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

 

蔡元培的上海“朋友圈”

郑连根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先生原本是晚清的翰林。他于1892年中进士，1894年成为翰林院编修时，只有27岁。如此辉煌的科举经历，对于他，最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是成为清廷高官、重臣。可是，待1898年戊戌变法实践发生之后，他对清廷非常失望，遂辞去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翰林院编修之职，返回绍兴办新学。后又于1901年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任教，随即相继创办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清朝翰林到革命党人的重大人生转型。这种转变的完成，与蔡元培当时所处的时代、城市，以及他的朋友圈均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之结果。

先说天时。蔡元培在“戊戌六君子”遇难之际即已对清朝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北京政府，无可希望”。待他到南洋公学任教及随后创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之时，北京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事件，清王朝的国际威望及在国人心中的威信都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取满清而代之”的革命思想，在20世纪初已颇有市场。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蔡元培正是在这一阶段转变成为革命党人的。

后说地利。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随后于1845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租界。上海租界就成了许多革命家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活动和躲避追捕的绝佳场所。可见，蔡元培在上海完成从清朝翰林向革命党的转型，绝非偶然。

再说人和。从绍兴来到上海之后，蔡元培结交的人已与此前大不一样。与绍兴相比，蔡元培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无疑更容易寻找到志趣相投之人，而这些不满清朝统治的文人聚集一处，相互砥砺，也更容易擦出思想火花。为说明此事，我们不妨看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朋友圈”，了解他结交的那些人。

先说吴稚晖。蔡元培是在1901年12月结识吴稚晖的。当时是好友张元济请客吃饭，蔡、吴在宴会上相识。两天后，蔡元培赴吴稚晖住处拜访，两人就此成了好朋友。

吴稚晖于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幼年的他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茶馆招待文人墨客、三教九流，接触久了，吴稚晖也就颇通人情世故。

吴稚晖是个奇才。18岁即自设学馆授徒，26岁参加乡试时，主考官很赏识他的经学。他的诗写得一般，但能别出心裁，用篆字写就，深获主考官青睐，遂中举。

吴稚晖最大的特点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搞恶作剧的本事。他自小喜以恶作剧取乐，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有两件事足以说明吴稚晖的“叛逆”。一件事是，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认为父母官“非圣无法”，有辱斯文，遂率同窗钮永建等人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砸得知县鼻青脸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可是，按照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捉拿前者有违“王法”。知县自讨无趣，只好向吴稚晖道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以此息事宁人。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宴请亲朋时公然吃花酒。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俗，有失体统，遂邀集田其田等人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滑稽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故意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目，出杨颐的丑。

吴稚晖凡事敢出头，大有天马行空的味道。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事使其一夜成名。1901年，吴稚晖到日本留学，他们有9名同学想转到日本成武学校学军事。转学之事需要中国驻日公使担保才成。可是，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并不愿意为他们担保，就借故推托。1902年，吴稚晖一怒之下纠集了26名留学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上访闹事，并对蔡钧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蔡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暗中勾结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人一夜。日本警察局还以“妨害治安罪”为名逐吴稚晖出境，并限当日即离开。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吴稚晖趁其不备，跃入河中，后被日警救起，硬行遣返。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当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而任职南洋公学的蔡元培正好在日本考察教育，他怕吴稚晖仍想不开，会自杀，就决定提前回国，以陪伴吴稚晖。两人间友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爱国学社创建后，蔡元培任经理，吴稚晖任学监。随后，爱国学社与《苏报》合作，蔡元培和吴稚晖也同为《苏报》的撰稿人。再往后，吴稚晖发表了很多鼓吹革命的“排满”文章，大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可谓畅快淋漓。后来，人们将他与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合称“民国四老”。

再说章太炎。章太炎于186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受祖父及外祖父民族主义的影响，从小就种下了“反清排满”的思想种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维新变法之时，他参与维新运动，为《时务报》撰写文章，鼓吹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被清廷通缉，流亡日本。

在革命党人之中，章太炎是学问最大的一个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许寿裳、黄侃、马裕藻……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均曾师从章太炎。他学问大，个性也强，天不怕地不怕，在《苏报》上撰文，公然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他攻击清廷有“火力”，在革命党内部也很“不合群”，先是与吴稚晖不睦，后来与孙中山“政见不合”。1915年，他曾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幽禁期间，袁世凯逼他写赞同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书”，他则趁机撰文大骂袁世凯“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袁世凯被气得七窍冒烟，而时人则钦佩章太炎之骨气，称他为“民国之祢衡”。

章太炎去世后，鲁迅先生写《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以纪念老师，其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先生眼界极高，章太炎先生能得到鲁迅先生这么高的评价，殊为不易。

张元济，也是这个时期蔡元培接触较多的朋友。蔡元培和张元济同为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张元济曾参与维新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后李鸿章惜才，将其介绍给盛宣怀，盛宣怀聘其为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张元济参股商务印书馆，力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当时，正赶上清廷颁布新学制，各地急需新式教材。蔡元培等人遂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此举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编印教科书之先例。

后来，张元济从南洋公学辞职，成了专职出版家。非常难得的是，在蔡元培生活窘困之际，张元济“公私兼顾”，给予了蔡元培极大的“资助”。1909年，蔡元培以翰林身份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当时，蔡元培拖家带口，公费资助入不敷出。张元济遂与蔡元培签订合同，聘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海外编译员，除每月支付调查费外，蔡元培在德国所编译教科书均由商务印书馆付酬出版。

吴稚晖、章太炎、张元济之外，蔡元培在这段时间还与哈同夫人罗迦陵和乌目山僧黄宗仰有密切的交往与合作。

哈同和他夫人罗迦陵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哈同是犹太人，他于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幼年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1873年，哈同只身来到上海，身上只有6块银元。他在上海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沙逊洋行当门卫兼清洁工。

罗迦陵于1864年出生在上海，她是一个中法混血儿，幼年丧母，生活艰辛。为生计所迫，她曾给外侨做女佣，还当过卖花女。但她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坚持学习，学会了英语和法语。哈同和罗迦陵结为夫妇之后，他们抓住一个偶然的机遇，迅速发财。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中国军队曾一度取胜。此时，上海的洋人心生恐惧，许多洋人纷纷出售在上海的房产，上海的房价暴跌。本来哈同也想逃离上海，但他的妻子罗迦陵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主动卖掉自己的首饰，劝说丈夫倾其所有，用以购买房产。哈同夫妇的“炒房”之举大获成功。上海的房价随后持续攀高，哈同夫妇的财产也一路直线上涨。很快，哈同就成了犹太“炒房团”中获利最多之人，有了“远东首富”之称。

罗迦陵是个佛教徒。有了财富之后，她于1901年聘请金山寺乌目山僧黄宗仰为其策划兴建私家园林。园林历时8年建成，命名为“爱俪园”。哈同全名欧爱司·哈同，罗迦陵字俪蕤，爱俪园，各取两人名中之一字。不过，老百姓更习惯将爱俪园称为“哈同花园”。

乌目山僧黄宗仰更是一个奇人。他俗姓黄，宗仰是他的法号，自号乌目山僧，别号楞枷小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僧人、诗人和教育家。他于1861年5月出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之家，其母赵氏笃信佛教。黄宗仰受母亲影响，16岁时到清凉寺出家为僧。黄宗仰博览群书，不仅深研佛家经典，还旁涉中外学说，并在琴棋书画、园林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造诣。

黄宗仰虽出家为僧，但关心时政，经常与常熟城里的一些读书人聚会议论，抨击朝政。1899年，他更是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发表演说，倡言救国。

为启迪民智，黄宗仰以僧人身份倡导办教育。1902年，黄宗仰和蔡元培、蒋观云、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黄宗仰被推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事件之后，为收容退学青年，黄宗仰又设法募捐，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建了爱国学社。

黄宗仰凭着他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在哈同花园里招待过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等。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黄宗仰也是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黄宗仰仍是会员。黄宗仰曾游历日本，正赶上孙中山亦在日本，两人交往颇多，黄宗仰还提供经费给孙中山，以助其革命活动。后黄宗仰在1919年主持复兴南京栖霞寺，孙中山带头捐款一万银元，以报黄宗仰当年义助革命之举。

黄宗仰以僧人身份参与革命，甚至成为革命党中的一员，可见当年革命氛围之盛。而身处乱世，又在一个有着浓郁革命色彩的城市，身边再聚集这样一些思想新潮、有着革命倾向的朋友，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处，蔡元培转身成为革命党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

此外，教育与革命之间本来就暗含着可以互相转化的逻辑。欲救民众于水火，则不能不兴办教育，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介绍新学本身就意味挑战旧思想和旧秩序。换句话说，在一个民生凋敝、民族危亡、政治腐败的时代，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本身就等于播下革命的种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势必对旧体制和旧秩序产生不满情绪，他们在适当的时机转化成革命队伍中之一员，实乃不足为怪。蔡元培也好，黄宗仰也罢，他们最初都是投身教育的人，但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一些原本为教育而创建的组织和团体，很快就演变成了革命团体。与此相应，蔡元培等人也就从教育家转身，成为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