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之间：畅聊自立军起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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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谈及自立军起义，必要涉及自立会。自立会，原名正气会，清光绪二十五年夏（1899年），唐才常与林圭、毕永年等人所创。当时唐、林至上海，发起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后易会名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后邀请沪上维新志士，在张园开了国会。而中国自立军于六月间合并于中国国会，由外交事务容闳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大意如下：
有鉴于端王、荣禄，冈炽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又望渚君于起事时切勿惊惶。别有军令八条如左：
第一条勿侵害国民之生命财产。
第二条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
第三条勿焚毁寺院，勿惊动教堂。
第四条保护租界。
第五条严禁奸淫窃盗及一切不法行为。
第六条待遇擒获敌人，禁用惨酷非刑，须照文明交战条规处治之。
第七条对敌时用残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
第八条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
在这篇对外文告中，我们可一窥自立军的诸多信息。首先，自立军的讨伐对象是端王、荣禄等顽固守旧的分子，反对的是满洲政府统治清国的权力，此点与其《会党宣言》中“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相符合，更是有几分后来中华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的味道，但目的不在于“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却是复辟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暴力起义推翻满洲政府统治是革命党的主张，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却是维新改良派的目标，由此可见自立会及自立军起义带有两重性，且与两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乃维新派与革命派合作的产物。
02
自立会创始人即自立军起义领导者唐才常本身为维新激进派代表人物，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英勇殉国，唐彷徨无计，只得出亡日本。唐三弟曾回忆道：“（唐才常）得新会先生秘密介绍，与南海（康有为）约会于日本某地，讨论国事，筹谋应付。先兄斯时清君侧、复友仇之一念，萦绕怀抱，与南海勤王宗旨，尚相符合。会谈结果，南海亦欲借先兄以自重，随允劝导侨胞，广筹经费，组织军事，计划起义，为建国求亡之方策，而贡献自己之一切力量。”康、梁在海外创建保皇会，欲募款起兵勤王，而唐想要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资，双方各取所需，当即一拍即合。
可见自立军起义的主要经济支柱便是康、梁维新派的募款。而这不牢靠的经济支持给起义带来未知的隐患——一旦募款不足以维持起义花费，起义将无法维持，军队濒临崩溃。于是果然出现“唐、林等所发富有票，藉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甚多，势力日渐膨胀，诸事粗定。唐乃屡电晦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款接济。仅由南洋丘菽园汇到若干，仍缺额甚巨。以是党人对康、梁感情日恶，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唐因是滞留上海，待款而行”的情况。
在这里必要将富有票说明一下。开堂放票，招纳会众本来是会党结拜的传统。而唐才常为了与哥老会等会党合作来搞起义，便按照会党形式设立富有堂，发放富有票，以吸引大批会党群众加入自立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上称，这种票布“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号图章二颗”。而这“凭票发足典钱一串”实为关键，取得了广大困苦群众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富有票发放达几十万张，为自立会招募来了多达二十万余的会众。没有稳定资金支撑的自立会不断壮大的结果势必走向失败，募款增长未能补上军队急剧扩张带来的资金缺口，会党队伍的散漫与人心相蔓延开来，甚至发生了抢劫大通钱庄和当铺的恶劣事件。
自立军原议定于八月九日，以武汉为中心，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同时发动起义，其他各地继起响应。由于康有为汇款接济落空，屡屡展期，在当时通讯联络极其不便的条件下，无法统一行动。8月9日，秦力山率前军如期在大通发难，一度攻占厘金局、淮盐督销局，由于未得各军应援，孤军奋战近一星期，不幸失败。影响所及，8月22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清军破获，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20余人被捕，英勇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接着，沈荩领导的右军在新堤、临湘等地聚众响应，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补大局。自立军起义就此失败。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康有为假勤王之名向海外募款，数逾百万，而唐等却经费不足，迁延失事。保皇会至此信用渐失，不再谈起兵勤王之事。革命的烽火却越烧越旺，而维新派逐渐落伍于时代。
03
自立军起义若只是维新志士之举，自立军不过是维新保皇派的勤王武装，不会有过多的异议。但这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革命党的介入使事件变得复杂迷离。
光绪二十五年秋，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会面。双方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革命等广泛问题展开讨论，在广东与武汉“举兵讨贼”事宜进行周密布置，会谈颇为圆满。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对唐才常产生影响，唐、林在由日本到上海时，孙中山并“指示机宜”，所以有人说：“此以唐、林为首之革命机构之所胚胎也。”但唐欲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期间由毕永年、平山周多方周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于是唐徘徊于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在双方“合力”下开启了起义反清的序幕。
对此，参加自立军起义牺牲的傅慈祥的儿子傅光培有一段回忆：
与保皇党关系密切的唐才常,是戊戌死难者谭嗣同的挚友和儿女亲家,他宣称要举大事为死友复仇。谭是西太后那拉氏杀的,自然与康有为拥光绪复辟合拍,政治上、经济上唐都要以康为泰山之靠,但起事的实行人物,保皇党是拿不出来的,这就不能不赖于革命派。唐在日本,经毕永年的介绍加入了兴中会,但没有也不可能同保皇党划清界限。自立军表面上自立于清廷之外,也不在革命之中,有意混淆保皇党与革命的本质区别。唐回国时,革命派和保皇党人均参加祖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维新派虽为自立会的政治、经济的泰山之靠，但拿不出执行起义的实干人物，而革命党中却不乏这样的人才。兴中会会员，如毕永年、傅慈祥、黎科、容星桥等，参加了起义的策划和组织活动。
起义军的基础哥老会等会党便是革命党人联系上的。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很不成熟，力量还很弱小，唐、林等领导者深知这一点，单靠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宣传远远不够，必须联合其他力量，从而考虑到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会党。
毕永年原和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等相识，“且投身会中”。这时，又向孙中山陈述长江流域的会党情况。孙中山遂于１８９９年春、夏间派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等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湘、鄂地区活动一个多月后回到日本，平山周报告孙中山，“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都符事实”。从此，孙中山有了湘、鄂、粤三省同时大举的方案。他再派毕永年内渡，邀约哥老会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商谈合作办法，等到工作就绪，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集会于香港，一与会者有杨衙云、陈少白、郑士良、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余人，议定三会组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统领。由此可知，孙中山是主张联合各方面力量，从事革命事业的，他对自立军注目哥老会的举措是支持的。
在革命党的引导下，自立会与哥老会等会党悄然联合，形成了一股浩大的军事力量——以秦力山统前军，驻大通；田邦璇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虽因种种原因自立军起义失败了，十月发动的广东惠州起义，仍以失败告终，但在之后的岁月 ，革命者越挫越勇，更有大批维新志士加入革命阵营，革命俨然取代改良，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救国图存的主流。
04
我想有必要在文末交代一下维新与革命二派当时的关系。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孙中山以“彼此均属速客，应同病相怜之意，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以为光绪皇帝“必有复辟之日”，只有“起兵勤王”，“其他非余所知”，几次谈判未成。可见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并没有那么融洽。康有为曾给写给丘寂园（自立军起义的主要捐助者）的信中说：“……今孙自扰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书信虽作于自立军起义和广东惠州起义（即信中“扰粤”所指）之后不久，但可见康有为在此期间对孙中山及兴中会的态度——道不合不相为谋，甚至带有几分鄙夷。正如其所说，两派各自的主张“保皇”与“反清”本来就互不相容，怎能没有鸿沟之见呢？
这主张相左的双方携手将自立会置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所以在前文公告中出现既要推翻满洲统治，却又要复辟光绪帝来实行君主立宪的矛盾说法。在第二次国会中，章太炎便对国会宗旨提出异议，当场批评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自称：“当唐氏建国会时，薄（沈茸）与其议，余方以勤工、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毛发以自表”。而这种矛盾一直贯穿于事件始终，使自立会成员复杂、宗旨模糊，但也恰恰反映了那段历史转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见证了民族资产阶级由改良走向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参考文献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傅光培:《缅怀先父傅慈祥》,《湖北文史资料》第2辑,1981年。
汤志钧：《孙中山与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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