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抱真（1897—1954），安徽寿县人；1929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领导的斧头帮组织，先后参与庐山刺杀蒋介石、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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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帅经营湖广二十载，攒了那么多钱和武器弹药，还搞了汉阳铁厂和兵工厂，起义军要
没这些，搁到其他省，早被清廷灭了，大头也没法持北洋欺负孤儿寡母，继续患足疾在
河南老家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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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只能怪瑞澂無能，只能怪滿清末世贵胄沒有前人厲害但是非要逞能奪漢臣之權、因路權
而得罪立憲派，不能怪張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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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
“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張鳴的書裏面寫了之前的很多起義，包括早期動員會黨組織的多次起義、第二次廣州起義和武昌起義前一個月的一次在武昌的起義，結局都是鬧大了被滅、鬧小了被息事寧人糊過去。據說武昌起義前據點被查抄，結果弄出了個革命黨名單，許多軍官雖然不是革命黨但是平時就在一起混，也不知道那上面有沒有自己，于是就狠下心跟著文學社共進會反了（這個比錢在人在，無錢渙散的會黨要團結得多），開始時候只有千人而已。沒想到輕易就把瑞澂嚇跑了，打開藩庫一看，才知道有這麽多銀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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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的指示是緩慢進兵以便和清廷討價還價，讓革命黨好好嚇唬一下孤兒寡婦。沒想到馮國璋按照從前演習訓練的辦法打下三鎮中的兩鎮，大頭馬上覺得不能讓革命黨沒戲唱，就把馮國璋換下來了。
張鳴書中又論述爲何武昌起義可以支持這么久，很大的原因就是瑞澂不作爲，藩庫裏面有很多錢財和武器，立憲党人出面組織維護秩序尋求士紳和外國承認支持，以至于等到各省皆告獨立之時北洋軍才把武漢三鎮裏面的兩鎮拿下，此時清廷就大勢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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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防不胜防啊，武昌新军10000人，起义的不过3000
他要是不跑，肯定能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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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冯国璋开到武汉,不是满清信任他们,而是局面已经失控,八骑子弟根本不顶用,
蒙古骑兵也白给,大头和大炮是汉人只间的民族内部矛盾,在要求满清下台方面的要求相
同.当时的实力北洋确实高一筹,但武昌也是新军,战斗力不凡,加之满清的腐败无能,打
起来即使不势均力敌,恐怕最多是北洋惨胜.这才是和谈的必须条件.
相反曾文正却是个愚忠的汉奸,否则驱除鞑虏早就实现了.那时的满清,已经是将沉的破
船了.

有备案，老妖婆如果被弄死，李鸿章搞不好当总统了
而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闻此讯，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1]，此一电报
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
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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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后期是气数已尽。但是当时革命党自己势力不强大，主要是借助帮会势力。天地会
，洪门，哥老会，致公党，甚至日本的黑龙会，出钱出人。孙中山自己都入帮会。好处
是革命党的势力很容易壮大。坏处是帮会松散，无纪律，不能对革命党的命令做到令行
禁止。黄兴那次失败就是因为有人在起义前擅自刺杀官员，搞得全城戒严，不得不仓猝
提前起义。后来，革命党专门在纪律严明得新军里搞策反，才革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