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1886年4月3日－1935年10月8日），初名喬馨，庠名喬鼐，後更名侃，字季剛、梅君、季子，號運甓，別署病蟬、奇談、不佞、量守居士，男，湖北蘄春人，生於四川成都，中國語言文字學家，素有狂名。[1][2]
生平[編輯]
黃侃幼承家學而聰穎過人。四歲，從江叔海（瀚）問學。五歲，隨父黃雲鵠詣武侯祠，祠壁懸楹聯甚多，歸後，即能朗聲背誦之。七歲，翔雲公聘於成都尊經書院，留家。值家用告罄，奉生母周孺人之命，肅書白狀，即於書末綴一詩云：「父作鹽梅令，家存淡泊風。調和天下計，杼軸任其空。」（翔雲公曾署四川鹽茶道，又曾任蜀地它職，前後歷二十年，清風峻節，守法愛民，蜀人稱為青天而不名）。宜昌王鼎丞咤為奇才，以女許字。
1903年，15歲時考入武昌文華書院，在校即與同鄉田桐、湖北黃安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學議論時政，批評當局，宣傳反清、反君主專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開除學籍。後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見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其父黃雲鵠曾與張之洞相往來），張賞識其才，乃資助其官費留學日本。不久，即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1906年前後，曾先後在《民報》上發表〈哀貧民〉、〈哀太平天國〉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貧民〉一文中，以家鄉農民為例，敘述了勞苦大眾在殘酷的封建制度壓榨下，過著「羹無鹽、燒無薪，宵無燈火，冬夜無衾」的悲慘生活狀況，對貧苦農民寄以同情。文中還明確指出：「富人奪之而我乃貧」，提出要解決貧富不均，必須革命。1907年，又在《民報》第18期上發表〈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一文，歷數立憲黨人「好名」、「競利」，指出他們講立憲，「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矣！」政治上的墮落，勢必給國民道德帶來極壞的影響，以致亡國。文中還論及革命黨人要在道德行為上同立憲派涇謂分明，否則「德不逮而民無援」，國事將不堪問，這既是對改良派的針砭，也是對革命派的砥礪，同時也正是性格、精神和做人標準的自白。
1910年，由於同盟會的活動，國內各地革命力量蓬勃興起，湖北革命黨人函促黃侃回國舉事。黃侃回國後，再三分析當時的情勢，吸取湖南起義失敗的教訓，認為舉事時機尚未完全成熟，當務之急是做好宣傳發動的準備工作。於是，他深入鄂皖邊孝義會中發動群眾，並將孝義會改組為「崇漢會」，到農民群眾中組織演講，宣傳民族大義和中國危急情狀，聽眾常聚集千餘人。足跡遍及鄂東蘄春、黃梅、廣濟、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兩省八縣的廣大窮鄉僻壤，號召人民組織起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推翻滿清之統治，成為群眾領袖。
1911年初，武漢文學團體「文學社」成立，社員都是新軍和社會各界的革命中堅，黃侃不但力舉其事，而且還親自審定了會章。同年7月某晚，文學社機關報《大江報》主筆、同鄉詹大悲設便宴款待黃侃，並與之商談時政。酒後，針對當時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麼「和平改革方案」，憤然提筆為《大江報》撰寫時評，標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署名「奇談」，大悲叫絕！次日，此文見報，震撼江城，清廷惶懼，很快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的罪名，查封了《大江報》，並將詹大悲及該報副主筆何海鳴逮捕入獄。由於詹大悲在獄中堅持說時評系自己所作，故得以脫險。《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一時評，大大激發和鼓舞了革命新軍及各地人民群眾的士氣和義憤，成為後來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黃侃年近五十，仍不著述。1935年，五十大壽，太炎師親贈一副對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希望能寫作，同年10月8日，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太炎師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學術[編輯]
師事章太炎，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歷任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立武昌大學校務維持會主任。一生治學勤奮，以愚自處，主張「為學務精」、「宏通嚴謹」。章太炎以太平天國為例，謔封為「天王」(太炎所封「五大王」為與錢玄同、汪東、吳承仕、朱希祖）。
創作[編輯]
- 詞作遊高座寺
軼事[編輯]
1915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而被幽禁在北京錢糧胡同某宅內，黃侃聞悉後，曾兩次赴京探望，後來索性以「研究學問」為名，搬入章師被禁處。但未過多久，黃侃便被警方逐出。黃侃氣憤至極，以絕食表示抗爭。其時，他的另一位尊師劉師培（後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於1915年在北京召集學術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等人擁戴袁氏稱帝，話未說完，黃侃即起立怒目，嚴詞拒絕之，並氣憤地說：「如是，請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到會的眾人亦隨之而散。
1917年，胡適海外學成歸國，任教北大，與陳獨秀、錢玄同等人共同發起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胡適的橫空出世，使黃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倒向了新文學陣營。據說黃侃每次上課，總要先罵一通胡適，才正式講學。
黃侃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一次宴會上，胡適偶爾談及墨學。黃侃曰：「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帳王八！」胡適赧然。黃侃又罵道：「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帳王八。」胡適大怒。卻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試試你。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不過聊試之耳！」舉座嘩然大笑。
黃侃和董必武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好朋友。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鬥爭精神，積極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為解決會議代表的住宿問題，董必武曾找他聯繫。他便親自寫信給當時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學校任校長的夫人黃紹蘭，讓參加中共「一大」的毛澤東、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學暑假旅遊團」的名義，住宿在博文女子學校。
南京國民政府執政時期，黃侃的同盟會故友多系國府顯貴，他恥與往來。惟有居正當時受蔣介石軟禁，形單影隻，不勝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時候，他卻常至居正囚地，與其談心解悶。後來居正東山再起，復登高位之後，他竟不復往見。居正念他的友情，親赴量守廬詰問他為何不再來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賓客盈門，權重位高，我豈能作攀附之徒！」
黃侃一生結婚九次，報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曾回憶黃侃騙婚黃紹蘭一事，致其一生流離失所，直斥黃為「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小有才適足以濟其奸」。
家庭[編輯]
孫女：黃錦[3]
參考文獻[編輯]
- ^ 邱沛篁, 吳信訓, 向純武等主編.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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