，這些軍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得到了檢驗。儘管日本最終佔領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得到加強，因此這場戰役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並給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除此以外，國民革命軍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面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除此之外，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也給向內地的四川等省份拆運工廠和機械設備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1937年至1938年：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 主條目：陶德曼調停 傾向與中華民國合作的德國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 傾向與大日本帝國合作的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 背景 在1930年代後期的德國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多採取親華態度，而新進納粹黨高官如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則採取親日態度。在德國政府內部親華與親日兩大陣營的交鋒中，親日派的地位逐漸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國與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該協定還附有一份補充議定書和一份秘密協定，規定兩國結成共同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日本從此取代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德日簽署防共協定後，蔣中正對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擔憂，並擔心日本據此干涉中國的「剿共」戰爭，於是在12月1日令駐德大使程天放拜訪德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轉達中華民國對德日協定的疑慮。德方官員對程天放表示，德國政府非常了解中國的處境，以及蔣中正的堅定反共立場，因此在與日本締約當初就已屢次聲明，德國對中國毫無惡意，在將來也絕對不會讓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當作壓迫中國的工具[15]。 1937年6月9日，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後歸國的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順道訪問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漢斯·馬肯森（外交部副部長）舉行了會晤，商討中德易貨貿易問題和德日同盟問題。6月13日，希特勒會見孔祥熙，表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將使兩國互惠雙贏，德國在遠東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領土意圖，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還希望中國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發生問題[3]。6月18日，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訪馬肯森，詢問孔祥熙此行有沒有提到軍火輸送問題，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近10年來一直處於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係。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係的主要原因。由於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16]。儘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遊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另外，中蘇兩國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 抗日戰爭爆發初期，德國外交部希望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遠中國。雖然武者小路公開要求德國採取對華軍火禁運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國商船離開漢堡前往上海，向中國運去大批軍用物資，另有3艘商船準備起航。為穩住日本政府，德國外交部在7月25日謊稱已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德國駐日武官奧特同時指責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德中經濟關係[17]。 中華民國方面，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內，蔣中正先後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美國大使詹森、德國大使陶德曼、義大利大使柯萊、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國大使那齊雅等人，要求各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調停。7月26日，陶德曼對蔣中正表示，雖然德國願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願第三國干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蔣中正指出，中日戰爭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係上發生轉變，以此來要挾德國出面調停[3]。 這一談話傳回柏林後，德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蘇聯插手的問題。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遜，要求他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衝突升級為戰爭。由於害怕蘇聯恢復對華影響，德國的對日態度逐漸變得強硬。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來為其進犯中國找一個體面的藉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日本本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國民革命軍後強迫對方訂立城下之盟。但是日軍在淞滬戰役中直接面對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即德械師和德訓師，因此在戰事中失利，遲遲不能攻占南京。 淞滬會戰的爆發使德國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能只是華北的局部衝突，而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因此在對日立場上有所改變，在新聞報導中對日本採取偏袒態度。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尤其使德國震驚，衝擊了德國外交部中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的傳統派勢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賓特洛甫要求國防部終止向中國供應軍火，並要求外交部採取鮮明的親日立場。這一要求引起了國防部和外交部的強烈不滿。德國一旦調整其東亞政策，就將在中國失去許多重要的經濟利益，而日本方面卻不能保證德國在華貿易的優勢。在這樣的考慮下，戈林又改變了立場，指示德國供應商可以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但需由丹麥貨船運送，並通過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中轉[3]。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2]。 過程 1937年9月以後，中日戰爭的形勢已經明朗化，這場戰爭不可能是一場短期的衝突，而必將成為一場長期的、耗費巨大的戰爭。經過多次反覆，德國在中日戰爭的立場問題上逐漸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一方面，納粹黨中的親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實力消耗在中國戰場上；另一方面，德國軍政界和工業界的保守派勢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領中國、壟斷中國市場和戰略原料。因此德國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雙方通過談判儘快停戰。此時日本也出台了《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願意促使中國重新考慮中日關係問題，結束事變，恢復邦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展開了調停工作。 11月2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達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七項和平條件：一、內蒙古自治；二、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三、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隊；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六、降低對日關稅；七、尊重外國權益。11月4日，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達給蔣中正。蔣中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他就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12月13日，南京淪陷，次日日本於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由於攻克南京，日本國內主戰派勢力抬頭，12月20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修改了原來的條件，提出了四項更苛刻的和平條件，包括「日滿華合作」（即承認滿洲國）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雖然德國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讓日本軍部的主戰勢力變得強大，日本政府已徹底喪失對軍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2月28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條件，最後一致認為中國無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條款。當日，蔣中正通知陶德曼，中國拒絕接受日本的條件。 失敗 1938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達成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一致意見，並在1月17日下午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徹底終結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調停以失敗告終。 調停失敗後，德國決定改變對華政策。1938年初，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紐賴特均被撤換，親日的里賓特洛甫上台。最終，德國為使日本牽制蘇聯，還是拋棄中國[2]。此後德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德日關係中的幾大障礙——承認滿洲國問題、在華軍事顧問問題和軍火出口問題。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2]。2月21日，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同年3月3日，德國決定在中日戰爭結束前不再接收中國軍事學員，並遣散現有的中國在德軍事學員。 4月，德國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2]。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返回德國。在日本的堅持下，德國政府於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中國向德國訂購的2艘IIB型潛艇、8艘大型魚雷快艇和「戚繼光」號魚雷艇供應艦也遭扣押。滯留在德國的中國軍事訂貨總額達2.82億帝國馬克。德國國防部認為，這對德國的軍火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隨後，德國更召回駐華大使，中德關係迅速轉冷[2]。1938年6月24日，里賓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國。他在6月25日向蔣中正辭行，於26日從漢口乘飛機前往香港，從那裡返回德國。此後德國在中國只保持了代辦級的外交官員（中國則仍保留駐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華民國對德國、義大利宣戰為止。 此外，里賓特洛甫還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絕回國者，則被視為公然叛國，將遭受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之處分。在這種最後通牒下，國民政府只得同意無條件放回德國軍事顧問。馮·法肯豪森將軍在啟程回國之際，曾向蔣中正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7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乘坐中華民國政府安排的專車離開漢口，經香港回國[3]。 1938年至1941年：中德合作的終結 南京政府首腦汪兆銘於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 1938年1月至9月，中德關係隨著德國採取一系列棄華聯日的政策之後，已經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國與滿洲國簽訂了《德滿貿易協定》，將在華經濟重心從國民政府控制區轉到了滿洲。 德國在遠東由「親華政策」轉向「親日政策」的調整，嚴重損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本和滿洲國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於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裡，德國僑民的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中國政府自己都多。在華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 實際上，雖然德國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德國和日本的友誼並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19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德國逐漸轉向日本，其中前期中德合作的德國顧問有些被日本收買，向日本泄露大量中國軍事情報。1939年蔣中正的德國炮兵顧問韋伯將重慶的情報發給日軍，造成重慶大轟炸中的巨大損失，同時還參與日本傘兵密謀空降活捉蔣中正的計劃，對中國造成巨大損失[18]。 中德之間的聯繫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由於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登陸英國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7]。19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 儘管國府一再希望挽回中德關係，但1941年7月1日，德國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遂與德國斷交[2]。時為德蘇戰爭，為了讓日本進攻蘇聯，德國與重慶政府不存在繼續對話之最後可能。 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及對美國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亦正式加入盟國陣營，並且對德宣戰，從而為中德兩國長久的合作關係劃上終結。 歷史影響 1938年，擔任德軍少尉的蔣緯國 對蔣中正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19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國並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而卻需要中國的原材料。中國迫切地需要發展現代工業，以便抵禦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並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因國共內戰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到臺灣後，許多政府要員、軍官、教授和研究人員都曾經在德國受訓，其中也包括蔣緯國，最為代表的是在1963年至1975年間的影子單位「明德小組」其聯絡人就是蔣緯國[19]。後來擔任立法院院長的臺籍中將黃國書等等。可以這樣說，1936年中德合作時期制定的3年計劃，多少有助於戰後臺灣的初期安定與發展。 注釋 （一）本條目所指之中國，為國民政府治理下的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二）本條目所指之德國，其政權於1933之前為威瑪共和政權，於1933之後為納粹政權。 此圖是中國空軍在抗戰初期僅存的1架He 111A0 1902號機後期照片。該機是1936年廣東空軍向德國購買的10架He-111（實際遞交8架）之一，1936年7月18日隨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投奔南京政府，後編入第19中隊（第8大隊），曾經參加過轟炸長江口日艦隊的行動。後因缺乏零件而擱置。拆除武裝後於1943年2月25日交中國航空公司（CNAC）暫用，編為中二號機，並換裝原容克 Ju-52/3M運輸機所使用之美制P&W大黃蜂式660馬力星形發動機，改為訓練和運輸之用，機身上塗裝「中」字。1944年12月23日，該機在昆明機場試飛時失事墜毀。 參考文獻 引用 國軍歷史文物館>>政府資訊公開>>研究報告及業務統計 〈抗戰早期 德國軍事援華〉. 《明報》. 2015-08-09: 新聞專題A12版.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年至1938年》 《中國年鑑——1929年至1930年》，《字林西報》，1930年 孫逸仙，《中國的國際發展》，臺北：中國文化服務，1953年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第3版.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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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128. 外部連結 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 1928年－1938年在中國的德國軍事使團 （英文） 秘密之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們 德商禮和洋行在華經營軍火活動情況 德國軍售與中國抗戰 香港鳳凰衛視視頻：2013-12-14皇牌大放送 日耳曼軍師侍從記——民國中德關係 參見 flag 中華民國主題 納粹德國主題 國際關係主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主題 中德關係 國軍德械師 德國軍事顧問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漢斯·馮·塞克特 中華民國歷史 國民革命軍、德意志國防軍 蔣中正、希特勒 中國國民黨、德國納粹黨 中國1930年代、南京十年 納粹德國對中國人的迫害 [隱藏]閱論編 德國 中德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 中國駐德使領館[註1] 柏林漢堡慕尼黑法蘭克福杜塞道夫波昂 德國駐華使領館[註2] 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香港青島汕頭福州廈門北海漢口天津濟南重慶 在華德國租借地 膠澳租借地 總督府總督官邸 在華德租界 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 歷史事件 曹州教案山東問題中德合作中德通商條約膠澳租借條約辛丑條約納粹德國對中國人的迫害 對話機制 中德戰略對話中德人權對話中德法治對話 軍事 八國聯軍德國軍事顧問團國軍德械師陶德曼調停 經濟 中德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大中華德國工商大會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一汽大眾上汽大眾北京奔馳華晨寶馬中德生態園中德裝備園 文化 青島德國建築群留德人員審核部中德媒體使者中德科學中心中德學院同濟大學北京德國使館學校上海德國學校長春市德國國際學校德漢詞漢德詞典友誼體 人物 中國駐德大使德國駐華大使在德國的中國人在中國的德國人華裔德國人德國漢學家 註1^ ：此處僅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在德國的正式外交使領館。關於與德國未有邦交的 中華民國政府駐德辦事機構，請見「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註2^ ：德國僅於中國大陸和香港設有正式的外交使領館，關於其對台灣派出的非邦交代表機構，請見「德國在台協會」。 分類：中華民國與德國關係德國外交史20世紀德國軍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外交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軍事中華民國所受外援蔣緯國 導覽選單 沒有登入討論貢獻建立帳號登入 條目討論臺灣正體 閱讀編輯檢視歷史搜尋 搜尋維基百科 首頁 分類索引 特色內容 新聞動態 近期變更 隨機條目 資助維基百科 說明 說明 維基社群 方針與指引 互助客棧 知識問答 字詞轉換 IRC即時聊天 聯絡我們 關於維基百科 工具 連結至此的頁面 相關變更 上傳檔案 特殊頁面 固定連結 頁面資訊 引用此頁面 維基數據項目 左側跳頂連結 短網址 列印/匯出 下載為 PDF 可列印版 其他專案 維基共享資源 其他語言 العربية Deutsch English Español Français Bahasa Indonesia 日本語 Português Русский 還有 5 種語言 編輯連結 本頁面最後修訂於2020年9月2日 (星期三) 16:34。 陶德曼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Tango-nosources.svg 此條目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或來源。 (2012年1月24日) 維基百科所有的內容都應該可供查證。請協助補充可靠來源以改善這篇條目。無法查證的內容可能會因為異議提出而移除。 陶德曼，全名為奧斯卡·保羅·陶德曼[註 1]（德語：Oskar Paul Trautmann，1877年5月7日－1950年12月10日），德國外交官，1877年5月7日出生於德國布蘭登堡邦施普倫貝格附近的村莊斯特拉多（Stradow），1935年～1938年任德國駐華大使，曾在中日戰爭初期居中調停。 生平 1904年陶德曼法律專業畢業後即工作於柏林的德國外事部門，1907-1914年德國駐聖彼德堡副領事，1921年任德國駐神戶總領事，次年任德國駐日本大使助理。1924年任德國駐日大使館臨時代辦，1926-1931年返回柏林工作，1931年冬在北平任駐華公使，1935年使館升格後赴南京任駐華大使。在中日戰爭初期居中調停，失敗後不久被召回德國，1942年退休。1950年12月10日在布蘭登堡邦科特布斯東郊的小鎮施利肖（Schlichow）逝世。 注釋 德語人名Trautmann在現代人名翻譯中譯作「特勞特曼」，但在指該人物時約定俗成譯作「陶德曼」。 相關條目 陶德曼調停 分類：1877年出生1950年逝世德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德國外交官布蘭登堡人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重新導向自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Bundesarchiv Bild 146-2008-0155,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jpg 法肯豪森將軍（1940年照） 本名 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 出生 1878年10月29日 德意志帝國西里西亞省布魯門薩 逝世 1966年7月31日（87歲） 西德萊茵蘭-普法爾茨拿騷 效命 德意志帝國（至1918年） 德意志國（至1933年） 納粹德國 中華民國（任德國軍事顧問團領導人，至1938年） 服役年份 1897年－1930年 1934年－1944年 軍階 步兵上將 獲得勳章 藍馬克斯勳章 亞歷山大·恩斯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馮·法肯豪森男爵（德語：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階為步兵上將，同時亦是一位積極的反納粹分子。 法肯豪森於1935年3月接替漢斯·馮·塞克特，任中國蔣中正的德國軍事顧問團最後一任領導人，為中國在抗日戰爭初期戰事貢獻頗多，直到1938年德國政府決定聯日棄華而奉召回國，擔任第4軍區司令。1940年在德國佔領比利時與法國後，法肯豪森被任命為比利時佔領區軍政府司令官，期間與黨衛軍和蓋世太保暗中抗衡，採取相對溫和的佔領政策，但對比利時境內發生的屠殺和猶太人遭受的暴行負有主要責任。法肯豪森於1944年因被捲入「720密謀案」而被解除職務和逮捕，先後輾轉於多個集中營，最後被美軍俘虜。 戰後法肯豪森因比利時佔領軍領導人而被以戰爭罪犯起訴，被宣判12年有期徒刑，但僅關押3週後即獲釋。1966年7月31日法肯豪森於西德萊茵蘭-普法爾茨的拿騷去世。 目錄 1 生平 1.1 中華民國軍事顧問 1.2 召回德國 2 註腳 3 參考文獻 4 外部連結 5 參見 生平 1911年，訪問日本陸軍第33步兵團時的法肯豪森留影。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出生於1878年10月29日德意志帝國西里西亞省布魯門薩的一個普魯士貴族家庭里，父親為亞歷山大（Alexander，1844—1909），母親為伊麗莎白·舒勒·馮·辛登（Elisabeth Schuler von Senden，1853—1936），他的叔叔路德維希·馮·法肯豪森曾於一戰末期的1917年至1918年期間擔任比利時總督[1][2]。 法肯豪森於布雷斯勞接受文理中學的初級教育，後於1897年3月13日加入德國陸軍，並以少尉軍階服役於「第91奧登堡步兵團」[3]。1900年至1901年，法肯豪森被編入第3東亞步兵團（3. Ostasiatischen Infanterie-Regiment），跟隨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元帥的東亞遠征軍參加了鎮壓義和團的軍事行動[3]，並以此開啟了他個人對東方事物的興趣[4]。1902年，法肯豪森調回第91步兵團任第2營行政官。1904年10月1日法肯豪森進入戰爭學院進修，於1907年7月20日畢業[3]，後又轉入柏林大學東方學院研究，這段期間法肯豪森努力學習日語，並大量收集日本的各種資訊[4]。自1908年4月1日至1912年3月，法肯豪森調至總參謀部服務，後於3月22日因通曉語言和亞洲的政治局勢而被任命為德國駐日大使館武官，在此期間，法肯豪森對於與即將崩潰的中國清政府相比、對國民生活較有紀律的日本較有好感[5]。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肯豪森奉命回國，並先後擔任第89步兵師和第31步兵師的參謀長。1916年5月9日法肯豪森調往土耳其，成為駐土耳其德軍顧問團的團員，同月29日擔任土耳其軍第2軍團後方調遣督察長參謀長，1917年1月1日法肯豪森晉升為督察。3月26日法肯豪森轉往高加索一帶，擔任土軍高加索集團軍參謀長，獲頒藍馬克斯勳章。戰爭結束後繼續留在軍隊服務，1927年開始擔任德勒斯登步兵學校校長。 中華民國軍事顧問 1930年退休後受邀到中國擔任蔣中正的軍事顧問。 1935年8月20日，他向蔣介石呈送了《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提出了持久抗戰，以及將四川作為最後防地的設想，國民政府根據其建議進行了整體的軍備建設及防衛部署[6]。 1937年納粹德國正式與日本結盟，而日本已向中國不宣而戰。納粹黨為了向日本表示善意，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傀儡滿洲國，並撤回德國對中國的援助：包括強迫法肯豪森辭去顧問職務。離別前法肯豪森答應蔣中正不會向日本透露任何中國的作戰計劃。 召回德國 1938年法肯豪森被召回現役，在西部戰線出任步兵上將。1940年5月出任比利時軍事總督。 在比利時總督任內，法肯豪森簽署了17道反猶太人的命令，是納粹在1942年從比利時驅逐猶太人的前奏。他負責經濟的副手艾格·里德（Eggert Reeder）在經濟方面著手「清除猶太影響」，包括將猶太人清理出傳統上由猶太人控制的安特衛普鑽石行業。但法肯豪森也至少接受他的中國朋友錢卓倫將軍的堂妹、化學家錢秀玲的兩次求情，特赦了被判死刑的約100名比利時反抗組織成員，在法肯豪森戰後受審時錢秀玲也出面為其辯護作證。 他是兩個反希特勒者：卡爾·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埃爾溫·馮·維茨萊本的親密朋友，很快地他也開始憎惡希特勒與納粹政權，並支持維茨萊本的一個軍事政變計劃。1944年的7月20日密謀案失敗後，馮·法肯豪森在不同的集中營中渡過，直至1945年戰爭結束才被盟國俘獲。 1948年法肯豪森被送往比利時受審，錢秀玲和一批比利時猶太人出面為其辯護作證；在獄期間，著名的比利時抗納粹女英雄為他送食物（後來在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後，兩人結婚）。1951年3月被控驅逐25,000名猶太人以及處死比利時俘虜而被判處12年勞動監禁，後被送往西德服刑。1955年在（依照比利時法律要求）服刑超過1/3後，鑑於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曾盡力挽救猶太人和比利時人，西德總理將其特赦。 1950年法肯豪森的72歲生日，收到蔣中正的12,000元美金作為賀禮，並稱他為中國的友人。 法肯豪森在晚年曾擔任過德中文化協會會長，並於1958年11月28日接受中華民國授勳。1966年7月31日在萊茵蘭-普法爾茨的拿騷逝世。 註腳 Geneanet Kossmann（1986年），第150頁 Specialcamp11 傅寶真（1998年），第272頁 田嶋信雄（2010年），第56頁 白偉志. 中國軍隊的德國夢. 《先鋒國家歷史》. 2007-3. 參考文獻 （德文）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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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6]. 亞斌. 傳奇錢秀玲與比利時70年的生死情緣. 《黃河.黃土.黃種人》. 分類：1913年出生2008年逝世比利時華人宜興人錢姓天主教魯汶大學校友(1970年前) 钱卓伦 编辑 中文名钱卓伦国 籍中国出生日期1890年逝世日期1967年毕业院校陆军大学籍 贯江苏宜兴性 别男 钱卓伦（1890－1967）　国民党陆军中将。江苏宜兴人。陆军大学毕业。历任营长、参谋长、团长、要塞司令等。 抗战时期，历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1949年11月去台湾。历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参兼国防部驻台湾办事处主任、国防部高参室主任等。1967年在台北病逝。 　钱秀玲，在比利时是一位受到极大尊敬的老太太，因为她在二战期间曾努力救助过数十名反德战士，她被称为“中国辛德勒”。 　　钱秀玲1912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一名门望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了亲。钱秀玲虽家境非常优裕，却不骄不奢。她好运动，爱打篮球，喜爱化学。学生时代起，她即立志科学报国，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国居里原子能实验室学习，希望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1929年，钱秀玲的哥哥和她的未婚夫去比利时留学，钱秀玲也来到比利时的鲁汉大学化学系读书。钱秀玲和未婚夫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合适，就分手了，又结识了具有俄罗斯和希腊两种血统的医学系学生葛利夏，并与之结婚。 　　结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一个偏僻小镇，丈夫在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钱秀玲在诊所里当护士，开始了他俩长达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3年5月德军占领了比利时，镇上有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叫罗杰，他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列车通过的铁路。事情败露后，德军抓住了罗杰，并张榜宣布判处罗杰绞刑。 　　顿时，全镇的居民陷入了恐慌和焦虑之中。罗杰的父母通过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向德军求情，但也不能救出他。看到如此情景，钱秀玲的心无法平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冯·法尔肯豪森。 　　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钱秀玲有一天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冯·法尔肯豪森。 　　冯·法尔肯豪森是钱秀玲堂兄钱卓伦的好友。钱卓伦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1934年至1938年，冯·法尔肯豪森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时，与钱卓伦成为挚友。其后，冯·法尔肯豪森在日军又担任过一段时间军事顾问，这令钱秀玲心头一惊。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冯·法尔肯豪森会不会将中国的军事机密泄露给日本呢？钱秀玲牵挂着祖国的命运，立即给堂兄写了一封信。不久，堂兄回信说，这个法尔肯豪森先生虽然也是德军中的一员，但此人极富正义感，为人正直，与那些顽固不化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不同之处，他不会干出卖中国的事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的几年里，他与不少中国人结下了特殊的情谊。并说，今后钱秀玲遇到什么难事，可以去找法尔肯豪森帮忙。 　　钱秀玲听说了罗杰的事情后，她找到了罗杰的父母，说：“让我试一试吧，或许有一线希望。”罗杰的父母紧紧地握着钱秀玲的手，不敢相信一个弱小的中国女子能解救出罗杰。 　　钱秀玲字斟句酌地给冯·法尔肯豪森写了一封信。她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大早，钱秀玲带着这封信和堂兄钱卓伦写给她的回信，顶着寒风来到160公里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冯·法尔肯豪森听说是老朋友的妹妹求见，当即下令让士兵放她进去。钱秀玲把两封信都交给了他，开门见山地请求他免除罗杰的死刑。法尔肯豪森说：“我会想办法的，让我试一下吧。” 几天后，冯·法尔肯豪森下达了特赦令，释放了罗杰。 　　从此，钱秀玲在枪口下救人的事情被传开了。在小镇，钱秀玲成了一位英雄。人们每每遇到难事，都来恳求钱秀玲帮忙。钱秀玲一次次地求助于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军队开始节节败退，比利时的反纳粹活动更加活跃。6月7日，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三个德国盖世太保。顿时，德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逮捕了九十多个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交出凶手，否则，德军将采取抓阉的方式，每批十五个人将被处死。人们恳求钱秀玲想办法救出人质。 　　面对着恳求的目光，钱秀玲那颗善良的心流泪了。但是，钱秀玲又犯难。法尔肯豪森曾跟她说：“如果可能，你今后尽量少来，这对你有好处。”据传言，冯·法尔肯豪森由于厌战情绪和大量释放反德国纳粹的比利时人，已开始受到德国盖世太保的监视，并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钱秀玲真担心再去找他会给他带来不祥，但她还是决定试试。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连夜坐着一辆破车，冒着受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了布鲁塞尔。冯·法尔肯豪森没等钱秀玲说就知道她来干什么了。他说：“钱，我可能马上就要被革职了，因为柏林方面已召令我回柏林。”钱秀玲真想什么也不说就走了，但那近百个人的生命使她止步了，她说：“将军，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死去，道义不允许，良心也不容。”法尔肯豪森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怕我力不从心呀，我试一试吧。” 　　第三天，被逮捕的九十多个人放了回来。没过几天，法尔肯豪森被调回了柏林。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先后营救了几十个比利时国民的生命，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勋章”。艾克兴市的市民们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市政府还到古董店里去买了一座铸有龙的中国铜塔送给她作纪念。 　　冯·法尔肯豪森回到德国就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准备将他送到法庭上审判，按军法处置。但二战结束的脚步逼近了柏林，德国投降了，冯·法尔肯豪森作为战犯又被交给了盟军监管。 　　1948年，法尔肯豪森被引渡到比利时。1950年，他作为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 　　听到这个消息，钱秀玲坐不住了。她到处奔走呼吁，寻找她救助过的人联名上书。她认为法尔肯豪森从人道主义出发，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国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三年后他被提前释放，回到了德国。 　　钱秀玲多年来默默地在比利时生活着。如今，二战结束已经50多年了，钱秀玲已是耄耋之年。可人们并未忘记她所作过的一切，仍称她是“和平天使“。回首往事，老人总是那样平静自然。其实，助人为乐原本就是她一辈子做人的原则。1988年，钱秀玲老人在阔别多年之后回到祖国寻根。侨办领导感谢她为中比人民的友谊书写了永不磨灭的篇章。 　　老人除了一位跟随多年的从宜兴老乡请来的保姆，还育有一儿一女，也60多了。虽然离开家乡已70年，居家服饰跟普通中国家庭和中国老太太一无区别。“乡音无改鬓毛衰”，与自己人说话时，依然是自小那口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为了让更多的华人在比利时能够学习汉语，她捐款创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取名为中山小学。钱秀玲被推举为第一任董事长和校长。钱秀玲和丈夫葛利夏共同抚育了五个儿女。三年前，葛利夏去世了。在五个儿女的精心照顾下，钱秀玲老人依然像从前一样乐观、顽强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