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略论辛亥革命前夜的晚清社会

苏贵庆

 

1644年,一个年仅6岁的顺治帝福临,由孝庄太后抱着入主皇宫,开创大清基业;267年后,又是一个6岁的宣统帝溥仪,由隆裕太后抱着退出皇宫,结束了大清王朝。历史是如此捉弄爱新觉罗家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必须从辛亥革命前夜的晚清社会说起。

  辛亥革命前夜的清王朝,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树倒猢狲散的境地了。

  17世纪中叶在中国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大王朝——清朝,曾是一个以文治武功威震八方的非汉族大王朝。“康乾盛世”是清王朝最强盛的时期。那时国家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近岛屿,南达曾姆暗沙包括南海诸岛,成为亚州东部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物产丰富、政治高度集中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它雄踞东亚、威震全球。

  到了19世纪,清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解体,变成为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加上东邻日本凭着“强权即真理”的哲学,凭着“弱肉强食”的理论,凭着“船坚炮利”的实力,从1840——1900年,对中国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以清王朝反侵略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被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到了190811月,统治中国48年,三次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和一生不得志而懦弱的光绪皇帝相隔一天先后去世,这样,中国的封建顽固势力失去了总后台,中国的立宪派失去了偶像,清王朝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谁来入主皇宫执掌大权呢?宗人府传出了西太后遗诏:“立三岁溥仪为帝,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于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权力中心出现了。当今皇上是慈禧妹妹的孙子3岁溥仪,摄政王是溥仪的生父25岁的载沣,皇太后是慈禧36岁的侄女隆裕。由他们3个人,执掌着清王朝的大权,决定着中国人的命运。

  隆裕是光绪失宠的皇后,长期以来,心灰意冷,除陪“老佛爷”听听戏之外,无所事事,常以佛珠为伴,以泪洗面,苦度光阴。一下子却成了太后,要决定军国要务,主宰万物生灵,她哪有慈禧的本事?

  3岁溥义,登基那一天,在冰冷空旷的太和殿龙座上,接受没完没了的百官三跪九叩首大礼,不仅吓出了尿来,而且还大声哭着要“回家去”,急得满头大汗的生父载沣,在大礼进行中连说“快完了、快完了”。这不祥之兆,象乌云密布,压在群臣们的心头。大清王朝要快完了。

  25岁的载沣,是光绪同父异母兄弟,由慈禧作主,将义女,荣禄的女儿许配了他,使他能在1901年,出使德国,做赔罪专使,面见德国威廉亨利亲王,并向他请教统治之术。

  由这批孤儿寡母年轻亲贵组成的清王朝权力统治核心,既失去了慈禧专横拔扈的淫威,又失去了群臣百官的敬畏,预示着清王朝已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了。清王朝尽管行将就木,但和历史上任何反动统治一样,总是要作垂死挣扎,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为了修补这条欲沉大海的破船,载沣摄政后根据德国威廉亨利亲王所授计策,一是集中兵权,二是重视武备,第一件大事就是除去北洋军总头目身兼兵部尚书等八大官职的袁世凯,借口“现患足疾,步行维艰”,“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于是袁世凯抱着一部电台、带着大大小小好多个姨太回到河南彰德,装做老渔公、学着姜子牙,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第二件事是成立禁卫军,亲任统帅,并把北京附近各省的新军,一律划归中央直辖,集中兵权。第三件事,成立海军部和军谘府(总参),由弟弟载洵为海军部大臣,另一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由载沣兄弟三人控制海陆军指挥权。第四件事,载沣代皇帝自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并任命亲信少壮派军人铁良为江宁将军、凤山为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以加强对全国的军事统治,镇压各地革命斗争。这些满族亲贵、八旗执绔子弟,既无军事韬略,又无作战经验,竟然成了晚清时期的掌握全国海陆军大权的军事将领。大清王朝岂有不亡之理。第五件事是借“筹办立宪新政”为名下令各省成立谘议局,以骗取立宪派的信任;同时下令各地加征田赋钱粮,开征苛捐杂税。这样,把劳苦大众又逼到水深火热之中。第六件大事是在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又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方面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攫取商民对民办铁路的投资。这一批搜刮民脂民膏面又卖国的腐朽统治者,已到了无法按正常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他们已坐到革命喷发的火山口上了。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把资产阶级立宪派推到了革命阵营这一边,同时激怒了全国各族人民。于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人民迅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点燃了导火线,为清王朝的彻底覆亡,敲响了丧钟。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支柱。清朝的军队初期是定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重要力量,中期是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新军(除北洋军),反而成了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清朝军队在26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过三次重要的变革。第一次是努尔哈赤到康熙、乾隆的八旗和绿营,这是清朝前期强盛时代的武装;第二次是嘉庆、道光年间产生的团练而后变为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和淮军,第三次是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在这三次变革中,清军随着国内外的形势的骤变而逐步近代化。

  清末新军筹练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当时清政府认为,有湘淮精锐不怕小小日本逞凶。可是清军与日军交战,一败丰岛,二败成欢,三败平壤,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畔。这时,清朝统治者开始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乞灵于西法练兵。

  清朝正式组建新军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记载:“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于是北洋有新建军,南洋有自强军,是为练新军之始”。袁世凯在天津聘德国教官在小站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计7000人,为中国近代化军队的奠基者。袁世凯网罗了亲兵,同乡、亲友如徐世昌、王英楷、刘永庆、赵国贤、吴凤岭等为新建陆军骨干,又招纳了李鸿章所办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和留学人员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阮忠枢、陆建章、张怀芝等为帮手,还留用了甲午战争中的败将如姜桂题、马龙标、王占元等为羽翼,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著名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清政府手中的一支最重要的王牌力量。但到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袁世凯的下野,这支王牌军并不听清政府的调遣,反而成为日后袁世凯东山再起的基础和向清廷与革命派两头要价的筹码。

  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有感于中国甲午战败,也聘用德国教官在南京编练新式陆军——自强军十三营。因此南张北袁就成了中国近代新军之父。

  1903年,清政府正式设立练兵处,总理练兵事务,以庆亲王奕劻为总办,袁世凯、铁良为襄办。各省设立督练处或督练公所,筹办新军编练事宜。从此,北洋编练新军方式推行全国。清政府原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由于经费困难,官兵不足,只编练成十四镇、十三协及六标,为原计划的二分之一多一点。

  新军比起旧军来确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对腐朽的清政府来说,却是个矛盾。因为,清政府训练新军的目的是想利用新军来保护和稳定其正在摇摇欲坠的旧统治,可是受过资产阶级军事教育的新军,却不愿为旧的封建统治者效忠,而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演变。所以新军的产生和扩充,不意味着清朝统治的重新巩固,而表明其内在离心力的继续增大。

  新式陆军的人数难以精确算出。辛亥革命前,据外国武官推算,大约在15万到19万之间,其中有800多人曾留学日本,大多充任部队统帅、参谋人员或教训人员。这一大批在国外学习军事、掌握专门知识的军人,如吴禄贞、蓝天蔚、蔡锷和黎元洪等人,对清政府来说既是一支武装力量的核心与中坚,又是一支威胁清朝反动统治的巨大力量。因为他们不仅在日本接受新的军事知识,而且还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加上革命党人打入其间,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宣传策反,使他们容易走上革命道路,而他们所管带的新军——这支以破产的农家子弟、会党分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合起来的队伍也很容易觉醒。他们从同情革命到参加革命从而成为埋葬清王朝的重要工具。

  事实证明,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其他各省的响应起义,都是由革命党人策动的新军起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王朝的覆亡是由它自己编练的新军推翻的,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辛亥革命前夜,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20世纪初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从事工商业的经营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个巨额利润的获得,主要是依赖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性联系而获取的。他们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了对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以稳定使他们获利的即将垂亡的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并从清朝统治者手中分享一部分统治权力,维新派就把君主立宪提到最突出的议事日程上来。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消弭革命和挽救清朝覆亡的最佳方案。

  立宪运动是维新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立宪派是维新派在20世纪初的变种。它和早期的维新思潮、康梁的维新变法又稍有不同。立宪运动是超越于以往立宪学说传播阶段的一个要求实施立宪的政治运动。搞立宪运动是立宪派人全部活动中的主要内容。

  立宪运动开始于1903年,立宪派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国外立宪派,以亡命国外的康梁为代表,他们仇视革命,论战失败后又向清政府献媚靠拢,于1907年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表示不记前仇,准备回国和清政府合作推行宪政,想分得一部分权力。另一派是国内立宪派,以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人最为活跃。他们不仅有经济实力,而且在清朝官场中还有相当的政治地位,甚至连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汉族大官僚,对立宪运动也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其目的是想借立宪打击皇族亲贵,迫使他们交出更多的权力,改变那种皇族亲贵把持朝政的局面。

  起止于1903——1911年的立宪运动,七、八年间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903——1906年宣传发动,1906——1908年建立组织、1908——1911年进入立宪请愿运动高潮。

  20世纪初立宪派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各省咨议局,特别是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各省立宪派力量较强的地方,谘议局是立宪派同清朝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最主要的阵地。

  谘议局是在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打击清朝统治的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机构。凡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占据领导地位或能够发挥主要影响的地方,那里的咨议局便是从政治上瓦解清朝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除了从事暴力革命的革命党人以外,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力量集结的一个主要中心。

  立宪派除搞立宪运动外,他们还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倡导收回利权、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特别是由他们带头闹起来的保路运动,更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

  立宪运动的高潮是1910年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其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但清政府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拒开国会,抛出一个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本想通过立宪运动从清政府手中分得一部分权力的愿望成为泡影。

  三次请愿的失败,使大多数立宪派愤懑异常,深感到清政府己彻底腐朽,清王朝已无可救药,于是纷纷另谋出路。一部分人开始附从革命,联合反清,另一部分人注意组织自己的实力,他们与拥有相当经济力量和武装力量的上海商团和武汉商团保持密切联系,并视为自己强有力的后盾。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态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立宪派密切配合,他们采取从权应变的策略,成为彻底埋葬清王朝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主流。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于甲午战争时期,以孙中山于1894年秋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为标志。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振兴中华”,即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体,仿效美国建立“合众政府”。因此,年轻的孙中山,一踏上革命征途,就以武装推翻清政府为目的,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尽管兴中会成立时只有几十人,星星之火,但不久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成立,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召唤下,首先觉醒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留日学生最为突出,在甲午战败、瓜分四起、祖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们群思奋起,救亡图存,造就出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如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他们有的组织革命团体,有的著书立说,把斗争的矛头狠狠对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把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同盟会。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新的转折点,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领袖、有人才的同盟会,就成了近代中国开展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同盟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率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战斗。一条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为捍卫同盟会的纲领,与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后改为君主立宪派)进行激烈的论战。他们从日本、香港、南洋到美国,到处摆开了口诛笔伐的战场,以“中国存亡论”为主题,围绕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和三民主义理论,分十二个提纲,针对要不要进行暴力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共和,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激烈大论战。结果,革命派在海内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条战线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政府,积极筹措经费,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是190612月同盟会策动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起义,1907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廉、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等等。

  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在南方沿海边陲地区不断起义,目的是为了夺取两广,挥师北上,饮马长江,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推翻清廷,夺取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次起义都失败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动力是会党群众。这些会党,山堂林立,机构分散,既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又未经过严格的组织训练,是一个临时召来的缺乏战斗力的部队。他们正式上阵,遇到了清军主力,就难以支持,无法统一指挥,终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后来,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总结教训,把革命的主力转向策动新军起义,曾于19102月由同盟会员倪映典发动了广州城郊新军起义,19114月黄兴、赵声亲自领导了“辛亥黄花岗之役”。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了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终因势孤力单,也失败了。

  但是,清王朝尽管表面上看还虚骄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油干灯草尽的一种垂死挣扎而已,革命的风暴在全国酝酿之中,全国到处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粒火种,就能燃起神州烽火。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它的灭亡已是无法挽回的了。191110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终于为埋葬清王朝敲响了丧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了。

 

【资料来源:《盐城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Cantonese Patriot的第一次反恐戰爭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Follow Feb 9  · 8 min read 1924年8月9日,孙文、蒋介石扣押广州商团军械。 “广州商团是粤商维持公安会(前身为一九零七年冬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为维持地方公安而倡办的。清末至民初,官兵为暴于民,盗匪出没城乡,白昼抢劫。殷商巨贾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遂于一九一二年成立了商团,购枪自卫。最初参加的,只有四十人。龙济光踞粤时,济军与劫匪伙同作恶,时入民家搜查,乘机抢劫财物,还经常调戏妇女。商团以警察不敢干涉,乃穿制服荷枪出巡。一般商人们既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认为商团确能收自卫之效,参加者越来越多。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时期,除设在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外,老城、新城、东南关、西关、河南都设有分团,而以西关方面为多。至一九二一年,商团军已发展到四百多人。 加入商团的商店,要出资购置枪枝、子弹、服装,并派出人员参加商团军。每一个商团军成员都另有一个人充当后备。成员都是资本家、老板或少老板、司理、掌柜之类,后来也有出钱雇人代替的。商团除了操练外,还要维持市面秩序。各分团规定分段出巡,每队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有时捉到小偷、劫匪,就送到公安局去处理。商团和劫匪直接驳火,打起来的时候也有。一九二一年以后,广州商团与佛山、顺德、九江、乐从以至江门各地商团组织联团,联团间架了专线电话,还互相派队巡逻,乡与乡间,设有擂鼓,互通声气,俨然成地方武装的性质。由于当时军队频频调防,调防以后的真空期间,商团是起了维持地方治安作用的。” “陈(廉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一九一二),担任理财课主任。此后七八年间,他利用汇丰买办身份,勾结军阀、官僚、殷商、士绅,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增值财富。其手法有:(一)为殷商们在汇丰开特别账户,办信用抵押贷款、减费汇兑、高息存款等,为汇丰多赚放款利息和吸收大量存款。他既为主子效了忠,自己也趁机捞一大把,而殷商们通过陈的帮助得到周转(实际是趸积居奇)的资金,便对陈推崇备至。(二)趁清末民初政局频频变动、官僚渴欲得到外国庇护以保存其财产的机会,由汇丰代管官僚产业契据,并存入其金砖、外币。汇丰赚了钱,进一步操纵了清国官场,官僚们得到护符,感激陈之德,陈遂开拓了和官场勾结的道路。(三)和统治广东的军阀相勾结,与龙济光、萨镇...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3:33 作者:  马勇  ( 进入专栏 )      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一个不曾发生近代转型的中国,面对一个完成了近代转型的日本,因而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力不如人,不是经济不如人,主要的就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转型,将一个“前近代”王朝转变为现代国家。    十年一梦       没有实现近代转型的国家责权利混沌不分,帝国最高领导人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恭亲王,他们无不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各位大臣如翁同龢、李鸿章,也无不竭尽全力,避免失误,力争胜利。但是假如我们对照中日双方最高决策当局、执行层面的差异,就很容易理解“夙夜在公”并不是事必躬亲的理由,事必躬亲更不是胜利的必然前提。没有好的体制,君臣都累,且不易成功;一个好的体制,各司其职,治大国若烹小鲜。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后,改革、维新、强军、富国、新民,需要变革的事情多如牛毛,但其牛鼻子,无疑属于怎样重建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架构,合理配置权力,让先前无所不在的皇权有个大致边界,而不是继续让皇上表演独角戏。    在战后第一轮改革思潮中,康有为发现中国的症结在于体制封闭,上下隔阻,上有德音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天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抚一二人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众,而惟枢轴三五人得见天颜。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谨而不敢尽言。州县专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吁。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怎样才能消解这个难题?康有为建议,仿举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分班轮值,上驳诏书,下达民间,实际上是要建构一个议院体制。    “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四书》),显然不是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那样简单,而是一项综合改革,是体制大调整,既是对皇权的补充,也是对皇权边际的限制。至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功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 广西南宁武鸣县,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

陆荣廷 编辑 讨论4 上传视频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1] ),中华民国旧桂系军阀领袖。壮族,原名亚宋,字干卿,小名阿发, [2] 广西南宁武鸣县宁武镇雄孟村人,时人称“陆武鸣”,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年(1894年)受清朝招抚,编为健字前营。因镇压会党卖力,历任管带、督带、分统、统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称驱逐革命军,克复镇南关(今友谊关),升左江镇总兵。宣统三年(1911年)授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逼走沈秉坤、王芝祥,当上广西都督。又分化瓦解中国同盟会,镇压革命分子,起用旧官僚,建立起旧桂系对广西的统治。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被授予宁武将军、耀武上将军衔。护国战争前,因同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密谋讨袁。参加组织两广护国军务院,任抚军。旋任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桂系势力扩张到广东。护法运动开始,欢迎孙中山南下广州,陆任广州军政府粤湘桂联军元帅,并出兵攻占湖南抗击北军南侵。民国九年(1920年)驻闽粤军和广东民军将桂系驱逐出粤境。翌年孙中山命粤、滇、赣各军入桂讨陆,陆嫡系谭浩明部退往桂西继续抵抗。 民国十二年(1923年)乘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粤军撤退,卷土重回广西。后逃离广西下野,寓居上海,后移居苏州。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0岁。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柩运回广西,葬于武鸣区城西的狮子山。 中文名陆荣廷别 名陆亚宋、陆特宋、陆干卿、陆武鸣、陆宁武国 籍中国民 族壮族出生日期1859年8月13日逝世日期1928年11月6日职 业广西都督、广东都督、两广巡阅使主要成就统治广西,成为旧桂系军阀首领 参与护国讨袁战争 就任粤湘桂联军元帅(旧桂系集团首领)出生地南宁武鸣县逝世地上海葬 地武鸣区城西狮子山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艰辛 ▪ 龙州立足 ▪ 抗法清匪 ▪ 桂省军职 ▪ 都督广西 ▪ 反袁讨逆 ▪ 护法混战 ▪ 下野去世 2 为政举措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3 人物评价 4 轶事典故 ▪ 荣廷睇相 ▪ 武鸣县名 ▪ 百姓印象 ▪ 无有遗产 5 人物荣誉 6 亲属成员 7 后世纪念 ▪ 墓地 ▪ 故居 8 生年争议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艰辛 清咸丰九年(1859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13日), [1] 陆荣廷生于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今南宁市武鸣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