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萧放
时间：2011年1月8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国学班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这首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着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新年在传统社会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刻。无论朝野贵贱、男女老少，人们都要回归家庭，团聚在祖宗牌位前，共享新年。依照传统习惯，新年是一个时段，它包括初一到十五，在我国北方地区甚至到二月二才结束。这里我们依照新年节序谈谈正月初一至元宵的明清新年节俗。
萧放简介：
1960年生，湖北英山人，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民间文化史、岁时节日民俗等。先后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副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春节》（北京三联书店，2009）。曾获中国文联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01，2009），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0）。
迎年贺岁
正月初一，汉代称为正日，唐宋时称为元正、元日，明清称为元旦，俗称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为岁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明清岁首民俗也极为丰富。我们以北京、苏州为例，兼顾其他地方，分别介绍南北岁首新年习俗。
北京是首都，习俗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地域上处于北方，生活习惯上具有北方特色；苏州在长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人们的生活习俗丰富，代表了南方民众的生活习性。
辞旧岁，迎新年是岁末年初，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人们在腊八之后，就进入年节状态，到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小年时，大年就进入倒计时，人们忙着备办年货，祭灶送神。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人用糖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等祭祀灶君，用草料供灶君马，因为灶君要上天汇报一年来家中百事，人们祈祷灶君：“好多说，不好少说”。祭灶时，不让妇女看见。特别禁止家中幼女吃祭灶后的糖果，说如果吃了这糖果，下次吃肉时，嘴上会出现黑圈。年三十五更，烧香迎新灶君下凡。为了迎年，人们在门檐窗台插芝麻秆，说可以禁鬼。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
三十夜，北京人用松柏枝杂柴在庭院“烧松盆”，以象征门庭红火兴旺。在辞旧迎新之际，祖先祭祀必不可少，人们在家中悬挂祖先影像，摆上供品，全家祭拜，然后全家聚餐叙谈守岁。
迎接新年时，无论朝廷民间都重视门庭装饰。明朝遗民史玄的《旧京遗事》为我们记载了明朝皇宫张贴门神春联的情景：在新年前几天，北京皇宫内就颁赐特制的钟馗神像给诸位皇亲国戚，这些钟馗像以绢为材质，大约三尺高，用素木边框，装成小屏，上缀铜环，以便悬挂，“最为精雅”。皇亲家受此天宠，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又将此分赏给京朝贵官，这些朝廷显贵自然也相当兴奋，就招集一帮名士，赋诗庆贺。等到新年到来的时候，各个宫门都要改换春联、安放绢画钟馗神像，所谓“长安之春，满千万户矣”。
大年除夕午夜交子时（或五更时），是新年到来的时刻，明清有别具特色的迎接新年的习俗。明朝人在五更时起，焚香，燃放爆竹，开门迎年。北京皇城宫内人将门杠向院内地上抛掷三次，称为“跌千金”。然后饮椒柏酒，吃扁食。扁食即后来的饺子，这种饺子是应时食品，清代北京人称为“饽饽”，后世称为更岁“饺子”，谐音更岁“交子”，在新年到来的子时食用，有着庆贺与祝福的意义。有的饺子内包着一、二枚银钱，吃到这样的饺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的，他们吃年糕。明朝年糕已经是新年的时令佳品，早上起来盥洗完毕后，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谐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还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儿，内面装的是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等，还有驴头肉，用小盒包装，称为“嚼鬼”。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岁时，还有许多禁忌，忌讳睡着打喷嚏，如果打喷嚏，要赶紧起身，否则会给人带来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应，因为那是鬼在作怪。
明代苏州除夕夜守岁，到子夜时分，要祭祀瘟神，换门神、桃符，更春帖，并在道路上以白灰画弓箭射祟。元日，饮屠苏酒，作生菜、春盘、节糕。杭州迎年气氛亦相当热烈，除了要挂钟馗像或雄鸡像外，还要烧大松盆，“烟焰烛天，烂如霞布”，诚如明人高濂所说：“此景是大奇观”。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丰富多样，在清朝中期，伴随着朝野上下，如击浪轰雷般的迎新爆竹，是卖瓜子的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合菜细粉声，悦耳美妙。人们献椒盘，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到晚清时，吃饽饽成为迎年的第一食品。元旦，无论贫富贵贱，均作白面菜肉饺子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
清代苏州称元旦为岁朝，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宗神像，陈设几案，燃香点蜡，“以祈一岁之安”。天明时，开门放三声炮仗，说是驱赶疾疫鬼邪，称为“开门爆仗”。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妇女头饰松虎、彩胜。男女都要穿上新衣，鞋子一定要干净，打扮光鲜。相见则举百果相互馈赠，各人都道吉利的祝福语，称为“开口果子”。元旦忌讳扫地、乞火、汲水，禁止动针剪，禁倾倒秽物，忌讳吃粥或以汤茶淘饭。
清晨迎来新年后，接着是贺年、拜年。顺序是先家内，后家外。
明代北京元日拜年习俗盛行朝野，“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明代京城拜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见面跪拜，如果人们在路上见到亲友也会下车，在路中叩头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长率家人奴仆，拜天地、祖先，给上辈祝寿，然后互拜。并用三牲熟食祭祀，纸钱供于祖先牌位前。然后打扮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头上戴“闹嚷嚷”，人们用乌金纸作飞鹅、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男女老幼各戴一枝于首中，富贵者有插满头的。这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士庶人等向亲友拜年，多是实心实意；另一种拜年是一种客套的礼仪形式，明朝中期京师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间为了表达新年问候，而又不劳烦主人，就以送贺帖的方式，作为年节应酬的礼仪形式，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帖；也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门帖的。
岁首朝贺，始于汉朝，明朝亦重视元旦朝贺之仪，不仅京官要早朝朝贺，地方官也要拜贺，杭州“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诣衙门，往来交庆”。明代杭州特别重视元旦，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当时有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可见民间年节老少欢娱情景。沈明德有一首元旦《蝶恋花》小词，道尽明代杭州民间元旦风俗，“接得灶神天未晓，爆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清朝中期，北京人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朝。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具柬贺节”，有登门揖拜，即使路上亲友相遇，也要下车长揖，口颂“新禧纳福”。北京拜年贺节的节日食品十分讲究：有“镂花绘果为茶，十锦火锅供馔。汤点则鹅油方补，猪肉馒首，江米糕，黄黍飥；酒肴则腌鸡腊肉，糟鹜风鱼，野鸡爪，鹿兔脯；果品则松榛莲庆，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楂糕耿饼，青枝葡萄，白子岗榴，秋波梨。萍婆果，狮柑凤桔，橙片杨梅。杂以海错山珍，家肴市点。”即使不是近亲密友，也要举酒三杯。当时俗话说：“新正拜节，走千家，不如坐一家。”晚清“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贺”。然后，百官走谒亲友，名为“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员往来交错，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
清代苏州贺年、拜年习俗，《清嘉录》记载甚详。放过开门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辈份给家长拜年之后，由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居亲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长前往庆贺，谓之拜年。就是终年没有往来的，这时也互相往拜于门。主人家在门首设一记事簿，专记拜年客姓名，这种记事本，号为“门簿”。当时还有“飞帖”拜年的习俗，家长大多并不登门拜年，而是让仆人将拜年红帖送到亲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样遣仆人送帖，这种往来送帖拜年的习俗，称为“飞帖”。人们为了接帖方便，新年时就在门上粘一个红纸袋，写上“接福”二字，或者称为“代僮”。送帖拜年的习俗，据说在宋代江南就有了。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简。康熙中，则换成红单，只书某人拜贺。《文待诏集》有《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拜年的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知礼。
送穷与接财神
正月初三小年朝。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个年节的时间段落，明朝北京的男男女女这几天要到白塔寺绕塔，求好运。清代苏州称初三为“小年朝”，这一天如同元日，也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吴俗在这天早晨祭祀家堂神，晚上接灶神。民间这天有一个祈蚕事丰收的习俗，买簸箕四枚，悬于四壁，说是可以“田蚕倍收”。
正月初五，破五、送穷、接财神。正月初五在明朝尚未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根据明人文集与地方志，一般没有说到初五，只在福建有初五“得宝”之说。“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清朝中期以后，初五逐渐得到重视。在北京初五之内不得以生米做饭，妇女不得出门，至初六妇女才可以往来祝贺。初五称为“破五”。正月初五在清代还是送穷日。送穷的习俗起源很早，在唐朝以前送穷的时间在正月晦日（正月最后一天），当时送穷是普遍的节俗，姚合《晦日送穷》诗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韩愈的《送穷文》更是诙谐有趣：给你车船，给你干粮，今天是好日子，请用一碗饭，请饮一杯酒，带着你的亲朋好友，随你上路，去寻找新的地方。清代北方送穷习俗还很流行，不过时间变化了，山西解州“正月五日，缚纸妇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穷’”。在山西翼城将穷视为鬼，人们“破五”早上起来，取少许炉灰放在筐里，剪五个纸人，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炮，称为“掐五鬼”。这天，必以刀切面，煮而食之，名为“切五鬼”。妇女竟日不作针线活儿，担心刺了五鬼眼。这里的穷妇人是被当作穷鬼来禳除。新年时节人们以送穷的方式期待贫困的远离。
初五在南方是财神日。清代苏州初五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五路的诞日。初五这天人们争先早起，敲起金锣，燃响鞭炮，摆上牺牲供品，迎接路头神。谁先接神，谁就得到利市。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路头神来源于古代行神，将行神奉作财神大约是清朝江南人的创造。江南城市商业发达，商品货物的往来流通无不倚重交通，物畅其流，也就财运亨通，所以传统的道路之神，也就变化为主管财运的财神。在苏州无论贫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财神。这天市井开市贸易。上海，初五接财神，有人挑担上街卖鲜鲤鱼，称为“送元宝鱼”，晚上喧闹喝酒，名曰“财神酒”。初五，在南北有着不同的习俗表现，无论是送穷，还是祭祀财神，都表达着人们乞求生活富裕的愿望。
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汉魏时期形成，唐宋有了明显发展，道教将它视为三元节之首，为上元节，为天官赐福之辰。明清时期成为新年期间与元旦呼应的重要节日。元宵在清代称为“灯节”。元宵张灯习俗大约由汉代祭星与佛教燃灯礼佛仪式融合而成，唐宋时期的元宵灯会繁盛，明清元宵的灯会虽然从规模上不及前朝宏阔，但其张灯时间更长，灯具品类更多，灯会设计更精巧，元宵张灯习俗也更为丰富多彩。
元宵灯会，北方以京城为代表。唐宋时期的京城灯会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刘若愚说：“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京郊乡村人在十一日至十六日，用秫秆布置灯阵，人们进入稍不小心，就会迷路，称为“黄河九曲灯”。十三日，各家用小盏一百零八枚，夜晚点亮后，遍置井、灶、门、户、砧石之间，称为“散灯”。富裕人家点四晚，穷人点一晚，赤贫者也就不点灯了。明代京城还有放烟火的助兴节目，烟火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做成，“其名不一，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曰地老鼠。”还有砂锅儿，花筒，花盆等名目，总名为“烟火”。
明代南方元宵灯会热闹繁华，福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同白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名为“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灯火方息。福建元宵如同京师有十夜灯会。富人家庭的妇女乘轿出行，贫者步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
杭州为明代元宵灯会繁盛之区，明人张瀚说灯会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杭州正月十五前后张灯五夜，在元宵前，灯市即开，出售各色华灯，其像生人物，则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则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则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其奇巧则琉璃毬、云母屏、水晶簾万眼罗、玻瓶之属，难以枚举。元宵节时，有灯谜，有祭赛，有社火，有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明人张岱记述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这样繁盛的灯会，也只有富足的江南才会出现。
绍兴元宵灯景在明代知名海内，因为这里竹贱、灯贱、烛贱。贱，所以家家都能置灯，贱，所以家家以不能设灯为耻，“故自庄达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天进城，东穿西走，‘钻灯棚’、‘走灯桥’，四处看灯。可见当时江南灯会之盛。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等。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放烟火是清代北京元宵灯会的项目之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按例放烟火盒子，烟火盒子悬在大架上，每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北京烟花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
苏州灯在宋代就著称于世，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清代灯市货郎出售的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品类如同明代杭州。“今俗，市上所卖诸灯未改古制，而乡镇别邑，又皆买自郡中，以是元宵前后，喧盛尤昔。”苏州元宵用松枝竹叶在通衢扎棚，白天悬彩，晚上燃灯，阊门之内，“灯彩遍张，不见天日”。除街道张灯结彩外，家户店铺，神祠会馆都燃灯庆祝，平民人家在中堂点燃两根大蜡烛，安排宴席，互相观赏。当时“华灯万盏，谓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伴闲游，通宵不绝。
清代苏州除灯火色彩的繁华外，还有“闹元宵”的节俗，“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小戏表演是元宵节节俗项目，北方乡村耍社火、唱秧歌、打太平鼓，南方乡村演花鼓戏，唱采茶调。清代湖北黄安正月十五前后舞烛龙，俗以此“压灾驱疫”。还有采茶灯，以十二个童男扮女妆，各人带灯一具，称为“茶娘”，唱采茶调，每月一曲，每曲以“采茶”二字起兴。城乡妇女十五结伴同游，称为“荡元宵”。
猜灯谜是苏州元宵节俗之一，人们将谜语粘贴在灯上，“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猜中者可获得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奖品。城中悬灯谜之处，常常是人群集中之地，“连肩挨背，夜夜汗漫”，时人有诗为证：“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
吃元宵。元宵是一种节令食品，明清正月十五吃元宵成为时尚。明朝京城在初九之后，就开始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细粉制成，圆形，内包核桃仁，白糖为馅，大如核桃。江南称为“汤团”。清代苏州人称为圆子、杭州人称为“上灯圆子”。在祭祀祖先之后，家人老乡一起享用圆子，取其团圆的意义。
灯会求子，也是明清时期常有的习俗。如前述明代福建的添灯（丁）之俗，北京的摸门钉祈子俗等；清代广东北流，一般人乞求生子者，要祷于社坛，生子后，在正月初十日献花灯一盏，悬于坛檐，所以只要数数社坛上的灯数，就知道本街区去年添了多少人丁。到十六晚，望子心切的人，偷走社坛上的灯，去照内房，以祈子嗣。在广东海丰元宵夜有“拾灯”之俗，元夕在江上放水灯，人们竞相拾取，得白色灯者为喜得男子之兆；得红灯者为得女之兆。当时有人诗咏其事：“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
明清时期，新年时节各地有许多的庙会。庙会是岁时节日的补充形态，它与城市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代北京较多的是香会，元旦日，到东岳庙烧香，元旦到初三，男女到白塔寺绕塔。十九日聚集白云观，“耍燕九”。“是日天下伎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给不暇”。清代北京庙会更多，有大钟寺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庙十日，“游人坌集，士女如云”。白云观庙会最为甚大，每至正月，自初一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十九日这天最盛，据说各路神仙可能来到观中，游人不经意就会遇到，称为“会神仙”。时至今日，每年春节庙会时白云观门前的摸石猴的地方还是人头攒动。厂甸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列市半月，儿童玩好，集中在厂甸。东西庙（隆福寺、护国寺）是京城的两大商业集市，从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是京城有名的商业庙会。江南苏州新年逛庙会成为习惯，“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其中苏州城中的圆妙观，是游人最集中的地方。圆妙观左右二门分别名为“吉祥”、“如意”，人们穿行二门，以取新年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明清新年民俗生动和谐，情趣盎然。“百日之劳，一日之蜡”，新年是休憩的日子，是民众身体与精神放松的机会。丰富多彩的新年民俗展示着民众的生命律动与精神渴求。新年充满欢愉，也充满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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