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和盛宣懷:從「立憲」到「革命」巨變時代兩紳商 2015-09-18 由 看見 發表于歷史 武昌起義爆發時,張謇恰好在漢口駛往安徽安慶的客船上。 張謇 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張謇在日記中說,他聽聞昨夜十點半漢口抓獲兩名革命黨人,官府繼續搜索到凌晨六七點,抓獲參加革命的憲兵彭楚藩、劉汝奎(編者按:應為劉復基)及雜貨鋪主人楊洪勝。一直到上午十點,關閉的各城門才打開。他在這個時候過江到漢口,與一家紙廠的朋友相聚,在那裏吃了午餐。下午繼續與當地官紳聚會。一直到晚上八點,他登上「襄陽號」客船,準備前往安慶。在船上,看到武昌草湖門新軍的工程營地里,持續有長達數十丈的大火,火光中還不時出現三角白光,應是有槍擊發生。他聽說昨夜搜得那幾位革命黨後,又抓了20多人,令未被逮捕者不安,才於此時造反。晚十點,船開始出發,走到20里外,仍可見火光。 張謇是清末狀元,江蘇咨議局議長,著名實業家。10月12日晨9時,張謇拜會安徽巡撫朱經田,知道武昌已經失守,湖廣總督避登「楚豫」兵輪。兩天後,他勸說江寧將軍鐵良援鄂平叛,並上奏朝廷速定憲法。張謇是晚清立憲派的代表人物,一年前曾領導發起國會請願等活動。 在張謇勸說鐵良前一天,10月13日,盛宣懷聽說革命黨要炸毀黃河鐵橋,立即發電報給河南巡撫寶棻,望速派兵守護。他還致電兩江總督張人駿說,湖北亟需軍餉,已電告南京造幣局將銀元火速運往,請秘密派人護送上船,萬勿聲張。 盛宣懷此時是清朝內閣成員、郵傳大臣,也是清末最炙手可熱的官商。他此前主導的鐵路國有政策,激發四川、廣東、兩湖保路風潮,終至釀成大亂,引發武昌起義。雖然面對革命軍的風起雲湧,盛宣懷仍堅定站在清廷這一邊,但他在保路運動前後的一系列表現,已經使他失去支持者,包括張謇,也在代山東巡撫孫寶琦、江蘇巡撫程德全所作的奏疏中,要求明降諭旨處分釀亂首禍之人———盛宣懷,並將其與重組內閣、提前頒憲並列為三大當務之急。 盛宣懷被免職,永不敘用。10月14日,他致電袁世凱,勸袁奉旨出山。不久,他經大連避往日本。張謇則繼續深度參與清廷與革命者的談判,並很快轉換角色,成為共和的擁躉。他參與擬定清帝遜位詔書。 這兩位實業巨子,辛亥革命前後的表現,註定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責任內閣,郵傳大臣盛宣懷是 其中4名漢族大臣之一,滿族佔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稱「皇族內閣」。「皇 族內閣」導致很多人對立憲失望,轉向革命。 辛亥前夜:紳商影響政壇走向 在辛亥革命爆發前5個月,1911年6月13日(農曆五月十七),張謇在北京受到攝政王載灃的召見。皇帝溥儀尚年幼,攝政王是清朝事實上的最高決策者。 據張謇日記,面南坐的攝政王命張謇就座後說,你十幾年不到京,國事愈發艱難了。張謇的回答充滿對光緒皇帝的緬懷,他說先帝(光緒)自戊戌年(1898年)開始改革政治,中間經歷了庚子之變(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包括西狩迴鑾之後,都是先帝艱貞患難之時,而今日世界知道中國立憲,重視人民,都是先帝所賜。說到這,張謇不覺哽咽流涕。 張謇上一次進京,正是戊戌變法之際,他並沒有過多地直接參與,雖然對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有不同看法,但內心是支持變法的。那次在京逗留兩月有餘,在變法失敗前,他就離開京城,忙自己的通州紗廠經辦事宜去了。 攝政王安慰哭泣的張謇說,你在外辦事辛苦,名譽甚好,朝廷深為嘉慰。張謇回答說,自己1894年因父親去世而丁憂出京,在次年馬關條約簽訂後開始注意實業、教育二事,後來又因國家實施新政需要有人奉行,故又辦地方自治之事(任江蘇咨議局局長),雖不做官,未嘗一日不做事,之所以如此,是為了仰報先帝的拔擢之知。這一次蒙皇上召見,仰見攝政王延納之宏,耳目不壅,今國勢危機,極願攝政王周咨博訪,以求治安之進行。 攝政王說,你在外辦事多,閱歷亦不少,有話盡可說。張謇於是提出「外交有三大危險期,內政有三大重要事」。攝政王說,都是要緊事,你說得極是,可與澤公(載澤)商量辦去。 載澤此時是新成立的慶親王內閣度支部大臣,也是立憲派的改革人物。在攝政王召見張謇之前40天,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由13人組成的責任內閣。這是清末預備立憲的重要一步。內閣成員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官僚4人,被時人稱為「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中僅有的4名漢族國務大臣中,就有本文的主角之一郵傳大臣盛宣懷。1911年初(1月6日),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此次入閣,貌似代表其權力的進一步鞏固。但事實是,他的滑鐵盧恰是自此開始。 盛宣懷生於1844年,比張謇年長9歲。和張謇出身農村不同,盛宣懷是官宦世家子弟,父親盛康中過進士,在湖北任官。但就科舉功名而言,盛宣懷遠不如高榜中狀元的張謇,他22周歲才中秀才,此後再無進步。4年後,父親推薦他入了李鴻章的幕府,他在洋務的道路上風生水起,參與創辦輪船招商局、中國通商銀行,具體籌辦電報局、督辦鐵路總公司,總理漢冶萍公司,並創辦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經過近30年的經營,他已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最重要操盤者之一。 張謇亦從事實業工作,他在通海地區創辦的企業有20家左右,形成以棉紡織業為中心的大生資本集團;但和盛宣懷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但他在南通的大生紗廠,卻是在盛宣懷此前相似計劃失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兩人亦有其他交集,譬如都是張之洞的重要謀士,張謇1897年前後建大生紗廠時,盛宣懷曾受政壇大佬張之洞、劉坤一之託,與張謇合作。 傳統視工商為末務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劍橋中國晚清史》說,「到了1900年,有那麼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經商活動已經變成仕途之外另一個受人尊敬的選擇了。這些發展的結果產生了商人階級之內的新的『紳商』社會階層。」盛宣懷和張謇,就是「紳商」階層的典型代表。盛宣懷是晚清最著名的官商,而在大魁天下後棄仕經商的張謇,更代表了一種實業救國的抱負和選擇。他們在政治上的話語權,影響晚清民國走向甚巨。 在入閣前幾天,給事中石長信曾上奏皇帝,提出此前由民間商辦的鐵路幹線應收歸國有,獲得盛宣懷呼應。在「皇族內閣」成立後,鐵路國有計劃即迅速在各地推行,由此引發大規模的保路運動,其中四川民變尤其激烈,成為引發武昌起義的先聲。 盛宣懷 立憲運動:身份差異與道路選擇 張謇在北京受到攝政王的接見時,保路運動正在各地陸續展開。 當時的日記,顯示出張謇對清朝仍是一片忠心,且認為雖然時局甚艱,但朝廷立憲和重視人民已是國際共識。他懷念光緒皇帝。 張謇的友人劉厚生說,「張謇雖是一個翰林,但他到翰林院衙門內供職的日子,前後不過一百二十天。然而他在光緒、宣統兩朝,除戊戌政變並未參預外,其他關乎當時中國內政外交劇烈變動、重要發展的事件,都有謇的背景……張謇雖不做官,確有左右政治之潛勢力。清朝一代,尤其在那拉氏秉政以後,似此人物殊不多見。」 與本文密切相關的事件是,在此之前,倡導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張謇,曾與鄭孝胥等人於1906年發起創立國內第一個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他本人是創會副會長。但在1911年初,已升為會長。張海鵬、李細珠在《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1901-1912)》中,稱持續到武昌起義之後的預備立憲公會,是「清末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 預備立憲公會印有鼓吹憲政的報刊,還開辦法政講習所以培育立憲人才,在立法上則致力於商法的編纂頒行工作,而其最核心的要務則是組織和領導各地立憲團體,發起請願活動,要求速開國會。 清末聲勢浩大的國會大請願運動,張謇是核心發起人之一。請願前後共進行三次,要求縮短九年籌備期,速開國會。清廷從最初的婉拒,到嚴厲制止,再到最後決定將「國會定限縮短三年」,為國會大請願運動畫下句點(此後仍有請願活動,但被清政府壓制)。張謇任議長的江蘇咨議局為此致電咨政院,以示對國會將提前成立的祝賀,還為此遭遇其他立憲派人物的反對。如咨政院議員李素就說,「速開國會的目的不能達,人民失望,而江浙獨爭先電賀,以懈怠民氣,本員甚覺痛心。」預示了立憲派內部的分裂。 張謇任議長的江蘇咨議局成立於1908年,其中最著名事件發生在1911年5月,因預算案問題咨議局與兩江總督張人駿發生爭執,張謇和其他常駐議員打算全體「引咎辭職」,後在各方聲援下,張人駿做了讓步。 盛宣懷對立憲卻不像張謇那樣熱衷。1900年「庚子之亂」後,盛宣懷雖然也隨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聯銜會奏籲請「整頓內政切實辦法」,但在1905年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時,盛宣懷是著名的立憲反對派。在更多時候,他忙於處理經濟事務;但和張謇「清白的名聲」不同,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劍橋中國晚清史》)。盛宣懷的同鄉劉厚生對他的評價更為直接:「他的確是一個很能幹的貪污官吏……宣懷弄錢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李)鴻章力量而弄到的錢,他定有一份貢獻干爺(盛宣懷為李鴻章乾兒子),干爺亦視為應得,從不客氣……盛宣懷所經辦各種事業,沒有一件不含着為己的作用,他的口號叫做『非私不談公』。」 張謇與盛宣懷在立憲上的不同態度,或許和他們的身份差異有關。張謇需要藉助憲政維護自己在野的商人利益,而其個性上也更關注家國命運;而盛宣懷只有在權力不受限制的情境中,才能攫得更大利益,而其偏好更多在裙帶關係。 盛宣懷在聲名不佳的官商生涯中,聚斂了大批錢財,也曾有過多次因經營不善而使公司倒閉的事件。1893年煙臺繅絲局的關停只是其中的一例。但該局破產後如何處置入股商人股份的做法,卻並不令人心服。股東之一徐潤在自敘年譜中即批判盛宣懷「有強權而無公理」:「餘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如何,只可隨眾而已。」 但18年之後,民間投資者的實力已較此前大為不同,當盛宣懷和清廷在1911年出台的「鐵路國有」方案,未能令民間投資者滿意,後者不同於此前徐潤只是腹誹而已,卵石之勢在保路運動中發生了變化,盛宣懷為此差點丟掉了性命,而清朝卻因此而土崩瓦解。 武昌革命:革命或者被革命 張謇在武昌起義後,先後勸江寧將軍鐵良、蘇州巡撫程德全藉此事奏請朝廷速布憲法、召開國會。在他與雷奮等人代程德全、山東巡撫孫寶琦草擬的《奏請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中,認為當務之急有三事可做:解散「皇族內閣」;懲處釀亂首禍;提前宣佈憲法。 此時,張謇念茲在茲的仍是維護清政府的法統。但革命的形勢遠遠超乎他的預料。他得到的消息是,湖南、陝西、山西、上海、浙江,乃至他所在的江蘇省蘇州市,在短短時間內俱宣佈獨立。 袁世凱已受命組閣,張謇也是他意中閣員人選。1911年11月17日,朱爾典在致雷格的電文中,詳述了袁世凱新內閣的組成。他稱張謇被授予農工商部大臣是「一項很有趣的任命」:「他以前是清朝科舉考試中的一名狀元,現任中國教育會會長。他被選拔出來將受到各省的歡迎,因為他被認為是工業發展的開創者,但他是否接受這個職務是令人懷疑的。」 張謇的確拒絕了這一邀請。1911年11月17日,張謇看到報載清廷派其為江蘇宣慰使,他在日記中寫道:「何宣何慰耶?」次日,他見到內閣總理袁世凱電,請其出任農工商大臣,「理無可受,擬辭職電。」 此時張謇的立場已經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他決定擁護革命黨宣稱的共和體制。接下來他在書函中甚至稱在南京抵抗革命軍的提督張勳為「賊」,並給予革命軍物資援助。 張謇轉向的原因或有多重,從其公開的文字表達看,是認為共和乃大勢所趨,且為避免戰爭導致生靈塗炭。他在和伍廷芳等人聯名發電報給攝政王時說,「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議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對袁世凱,他則表示:「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愛恨,乃不為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他天真地認為,君主立憲即便度過此劫,也難容於此後,而一旦共和,就不會有二次革命。 12月10日,他赴上海,與革命黨人見面。他在日記中說,「知黨人意見之複雜。破壞易,建設難。誰知之者!」這決定了他與革命黨人日後的分歧。 清廷與革命軍且戰且和的談判中,張謇在袁世凱與革命黨間穿針引線,允諾給袁世凱大總統職務,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張謇友人劉厚生回憶,清廷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時,「他(袁世凱)很秘密地叮囑紹儀,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張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而行事。」唐紹儀在和談中,一開始即不反對共和,原因當從他與張謇的密談中尋找。 而盛宣懷則開始成為眾矢之的。1911年10月25日下午,清廷資政院召集第二次會議,盛宣懷成為聚焦對象。議員羅傑等主張將盛宣懷等人按律嚴懲,因為盛宣懷所主張鐵路國有等政策,未經閣議,未交院議。劉榮勛議員說,自立憲之旨下,革命之說漸息,乃盛(宣懷)大臣倡鐵路國有政策,解散民心,革黨乘機煽亂,變亂如茲,罪尤不可勝誅! 議員黎尚雯歸納出盛宣懷的四大項罪名:違憲之罪———不交院議與破壞商律;變亂成法之罪———重大事件,必付閣議,乃貿然擅行,按律宜絞刑;激成民變之罪———四川保路事起,內閣主和平,盛宣懷乃主強硬,激成大亂;侵奪君上大權之罪———擅調兵、擅絕交通,此種緊急命令,事屬大權,盛擅行之,罪無可逭。 盛宣懷所掌管的郵傳部的派員,在資政院會議上受到議員們的嚴厲質問。當晚,盛宣懷連夜趕寫奏稿,為自己辯護。他說,鐵路國有政策,經過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諸大臣多次互相會議,始行會奏,相關諭旨總協理大臣、度支大臣和督辦鐵路大臣一同署名;且此案前任大臣未交院議,他承辦時已在閉院之後,4月19日內閣奉上諭已表明「一俟九月(農曆)開常年會,即交該院議決,毋稍延誤。」等等。 這個奏摺並未寫完,10月26日,朝廷即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 西方駐華代表干預了盛宣懷事件。1911年10月28日,朱爾典爵士自北京發出致格雷爵士電,內稱:「由於昨日資政院通過一項決議,請求皇上下令處死盛宣懷,所以四國公使走訪了慶親王,得到保證說:不會加害於盛宣懷。盛在四國使館的十名士兵護送下,於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將先赴青島。」 疏遠孫中山,靠攏袁世凱 朱爾典爵士發出電報當天,盛宣懷抵達青島,隨後又到了大連。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命日本顧問高木陸郎一路隨行,在大連,日本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公司協理李維格趁此機會與他會面,協商漢冶萍公司的進一步合作事宜。漢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最大企業,其規模亦居亞洲鋼鐵聯合企業首位。日本對其覬覦已久。在武昌起義之前,盛宣懷就通過借貸抵押等方式與日方合作,盛宣懷的革職被他們認為是一個機會。 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務大臣內田電文中稱:「盛宣懷避居大連,將為我方關於漢冶萍問題之策劃帶來甚大便宜,但同時亦有惹起一般民眾反感之虞。」3天後,高木陸郎陪同盛宣懷父子由大連前往日本。 而在國內,孫中山於12月從海外歸國,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漢冶萍公司和招商局很快被孫中山瞄上,希望能利用其向日本借款或採取中日合辦形式。孫中山的籌款代表何天炯赴日,通過大冶鐵礦商務部長王勛將此意轉達給盛宣懷,盛宣懷回覆說,產業抵押貸款,必無人肯借,華日合辦或可籌款,但應嚴定年限、權限為重要,免蹈開平煤礦被英國侵吞的覆轍。 逃亡日本的盛宣懷此時處境微妙,他在國內的財產已被沒收。孫中山令何天炯轉告盛宣懷,其不動產可以承認發還,但已經用去的動產恐難追回。孫並表示:「民國於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不過,後來陸軍總長黃興又去函威脅盛宣懷說,「請勿觀望……否則民國政府對於執事(盛宣懷)之財產將發沒收命令也。」 孫中山最初也擔心中日合辦漢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但為籌款還是取此下策。而此舉很快遭到張謇、章太炎等人的反對,參議院亦對此進行質問。張謇此時已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實業部長。 張謇在第一時間致電孫中山、黃興:「民國政府建立伊始,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至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貽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喧笑?」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張謇為此通電辭職,稱自己身為實業部長,對中日合辦漢冶萍之事,事前不能參預,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大負委任。各方壓力之下,孫中山最終取消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和招商局的草約。 而盛宣懷也在致友人呂幼舲的信中,表達對孫中山、黃興的不滿,稱強迫漢冶萍合辦等事件表明「共和攘力甚於專制」。而學者夏東元通過盛給李維格、楊學沂的信函,認為盛宣懷內心真意為「合辦必好」,只是後因輿論反對才改口稱自己被迫參與。 盛宣懷曾在信中批評南京臨時政府「目下猶謂軍政倥傯,不暇講理,將來大定之後,從容佈置,不知如何政策。若仍是當年手筆,則中華工商生計恐無進步。」他認定臨時政府是漢冶萍公司和招商局的摧殘者。 1912年10月,盛宣懷從日本返國。此時孫中山早已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上位。孫轉而被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盛宣懷與孫中山面談兩次,「彼(孫中山)極言鐵路國有政策相合;及論辦法,中山意在悉以托諸各國,較我借款造路更進一層,非不痛快,將來流弊何可勝言。總之,有理想而無經驗,不足與謀也。」 在致孫寶琦函中,盛宣懷稱孫中山興建鐵路政策「其念太奢,恐更無步驟。」張謇對孫中山的印象與盛宣懷類似,在他被推為實業部長次日,日記中有對孫中山「不着邊際」的譏評:「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 對革命派的不認同,促使張謇這位袁氏昔日的教師與盛宣懷這位袁氏長期的競爭對手進一步擁袁。尤其「二次革命」爆發之際,張謇在給趙鳳昌的信中指責國民黨人「滬上枉死之民之眾,損失產業之巨,彼作難者何詞以對吾民?」盛宣懷則直截了當稱之為「革命流毒忽又劇作。」 結局:時局又變,翻覆甚矣 張謇後來參加了熊希齡內閣,出任農商總長。但他和袁世凱的合作黃金期很快結束。他開始抱怨袁世凱等人惟知理財、練兵,而於實業、教育並不在意,導致道德墮落、生計困窮。1914年底,他就任農商總長剛過一年,就提出辭職,袁世凱不許,他的總長職務一直延續到1915年4月29日。 當袁世凱開始稱帝時,他曾予以勸誡;在袁世凱死後,他在日記中慨嘆其「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於群小之手。」從此而後,張謇專注於實業、教育與社會公益。晚年,親歷目睹軍閥混戰和政壇亂象,張謇思想曾有反省。領導發起清末國會大請願的他,1921年稱自己對議會政治的齷齪惡之已久,「其故皆由於浮慕歐風……不知施於我國,曾無一致常識之人士,乃適得其弊。」對新文化運動反傳統言說,他尤其反感。 至於盛宣懷,這位「最有成就的官僚企業主」(《劍橋中國晚清史》),在其晚年仍展現了卓越的溝通和經營能力。美國學者費維愷說,雖然盛宣懷的政治權力結束了,革命也給他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但是盛收回了他的輪船招商局、漢冶萍(擔任分公司的董事長)、紡織廠(他已將該廠於1911年在香港政府註冊,以便取得保護)和銀行控制權。不過,為了將那些被沒收的資產弄到手,據說他以給民國國庫500萬兩的貢獻才買到了豁免。 盛宣懷對政治已經心灰意冷。他在致吳蔚若的信中稱「歸國後故園獨處,書畫自娛,如夢初醒,不欲知秦漢以後事。」值得一提的是他仍忙於各地賑災慈善工作,在他1916年去世之前,還留下遺囑,要求建立愚齋義莊慈善基金董事會,以財產的4/10用於賑災濟貧。這個慈善機構,在他逝後一直延續了20年。這和輿論中盛傳的貪腐形象構成反差。 盛宣懷去世後,鄭觀應所送輓聯為:「憶昔同辦義賑,創設電報、織布、繅絲、採礦公司,共事輪船、鐵廠、鐵路閱四十餘年,自顧兩袖清風,無慚知己;記公曆任關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書官職、迭建善堂、醫院、禪院於二三名郡,此是一生偉業,可對蒼穹。」 張謇於盛宣懷逝後10年過世。在實業、教育之外,慈善和社會公益事業也早已是其着力的另一重點。社會依然動盪不堪,在1926年初的日記中,張謇說「時局又變,翻覆甚矣」。半年多後,他在自已參與促成的民國亂世中撒手人寰。 點我分享到Facebook 相關文章 清末政治變革:一代儒商張謇的心路歷程,是否還有現實意義? 2018-05-12 光緒帝雖然沒有明確作出政治宣示,但其行動已經表明向日本學習的態度:走明治維新的道路,構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孫中山的生平15 201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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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終結帝制、開創共和的歷史偉業中,有一個藏在幕後的人物,他就是趙鳳昌。1在歷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有兩種,一種是身處要害部位,躲也沒處躲;一種是並非中樞要員,卻偏偏以天下為己任。 晚清時他的位高權重 民族氣節也比兒子溥儀強 2016-10-07 末代皇帝溥儀,幾乎人盡皆知,但對他的親生父親愛新覺羅·載灃卻知之不多。 史料介紹,愛新覺羅·載灃(1883.—1951),字伯涵,號靜雲,晚年自號書癖,改名載靜雲。 他親手摧毀胡雪岩的商業帝國,也成了壓倒大清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7-09-27 來源 | 創業投資家作者 | 月島主島主前一段時間寫過紅頂商人胡雪岩的生平事跡,偏偏關於他的結局一筆帶過,只是說他遇到了一生之敵,最終遺憾落幕。今天就把這個故事給說完整,順帶聊一聊這位「一生之敵。」胡雪岩的成功與左宗棠是密不可分的,兩人相互成就。 清末首富盛宣懷:為返還家產,被黃興逼着出賣漢冶萍給日本 2015-12-12 作者:金滿樓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結束16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6天後,也就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一天,曾經顯赫無比的原郵傳部大臣盛宣懷離開大連逃亡日本。次日,當孫中山登上人生榮耀的最高峰時,昔日的紅頂商人、「清末首富」盛宣懷卻只能託庇於異國他鄉。 辛亥前夕:改革已死,革命當立 2018-08-06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就開始遏制以光緒皇帝為主的帝黨,沒有掌握兵權的帝黨就去策動袁世凱發動兵變,準備圍攻頤和園。 為何明亡於廟,清亡於道? 2015-11-07 宣統辛亥春,北京有歌謠曰:「明亡於廟,清亡於道。」驟聞之似尚費解。釋者曰:「廟祀魏閹,明祚隨去;鐵道國有,清運告終。秘數如此,前定可知。民國之興,豈偶然哉? 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真實原因 2017-02-13 今天要說的,是關於兩個總統的故事一說起總統,我們總會想起美國但我們今天要說的,是中國的總統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臨時大總統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總統【今日主打】: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1912年2月13日的這一天,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權力交替。 孫中山一生被人詬病的事:簽了一個賣國條約! 2018-10-25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中國政局陷入一團亂麻之中,清廷與革命黨之間誰也奈何不了誰。起義發生8天後,著名的南北和談開始了。 清朝的一個自大的決定,卻付出整個王朝作為代價 2016-11-07 驕傲自大的強政府統治,卻付出整個王朝作為代價。就在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實行全國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詔令;18日,起用前開缺總督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20日,郵傳大臣盛宣懷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清-保路運動 2018-08-16 在清朝統治的最後10年里,鐵路問題一直是各種矛盾集中的焦點之一。一時間全國各地冒出了許多商辦鐵路公司,興起了收迴路權的熱潮。 他中國實業之父 引發了辛亥革命 魯迅罵他賣國賊 孫中山卻誇他 2017-07-14 中國自古以來就輕商抑商,士農工商四大等級,商在最底層,所以在傳統封建王朝,士就是士,商就是商,階級壁壘分明。人人都以做士當官為光宗耀祖,以坐賈行商為恥,即使是鴻商富賈,也不得衣絲乘車。 他是紅十會創始人,死後靈堂里沒有家人,原因讓人哭笑不得 2017-06-05 盛宣懷,清末秀才,李鴻章的得力助手,做商業很有一套,也算得上是晚清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李鴻章曾稱讚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為什麼沒有「北伐」 2018-09-13 多年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革命黨、孫中山「軟弱、妥協」,所以沒有北伐。最初,革命黨人確實是準備打到北京的,徹底推翻清朝統治,但是革命黨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沒錢。 102年前今天,開創中國11個第一的洋務運動核心人物盛宣懷去世 2018-04-27 102年前今天,開創中國11個第一的洋務運動核心人物盛宣懷去世【輪船航運的中國第一人】1844年11月4日,盛宣懷出生於江蘇常州。 「民國了」,共和確立了它的合法性,但並不算深入人心 2016-04-22 全書並不太刻意去寫如孫中山、袁世凱、黃興、黎元洪那些「大人物」,反而更關注那些參與歷史的小人物,一位士兵,一名學子,或是一些有代表的模式,比如四川一個縣是怎麼完成獨立光復—重建政權這件大事的。本書的書名取自當時社會的常用語。 清王朝的續命功臣還是掘墓人?盛宣懷充滿爭議的傳奇人生 2017-08-15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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