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昌起义前各省的活动

第五章　武昌起义前各省的活动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由于清廷无力应付内外危机，亡国亡种，迫近眉睫。全国各省有志之士，群起救亡，投身革命者众。同盟会成立后，各省文武留学生、华侨相继回国，与本地“异见者”结合，相继透过设立学堂、报社及各种社团，宣扬革命，吸纳同志。全国各省之革命力量，由是茁壮。现就革命党人于南部（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中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北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三省）各地的活动说明之。 第一节　清廷的统治危机 1910年为武昌起义前一年，清廷内外危机四伏，败亡之象已见显露。国内外革命党人加强革命行动，谋一举推翻腐败无能之政府，免被西方列强瓜分，沦为他国殖民地。 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形势，对清廷而言殊为不利。 其一，地方动乱。《辛丑条约》的签订及新政的推行，使清廷财政渐呈崩溃。时朝廷岁入8000万两，6000万两用于对外赔款，入不敷出。除举借外债，清廷亦横征暴敛、滥铸铜元及发新钞，弥补巨大赤字。 (1) 奈何经济未见好转，反而引发民众大规模抗争。据非正式统计，单是1910年，全国已发生266次各类型抗争事件 (2) ，其中长沙抢米事件震惊中外。1910年长江中下游大雨连绵，引发严重水灾，祸及两湖、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等省。早在一年前，两湖已遭受水灾，灾民遍布，华容、南州等主要产粮区深受打击。士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抢购米粮，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牟取暴利。长沙自1904年开埠后，外商又大量购米。 (3) 湖南巡抚岑春蓂（1860—1944）见大量灾民涌入，遂透过外务部，终止与英、日等国的商约，禁止谷米出境。惟商约规定，禁令要在公布21天后才生效，结果引发米粮出口的洪潮，米价急升。1910年3月27日，米价已涨至70文一升，至4月11日更达80文一升。4月11日起，又接连发生碓坊主戴义顺抬升米价之事，终激起民众怒火，由木工刘永福带领捣毁碓坊。刘氏虽被捕，但乱事一触即发，群众接连抢掠米肆、巡抚衙门、教堂、洋行，几无一幸免，暴乱扩大。岑氏自请去职，署理湖南巡抚庄赓良（1839—1917）一面筹款购米，开平粜平服米价，又调动巡防营维持治安。清廷再令湖广总督瑞澂（1863—1915）调动鄂军入湘，协助平乱，而英、美、日等军舰亦先后开往长沙。 (4) 事件直至4月17日才平息，领导起事者如刘氏等被杀，清廷向英、美、日等国赔偿道歉。然而宁乡、安化、岳州等地余波未了。长沙抢米风潮仅为冰山一角，全国各地抗捐抗税、抢米风潮、骚乱不绝，统治阶层忙于应付，疲于奔命。 (5) 其二，列强蚕食。1911年前后，列强对华发动沿边侵略。1910年，英国出兵强占云南西北要塞片马各寨。原来1897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续议附款》，约定以高黎贡山为分水岭作中、缅边界。英人据此认定片马当属缅甸，乘清末乱局出兵，清廷仅提外交抗议，未发兵卒一人。与此同时，英国又与清廷在西藏、尼泊尔、布丹和锡金的领属问题上争持。法国为求云南矿权，增兵滇越边界。俄国又在1911年2月照会清廷外务部，修改《伊犁条约》，要求在新疆、蒙古两地继续免税贸易、购置土地，并陈兵邻近中国西境的扎尔肯特，清廷无奈屈从。 (6) 1910年8月，日本公然吞并韩国，迫使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废其国号，改称朝鲜，各国无一反对。韩国为日本所灭，国人自感唇亡齿寒。此年又适逢日、俄订定第二次密约，划定在满、蒙之势力范围及利益之际 (7) ，瓜分危机，日渐迫近，然而清廷却无力肆应、屡失主权，终致民愤日深。 其三，建制离心。此即失去立宪派的支持。 (8) 1909至1910年立宪派发动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均被拒绝。1909年10月，各省成立咨议局，立宪派人士踊跃参加，盼能增加政治影响力，然美梦落空。《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至事关君上大权及凡属国家行政者，自非咨议局所得参与。” (9) 1909年11月，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1853—1926）邀16省咨议局代表50多人会于上海，确定进京代表团33人，定名咨议局请愿联合会，次年1月进京上书请速开国会，清廷以民智未开拒绝。此后请愿团联络各界壮大声势，各省商会、教育会、政治会社、华侨相继加入，于6月递书都察院又被拒，至有梁启超之亡国警言。 (10) 第三次请愿本拟在1911年3月发动，惟国外形势紧张，故立宪派提早行动。10月18省督抚参与，联名请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清廷终于让步允缩短预备立宪期三年，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11月浙江、江苏两省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祝贺提前召开国会。直隶、山西等地代表要求继续请愿，希望再缩短预备立宪期。特别是东三省代表，因日本吞并韩国更为着急，然被清廷强行遣返回籍，至此请愿行动结束。1911年5月清廷再颁行内阁制，期能稳住国内反对情绪。13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八席，其中五位皇族，被时人讽为“皇族内阁”。咨议局联合会上书反对，又计划请愿，此后革命已起，立宪派再不关心此事。 至此，革命已成不可阻拦之历史巨浪，皇朝将被淹没，已成无可避免之势。 第二节　南部革命党人的活动 清季革命发源于南方，革命党人亦多属南方人士，故在南部地区活动尤为频繁，渐及华中、华北。 一、广东 广东向为革命党人活动及起义之目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于槟城筹划再次起义，仍以香港为基地，倾党中精锐，翌年发动广州黄花岗之役，惜功败垂成，革命党势力大受挫折，“本省党员向在内地者，亦不能立足，纷纷往海外或港、澳” (11) 。此后革命党发动暗杀，籍以震慑清吏：水师提督李准（1871—1936）被林冠慈（1883—1911）、陈敬岳（1867—1911）行刺 (12) ，广州将军凤山（1860—1911）更被炸死 (13)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人胡汉民“一面运动军队逐张（鸣岐），而使（朱）执信、（胡）毅潜入内地，起各路民军，以逼省城” (14) ，又计划省外起义，并编列四军：东江陈炯明（1878—1933）为第一军，北江徐维扬（1887—1952）为第二军，西江苏慎初（1882—1936）为第三军，韩江姚雨平（1882—1974）为第四军，由邹鲁（1885—1954）居香港筹策各方。 (15) 陈炯明此后起于惠州，与陆路提督秦炳直苦战。其余各部如何尧夫、黄明堂（1866—1938）、高剑父（1879—1951）、莫纪彭（1885—1972）、任鹤年、陆兰清（1876—1923）、李福林（1872—1952）、王兴中、周之贞（1882—1950）等，亦纷纷举义。 (16) 二、广西 广西与广东同为革命党人活跃之地，桂省入会者不少，如马君武（1881—1940）、邓家彦（1883—1966）、刘崛（1878—1964）等。同盟会划广西四区，联络会党，使其转化成革命力量。此即梧州、桂林、南宁及柳州，由刘崛、赵正平、雷鲲池（1872—1952）、王冠三负责各区宣传交际。此外革命党人又积极运动新军 (17) ：1911年春广西新军成立陆军混成协，桂省当局开办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及学兵营，培训下级军官、军士。留日士官生与陆军速成生，如蔡锷（1882—1916）、钮永建（1870—1965）、蒋尊簋（1882—1931）、尹昌衡（1884—1953）、方声涛（1885—1934）、吕公望（1879—1954）等纷纷来桂，任职于督练公所、陆军干部学堂、小学堂。 (18) 他们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吸纳新军入伍，广西巡抚张鸣岐（1875—1945）察觉其活动，借故将尹昌衡等免职。犹幸广西同盟会支部于1910年9月成立，耿毅（1881—1960）任支部长，赵正平为秘书长。与此同时，支部又联络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1873—1913），并发行《南报》，后改名《南风报》，鼓吹民族革命。 (19) 三、福建 福建位处沿海，邻近台湾，日人早思染指，并由台湾总督推行“对岸政策”，谋求占领闽省 (20) ，从而促成该省志士投身革命，谋求自保。时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宋渊源（1882—1961）、陈景松及朱腾芬（1881—1932）等七人，于1911年5月归国，与立宪派咨议局代理议长陈之麟（1897—？）、常驻议员郑祖荫（同盟会）及绅、学、工、农、商等各界人士会晤，谋组团练，稍后成立“福建团练期成会” (21) 。此后福建各地均组团练，当中福州一地反应热烈，如桥南公益社及高等学堂等纷纷成立体育会，从事兵操。革命党人在此活动，显然扮演重要角色，福建革命力量由此聚集。 (22) 广州三二九之役，福建党人牺牲者众，即为明证，余者“加紧工作以报死事同志” (23) 。时川路风潮正盛，林斯琛、刘通藉《建言报》大肆报导，并散播反清革命言论，藉以鼓动人心。同时长江流域革命风起云涌，林斯琛、彭寿松（1866—1918）分赴上海、武汉联络，福建党人于是卷入长江革命风潮。林氏抵沪后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首义后，又会合宋渊源、李蓉官南返，并携带炸弹、制造炸弹之材料及5万元经费，预备于福州起事。 (24) 革命终须武力支持，故彭寿松于6月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遣人分赴闽江上、下游演说，吸纳会员。此后彭氏被调离，其子济溶等负责会务。10月下旬，寿松自沪回闽即联系新军军官，成功吸纳许崇智（1886—1965）及福建第十镇新军统制孙道仁（1867—1932）加入同盟会。其中孙氏鉴于福州将军朴寿（1856—1911）仇视新军，密谋对其不利，且新军大多倾向革命，故毅然加入倒戈，对福建光复举足轻重。 (25) 四、贵州 贵州位偏西南，交通不便，革命风气稍不及他省。1904年彭述文、平刚（1878—1951）等组织科学会，倡导修学及革命。平刚与张铭又办乐群小学，培育革命青年。平氏后来东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获选为贵州分会会长。未几，张铭谋夺贵阳以回应萍浏醴起义，不料事泄，唯有流亡。1907年张百麟（1878—1919）与蒲藏锋、陈守廉等组织自治学社，得官厅认可，革命色彩并不浓厚。 (26) 自治学社成立后，与立宪派之宪政预备会在教育经费上、咨议局内竞争，并出版《西南日报》进行宣传，又创办公共法政学堂、法官养成所，培育人材，其“分社达五十余县，社员、学生达数万人” (27) 。1908年自治学社经平刚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支部。至川路风潮起学社改变态度，张百麟即加强联络会党，运动新军。时贵州新军已有革命力量，陆军小学堂、公立中学等学生在1908年成立历史研究会，宣传《民报》所载理论。新军成立后，研究会又联络陆军第一标，成立组织“皇汉公”，继续招揽新军 (28) ，成为贵州革命之武力。 五、云南 云南虽远在边陲，然邻接越南、缅甸，深感英、法殖民主义威胁，故其革命风气高涨。滇省革命“始于吕志伊（1881—1940）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立云南同盟会支部”，留日学生杨振鸿（1874—1909）、黄毓英（1885—1912）、马幼伯（1876—1922）相继加入。 (29) 1907年杨氏回滇，创办体操专修科，为党人集合机关，邀李伯东入同盟会，并另设机关进行革命。此后杨氏于滇西策划永昌起事失败，忧愤而死 (30) ，将革命托付李根源（1879—1965）。李氏，云南腾越人，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于1905年在日参加同盟会。其后与赵仲筹办《云南》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发行地遍及十余省，最高刊量达1万册，提升了云南人对革命的觉悟。 (31) 云南党人一如各省运动新军，李氏于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及步军教官，起用同盟会会员如罗佩金（1878—1922）、谢汝翼（1879—1914）、唐继尧（1883—1927）任教官，传输革命思想。辛亥年初云南总督李经羲（1859—1925）调离李根源，惟新军第37协革命势力雄厚，其统领为蔡锷（1882—1916）。蔡锷亦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原于广西效力，其后获李根源、罗佩金推荐任职云南 (32) ，一生功业自此始。此外云南党人积极联络会党，马幼伯更投身其中，藉此加强革命武力。 第三节　中部革命党人的活动 一、浙江 浙江为光复会基地，革命基础深厚。自徐锡麟（1873—1907）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军事干部起，浙江革命风潮日盛。1907年徐锡麟、秋瑾先后遇害，大通学堂、耀梓体育学堂关闭，革命声势稍杀。此后吴芝瑛（1867—1933）、徐自华（1875—1933）于杭州西湖发起送葬秋瑾活动，两浙革命党人藉此商讨革命方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及秋开会，又决定，“议决军界中人，固应运动其入会，而军界之外，亦宜运动其入会……即遣俞炜联络法警商防营各界” (33) 。1909年浙江编练新军，大批革命党人担任中下级军官。顾乃斌、朱瑞、吴思豫（1884—1958）、葛敬恩（1889—1979）分别任职营长、排长，吕公望、黄元秀（1884—1954）等在督练公所运动策划。至此“革命势力，已布满军界，专待时机之到来”。此外章炳麟、蔡元培等“或办报社，或办学校，联络华侨策动革命”，士绅如绍兴孙采臣、杭州徐青甫“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保护，赞助之力甚大” (34) 。 二、江苏 江苏乃南方经济精华，上海为全国经济重心，中外荟萃，故革命风气大开。1904年光复会成立，陶成章、章炳麟本拟立足于此，其后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亦以此为基地。按王树槐统计，若将上海一区的革命活动减去，则江苏省地区的活动，并未发达。 (35) 革命党在江苏发展新军，初有成绩，奈何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杀害杨卓林（1876—1907），逐走赵声（1881—1911）、柏文蔚，队中警戒甚严，党员只能稳健行事，运动新军停滞不前。 (36) 然同盟会陈其美表现活跃，在沪广结商界、学界，全国商会联合会沈缦云（1869—1915）、叶惠钧（1862—1932）先后加入同盟会，并资助革命经费。二人又为陈氏介绍商会联合会会长李平书（1854—1927），使革命党掌握武装商团。与此同时，光复会尹锐志（1891—1948）、尹维俊（1896—1919）姊妹亦于上海设锐进学社作支部。武昌事发，光复会又遣章梓、柳承烈等分赴杭州、南京、苏州联络，李燮和（1873—1927）则在上海附近募集敢死队组光复军，准备行动。 (37) 三、安徽 革命党人在安徽活动时间较长。早在1904年李光炯（1870—1941）迁安徽公学至芜湖，培养革命骨干，以散播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成为长江流域革命中心。 (38) 同年陈独秀、柏文蔚创立岳王会，鼓励效法岳武穆精忠报国之精神，成员多投入新军，联络武备练军学生、中下级军官及警察学堂学生。 (39) 其后同盟会吴春阳（1883—1911）、管鹏、王天培（1888—1927）、常恒芳自日本回国，发展革命活动。1907年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1907），次年熊成基（1887—1910）乘太湖秋操起事，两次起义虽未竟全功，但革命风潮已大大影响民众。 (40) 时同盟会为清廷严禁，张汇韬遂另设信义会，惟其入会誓词仍与同盟会纲领相同，更于1907年策动寿州起事，“后以风声大露，临期中止”。1908—1909年张、管等组织寿州农会，集中革命势力，并南下参与广州起义之谋。及至三二九事败，又获长江大举之讯，再谋9月于寿州发难。 (41) 四、江西 易知社乃江西早期较重要的革命团体，由张惟圣、邓文翚于1904年组织，“明则以诗文结社，暗则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其成立乃由江西武备、测绘、客藉、陆军小学堂等校师生倡议，如虞维煦、龚师曾（1886—1971）、项武等。1906年南昌教案起，易知社即大肆宣传，激发人民义愤。同盟会成立后，派黄格鸥、魏会英回赣建立支部，大部分易知社社员加入。 (42) 至1909年江西共进会成立，全体易知社社员加入，并取消易知社名号。赣省共进会以邓文翚任会长，虞维煦及丁立中为副会长。其后共进会积极向学校宣传，利用农闲，深入农村，文翚又亲自联络洪江会、青帮等会党。此外共进会积极运动新军，遣蔡复灵、蔡锐霆（1882—1915）入武备学堂，熊公福、熊骥奇投新军，成功联络新军队官、哨官董福开、卢左等人。未几，邓文翚东渡日本，会务由虞维煦代理。虞维煦不久辞世，会务陷入瘫痪状态，至武昌起义后方有起色。 (43) 此外尚有浔阳书报社、国民分会、共和会及赣学社等组织，以浔阳书报社之林森、吴铁城二人活动最力。 (44) 五、湖北 湖北、湖南两省同为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勃兴之地，此即华兴会之所由起，其中湖北一省尤盛，革命团体迭起，遂以共进会、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起而策动，终于促成辛亥武昌起义，是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首义省份。 六、湖南 湖南为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省份”，1904年其留日人数已占全国14％强。 (45) 早在1902年杨毓麟（1872—1911）撰写《新湖南》，次年陈天华（1875—1905）亦发表《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思想。同年黄兴组织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标志着湖南革命的重大发展。 (46) 1907年，同盟会湖南支部会长禹之谟（1866—1907）发起公葬陈天华的活动；姚洪业（？—1906）为清廷惨杀；及至萍浏醴起义失败，革命运动受到打击。其后宁调元（1873—1913）重建支部，惜在岳州被捕，由刘谦、李隆建完成，与会者包括黎尚雯（1868—1918）、李振鄂及焦达峰等。然而他们多为学堂教师，少有大规模活动，诚如曾杰（1886—1942）形容：“丁未至庚戌四年之间，学界以提倡无人，渐就销沉。” (47) 1909年共进会焦达峰回湖南发展，焦氏即联络会党，于浏阳县普集市开“山堂”，邀约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会党首领参加。 (48) 与此同时，革命党积极运动新军，25混成协之陈作新、马队官长刘文锦（1886—1936）进行宣传，“辗转联络得同志数十人”。1911年3月各代表会于天心阁，却为抚院探目所发现。刘氏唯有亡命在外，新军工作继续，并转介焦氏，“自是新军同志间之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 (49) 。 七、四川 四川投身革命最早者为邹容（1885—1905），其《革命军》对革命宣传贡献至巨，惜因苏报案被捕，卒于狱中。 (50) 同盟会成立后，即遣黄金鳌（1878—1951）入蜀联络会党。此后熊克武（1885—1970）、谢奉琦（1884—1910）、丁扶厚亦相继而来，加强组织工作。自1907年起，川东杨庶堪（1881—1942）、朱之洪（1871—1951），川北曾省斋（1869—1952），川西南廖泽宽（1870—1922）、张培爵（1876—1915），策动江油、江安泸州、成都、叙府、广安、嘉定及黔江七役 (51) ，惜全部失败。与此同时四川新军内部，革命势力日增，程潜（1882—1968）任第17镇33混成协参谋，受同盟会委派，负责联络长江上游，在军中制定行动纲要。 (52) 1907年成都起事失败，革命势力大挫，会长林宾谷不负联络之责，党员各自行动，如同散沙。犹幸重庆同盟分会发展日盛，并创办《重庆日报》宣传革命，组织重心在重庆中学及重庆师范学堂 (53) ，成员多为学界人士。及至四川保路高潮，党人即谋行动，然而“成都自丁未之役，省会防革命日严，重无铢寸可凭借”，重庆党部又“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迟疑不决。其后肖参、张颐（1887—1969）报告青神、井研、荣县等地民气激昂 (54) ，方积极行动，故其独立稍晚于邻近各省。 第四节　北部革命党人的活动 一、直隶 直隶为清朝建都之地，专制皇权威力之所集，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 (55) 革命力量不易发展，惟仍有一定活动，包括暗杀、舆论宣传及渗透北洋新军。 (56) 暗杀行动，如吴樾炸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汪兆铭刺摄政王等，前已提及。1906年同盟会陈兆雯（1879—1909）回国组织河北支部，活动于保定崇实中学，专注学界，招揽刘仙洲（1890—1975）等人，并成立外围组织共和会（初名实行会）。惜陈氏积劳成疾病故，由郝仲清继承其志。 (57) 同时革命党人白逾桓（1876—1935）、景定成（1882—1959）、程家柽（1874—1914）创办《国风日报》，报社因入京党人渐多，“遂无形成为党人荟萃之机关” (58) 。革命党运动北洋新军尤其困难，盖袁世凯严选将领，务使其效忠。时北洋军内革命势力，以石家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880—1911）、滦州第20镇张绍曾（1879—1928）及奉天蓝天蔚（1879—1921）三人为主。吴氏乃湖北云梦人，年少赴日习军事，愤于八国联军之役，激发反清之志。回国后任职湖北，后以办理延吉边务有功，受良弼所荐，复贿赂庆亲王奕劻（1838—1917）获任第六镇统制，谋招纳同志。然吴氏备受掣肘，“郁郁无所施” (59) ，常驻北京，与该镇官兵疏离，故首都党人掌握武力有限，难以施展。 二、河南 河南位处内陆，革命风气流传稍晚，故革命党在此发展成效一般。该省最早从事革命者为河南名士车钺（？—1906）、蒋立，刘积学（1880—1960）创立半日学社，宣传革命思想。此后车氏留学东瀛，半日学社又因蒋氏病亡停办，革命机关转移至武备学堂，刘积学、 子固密商革命，为人所发现，被迫离校。同盟会于东京成立后，曾昭文（1883—1913）、车钺、杜潜相继加入，曾氏且任河南支部部长，集资创办《豫报》，宣传革命。此后曾氏归国，由刘积学继任。1907年河南党人刊行《河南杂志》，与《民报》相媲美。刘积学任主编，“每期售至万份以上”。此外河南女界志士燕斌及刘青霞（1877—1922）亦出版《女界杂志》，鼓吹“妇女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惟日本应清廷要求，勒令两刊停办。1908年同盟会遣曾昭文、杜潜（1887—1952）等回豫组织分部，于开封设立大河书社，秘设机关于开封中州公学，该校学生几乎全部加入。广州三二九之役后，同盟会加速行动，派刘积学回国传达本部意旨，河南分部再办《国是日报》宣传。 (60) 武昌起义后，分部积极行动：以杨源懋（1886—1912）运动巡防营；王从周、杨铨西等团结学界；岳秀华、王天杰（1887—1921）联络豫东仁义会；刘镇华（1883—1956）、王天纵（1879—1920）结连豫西绿林 (61) ，准备省会革命。 三、山东 山东革命党人的活动集中于学界。同盟会成立后，山东党人即兴办宣传机关：蒋衍升（1881—1915）、丁惟汾（1874—1954）在日办《晨钟报》，王讷（1880—1960）在济南创《白话报》，李凤五在烟台办《渤海日报》，鼓吹革命甚力。 (62) 与此同时，党人广建公学，培养革命势力。“学校非独人才所自出也，始事之艰难，往来潜伏，惟学校能容焉；声气互达，惟学校能通焉；发谋举事，惟学校能秘焉。故学校所在，即党势之所滋由。” (63) 其中较重要者为：济南刘冠三（1872—1925）的山左公学、烟台谢鸿焘（1873—1954）的东牟公学，所招学生均入同盟会，“数年之间，革命空气，弥漫全省”。无奈党人在校内宣传革命风声外流，公学被当局查封。1908年陈干（1881—1927）、刘冠三再办震旦公学于青岛，作革命机关，惟清廷藉陈氏与德人争矿之事，封闭该校。党人亦活动于清廷所办之青州、曹州中学，2/3学生加入同盟会。然而山东党人终未掌握武力，故武昌起义后，“响应集遍全国，惟山东消息寂然” (64) 。 四、山西 山西革命党主力运动新军，故虽临近京师，仍能于日后成功光复。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山西留日学生王用宾（1881—1944）、谷思慎（1881—1945）、何澄（1880—1946）率先入会，“先后加盟者百余人” (65) 。景定成（1882—1959）、王用宾又办《晋话报》，以言辞激烈被禁，复办《晋阳公报》宣传革命，“而山西锢蔽风气之开朗，亦以此报之嚆矢”。此后《晋阳公报》因交文案被查封，然“民情愤激已极，尤以青年文武学生，起而加盟者日多，参加新军亦复不少”。 (66) 1902年山西编练新军，至1909年编成一混成协，期间晋省挑选武备学堂学生，赴日习军事，部分如阎锡山（1883—1960）、温寿泉（1881—1956）、张瑜参加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归国后均加入新军。如阎氏初任山西陆军学校教官，其后升任86标标统。阎氏又倡议扩军，使新军与旧军成八二之比。 (67) 时温氏已任教练公所总办兼陆军小学监督，姚以价（1881—1947）为85标二营管带，乔煦任86标三营管带，新军大致受革命党所控制。 (68) 五、陕西 陕西远在西北，清廷鞭长莫及，革命党的活动主要为运动新军。早期活动较著者为井勿幕（1888—1918），井氏乃陕西蒲城人，年少入读张铎之私塾，结识熊克武、但懋辛（1886—1965）等人，常以恢复祖国自命。 (69) 此后井氏留学东瀛并加入同盟会，返国后参与陕西同盟分会成立，推李仲特（1858—1937）任会长。此后井氏东西奔走，建西安健本学堂作党务机关，又加入哥老会，联络首领张云山（1877—1915）、马玉贵（1885—1957）等人。辛亥以前，西安革命机关以健木学堂、咨议局及公益书局为主，郭希人主咨议局，焦子静（1878—1945）等主持公益书局。“各同志平时筹商一切，悉于三处秘密进行，遇有重大事件，须得多人决定者，则另择适当地点。” (70) 同一时间，陕西党人注重运动新军。军内初有同盟会员张作栋、彭世安（1881—1924）、朱叙五及张光奎（1879—1937）四人，再有钱鼎（1884—1911）、曹位康、党仲昭、张钫（1886—1966）和张宝麟（1883—1946）加入。钱氏又设武学社，供党员集会。哥老会在陕西新军中势力庞大，钱鼎亦为哥老会成员，协助说服各营哥老会头目参与革命。 (71) 1911年，陕西同盟会与哥老会聚于省城南郊小雁塔，“结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而革命、会党始联合进行” (72) ，新军与会党遂成该省之革命武力。 六、东三省 清朝崛兴于东北，视东三省为“龙兴之地”，控制之严密远超他省。日俄战争以至朝鲜沦亡，东三省大感唇亡齿寒，革命风气不亚于他省。1901—1902年间，东三省民间成立辽沈联庄会反清，1905年经革命党人顾入宜、赵中鹄（1856—1916）联络，遂成为革命力量。1907年宋教仁、白逾桓、吴昆僧于大连成立同盟会辽东分部，首重学界，其次为联庄会、军界。宋氏其后再联络马贼及绿林头子刘单子 (73) ，然分部因咸厂招兵事泄，白氏被逮，宋、吴逃往日本。未几，赵中鹄、刘雍、宁武等于盛京监学医院成立“奉天公益会”，自此革命运动“势如燎原之火，发展非常神速” (74) 。清廷于1907年正式建置东三省，并推行官制改革，调北洋新军驻防，遂给予党人机会。1909年，北洋第一混成协冯玉祥（1882—1948）、王金铭（1880—1912）、施从云（1880—1912）、郑金声（1879—1927）等六人成立武学研究会，活动渐次扩展至各营，更获第二混成协蓝天蔚支持。 (75) 研究会后因协统潘矩楹（1882—1951）防范，又另组新民山东同乡会，惜党人终未能掌握新军。 上述全国各省在武昌起义前后之革命活动，显示各省革命力量之衍生及其成长历程，其中尤以华南、华中各省为最。1911年三二九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所倡导的华南边区起义，全盘失败。党人遂转入长江流域各省活动，而革命风云由是密布沿江省份。长江流域各省，为全国经济及教育最为发达地区，而参与革命者众。其中湖北一省，更为革命势力最盛之地。及至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即以湖北为其起义目标。 (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5页。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指各类集体抗争于1905年103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至1910年上升至266次之高峰。 (3) 王氏等人更上书湖南巡抚岑春蓂，要求禁止出口谷米。“应请大公祖（岑春蓂）飞饬各城及水陆巡警、省河里卡，只准谷米上岸，不准下河。”详参见《王先谦等十余人致岑春蓂公函》，饶怀民、藤谷浩悦编《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9页。 (4) 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页。 (5) 乔志强：《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农民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11页。指出抗捐抗税，至1910年达到高潮，共有109次；抢米风潮亦然，1910年有49次。 (6) 参见余绳武《沙俄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7—1439页。杨天石：《一九一一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43—1161页。说明立宪派与革命派掀起拒英、拒法及拒俄的活动。 (7) 林明德：《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之探讨》，《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3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64页。 (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1969年，第77页。 (9) ［清］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等奏拟订各省咨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9页。 (10) 梁启超对此尤为失望，更警告摄政王：“吾常谓我国民所以汲汲请速开国会，非骛此名以为高也，恐过此以往，吾国将永无开国会时也。质而言之，则循现今之政治组织而不变，恐不待年筹备之告终，而国已亡矣!”详参见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2页。 (11) 邹鲁：《广东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4页。 (12) 郑彼岸、何博：《暗杀团在广东光复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83页。 (13) 郭孝成：《广东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8页。 (14) 胡汉民：《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416页。 (15) 邹鲁：《广东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4页。 (16) 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局，1965年，第255页。又参见李玉奇、张磊《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728—730页。 (17) 雷在汉：《辛亥广西革命纪要》，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323页。 (18) 刘崛：《同盟会时代广西新军革命史》，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329页。 (19)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67—468页。 (20) 梁策璜：《台湾总督府的“对华”政策》，《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2期，第123—139页。 (21) 《闽代表连袂南归》、《福建之风声鹤唳》、《福建戒严记》、《军国民轰天震地》、《凄风苦雨之民团》，《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6月1、2日，7月7日，及7月18日），第5版，第4版、第3版，第4版及第4版。又参见小岛淑男《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东京，青木书店，1989年，第112—116页。 (22) 李金强：《密谋革命——1911年福建革命党人及其活动之探析》，《区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第255—258页。 (23) 刘通：《福建光复纪要》，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310页。 (24) 《林温如先生传》，《福建文献》1970年第11期，第20页。林晓：《福建光复楼碑》，郑兰荪《福建辛亥光复史料》，连城，建国书店，1940年，第343页。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367页。 (25)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328—329页。并参见李金强《密谋革命——1911年福建革命党人及其活动之探析》，《区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第261—263页。 (26) 其宗旨仅为：“凡个人自治、地方政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详参见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5—417页。又参见William R．Johnson，“China's 1911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of Yunnan and Kweichow”，Ph．D．Thesi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2，pp．150-157． (27) 杨昌铭：《贵州光复纪实》，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207—208页。 (28) 请参见刘莘园《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陆军小学的一些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479—486页。 (29) 范石生：《云南革命史》，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295页。 (30) 邹鲁：《云南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0—222页。 (31) 张家德、于斌：《李根源与云南辛亥革命》，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2—336页。 (32) 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90、395页。 (33) 邹鲁：《浙江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8—129、150—153页。 (34)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153页。 (35)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1860—1916》，台北，1984年，第151—153页。 (36)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74页。 (37) 钱基博：《辛亥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41页。 (38)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1页。 (39)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77—379页。 (40) 李公寀：《辛亥革命在安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87页。 (41) 邹鲁：《安徽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6—167页。 (42) 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28页。 (43) 蔡惠：《江西易知会与共进会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45—348页。 (44) 详参见唐由庆《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江西的活动及其影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第58—60页。 (45) 贾维诚：《湖南留日学生》，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46) 刘晴波：《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9页。 (47) 曾杰：《黄花岗之役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期间湖南党人的革命活动》，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48) 阎幼甫：《关于焦达峰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212页。 (49) 详参见谢介增、文斐《湖南辛亥光复事略》，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8—13页。 (50) 向楚：《四川党人革命大事记》，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1页。 (51) 详参见周国庆编《四川与辛亥革命》，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第22—28页。 (52)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71—72页。 (53) 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30—132页。 (54) 《蜀军革命始末》，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49页。 (55) 郭孝成：《直隶革命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68页。 (56) 详参见林能士《辛亥革命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7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7—851页。 (57)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活动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74—379页。 (58) 卢智泉、温楚珩：《记北京国风日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64—65页。 (59) 钱基博：《吴禄贞传》，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8—370页。 (60) 详参见邹鲁《河南举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2—356页。又参见李守孔《河南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年，第293—300页。 (61) 段剑岷：《辛亥年河南革命事略》，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151—152页。 (62) 邹鲁：《山东举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8—319页。 (63) 丁惟汾：《创兴报社与广建学校》，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314页。 (64)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26页。 (65) 邹鲁：《山西光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2页。 (66) 王用宾：《辛亥革命前后山西起义纪实》，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254—255页。 (67) 《阎锡山回忆录》，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262—264页。 (68)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50页。 (69) 赵西山：《关中运动概略史》，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41页。 (70)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211—212页。 (71) 朱叙五、觉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1—2页。 (72) 郭希仁：《从戎纪略》，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76页。 (73) 宁武：《东北革命史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536—538页。 (74)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廿六年组织史》，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457—459页。 (75) 冯玉祥：《我的生活》，林能士编《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462—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