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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光復紀略

安徽光復紀略 發佈時間:1911-10-22 辛亥8月,革命軍佔領武漢,全國震動,長江上下游,形勢岌岌,清皖撫朱家寶,一面電請江督張人駿,迅派張需所部江防營五營,開拔來皖,藉資鎮慑。一面將常備軍各標營槍械彈藥,一律繳回存庫,並分散其力量。調六十二標三營管帶桂丹墀,立率所部,開赴英山駐房。城守之責,完全委之巡防營統領劉利貞,以丁未、戊申兩役,殺戮黨人,劉利貞最為出力也。是時黨人在皖者,如吳暘谷、韓衍、管鵬等,鑒於丁未、戊申兩役之失敗,幹部組織渙散,乃不得不變易方法,從運動巡防營及撫署衞隊與新軍聯合,為入手辦法。已屆成熟,定期9月9日夜,內外聯合起義,並推定講武堂教官胡萬泰為臨時指揮,孫方瑜副之。孫方瑜時病危在床,胡萬泰臨事畏葸,而朱家寶所電調江防五營,已星夜馳至安慶,分駐東西城外,監視巡防營,將下令解散新軍。於是駐紮集賢關之六十二標一營排長李乾瑜、正目葛瑞芝憤激發難,圍攻標部不成,葛烈士瑞芝死之,新軍遂遭解散。此辛亥9月10日也。 是時省內形勢,皖北黨人張孟介、張綸、王慶雲、袁家聲、孫旨美、段澐、權道涵、畢靖波、岳冠卿、李子久、楊穗九、李誘然、王占一等,已召集民軍,逐走壽春鎮總兵,先後光復壽州、六安、鳳台、定遠、鳳陽各縣,並組織淮上軍司令部於壽州。推王慶雲為總司令,張孟介、張綸副之。孫萬乘等召集民軍,光復廬州,組織軍政分府於廬州。程稚周、盧慈佛等,號召民軍,會合淮上軍,光復穎州。田仲揚、田叔揚兄弟,起義於臨准。方□舟等起義於定遠。皖南吳振黃等聯合駐軍,光復蕪湖,組織軍政府於蕪湖。而各地民軍,高揭排滿革命旗幟者,風起雲湧,莫之能遏。所謂安徽巡撫之政令,此時已不能出安慶城門一步。省外形勢,上游則馬毓寶已據九江稱都督,下游淞、滬各地,先後亦告光復,浙省將領朱瑞逐走浙撫,宣告獨立,蘇撫程德全,順應人心,宣佈蘇省獨立於蘇州。 於是在皖黨人,與在籍皖紳童挹芳、洪思亮、黃書霖等,暨諮議局議長竇以玨等聯合迫朱家寶援蘇撫程德全例,宣告獨立。朱家寶默然,因罷搜捕黨人之令。此9月16日也。 於是是皖士紳童挹芳等,退而聯合商民,集議於諮議局,議定十八日由地方自行宣告獨立,改懸革命軍五色旗幟。同時議決:(一)速將己解散之新軍招回編制。(二)飭江防營撤回,以保治安。(三)撤銷督練公所。(四)警務交諮議局,由地方辦理。(五)財政移交諮議局,由地方自辦。各衙門支款,自即日起停止,俟統籌統支辦法定後,再行支給。(六)朱家寶去留,聽其自決。此17日也。 朱家寶者,袁世凱之爪牙也。是時清廷鑒於南北形勢嚴重,擬起用袁世凱,以資鎮慑。袁世凱已由彭德密電朱家寶,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貽誤大局。蓋是時袁世凱已懷有外挾革命勢力,以要脅清廷,內挾北洋六鎮兵力,以控制南方革命黨人之秘計。故朱家寶於接得袁世凱密電後,態度幡然改變,向皖紳表示可以接受皖人意見。皖人士亦稔知朱家寶隱情,以江防營素無紀律,懼一經反正,恐其靡爛地方,不如利用朱家寶以羁糜之。 遂於辛亥9月18日,宣告安徽獨立,仍推朱家安為皖軍都督,王天培副之。王天培者,合肥人,留日士官學生,測繪學堂提調也。以朱家寶非忠於革命者,思取而代之。事為朱家寶偵知,一面讓都督印於天陪,一面又嗾使人,逐天培而去之,於是軍權仍總屬於朱家寶,黨人吳暘谷等睹此,知朱家寶之隱懷二心,乃思利用客軍,以制江防營,於是乃有吳暘谷入潯請兵援皖之事。 黃煥章之率軍來皖也,由於潯軍都督馬毓寶徇吳暘谷之請。黃所部約二千人,係臨時招集者,多洪江會匪,紀律之劣,尤在江防營下。識者憂之,力主客軍不必駐城內,可指定東門外五里廟標營,為其駐紮地,給養由皖庫供給。議已定矣,而黃煥章不聽命,全數移駐城內師範學堂,向諮議局索餉萬元。議長竇以玨以頃刻間難得此數,允先發二千五百元,黃煥章不許,竟使士兵鳴槍示威。於是有24、25兩日,圍攻都督府,劫奪軍械所,焚毀藩署,洗劫藩庫,并及於四牌樓商店,城內殷實富戶,悉被搜劫,無一倖免,全城幾至糜爛,公私損失三百萬。所幸者江防營聞潯軍來皖,先期自行撤回浦口,否則兩軍喋血,更不堪設想矣。 方黃煥章之圍攻都督府也,朱家寶急於踰後垣而出,縋城,夤夜逃逸。是時主政者無人,責煥章乃自稱總司令,隱然以皖軍都督自居。皖人大憤。是時吳暘谷自蕪湖回省,聞之,不直潯軍所為,面責黃煥章。煥章怒,因槍殺吳暘谷,時九月28日。 皖人聞吳暘谷被害,益憤,電揭黃煥章殘暴情形於潯都督馬毓寶。毓寶乃派參謀長李烈鈞,來皖查辦,并相機處理。是時安徽僅存之陸軍第三十一混成協步兵六十二標第一營,自管帶桂丹墀統率,自英山兼程趕回,與原駐省城之騎兵一營,及胡萬泰臨時招集已散各標營兵,約一營,暨韓衍所主持之青年軍,謀聯合解決黃煥章所部。事為李烈鈞所知,因向皖人表示,願帥黃部回潯。至黃煥章一受何等懲罰,當候潯軍都督命令辦理。皖人徇李烈鈞之請,遂許潯軍自行撤回,時10月10日也。 潯軍既去,皖人以不可無主持大政之機關,以免行政中斷,遂以軍政、民政、財政三部,組合而成「皖省維持統一機關處」。軍政部桂丹墀主之,民政部洪思亮主之,財政部黃書霖主之,以韓衍任秘書長。凡一切內政外交,以及發號施令,胥由此名義執行之。俟皖軍都督正式舉定,到任之日,此機關即行撤銷。又以諮議局名義已廢,乃召集臨時省參事會,選舉正式皖軍都督。10月22日,全場一致,票選孫毓筠為皖軍都督。同時上海中國革命同盟會本部,亦選任孫毓筠為皖軍都督。淮上軍總司令王慶雲,副司令張孟介、張綸,廬州軍政分府孫萬乘,蕪湖軍政分府吳振黃等,均一致推戴孫毓筠。於是一月來爭持未決之一大問題,至此遂告解決。由省參事會派員賚印信赴滬迎孫毓筠,郎自蒞皖就任。(孫傳瑗) 摘錄「學風雜誌」,民國22年12月11日,安徽省立圖書分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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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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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阅读 登录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3:33 作者:  马勇  ( 进入专栏 )      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一个不曾发生近代转型的中国,面对一个完成了近代转型的日本,因而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力不如人,不是经济不如人,主要的就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转型,将一个“前近代”王朝转变为现代国家。    十年一梦       没有实现近代转型的国家责权利混沌不分,帝国最高领导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恭亲王,他们无不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各位大臣如翁同龢、李鸿章,也无不竭尽全力,避免失误,力争胜利。但是假如我们对照中日双方最高决策当局、执行层面的差异,就很容易理解“夙夜在公”并不是事必躬亲的理由,事必躬亲更不是胜利的必然前提。没有好的体制,君臣都累,且不易成功;一个好的体制,各司其职,治大国若烹小鲜。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后,改革、维新、强军、富国、新民,需要变革的事情多如牛毛,但其牛鼻子,无疑属于怎样重建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架构,合理配置权力,让先前无所不在的皇权有个大致边界,而不是继续让皇上表演独角戏。    在战后第一轮改革思潮中,康有为发现中国的症结在于体制封闭,上下隔阻,上有德音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天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得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怎样才能消解这个难题?康有为建议,仿举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分班轮值,上驳诏书,下达民间,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议院体制。    “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四书》),显然不是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那样简单,而是一项综合改革,是体制大调整,既是对皇权的补充,也是对皇权边际的限制。至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功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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