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为何不做外蒙古的盛世才? 2014-11-03 由 历史小助手 發表于历史 1925年12月11日,徐树铮欧洲考察结束回到上海,期间与孙传芳会晤,商议直、奉、皖三系联合对抗冯玉祥和准备北伐的革命军。段祺瑞以京津局面混乱电嘱其暂缓赴京,但他认为考察回国,理应复命。 1925年12月29日,复命后,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派人劫持,于30日凌晨一时,被押往站外枪杀。 (徐树铮。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6年4月20日下午,下台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据曾宗鉴笔记:专车开出一小时后,段走进随从人员乘坐的车厢,问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徐字)被杀,是在站内还是站外?” 及至廊坊,段开窗而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掩面入卧。 这是一件让段祺瑞余下十年中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徐树铮去车站后,段祺瑞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后悔就在于他没有亲自去追回徐树铮,仅让人持纸条赶往车站,以为他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徐树铮一笑置之。 解放后,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告诉他说,爷爷死前曾留下话,以后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要摆上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段昌义说,从那以后,段家每年都是这样做。 徐树铮是谁?为何被暗杀?段祺瑞为何如此看中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军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生。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 落第秀才投笔从戎 徐树铮出身于一个穷儒之家。父亲徐忠清早年科举拔贡,以设馆授业为生。母亲岳氏为宋代名将岳飞后裔。徐树铮天资聪颖,幼承庭训,六岁能读诗,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获岁试一等第一名。十八岁赴南京乡试,名落孙山。从此厌倦科举,认为读书人只会钻研八股,于事无补,决心投笔从戎,沙场立功。 (徐树铮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1年冬天,22岁的徐树铮怀揣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国事条陈》,千里迢迢赴济南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希望在袁氏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几经周折,文章被递进巡抚府。袁世凯看罢,大加赞赏,得知作者是个年轻人,更觉得人才难得。当时袁正在守母丧,不便见客,便指派道员朱钟琪出面接待。朱一向以名士自居,目中无人,碰到自尊心极强的徐,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徐树铮闷闷不乐地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段祺瑞其时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据段祺瑞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于是走投无路的徐树铮被延揽为用,追随段祺瑞的左右。 “北洋小诸葛” 徐树铮才华横溢,经武纬文,精通经史,诗文尤佳。曾有佳句“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十万骑”,闻名于天下。出使外蒙时,随身携一部《汉书》,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徐树铮曾游历法国,在下榻酒店宴请宾客,菜肴非常名贵,徐致辞道:“今日菜肴菲薄粗劣,不堪招待诸位……”酒店老板闻言大怒,以为徐刻意诋毁,非要起诉徐。最后经人调解,徐登报解释误会,方才罢休。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 当时举国偃旗,万民哀悼,称颂中山先生的联很多,致挽联者文豪巨擘不乏其人。但徐树铮的此联被推为众挽联之冠。不少人对此评论:“徐氏之联,用典精辟,含义深刻,可谓之头筹!”由此可见徐树铮之才气超人,文采盖世。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而那一篇42名将领联名通电,便是出自徐树铮的手笔。 时人称“小扇子”、“北洋小诸葛”。 北洋怪杰 1905年,徐树铮被段祺瑞保送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留学期间,他每天闻鸡起舞,钻研兵法。课余考察日本法政及规章制度,撮录纲要,悉心揣摩,以备回国致用。1910年秋,年仅31岁的他学成归国,被分派到段祺瑞军营当参谋。徐树铮自以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 1912年至1914年,徐树铮先后任中华民国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等职。1914 年5月,徐树铮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次长,年仅34 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袁世凯称帝时,徐树铮因其劝段祺瑞抵制,遭袁世凯罢免官职,于是赋闲在家静观其变。 (徐树铮访法时受到法国总统杜梅尔格的接见徐树铮将军。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6年,因称帝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徐树铮协助段祺瑞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的“张勋复辟”事件。事后又策划了讨伐张勋的“讨逆军”行动,讨逆成功后,徐树铮又任陆军总次长,再次回到了权力的舞台。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于是,又出现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徐树铮也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坚定地站在段祺瑞这一边。 在冯段之争中,徐树铮为段祺瑞穿梭奔波,他一方面假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借得巨款,编“参战军”,为段扩兵争雄;一方面组织“安福俱乐部”,为段祺瑞的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树铮当时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只是徐树铮恃才傲物,袁世凯死后,除了段祺瑞谁也瞧不起,经常出言不逊,脾气有些古怪,所以被人称为北洋怪杰。 “当代班超”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和汉人的关系是纠缠复杂的一个大命题,除却了一个元王朝之外,在明清之际的打打合合之际,蒙古就一直被王朝册封等各种形式,将土地和人民列入了大中国的版图。 但是国运有兴衰,清廷的腐朽和败落,民初的纷扰战事,原本和北京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外蒙古民族势力抬头了。外蒙古独立的倾向,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1911年12月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外蒙古首次宣誓过要独立,先后又经过了“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经过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宣布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1917年,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全境赤化,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又害怕俄国的赤化运动波及外蒙古,因此决定回归中华祖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但立即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他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他的什么《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祖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孙中山电贺其成就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比。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路线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徐树铮收复库伦为世人所称道,可没过多久他就很快打道回府,放弃已收复的库伦。如果他像盛世才“强力”治理新疆一样,掌控外蒙古局势,那么外蒙古也就不会那么快就独立了。他回中原参加直皖战争,后来死于非命,一代英豪就这样过了,不是很可惜吗?难道他不具备独霸库伦一方的条件吗? 在徐树铮没有进驻外蒙之前,驻外蒙办事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总督)是陈毅。段祺瑞执政后,免去直系人物陈毅,任命他的小军师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1920年夏天段祺瑞政府垮台,自系军阀曹锟执政,曹锟、吴佩孚免去了徐树铮驻乌里雅苏台总督职务。特派陈毅二出库伦,再次任命陈毅为驻乌里雅苏台总督。这有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味道。 又由于当时的外蒙境内本身的混乱。在外蒙这块土地上,不但有中国的军队,还有蒙匪和白俄的匪帮并没有来得及完全清除,外蒙古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徐树铮过于采用军事手段,未得外蒙民心,外蒙还有许多人在为重新“独立”蠢蠢欲动。再加上苏俄干涉和长期以来侵占我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野心不死。 他被人称为收复外蒙古的民族英雄,为何最后被人抓住就地枪杀 2018-05-06 由 萍说历史 發表于历史 近代史上,关于徐树铮,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收复了外蒙古,但是真实的历史真的如此吗? 然而,史实真的如此令人血脉偾张吗?既然称其为“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其所谓收复蒙古的战功为什么又不为人所知呢? 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独立势力联合沙俄军队共同驱逐了满清驻军,宣布“自治”。当时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在沙俄的胁迫下于1913年9月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设官、殖民,仅保留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 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出于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恐惧,以及对失去现有统治利益的担心,外蒙内部亲俄势力开始逐渐转向,频繁与北洋政府联系,希望能重新归附中国。 这时,一个人物适时出现了。谁?陈毅。这个陈毅,比后来的共和国元帅陈毅要大上十几岁,他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曾被任为“邮传部侍郎”,1917年8月被任命为库仑都护使。陈毅不失时机的向外蒙高层提出了外蒙撤销自治,并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外蒙驻扎,保护外蒙之安全。 综合种种情况,蒙古国王公们权衡利弊,同意归附北洋政府,但是这时候日本也在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 这时,希望归附北洋政府的蒙古国王公和陈毅,致电北洋政府,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 六月,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一到任,根本不管当时的外蒙古实际情况,立刻开始雷厉风行的推行其撤治方针,架空陈毅权利,全盘推翻此前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虽然北京国务院一再叮嘱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但其始终不改嚣张跋扈本性,一抵达库伦就对陈毅百般挑剔。 就在北洋国务院经过讨论决定外蒙撤治之事仍由陈毅主持的情形之下,徐树铮竟然擅自下令在都护使衙门外设立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将其软禁起来。 在武力威胁下,外蒙王公和喇嘛第二天便召开紧急会议,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1920年7月,皖系军阀战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不得不潜逃日本。此时各方军阀彼此混战,谁也无心顾及外蒙。1921年11月,外蒙再次宣布独立,北洋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予承认,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外蒙的控制权。 以上就是徐树铮收复外蒙古的全过程,可以说,真正为取消外蒙自治做出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应当是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而不是别人栽树,他摘果子的徐树铮!至于孰是孰非,还是由大家评说吧。 那么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怎么会被枪杀呢? 1925年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在河北廊坊车站被一群士兵拉下火车,押往站外就地枪杀。 说起徐树铮被杀原因,历史上普遍认为,是因为徐树铮的飞扬跋扈,起因于1918年他擅杀陆建章,而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 袁世凯不喜欢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的跋扈,多次要撤他的职,徐认为是袁听了陆的谗言所致,怀恨于心。袁一死,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徐大权在握,便把陆抓来不加审判便处死刑。 哪知陆有一位外甥,便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时隔十年,冯驻扎京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投奔表兄做事。1925年段祺瑞成为相当国家元首的执政,徐当然大模大样回国。不料在谒段之后南归,专车过廊坊车站,正入冯的防区。陆承武在专车上抓获徐树铮,也不加审问,立即枪决。 中国在1921年3月永远地失去了外蒙古。 处置外蒙自治时,徐树铮功劳虽大,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2018-11-07 由 新青年必读 發表于历史 提到徐树铮,人们就会想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是在他的努力下,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回到中国怀抱,外蒙也取消了自治。但是,在处理这件事中,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后来的外蒙独立埋下了隐患! (外蒙地图) 外蒙古是一个历史名称,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包括今日的蒙古国(占地156.65万平方公里)和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占地16.8604万平方公里)等地区。 清廷根据其对蒙古地区统治政策的需要,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外藩蒙古指以世袭札萨克为旗长的蒙古各旗 。1921年,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所辖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大部分并入苏联。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根据国际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国民党当局赴台后声称苏联背信弃义取消承认其独立,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92年改制后国号变更为蒙古国。 其实,在1911年,清王朝土崩瓦解后,外蒙就曾独立,这是沙俄俄国多年煽动的结果。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政局动荡,无暇他顾,失去对外蒙的控制。1919年春,日本也垂涎外蒙,想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大蒙古国”,外蒙的王公们深怕日本,便又想重新依附中国。 当年,中国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今乌兰巴托)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消独立,复归中国。 然而,在取消外蒙自治过程中,徐树铮犯了一个知名的错误。 (徐树铮) 从1919年10月29日抵达库伦始至1920年7月4日免除“西北筹边使”止,徐树铮治理外蒙统共只有短短的八九个月。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徐树铮凭借铁腕政策,以最短的时间在外蒙取得了骄人的政绩。但在这骄人的政绩背后却也为外蒙二次独立,埋下了难以挽回的祸根。最主要的根源是,徐树铮没有和陈毅处理好关系。 陈毅从清末开始便历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宪政馆统计科员等职, 精通边疆舆地。中华民国建立后, 任大总统府秘书、蒙藏院参事。1914 年9 月至1915 年6 月, 陈毅以北京政府全权专使顾问身份参与签订《中俄蒙协约》的恰克图谈判。1915 年6 月,陈毅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1917 年升任驻扎库伦办事大员。 徐树铮没有出任西北筹边使之前,外蒙事物一直都是由陈毅负责。陈毅自1915年在外蒙任职,经过多年的经营,陈毅在外蒙高层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外蒙高层之所以透露出取消自治的愿望以及恳请中央政府向外蒙驻兵,都与陈毅在其中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北洋政府最初派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领兵入蒙,并没有给予他关于主持外蒙撤治之权,而只是让其负责外蒙边防事物,外蒙撤治仍由时任库伦办事大员的陈毅负责。 但是,徐树铮却不这样想。 (徐树铮) 徐树铮野心勃勃,来到外蒙后,就想着掌握那里的实权,焉能坐视陈毅将自己排除外蒙事物的核心圈。所以,徐树铮一入库伦便对陈毅百般挑剔,尤其是对陈毅事先与外蒙王公制定的“对蒙六十四条”,大加指责。11月1日,徐树铮便致电北京,痛斥“六十四条”对外蒙过于宽厚,主张将外蒙军、政、财等大权应该全部从蒙古各旗扎萨克王公手中收回中央,彻底废除这些王公贵族的特权。11月4日,北京国务院经过讨论,外蒙一切事物仍有陈毅主持,引起了徐树铮的极大的不满。 徐树铮为了夺取外蒙撤治的支持大权,于11月11日率领旅长褚其祥及其卫队前往都护使衙门,当面逼迫陈毅重议“六十四条”内容,遭到陈毅的拒绝。恼羞成怒的徐树铮公然命令自己部下在都护使衙门设置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甚至一度动了想要除掉陈毅的年头,幸亏当时的都护副使李垣斡旋方才得以幸免。不久之后被徐树铮以改组外蒙官制,废除都护使衙门为由强行押送回内地。 徐树铮这种野蛮行径遭到了北京政府的严厉斥责,尽管面对来自国务院、陆军部、参谋本部电令,徐树铮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依然我行我素,强行将外蒙撤治之权揽入怀中。 (段祺瑞) 就在徐树铮监禁陈毅三天后,徐树铮以同样的办法强迫外蒙总理巴特玛尔多济签字确认自己制定的“外蒙撤治八条”。但无论徐树铮如何恫吓,巴特玛尔多济始终拒绝在条款上签字,外蒙撤治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徐树铮不得不请陈毅出面,在陈毅多方斡旋下外蒙政府最终同意先声明取消自治,然后再和北京政府商定各项优待条件。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徐树铮将这样的重要人物排挤出外蒙事务的核心圈,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在缺少陈毅主持下的外蒙撤治,徐树铮根本无法完全融入外蒙政治之中。 当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约》,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1919年12月,库伦办事大员被裁撤,陈毅奉调回到北京。外蒙的事情,也就由徐树铮一人说了算。 北京政府想通过陈毅和徐树铮一文一武,对外蒙施以恩威并重的手段,通过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逼迫外蒙在取消自治的问题上就犯。但没有让北京政府所预料到的是,徐树铮的大棒没等砸在外蒙人的头上,倒先把陈毅这根胡萝卜砸了个稀烂。 (收复外蒙路线图) 应该说,徐树铮用的是大棒政策,但是从中国带去的兵太少了。徐树铮去外蒙前的职务是西北筹边使,属下实际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的兵将。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当时段祺瑞正当政,他是有野心的,把参加一战的部队安排在中国西北,名义上处理边疆问题,实际上是可以随时调动,实现段祺瑞的南北统一大业。 徐树铮统辖三师四旅的边防军,但是他仅带走了第三旅的七、八、九三个团的兵力入蒙。在外有强敌窥伺,内有暗涌的外蒙地区,三个团的兵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为啥带去这么点人呢?其实,他要把更多的兵源留在西北,随时帮助段祺瑞打内战。 就在陈毅走不久,徐树铮继续实施大棒政策,仅在政治上对外蒙地方集团施以高压,在经济上更是不顾外蒙实际情况,要求外蒙各旗欠中国商号旧债及利息一律恢复,并补偿1911-1912年蒙军攻打科布多时对华商造成的损失。 为此华商要求科布多地区赔偿5.5万头骆驼,7.5万匹马、40万头牛和50万只羊,而该地区当时只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头牛和100万只羊。可以说徐树铮所谓的恢复旧债政策,如同一座重压在蒙民身上的一座大山,让蒙民原本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从此彻底失去了蒙民人心。 更可惜的是,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参战,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罗曼·冯·恩琴的军队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战败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而后,中国内战不断,军阀根本无暇应对外蒙独立的事情。 1921年,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 (徐树铮墓) 试想,如果徐树铮不犯这个致命的错误,和陈毅搞好关系,也许外蒙还是中国的属地。【参考资料:《外蒙近世史》、《外蒙古撤治问题》、《北洋军阀史话》、《徐树铮是民族英雄还是千古罪人?—重新解读徐树铮在外蒙取消自治中所起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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