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萍：也谈如何评价孙中山、袁世凯、及陈独秀（一）
近年来，海内外中文界流行对中国近代史一些传统定论进行否定的做法，这些新说辞最初让我感到颇为新鲜，那时，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还极为有限，因此，对这些新说法，包括否定孙中山所作所为的讲法，我一度抱认同的态度，将其看成是对中共宣传的澄清。正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状态，我开始了我第一本书《双魔记：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的写作。为写这本书，我通读了不少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我读了两本英文蒋介石传，一本书的作者对蒋介石抱更加负面的态度，另一位作者以更正面的态度来写蒋介石，我还阅读了已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华裔教授徐中约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英文两种版本，可以说，我写《双魔记》，写着写着，对孙中山的看法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过，我的书里仍然留下了一丝起初对孙中山持否定态度的痕迹。今天，让我来分享一下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入了解之后如何看待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一些想法，并附带评论一下陈独秀，以便与孙中山的联苏进行对照。本文题目里的人名顺序是孙中山在先，袁世凯在后，但由于我对袁世凯的评论比较简短，对孙中山的评论会比较长，因此，正文的顺序是先评论袁世凯，再评论孙中山，在评论孙中山的最后段落里插入对陈独秀的评论。
袁世凯享有清末立宪派的名声，有些中国人评判人物或事物时常常只看名称或标签，他们因此认定，袁世凯会立宪，孙中山应该给袁世凯以立宪的机会，而不应该从事武装抗争，甚至有人将孙中山说成是破坏宪政的罪魁祸首。其实，到底是孙中山在破坏宪政，还是袁世凯破坏宪政在先、孙中山武装抗争在后，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袁世凯做过三年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他有机会以他的行动来证明他有没有立宪的诚意，切不说刺杀民选总理宋教仁是否由袁世凯主谋、以及袁世凯竞选总统时采用的那些低级手段，我们只要看看他正式当选总统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分辨出到底是谁在破坏宪政。
在审核袁世凯行为之前，让我们先来澄清一下什么叫做立宪或宪政。我经常在网上读到有些中国国内学者对美国宪法或日本宪法赞不绝口，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地步，其实，中华民国的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不少后起国家制定宪法时参考了中华民国的宪法。要真正实现立宪，并不是写出一部漂亮动听的宪法，说那是国家宪法，就完成立宪或宪政的任务了。有一部文字上吸引人的宪法只是立宪的第一步，而且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一步，更重要、也更难的一步是要有愿意在行动上尊重宪法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宪政的最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的行使以宪法为指导思想，权力行为受到宪法的约束，任何个人，包括总统或皇帝，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否则，一部宪法写得再好，如果权力根本不尊重宪法，那么，再好的宪法也不过是废纸一张。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宪法早已被无数人歌颂了无数遍，可是，如果美国从今以后一直由类似川普的人来当政，美国宪法就变成了无用的废纸。所以，实现宪政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治精英有品格、有更高理念追求。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一谈起宪政，眼里似乎只看得见欧美国家，还将欧美政治精英尊重宪法的原因说成是因为他们畏惧上帝、信仰基督教之故，这些知识分子对文化和历史与中国最接近的台湾好像视而不见，忘掉去研究为什么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转型能够进行得如此成功？为什么台湾的政治精英会尊重宪法？
回到本文的主题之一，袁世凯是不是一位有意愿尊重宪法的领导者呢？他上台后的行动说明了一切。袁世凯正式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做出的第一个举动，是要求修宪，这一要求被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否决，袁世凯接着便发布了一道《解散国民党通令》，撤销了通过选举产生的国民党籍议员的国会议员资格，中华民国的共和实质从此名存实亡。对袁世凯的这些举动，中文网上那些袁粉们显然毫无意见，相反，他们指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束了袁世凯的权力，可笑的是，他们同时又将立宪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如果认为总统的权力不应该被宪法限制，那么，这些人所想象的立宪又是要立的什么样的宪呢？
当然，宪法不是说不可以修改，关键在于修改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为了什么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修宪。从手段上看，袁世凯借助于违法手段，强行修宪。国民党议员是通过选举获得国会席位的，他们的权力来源比袁世凯更合法，袁世凯无权取消其议员资格。网上有些中国人不知为啥，对拥有现代政治理念追求、权力来源又合法的国民党人恨得不得了，对靠枪杆子力量和外国人支持上位的袁世凯却偏爱得不行，国民党人做什么都是狼子野心，袁世凯做什么都值得赞同，让人不明白这种价值判断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谁手中的实权大、谁就有理吗？当时的历史条件让一个不以品格和理念见长、却掌握着实权的人做成了共和国总统，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结局或许是一个必要的妥协，可能避免了过多的流血，但也犯不着要如此爱戴袁世凯吧？至于袁世凯修宪是出于何种理念、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袁世凯修成的宪是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就能一目了然。没有了国民党议员的国会顺利地按照袁世凯的意愿修改了宪法，总统任期被延长到十年，而且可以无限期连任，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也不必受任何条件限制，共和国总统变成了终身制和可能的世袭制。可见，袁世凯修宪是为了自己可以永远掌权、甚至代代掌权。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不满足，随后又导演了一场失败了的恢复帝制的闹剧。对袁世凯来讲，他唯一看重的是自己手中的大权，宪法只是为他手中权力服务的工具，可以按照他的意愿被任意改动，他作为总统，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他上台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破坏宪政。对一个破坏宪政的专制统治者进行武装抗争，在我看来，是道义上公正的抗争手段，我今天不鼓吹武装抗争中共，不是因为我认为武装抗争专制从道义上讲不对，而是因为，第一，我个人不会去参加武装抗争，因此，我没有资格号召武装抗争；第二，现代武器的杀伤力早已是北洋政府时期远远无法相比，如果现在有人想要以武装抗争来反对中共，所需付出的生命代价太大，至少在我看来，已经不可能或不可取了。
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之前发生的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其背后的主谋到底是谁，历史学家们始终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因为直接参加刺杀的杀手在案发后被迅速灭了口，但是，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袁世凯主谋的嫌疑最大，我个人也赞同这一看法。侦破凶杀案时，侦探们一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被杀者死去，谁获益最大？那个获益最大的人往往就是凶杀主谋嫌疑最大之人。宋教仁当时因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即将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理，这对权力野心欲壑难填的袁世凯来讲，显然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宋教仁的死亡使袁世凯消灭了一个权力竞争的强劲对手，给袁世凯带来的利益最大，其他一些被指称的嫌疑犯大多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好处；第二，刺杀政敌是袁世凯一贯以来喜爱使用的手法，在此之前和之后，他曾多次策划有时成功、有时未遂的刺杀行动，所以，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可能性极大。我在youtube上听到过一位中国国内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不是袁腾飞）说，宋教仁被刺是袁世凯手下人自作主张所致，并非袁世凯指使，手下人揣摩着这是上司愿意看到的结果，便自行策划实施了行刺。我不知道这一说法是有真凭实据、还是爱袁心切者为袁世凯寻找的托词，哪怕这一说法成立，袁世凯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一个领袖如果在自己的圈子里制造出这样一种气氛，以至于下属们认为去刺杀上司的政治敌手是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领袖本人就需要对刺杀案的发生负责。
辛亥革命之后成立起来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其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但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职位只有短短几个月，便迫于各种压力，将临时大总统职位出让给了袁世凯。而袁世凯之所以会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总统选择，并不是因为他持有什么吸引人的政治理念，也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让人敬仰的个人品质，而是因为第一，他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权，第二，他得到了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尤其是英国人明确表态支持他，使得袁世凯名声鹊起。西方帝国主义为什么会支持袁世凯呢？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为了保护西方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当然更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中国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不愿意让一个他们几乎不了解的新人来领导中国，他们也急于尽早结束中国当时正面临的南北对峙状况，担心这种对峙持续下去会给自身经济利益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对腐败的清朝专制统治，西方人作为外人很难体会到中国人那样的切骨痛恨，他们也很难了解、即使了解了以当时西方权力精英的思想水平大概也不会尊重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中国发生剧变的愿望，这种要求剧变的愿望反映在孙中山领导的新型政治力量-国民党在1913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事实当中。前面提到袁世凯“众”望所归时，“众”字之所以要被打上引号，是因为其代表的是中外权力大佬，并不是中国民众，当时在中国民众中众望所归的人，根据国会选举结果判断，应该是孙中山。不幸的是，中华民国刚成立，就被西方人插手搞反了方向，让一个根本不相信共和理念的人当上了共和国总统。历史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领袖不能由外国人来挑选，否则，往往预示着这个国家灾难的开启，袁世凯之例是明证，毛泽东之例和金日成之例更是明证，美国二战后推倒伊朗民选总理，扶持巴列维王朝，最终导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给伊朗带去灾难，是又一个例证。
袁世凯作为一名被时代赋予了共和国总统大权的领导者，原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带领中国走上以宪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之路，他如果能够尊重宪法，享受共和国大总统的崇高荣誉，让民选总理宋教仁去具体操持国家事务，不仅中国有可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会得到后人的世世代代尊敬和歌颂。可惜，袁世凯不是一位具有现代理念的政治领袖，而只是一个满脑袋帝王思想的旧式官宦，他对立宪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独揽个人大权，梦想独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将辛亥革命转变成替他个人登基服务的一场改朝换代，葬送了中国实现政治文明的一个大好机会，他自己也遗臭万年。
曾有一位网友这样评论袁世凯，让我感到非常认同，他/她说，袁世凯如果相信帝制，就不应该反对大清，他如果相信共和，就不应该称帝。我要加的一句是，他如果相信帝制，就不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他如果反对《临时约法》，就应该在接受总统职位之前提出修宪的先决条件，不能事先什么都说好好好，等到大权到手了，曾经的承诺就全都不认账了。袁世凯的行为表明，他毫无政治理念追求，只懂得玩弄骗术、权术，一切以有利于自己获取个人权力为行为准则。
可以说，从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出让给袁世凯的那一刻起，宪政遭到破坏就成了定数，辛亥革命走向了至少是暂时的失败。最开始我想，孙中山怎么会让位，尤其是让位给袁世凯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太幼稚了？进一步了解历史后，才知道，孙中山让位其实也是很不情愿的，主要是当时国民党（最初叫做中华同盟会）内部很多人也鼓动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与孙中山共同创建中华同盟会的另一位元老黄兴，应该说，是黄兴等人的幼稚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暂时失败。孙中山当时开导党内同志说，不能在此刻让位，推倒清政府远不代表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革命的真正任务。可是，黄兴作为革命家，是属于那种典型的热情于反对、对建设却缺乏足够认识能力的反对派，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他们从事革命的主要目标-推翻满清皇朝的任务已经达成了，没有必要再打仗了，尤其是得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支持袁世凯之后，他们也开始视袁世凯为一个值得拥戴的选择。其实，要预测一个人未来会是怎样的总统，只要查查他以前做过些什么事情就能猜个大概，一个过去的骗子，不可能因为成为总统，就立地成佛、不再骗人了，袁世凯向来是一位说话不算数、只在乎玩弄权术、而毫无做人原则之流。最初不乐见共和国总统职位落入袁世凯手中的孙中山意识到连党内大佬都不再支持自己，不得不黯然让位。也许有些人会说，不让位，难道情愿血流成河吗？我却认为，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清军的能力和统一性，蒋介石后来北伐时，靠区区几万国民革命军，就降伏了几乎所有军阀。共和派不轻易让位说不定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有利于共和体制成功的条件，最让我生气的是英国人表态支持袁世凯，以当时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态，这一表态举足轻重，极大地削弱了共和派的力量。
孙中山后来重建国民党，进行严格的纪律整顿，正是从党内意见分歧导致革命暂时流产的经验中吃一堑长一智，他要求党员宣誓服从自己的党纪整顿方法，我并不赞同。作为历史回望者，我对孙中山在每一个历史关头提出的建议大多抱认同的态度，认为这显示出他具有极为敏锐和富有远见的政治直觉，而孙中山的党内反对派黄兴在我看来政治智慧有点不足。但是，再对的主张也应该通过说服和党内表决的方式来让人接受，而不应该以强迫的手段让人服从。或许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就这样半途而废感到如此地沮丧、思想变得有点极端，或许是孙中山认为这是将习惯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的最好方法。
孙中山的纪律整顿，使得黄兴等人离开了国民党，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反而给了孙中山以控制党内政策方向的更大自由，让他后来做成了一些他想要做的事。如果党内意见分歧太大，不如分党，因为所谓党，从现代政治意义上讲，本来就应该是由理念相近的人集合起来的一个团体，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些理念，如果合起来变得不利于理念的实现了，分开也未尝不可。美国早期的政党-民主共和党和辉格党都发生过党内意见无法弥合、分裂出新党的事，产生了今天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黄兴离党后，曾被人鼓动另行组党，他却拒绝说：“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黄兴因病去世时，孙中山悲痛欲绝，单独署名发表讣告通令全国全党，给予黄兴以极高的评价。这种相互尊重反映出黄兴和孙中山都是具有更高理念追求的人，他们知道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不会将相互意见分歧看成是对自己个人的攻击而嫉恨对方，暂时的观点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对对方整体人格的尊重。
孙中山重建国民党时，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个阶段论，这说明，在孙中山的计划里，党纪整顿最多只是暂时的政策，这与中共的军政是永远的阶段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而且，孙中山的军政虽然也是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一党统治，但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国民党追求的是更符合人性的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和改善人民民生的目标，与列宁党要实现的既暴力又乌托邦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目标截然不同，这使得国民党的一党统治远不像中共的一党统治那么血腥、那么邪恶。关键是，孙中山重建的国民党最终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在台湾实现了三民主义，使得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最成功的政治民主化典范，这一切，不说百分之百是孙中山的功劳，也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十的功劳归功于孙中山吧。我们可以批评孙中山的不足和缺点，但是，他的思想和他的设计的追随者是唯一在中国人群里实现了民主政治的人，又有哪一个中国领袖起到过这样的作用？今天，中文网上有不少人将孙中山放到与毛泽东同等的罪人地位上，或称孙中山是与毛泽东一样的狂妄之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纯属好歹不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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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萍：也谈如何评价孙中山、袁世凯及陈独秀（二）
如上篇所说，我并不赞同孙中山整顿国民党党纪的做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拥有政治思想创新能力、富有远见、并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的一位优秀领袖。从政治思想上讲，孙中山的最大创见是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口号清晰简洁，很容易朗朗上口，涵盖的面却很广、很全面，既有好的宣传效果，又有好的内容。按照徐中约教授的讲法，孙中山设计了一种合三为一的革命，民族主义革命以推翻满清帝国专制统治，民主革命以建立共和制度、实现民权至上，社会革命以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弊端，徐先生评论说，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设想出如此宏大的一场革命。
中国人大多熟悉胡适先生讲过的一句名言：即，“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举双手赞同胡适的这一实用观点，但这并不代表我排斥任何带有主义一词的理念，也不表明我反对所有以主义的名义定义的理想。我认为，人应该有理想，一个国家应该有国民共同认同和追求的目标，这样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才有指南针，也更有动力、更有号召力，三民主义正是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我相信胡适先生也不会反对人有理想，他所说的那个应该少谈的主义，是指一些脱离实际的教条理论。有些中国人因为列宁党鼓吹共产主义理想，就变得连理想都反对了，或反对任何带有主义一词的理想旗帜，这是反错了对象，列宁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不是因为它提倡有理想，也不是因为有个主义，而是因为那个理想、那个主义本身不接地气、不符合人性。“主义”只是个名词，是有益还是有害要看其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真实含义。
美国人也有理想，美国人的理想是《独立宣言》中所讲的那些话，比如，人人平等，每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必须得到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的人民的认可，等等。在我看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理想既宏大、又非常接地气，极为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况，也符合人性、符合普世价值，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三民主义中，第一个主义是为了破旧-要推翻旧有的专制制度，第二个主义是为了立新-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民授政权，第三个主义是破旧和立新的目标，即，推翻专制、建立民授政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很多中国人在赞美美国《独立宣言》时，往往只强调其中的“平等”和“自由”等字眼，我倒是认为，《独立宣言》中所说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平等和自由的字眼。只讲平等、自由，很容易被人脱离实际化，使人滑入教条主义或极端主义的陷阱，而追求幸福生活就更具体，不容易被极端化，也给追求平等和自由设定了一个接地气的目标。有人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是借鉴了美国思想，没有什么新意。首先，借鉴他国思想非常正常，美国国父们的思想也是从西欧启蒙家们那里借鉴而来，并不是美国国父们的首创，第二，各国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多种多样，你采用什么、强调什么，反映出你思想水平的高低，同样是借鉴美国，有些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另一些人看重的是人权和民主，这两种人引领下的国家，走出来的道路会互不相同。孙中山从美国思想中提炼出精华，既看重反专制、求民主，又把搞好民生也抬到了同样的高度，点睛般地道出了改造中国的三个相辅相成的最主要方面，这是孙中山思想的出众之处，也是孙中山理想的有益之处。
三民主义理想对当时中国人的号召力，既反映在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之中，也反映在当年中国最优秀、最具有现代政治理念追求的人大多参加了国民党的事实里，民国时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1927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关系破裂时，蔡元培亲自主持了国民党内的清党会议，筹划将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政策。另一位民国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胡适虽然属于无党籍人士，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国民党。许多清末和民国时期留美、留欧、留日学成归来的中国人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精英骨干力量，而中共党员当中，除建党初期还有几位称得上是有点思想水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要么早早地就退了党（比如李达），要么很快被苏联人踢出了党（比如陈独秀），中共后来的骨干力量主要是一些最多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毫无独立思想能力的低层次中国人。连被苏联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曾经承认说，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在国民党里。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是政治理念最进步、对优秀人才最具有吸引力的政党，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力量，这透射出三民主义思想的优越性。国民党精英对三民主义理念矢志不移的孜孜追求，最终带来了民主政治在台湾的实现，这样的结局更是彰显出三民主义理想旗帜的持久威力。相比之下，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招牌的、自贴“先进”标签的列宁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理念极其落后的倒退党，招引来的往往是一些缺乏头脑、只会盲从的中国人，斯大林钦点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共产主义理念，对毛泽东来讲，共产主义理想旗帜不过是一个可以被他方便地用来贪权的工具而已，而共产主义理念虽然自红朝成立后一直是中国官方以枪杆子力量强迫人民接受的理念，可是，如今连中共党员当中恐怕也早已没有什么正常人相信共产主义了。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旗帜吸引来什么样的人、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想旗帜招募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所形成的对照，到今天仍然非常鲜明，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今天在台湾海峡两岸执政的领导人各有着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就可以看出哪一方允许优秀人才崛起为精英，哪一方压制优秀人才、让不懂现代政治理念的低水平人取胜。今天的台湾总统，即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之后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博士学位，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大学生，他的马克思主义博士学位是他当浙江省省长时获得，是先有权、后有博士学位，而不是像民主国家的许多政治精英那样，是先有博士学位，然后被人民赋予权力。
蔡英文作为台湾政治领袖，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她当选为台湾总统的业绩，而是她之前败选给马英九后发表的那一场败选演说，她在演说中告诉自已的支持者们：“我们还是要恭喜马总统”。她的言论展示出台湾政治精英的高素质，让我看到了台湾政治领袖尊重宪法、服从民主制度规则的高风亮节，也证明中华民国的宪法富有吸引力，能够吸引来真诚的相信者，只有真正相信宪法的人，才会尊重宪法、会自觉遵守宪法。蔡英文是一位民进党人，可她生长于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从小接受的是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教育，这说明，国民党的训政颇为成功。虽然国民党远不是完美的党，但是，作为中华文化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理念追求的政党，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功不可没。中文网上有些人（写繁体字的，有可能是台湾人）指称说，国民党也是军阀，这在我看来是混搅了概念，并不是拥有军权、或以武力征服反对派的人就是军阀，否则美国国父们也要被人称为是军阀了。所谓军阀是指没有意识形态追求、只认枪杆子力量的军头，国民党与美国国父们一样，虽然用武力建立了政权，但他们是有意识形态追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凡是有意识形态追求的非军阀就一定值得肯定，共产党和塔利班也都有意识形态追求，可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违反人性之善，与国民党和美国国父们追求的意识形态无法相提并论。所以，没有理想的人掌权，会给社会带来祸害，有理想的人，但是其理想反人性，也是祸害。
很多中国大陆人对孙中山最为诟病的一点是，他们谴责孙中山与苏联人合作之举，认为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将红祸引入了中国。为了分析这一说法是否有道理，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孙中山没有与苏联人合作，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会更好？中国是不是有可能避免被赤俄化？如果没有孙中山与苏联人的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及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中国会一直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北洋政府能够躲过苏联的渗透和破坏吗？北洋政府连国民党都斗不过、打不过，又怎么可能斗得过苏联、打得过苏联人扶持的中共军队？对苏联人来讲，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分享着漫长边界线的大国，赤化中国关系到苏联的生存与安全，共产国际每次召开大会发表决议时，一定要专门包括一篇关于中国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以享受到如此的“殊荣”，可见，赤化中国对苏联的重要性，苏联人不会停止出钱出力在中国发展听命于自己的第五纵队，以最终建立起一个服从于自己的卫星国。中共在经历了联俄容共关系终结后的国民党清党大屠杀、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六次军事大围剿、以及艰难的万里长征等多次毁灭性打击之后，仍然能够重获新生，正是因为苏联人的不弃不离。中共红军能够走完万里长征而没有完全解散消失，本身正是因为中共在长征出发前积蓄了一笔数目极为可观的苏联金钱，苏联人批准中共长征计划之后，又火速给中共加送了一笔钱。只要苏联人不死心，只要中国人里有一定数量的人（不需要是多数中国人）盲目地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愿意为外国人充当第五纵队，那么，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以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共的壮大以及中国大陆的赤俄化是早晚会出现的必然。如果没有国民党政府，今天可能连台湾都处在红色中国的统治之下，中华民族连一块小小的民主实验田都没有，当中共政权污蔑中国人、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时，我们只能从理论上来论述中国人也有民主性、而举不出事实依据来驳斥中共对中国人人性的侮辱。
造成中国大陆赤俄化成为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当时的国际环境，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地消耗了国民党政府，给了虎视眈眈觑觎中国的苏联人以可乘之机。我在中文网上读到有文章称，日本侵华是为了反共，可历史事实是，日本军队打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可见，反共只是日本人的宣传口号，他们真正要做的是征服中华，而要征服中华就必须打败国民党，因为当时的中国掌控在国民党的手里。另一些人指出，张学良1929年强行没收苏联在东北利益之举导致斯大林侵略中国，张随后输掉中苏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这一败举既引发了日本人担心失去自己通过日俄战争的鲜血换来的东北利益，也让日本人看到了中国军队的无能，我同意这一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是非常有妥协精神的人，那时的日本领袖如果稍微有点远见，就不应该如此恶待中华民国。日本作家远藤誉曾在她写的书里说道，如果我们当初不去侵略中国，那么，日本今天面临的最大邻居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不是对日本更好吗？可以说，日本侵华，是害人也害己。需要说明的是，指出其他国家所犯的错误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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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如何评价孙中山、袁世凯、及陈独秀（三）
作者注：本文越写越长，原计划的上、中、下，扩展为一、二、三、四。原来的（上），就是（一），没有变动。原来的（中），分成（二）、和（三）的前半部，（二）的内容稍有扩充，不过扩充量不多，只是增加了一小段将孙中山借鉴美国思想与美国国父们借鉴西欧启蒙家思想进行类比的文字。（三）的前三段基本上来自原来的（中），从第四段“眼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开始是新内容。已经读过（中）的读者可以挑选着阅读。
有些中国人不仅反对孙中山对抗袁世凯，而且干脆连辛亥革命也反对，似乎颇为留恋权力靠血统相传的皇朝体制。我一开始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五毛？是否在为那些梦想让江山在红色家族内代代相传的红色后代们打造声势？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些向往宪政的国内大学教授也支持这一说法。这些人认为，辛亥革命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人们应该给清朝以时间，让其逐渐实现君主立宪制，那样，后来那么多的弯路，包括共产革命，可能都不要走了。在我看来，这种认为清朝一定会通过君主立宪将中国引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设想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最好假设，清皇室以君主立宪为名而让中国永远陷于实际的专制统治之中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是更有可能的。我在网上听到的另一种反对清末变革的声音是说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于1898年进行的戊戌维新变法太激烈、太书生气、不现实，所以失败了。可是，维新变法被慈禧镇压后过了不到三年，慈禧于1901年亲自启动的新政改革，其初始步骤基本上照抄了维新变法，那些被说成是书生气、不现实的改革项目，到了慈禧手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改掉了。慈禧当初反对维新变法，纯粹是出于对她个人权力的考虑，担心如果光绪帝变法成功，自己会失去对朝廷的控制。可悲的是，从维新变法失败到新政开启之间的不到三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由义和团之乱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遭受了极为惨重的利益损失，让中国背负上四亿两银子的巨额外债，并且失去了对东北三省领土的实际控制。这样一个小小的清末改革是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才得以换来。我们可以由此想象，要推动清朝实现真正的宪政，人民还需要经历怎样的灾难、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发生的日俄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北驻上军、以及日本一步步发展到全面侵华，都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果的衍生，而义和团之乱是慈禧极度愚昧行为直接造成，如此愚蠢的一个王朝，推翻它一千遍都不为过。
新政期间，清皇室迫于体制内立宪派的压力，于1908年颁布了一个宪法，该宪法离立宪派（真立宪派，不是像袁世凯那样的假立宪派）的要求相差甚远，一直到辛亥革命在南方发生之后，北方的朝廷才颁发了一部更接近于立宪派要求的新宪法，可这时已经为时过完，革命已经发生。以上所列历史事实说明，第一，如果皇帝愿意从上到下进行改革，确实会是代价最小、最容易成功的改革，台湾民主转型正是从上到下改革一举成功的范例，问题出在，第二，多数皇帝总是舍不得放弃自身的绝对权力，不情愿改革，非要等到被逼上绝路时，才被迫做出最小的改革，人民在这期间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能改良当然最好，我也希望中国能走改良的道路，可是，人民没有耐心等待亿万年、更不愿意一遍又一遍地付出无谓的代价，如果皇帝不肯及时主动改良，革命早晚会发生。另一方面，我希望哪怕发生了革命，也能是一场尽量不流血的革命，为此，中国当局应该尽早终止在中国的学校里教授中共党史，否则，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只会懂得用列宁革命的方式来反对中共。中共官员们如果害怕革命、担心革命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么，他们最需要做的不是污名化辛亥革命，而是停止宣传列宁革命。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而且是一场没有流多少血的革命，清皇室里的人失去了权力却没有失去生命，相比之下，列宁式中共革命才是导致了上千万中国人人头落地的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中共革命中的所谓革命，从革人的命的角度上讲算是革命，但从政治进步角度衡量，中共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革命，它复辟了靠枪杆子上位的旧权力模式，阻断了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
至于有些人将实现宪政的希望寄托在北洋政府身上，在我看来，同样是一种一厢情愿。不仅袁世凯是一位毫无宪政理念追求的新皇帝，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首脑也是各路军阀靠枪杆子实力轮流上位，这种状态是袁世凯当总统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造成，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张作霖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军阀。张作霖是文盲加土匪出身，他之所以会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原因是他支持袁世凯称帝。从这一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指望袁世凯立宪有多么地离谱，袁世凯眼里根本没有宪法，只有他个人的权力，谁为他个人权力服务，谁就能得到提拔。北洋政府不仅总统由军阀担任，中央政府任命各省省长时也大多看的是对方的军事实力，有枪就有权。各路军阀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还不断相互争斗，造成战乱不断。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替那一时代的中国人想象一下，你能对由一群毫无思想和理念追求、只相信枪杆子力量、忙于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军人领导的政府怀抱立宪的希望吗？
眼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骗子侵吞，中国实现宪政的前途显得是如此地渺茫，正是在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中山选择了与苏联人的合作，如果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愿意帮助他，孙中山也不会去与苏联人合作。在与苏联人的合作中，孙中山富有智慧和独立精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原则，迫使苏联人多次对他让步。列宁最初的建议是要让国民党与中共合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坚持说中国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只同意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实当时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党，所以，你共产党员愿意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不反对。这一回合，孙中山赢了，苏联人对孙中山做了妥协，同意中国革命以国民党为领导力量。陈独秀为此还抵抗过一阵共产国际的说法，最后共产国际代表威胁说，中共如不接受国民党领导，将被开除出共产国际，言下之意是要撤除对中共的财政资助，陈独秀不得不让步。苏联人还要求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加入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词语，这也被孙中山拒绝，孙中山坚持说，国民党是一个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政党，我们没有阶级敌人，不搞阶级斗争，也不主张以暴力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结果，苏联人也让了步，孙中山只接受了苏联人提议的反对帝国主义口号。孙中山在与苏联人的合作中，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他要苏联人的钱、要苏联人的武器、要苏联人教国民党人怎么打胜仗，但是，苏联人的思想、苏联人的意识形态，孙中山坚决不要，国民党的自主领导权，孙中山也坚决不出让，这就是孙中山政治智慧的高超之处，他是利用苏联人来达到中国人（或者说至少是与孙中山理念相同的中国人）的目的，而不是被对方利用达到对方的目的。
孙中山死后，他的三民主义之梦仍然被许多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追寻，他的忠实信徒蒋介石和汪精卫没有为了苏联的财政资助而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这就是一个对的理想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这说明，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不是来自手中有军权、也不是来自外国靠山，而是来自他思想的魅力。如果蒋介石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不算在中国历史之中的话，那么，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靠理念起家并赢得人心的政治领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孙中山早在那个年代就能够坚定地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与我们今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同，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吃了几场大浩劫的苦头、亲眼见证了实施这种理念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之后，才认识到这些概念的邪恶性。而以孙中山时代的信息条件，没有人知道苏联人真正在做些什么，更没有人预想到苏联的未来会是怎样，孙中山在还没有事实依据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邪恶性时，就能意识到这些概念的不可取，这说明他在政治理念判断上非常具有前瞻性。相比之下，在今天信息条件如此优越的情况下，不少受红色教育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连判断基本是非对错的能力都缺乏，坏的被他们说成是好的，好的成了坏的，无耻的贪权者被美化成伟人，拥有现代理念的优秀政治家反而被打成了罪人。这种知识分子思想能力上的退化，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红朝相比于民国，是一种落后与倒退，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辛亥革命引起的，而是共产革命造成。
我最近刚从网上读到一则小故事，从中让人窥见孙中山联苏时的清醒头脑和高超智慧。一位老同盟会成员曾就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之事当面质疑孫中山：“（蘇聯）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孫中山回答说：“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显然，孙中山并不幼稚，他没有因为苏联人帮助了自己，就感激流涕，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他清醒地知道苏联援助国民党有其自身目的，对此，他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对方不侵犯国民党的底线，那么，国民党将试图默化对方的附庸，如果对方无法遵守底线，他也想好了对付的方法。后来，当苏联人触犯国民党底线时，蒋介石和汪精卫能够毫不犹豫地与苏联决裂，正是与孙中山定下的“吾党范围”不可逾越之原则有着必然的关系。
孙中山为中华民国设计的五权相衡制度，也是受到不少台湾人和香港人称赞的地方。当然，孙中山远不是完美之人，他的思想、他的政治策略、他的私生活，要挑毛病，肯定挑得出来。我个人除了不赞同孙中山整顿党纪的做法，还认为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给国民党带去了不利于自身生存的国际环境。从原则上讲，我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但这种话知识分子可以讲，政治领袖一讲，含义就很不一样了，以当时西方权力精英的思想水平，他们一听到反帝国主义，就联想到自己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对方就成了敌对势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再提这样的口号，问题就没有那么大，因为那时西方主流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国民党反帝没错，只是可能提得太早了一些。另一方面，反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西方会成为主流思想，国民党反帝也有一份功劳，可惜的是，中国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也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不向苏联妥协，因此在对西方态度上做了让步，而且西方人本来就不支持他，他认同反帝也很自然。尽管存在着不足和缺点，孙中山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之人，只有更好、更优秀的人。
值得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红祸之所以能够吞没中国，除了有苏联人虎视眈眈觑觎中国、和日本人妄想征服中华民族的外来因素，中国内部的一些内因也确实帮助了红祸的崛起，只不过我不认为孙中山联苏是内因之一。导致红祸成功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因是前面提到的有不少中国人幻想依靠外国大救星来拯救中国，他们心甘情愿地参加由苏联人资助领导的、替苏联人打入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中共组织，另一个内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给将要被蒋介石消灭的中共送去了绝处逢生的机会，让中共获得了合法发展的机会。张学良是文盲加土匪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能成为东北军的统帅，靠的是血统资本。可以说，张学良是要智慧时没有智慧，要勇气时又缺乏勇气，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和中共的绝处逢生都与他相关。胡适曾经痛斥张学良是自毁长城的民族罪人，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张学良的“少帅”生涯展示出，权力沿血统身份相传的制度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对中国人民来讲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今天的红朝体制里虽然仍然存在着靠血统获取权力的现象，但是，这毕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红朝的皇帝们不可能做得太过分，公然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女。
（未完待续）
伊萍：也谈如何评价孙中山、袁世凯及陈独秀（四 全文完）
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期间，中共组织的规模出现大幅度增加，中文网上有不少人因此认为，是联俄容共将红祸引入了中国，这些人忘掉的一点是，国民党力量在联俄容共期间的壮大远远超过中共，联俄容共关系破裂后，是中共党员遭到了大批屠杀、并从此被长期追杀，而不是反过来。没有了联俄容共，就不会有强大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可能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实现民主政治。反过来，对中共来讲，就算没有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只要苏联人不停止出钱出力，它照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发展壮大，联俄容共期间出现的中共人数增加并没有起到红祸必胜的决定性作用，此后有许多事件如果没有发生，中国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比如，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如果日本没有全面侵略中国，如果斯大林在任何一个阶段放弃了中共、或者他早死几年，那么，今天的台湾就是今天的全中国，中国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些鼓噪全盘抹杀孙中山和国民党历史地位的人，在我看来，等于是在抹杀今天的台湾、抹杀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一下中共军事实力在国共内战前期和后期所出现的飞跃性变化，看到斯大林觑觎中国之心有多么地强烈、以及苏联提供的无休止援助对红祸横扫中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国共内战刚爆发时，中共军队还远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林彪部队就丢失了从苏联人手里接过来的东北重镇四平和长春等城市。那时的毛泽东根本不敢幻想占领全中国，连占领全东北他都不敢想，毛泽东敢做的设想是，让开南满、退守北满地区，这样背后和左面紧靠着苏联、右面与外蒙古相邻，三面都有来自苏联的依靠和保护，有利于他守住根据地。同时，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也做好了将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让给中共的打算，因为在与斯大林进行中苏谈判时，国民党一方早已察觉到斯大林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强烈兴趣，蒋介石希望通过出让北满来解除斯大林对苏联边境安全的担忧，避免中华民国在战后尚未得到恢复之前与强悍的苏联发生冲突。如果此举真的足以让斯大林满意，那么，国共内战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中国会像朝鲜一样，一分为二，北满归中共统治，南满及其他中国地区归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受红祸之害的中国人数会大大降低。
对中国人民来讲极为不幸的是，斯大林不满意中共只占领北满地区，南满有两个不冻港-旅顺港和大连港，是俄国人自沙皇时代起就梦想要得手的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门户，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绝对不能割舍。斯大林派出一名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作为特使来到东北，向中共高层面授斯大林的最高指示，批评退守北满的思想是观念停留在游击战水平上，要求中共必须占领全东北，并承诺提供枪炮等后勤资源的全面援助。林彪失守四平和长春后，斯大林更是急坏了，从此倾囊相助。苏军在中国东北缴获的日军军火被全部送交给中共，苏军在北朝鲜没收的日本军火通过苏军控制的旅顺港和大连港以及中共控制的烟台港被源源不断地从朝鲜半岛海运到中国，这些军火数量之多，多到中共起初没有足够的人手接受。来自苏联本土的援助则沿着中东铁路线和松花江输送到中共手中，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战虏以及由苏联红军训练出来的蒙古红军也被下令参合到中共军队内。据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提供的数字，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时间里，苏联给中共提供的援助总数高达九亿卢布， 按当时的利率换算成美元，相当于1.7亿美元。在国共内战初期打不过国军、败逃到北满的林彪部队，经过近两年的重整、训练、和加强，当他们于二十二个月后卷土重来再打四平时，国民党军队面临的是一支作战能力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型部队。中共还在苏联人的教唆下学会了为打赢战争而毫不顾惜人民生命代价的作战手法，斯大林打二战时用的正是此法，造成二战中苏联军人和平民死亡人数全球第一，甚至超过人口大国中国二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中共夺回四平之战和接下去的长春围困战都打得极为惨无人道，国民党军队面对中共军队的残忍作风，失去了对抗的斗志，中共军队不仅占领了全东北，还乘着胜利的气势一举席卷了除台湾岛以外的全中国。
中共夺取中国大陆后，将苏联模式全盘引入了中国，这样的结局使得不少中国人认定，一旦接受了外国援助，就必定会被支援国同化，他们将孙中山联苏与中共联苏视为等同，将中国被苏联化的祸根裁到了孙中山的头上。这些人在思路上所犯的错误，与那些因反对共产主义理想而反对一切理想包括反对三民主义理想的人一样，是用简单化的一刀切方法去看问题，是反错了对象。首先，中共联苏不是通过孙中山联苏发生，中共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联苏早于孙中山的联苏，而且，两种联苏相互并没有影响，不管孙中山联不联苏，中共总是会联苏；第二，接受外国援助，与输入外国模式不是一回事，一个接受外国援助、但有自我独立能力和独立追求的团体，不一定会致力于输入援助国的模式。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美国为了抗衡强大的大英帝国、争取独立，也接受了外国支援。美国人利用英法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到法国的援助，打赢了独立战争。独立后的美国却并没有听命于法国，美国国父们没有全盘输入法国模式、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法国王朝的专制体制，而是以西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新型政治理念为基础，撰写出以保护国民的人权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宪法，打造了人类历史上首个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构架出来的崭新的共和体制。当时的法国实际上比英国更专制，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国父们寻求法国的支持来对抗英国，这与孙中山利用苏联人的外交政策来达到理念更先进的中国人的目标一样，是美国人利用法国人的外交政策来达到理念更先进的美国人的目标。虽然美国人通过联法战胜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取得胜利后建设起来的制度实际上更接近于英国制度，与当时的法国制度反而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美国制度既有创新，也继承了一些英国制度中的好东西，比如英国的言论自由、法治、以及财政体系等等。
当然，美国国父们远不是完美之人，他们创造的美国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美国刚建国时的实际政治和社会现实与美国宪法中所陈述的崇高理想甚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美国国父们为美国未来方向定下了富有远见的理想和目标，使得美国后来可以逐渐进化成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反对的不应该是寻求外国支援的人，而是反对那些没有独立思想、盲目地听命于外国人、将拯救本国或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大救星身上的人。可惜的是，陈独秀恰恰是这后一种人，应该说，陈独秀才是联苏将红祸引入了中国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与孙中山联苏时的高超智慧相比，陈独秀联苏时极为糊涂愚蠢，同样是与苏联人合作，陈独秀缺乏坚持独立思想的精神，也毫无政治智慧，他所做成的是被苏联人利用达到了苏联人的目标。陈独秀刚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吸引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被苏联人搭上之前，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当时其他一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未想到过要以列宁式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榜样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大多不赞成“以一个主义支配世界”的主张，李大钊在他早期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曾明确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与英、德、俄…有异”。陈独秀所崇尚的社会主义也与列宁式社会主义大不相同，他宣称自己“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主张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是要从自我个人改造做起，自我“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显然，陈独秀所设象的社会主义丝毫不带列宁革命的血腥味。
可是，苏俄政权派来的代表团到达中国、找李大钊和陈独秀面谈后，这两位堂堂的大知识分子，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过去的想法，全盘接受了苏俄式意识形态，登上了苏俄人的贼船。陈独秀于1920年秋经苏俄人指导在上海成立起共产党小组后不久，便发表了要在中国进行以“阶级战争”和“劳动专政”为核心的俄式革命的宣言，称“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中国革命应该以俄国革命为榜样的主张就此诞生。这种理念上的转变既反映出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坚持自己独立思想和原则的能力，也反映出他们智慧的低下，透露出他们盲目崇拜欧洲人的心态，一看到有欧洲人感兴趣与自己合作，便受宠若惊，忘掉了自己过去讲过的话，乖乖地让欧洲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作为教授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居然不懂得，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能靠外国人来领导，拯救国家和民族可以争取外国支援，但是，外援只能为辅、不能成为领导力量，因为只有本国人才可能真正从自己国家和自身民族利益的角度着想。而且，苏俄革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实验，能否达到它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人民会为此实验付出怎样的代价还有待时间的验证，陈独秀和李大钊对外国人的自我宣传所抱的这种毫不质疑地盲目轻信态度，反映出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多么幼稚的水平。
其实，陈独秀从本质上讲并非坏人，恰恰相反，从某些角度上讲，陈独秀是个不错的好人，他参加共产党后，最初拒绝接受苏联人发的工资，甚至当苏联人以党的纪律为名迫使他辞去其他职业、做专业革命家时，他仍然一度拒绝外国工资，打算以自己的稿费解决生活问题。后来，陈独秀在现实面前展示出他骨子里仍然反对阶级斗争，对由苏联人教唆煽动起来的地痞流氓式湖南农民运动持公开反对态度，被苏联人批评为是被“伟大”的湖南农民运动吓破了胆，他因此遭到苏联人的抛弃，成了被苏联人用来背负第一次国共合作（即联俄容共）关系破裂罪名的替罪羊。很多时候，人们并非有意助长邪恶，而是由于幼稚和愚蠢在无意间帮助了邪恶，陈独秀是如此，许多当年参加中共组织的人也大多如此。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幼稚和智慧上的愚蠢，使得陈独秀根本把握不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最终被苏联人踢出了中共组织。像张国焘和毛泽东这样的知识青年，起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受陈独秀的影响、出于对陈独秀的追随，可是，他们入党后，很快看明白，陈独秀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者，中共不光在财政上依靠苏联，中共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中共各项政策的制定、中共领导层的挑选和任命，等等，全都仰赖于苏联人的决议、指示和命令，甚至中共要在何处发动起义暴动、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也都依据苏联人的策划和指导进行，苏联人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者。陈独秀自己对把握中共自主领导权的重要性也没有什么认识，他明确指示中共党员说：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鼓吹依靠外国大救星来拯救中国。中共党内那些后生们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只会盲从，前辈陈独秀的话给他们带去了什么样的启示可想而知，他们很快就从跟随陈独秀变成了跟随苏联人。最终，毛泽东以善于理解和紧跟苏联政策的特长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和扶持，成了斯大林为中国人挑选的国家领导人，中国从此走上经历了几场大浩劫的灾难性道路，使得中国至今没有机会实现现代政治文明、仍然停留在落后的专制统治水平上。
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盲目崇拜欧洲人或白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会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今天有不少中国人否定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据的伟大地位，其背后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他们盲目崇拜欧洲人，因为有些西方历史学者贬低孙中山。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对蒋介石持更负面态度的蒋介石传作者，就极为蔑视孙中山，称他只是一介书生，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居然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中国。如果这种蔑视合理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去评价创建美国的许多美国国父们。在我看来，评判国家领袖水平的高低，最应该审核的品质是看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是否富有远见和政治智慧，能否吸引来优秀人才的支持，等等，这些品质远比是否拥有执政经验重要得多。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的是，西方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统一标准的观点，讲什么样的话的人都有，我们在判断人文事物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维能力，要结合良知和科学方法来进行评判，不能因为听到某个西方人讲了某句话，就盲目地将其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有些思想家或学者哪怕在某些领域里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他们对另一些领域的认识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漏洞。
今天，我们来重审中国近代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肯定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政治领袖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正面意义，我认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强调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上，而是应该在于敬仰和学习孙中山的独立思想精神和富有远见的政治智慧，在于重寻民国时期一些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具有更高理念追求和更强价值判断能力的境界，在于显示出一个国家建立起对的、符合人性的、人们会心甘情愿自觉自愿追随的理想的重要性。虽然写成一部吸引人的宪法是立宪过程中相对比较容易的第一步，但是，有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宪法，也是实现宪政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只有宪法里制定的理想对了，只有国家的目标、国家的本正了，加上合理制度的配合，才有可能吸引来具有更高理念追求的、愿意自觉尊重宪法的优秀人才，从而实现宪政，走上有利于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文明道路。如果一个理念必须通过恐吓和畏惧的方法才能让人接受，不管这个恐吓和畏惧的力量是来自枪杆子、还是来自上帝，这种理念往往是违反人性的，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也无法对有思想有智慧、愿意追求更高理念的人产生吸引力。那些将欧美政治精英尊重宪法的原因说成是畏惧上帝之故的人，大多是出于对欧美历史和欧美社会现实的一知半解甚至无知造成。事实上，要论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哪一个宗教的信徒能够比得过穆斯林，尤其比不过穆斯林当中的极端保守派，可是，又有哪一个穆斯林国家成了民主自由的典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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