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超：《民國初期的軍人學生與社會演變（1912-1922）──以保定軍校皖籍學生為考察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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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8年第1号 保定军校的学生，在历史舞台的表现，各具风姿。这一群体是民国史的建树者，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初期的军事教育特色以及军人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作为，以此来放映民国初期社会状况、军人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准，以及军人学生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而可以审视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民国时期的战争频繁，军人学生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中的表现比较活跃，更易於我们对军人学生的总体考察。 一 皖籍军人学生的发展历程 皖籍军人群体本源於1862年李鸿章招募组建的「淮军」。淮军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大量士兵从皖北招募，将领主要是皖人，占64％。1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开始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并建设了新型的陆海军。李鸿章为培养陆军军官，接受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的建议，於1886年建成「天津武备学堂」，学堂的学生皆由各地将领推荐，其中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皖南镇史宏祖等各挑精悍灵敏弁兵入学堂，最早皖籍军人学生始於此。同年，李鸿章派杨宗廉为天津武备学堂首任总理，而杨久任淮军统领及李鸿章幕府，「学生来源也大多为淮军弁兵，所以显示出有深厚的淮系存在」，2以致有人认为该学堂是「淮军集团的军事教育机构」。3武备学堂後经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毁。李鸿章创办学堂为改造淮军，虽成效有限，因为学堂毕业生回营後并无指挥军队之权，各营老将视之不理，仅仅充当军营教习而已，4但却为皖籍军人群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学堂毕业生皖籍的有段祺瑞（合肥）、赵理泰（合肥）、段芝贵（合肥）、雷震春（宿州），是为军校皖籍学生的早期人物。 甲午战败，北洋陆海军受到重创，清政府重建新式陆军，定名为「新建陆军」，初由胡燏棻督练，後袁世凯接替。新建陆军中有皖籍将领左翼翼长淮军旧将姜桂题（亳州）、炮兵二营统带段祺瑞（合肥）、步兵二营统带吴长纯（庐江）、参谋营务处监督汪朝宗（旌德）；右翼翼长淮军旧将龚友元（合肥）、队官雷振春（宿州）以及袁世凯参谋阮忠枢（合肥）。1905年北洋六镇编成，皖籍军人占相当的数量。袁任职後，另设行营武备学堂，任用大量北洋武备学堂学生，以段祺瑞为炮科学堂总办，皖籍军人学生开始受到重用。李鸿章死後，袁世凯地位上升，接替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淮军将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後皖籍派军人以受袁世凯重用的段祺瑞为中心。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1902年6月21日）袁建议设直隶军政司，袁世凯兼任督办，下设三处，陆军兵备处、陆军教练处、陆军参谋处，段祺瑞为陆军参谋处总办。另外为培养北洋军各级军官，袁又开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该学堂总办为雷振春。此外，参谋处总办段祺瑞兼任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总办。皖籍军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903年12月1日）清廷设练兵处统管全国练兵事宜，下设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此後清廷开始大规模开办军事学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设立，隶属军政司，该学堂是继天津武备学堂後的一所大型军事学堂。学堂有安徽籍教习吴纫礼（合肥）、刘愧森（合肥）以及张志绅（寿县），占教习人数12％。「这种教职员的分布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堂招生和学生的分配。」5皖籍学生占相当的比例，仅仅次於直隶籍、京兆籍。从学堂步、马、炮、工、辎五科来看，三期毕业生可考者计707人，直隶420人，占59％，京兆区115人，占16％，皖籍有69人，占9.7%。6皖籍学生主要有汪寿棋（具体籍贯不可考）、姜占元（亳县）、姚任支（阜阳）、刘文明（合肥）、周孝述（合肥）、宋邦翰（合肥）、吴长善（庐江）、吴中英（合肥）、周树民（宿州）、高世读（亳县）、赵协彰（宿县），这些人中後来大多获将军衔。7 1906年11月6日，清廷成立陆军部，将兵权收归中央。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停办，清廷新建通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亦称陆军速成学堂，属陆军部军学司管辖，後与另一军校保定军官学堂合并。学堂管理人员有所变动，督办仍为段祺瑞，总办赵理泰（合肥），工科科长虞克栋（合肥），辎重科队官赵协彰。教职员安徽有20人，占9％。学堂共办二期，其中皖籍学生为46人，着名的有9人：张国威（宣城）、倪道炯（阜阳）、王普（阜阳）、陈更（桐城）、查麟（怀甯）、汪宏（怀甯）、龚理灏（合肥）、虞克栋（合肥）、许高节（蒙城）、李应生（合肥，後留学於日本）。8 1906年，保定军官学堂正式开办，後隶属军谘府，分速成、深造两科。军官学堂的创办是清廷陆军学堂办学方针的体现。由於军官学堂为培养高级军官，清廷一时难有合适学员，故先办陆军速成学堂，培养合适军官，送入军官学堂深造。可见，速成学堂是临时性质的军校，俟「正课学堂办有成效，速成学堂即行停办」。91911年7月，军官学堂更名为陆军预备学堂。1912年，则正式更名为陆军大学，迁到北京。军官学堂共办三期，共毕业228人，其中安徽籍有27人，仅次於直隶，占11.8％。全部皖籍人员如下：一期人员有卫守鉴（合肥）、窦世芳（合肥）、陶云鹤（合肥），张敬尧（霍邱），吴新田（合肥）、张庆泰（合肥）、方先聪（巢县）、马毓宝（蒙城），黄治绅（合肥）、胡叔麟（合肥）、张学言（蒙城）、江寿祺（潜山）；二期人员有吴中英（合肥）、夏文荣（合肥）、唐国漠（合肥）、张仲鼎（宿州）、姚任之（阜阳）、胡云程（合肥）、马兴邦（天长）、张时仁（庐江）；三期人员有胡翊儒（桐城）、丁翰东（桐城）、徐岳云（望江）、魏旭初（桐城）、吴经礼（合肥）、许德懋（合肥）、胡之杰（太湖）。其中陶云鹤（一期速成）、张敬尧（一期速成）、吴新田（一期速成）、马毓宝（一期深造科）、黄治绅（一期深造科）、胡叔麟（一期深造科）、吴中英（二期）、夏文荣（二期）、姚任之（二期）较为出色。10 陆军大学迁北京後，陆军部决定在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元年（1912）正式开学，隶属於陆军部军学司。这所军校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保定军校」。保定军校共办九期，至民国十一年（1922）12月停招正科生，後改为「军官特别班」，民国二十三年（1924）正式停办。期间，培养北洋初级军官6500余人，皖籍学生超过330人。11 通观近代军校的发展历程，保定军校是民国军事教育的一个里程碑。不论从办学品质、教员资质、学生素质以及学生数量上都有大的飞跃。在民国建立後一段的时间内，这些军校毕业生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不稳定性和动乱性的社会背景，正是军人学生群体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保定军校创办於民国建立之时，「吸收了清末各类军事学堂和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院校办学经验，是中国近代比较完善和正规化的军事学校」。12军校创办後，培养的军人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从保定军校走出来的军人学生群体，有不同的派别之分，其中的地域影响较大。保定军校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创办，实际一直受到皖系军阀的操纵和控制，军校隶属陆军部军学司管辖，而军学司正是由皖系把持。其中皖籍将领赵理泰和贾德耀分别为两任校长，赵是段祺瑞的亲信，13贾「与段合肥的渊源较深」。14此外，皖系干将曲同丰任一届校长，而一任教育长赵协彰也系皖籍。从军校的学生来源上看，皖籍学生在总人数中占居相当的比例。综上所说，以皖籍军人学生为考察物件已有可取性和代表性，足以反映军人学生的整体动态。 二 保定军校皖籍学生的来源及入学原因 皖籍学生基本上来源於皖系策源地合肥、皖省城怀宁（安庆）以及皖省贫困地区三地域。皖省贫困地区的学生占半数以上，这些地区相对比较落後，诸如皖南、皖西山区等。皖系策源地合肥籍的学生占1/3以上，尤其在中後期合肥籍学生已明显占主导地位。怀甯籍的学生与合肥籍学生成相反的趋势，在中後期人数已愈来愈少。保定军校第五期与六期皖籍学生人数较多。这一时期正值段祺瑞执政时期，皖系急於扩充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1916年9月段组阁後，废除了袁氏所制的地方军政长官称号，在新任的地方军政人员中，属皖系的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早期依附皖系的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奉天督军张作霖等。皖系势力覆盖到陕、甘、鲁、浙、闽、沪、皖南、皖中等地。在皖籍势力大发展时期，军校的皖籍学生也随之增加。学校後期皖籍学生众多，这时军校所招学生基本为普通中学生，没有正规军校升学程式的限制，故人数普遍增多。 皖籍学生是保定军校生源重要来源地，所占比重相对全国来讲，可为一观。大量皖籍学生的参军入学，有以下几点原因：（1）皖系军阀的照顾与影响。皖系长期控制着保定军校，而且重用军校学生。皖军的主力边防军中，尤其是第一师上中级军官「多是保定军校的教职员」，「初级军官多数是保定军校刚毕业的学生」。15（2）安徽青年的生活贫困，以入军校谋出路。自从科举制度停止後，社会青年没有出路，参军入伍成为当下的重要生存途径。皖省并非富庶之地，除芜湖地区曾为通商口岸，经济较为繁华外，其余地区则较为落後，人民的生活水准普遍不高，尤其是皖南和皖西山区更是贫困。当时报考军校的待遇好，完全公费，按季发放制服，伙食丰富，每人每月有津贴光洋2元，「贫寒出身的同学平日节省，作为寒暑假回乡省亲的旅费，尚有裕余」，16因此引起了很多贫穷子弟。（3）当时战乱的社会环境，有利於青年选择军校，尤其是军队初级军官不足，各派军阀纷纷争夺重用军事人才。辛亥革命後，无论是孙中山短暂的临时政府之下，还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洗礼後，已经成为四分五裂的局面。各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不断，社会难以完成实质上的和平统一。在经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张勳复辟」、「南北战争」、「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大小战乱的社会背景下，社会青年参军的热情不减，尽管报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当时的社会条件营造出了一种参军的客观氛围，甚至报考军校一种客观社会需要。曾任保定军校的校长皖系干将曲同丰时言：当时中国社会军队「军官缺乏太甚，大总统颇汲汲注意於造就将材」。17这一言论确实为当时中国社会军队存在的不足之处，所以当时社会的初级军官的培养迫在眉睫，已成为一种社会需要。社会青年纷纷报考军校，正体现了这一社会要求。（4）民国初年的军事教育得到高度重视，不仅仅是军阀的军事统治要求，还有有识之士的救国创见。曾任陆军总长的张绍曾对於军事教育便有一番认识，他言：「今国势之衰。亦云极矣。庶政丛脞，百业凋敝，推原其故何？莫非军事上之淩乱庞杂，为之厉阶。正其本而清其源，自非将军事收束而整理之不为功。」18 通过对皖籍学生的来源和入学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军人学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态势：他们聚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引导力量，与当局团体存在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成为他们与社会演变沟通的纽带，而民国初期军界人物对社会发展趋势上的典型主导地位正是军人学生力量的重要体现。籍此，笔者给与几点说明：其一、皖籍学生的来源只是保定军校学生一部分，分析这一群体的来源以及形成原因，旨在表明保定军校的军人学生群体存在的现实性和条件性，而并非强调皖籍学生的特殊性。其二、皖籍军人学生包容在军校军人学生的整体中，虽不能完全代表整体，也不失为军人学生整体动态表现的载体。其三、以皖籍军人学生为考察对象，实际上是将皖籍学生置於整个军人学生群体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地域性考察，要旨在於分析军人学生群体构成的社会基础。下文将突破皖籍军人学生的框架，从民国初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之宏观视野中，进一步探讨军人学生的社会影响力。 三 保定军校军人学生在民国初期的社会活动 军人学生是民国社会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与当时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军人学生对社会的发展有一种群体认同的要求，这反映在军人学生的社会观念以及人生信念上，而社会的变化也会对军人学生产生重要影响，这反映在军人学生对社会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方式上。以下便结合上述的互动关系，分析军人学生群体在民国初期的社会活动。 1「二次革命」与军人学生 辛亥革命後的皖省处於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影响之下，时任安徽都督柏文蔚是同盟会员，一直跟随孙中山，同袁氏政府采取对立的态度。袁世凯对皖督柏文蔚不为信任，不久柏即被解除职务。皖省的革命氛围颇重，安徽革命党人活动频繁，柏被解职後，革命党人管鹏、陈紫枫企图暗杀袁任命的新都督孙多森，结果未成。19「二次革命」爆发後，皖省革命大党实力较强，进而宣布独立。在革命气氛的影响下，保定军校的许多学生纷纷南下参加革命，其中皖籍学生有25人，占据重要比例，这与皖省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军校中很多学生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与柏文蔚等革命派保持了联系。20「二次革命」失败後，这些学生都被开除学籍。军人学生的革命热情受革命党思想影响较深，但作为社会变化的互动反映，军人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是必然的。在「二次革命」的背後，我们也可以看出，地方势力与军校学生之间的潜在联系。这里皖省情况只是一个代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都有学生南归参加革命。作为军人学生，参加军事战争本身就有一种军人职责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後来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都有军人学生的参加。分析这种内在的主观因素，对於考察军人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联系也有积极意义。 2 反日活动与军人学生 1915年5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军校学生的极大震动，学生举行集体罢课，誓死反日到底，酿成学校不小风潮。军人学生的爱国精神始终是军人的本色，保定军校的学生愤於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面临着亡国之痛，军人的气慨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有军纪的束缚，但也不能阻挡他们的爱国热情。当时的校长曲同丰也颇为同情学生的爱国举动，21罢课风潮持续很长时间才得以解决。当社会的反日氛围形成後，每一群体都有一种迎合社会要求的使命感，军人学生当然也不会例外。 3 帝制活动与军人学生 当时军校学生颇具军人的品质：绝对服从命令，不参与政事。一般学生都能恪守这一军纪。然而在袁氏帝制活动风波不断的环境刺激下，学生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纷起反对。「袁世凯的称帝活动，遭到学生们的反对，许多学生纷纷离校，到南方参加革命。」22革命的精神、爱国的真知已早在军校学生中种下了根基。民国时期的军人学生再也不会是盲目忠於个人的懵然之辈，他们不少人有自己的信念，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前途相联系了。如当时军校学生张治中所言，「因默念祖国来日大难，恐虽欲报国而无由，不禁萌厌世之念焉」，「然予决不自任其咎也，盖予平心彻思，非自吾本体而发也，实为外来之刺激力迫之使然耳」。23报国无门，有为青年顿生「厌世之念」，实由爱国之心而起，然张归之於「外来之刺激」，颇有无奈且愤恨之感。张此言的社会背景正值袁氏帝制活动时期，所以「外来之刺激」即指袁氏帝制活动。可见，有进步思想的军人学生，始终关注着社会动态，社会任何变化都心系这些学生，两者之间已显然有潜在的互动联系。况且时下并非张一人有此感慨，「近来同学与外界通信颇有涉及政治情事」。24这就反映出，一方面军人学生关切着国家的命运，对国家的前途有自我的认同，希望国家能够按照自己认同的方向前进，自己可在身边策报国心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动向反过来又制约着军人学生，造成（「刺激」）他们因社会变化（往往与自我认同的方向差异悬殊）而作出不同的行为表现，这是由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容易理解时下青年奋进中带着困惑与无奈的缘由了。 4 五四运动与军人学生 五四运动是以社会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军校学生在相关文献中的记载有限。五四运动中，保定军校学生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当然有军校的特殊原因。但是，军人学生对五四运动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军校的学生之中。 在我们入伍当兵期间，1919年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原来中学同学有不少在北京各大学上学，旧同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每逢星期日，我们经常请假到北京与他们见面。当时《新青年》一类的新刊物，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到我们手中，使我们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不过我们在军队中受到军纪的约束，与社会隔离，对国事没有各校学生那样关切。「五四」运动中，爱国浪潮便及全国，我们从思想上也受到了震动，对段祺瑞政府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过去曾天真地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段氏政府上，经过「五四」运动，才认识到段和各省军阀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个人野心争权，不惜丧权辱国的人物。这使我们一度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将来出路的幻想完全破灭，经过「五四」进步思潮的影响，认识到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新的希望。25 尽管其中的影响有很大的间接性特点，但显然这种影响是存在的。五四运动後，有学生在军校中从事研究社会政治学说，尤其信仰马克思主义，後来其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40多位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进步社团，以罗致革命军人，谋中国革命。26保定军校的学生有很多後来坚定地走向了革命救国的道路，军校有共产党员近10人。 5 社会党派与军人学生 民国初年的社会党派繁多，最有影响力的党派当属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党派为扩充自己的势力，纷纷拉拢保定军校学生，尤其是进步党，或以金钱收买，或诱以名利，极力争取。当时在校的北方各省学生以为有利可图，便加入了进步党；而南方各省的学生，多受孙中山的影响，则加入国民党；尚有一部分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派别。27这种明显的党派立场，受到了当局的广泛注意，袁世凯、段祺瑞对南方学生密令严加管束。军校并不允许学生参与政事，但进步党依靠袁世凯拉拢军人学生则无不可。实际上，学校条例中并没有规定学生不准参加政党的条文，不仅社会党派涉足军校，军阀陆荣廷以及黎元洪都按时给本地学生经济补助，28这表明保定军校军人学生并非幽闭於校园，独立於社会之外，军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受到来自於社会因素的推动。 从军人学生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思考：（1）这种互动关系反映了民国社会一定阶段内的历史走向，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2）这种互动关系不是特定阶段历史的全部内容，但它对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生的某种影响也不容忽视。（3）军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学生个人的思想觉悟、民国初期的军事教育等等。实际上，在保定军校中，军人学生有明显的分化，可以分为「进步群」、「保守群」、「中立群」。这些不同群体的结合，背後所反映的即是个人的思想觉悟不同。「进步群」关心时政和国家前途，用心钻研军事，立志报国，表现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革命的精神；「保守群」则不思进取，无视民族国家的命运，贪图享乐，安於现状，往往立身於军阀政府；而「中立群」不温不火，既不敢批评时政，也不敢畅言革命，但求安身立命，或追随军阀，或参加革命，二者兼可。民国初期的军事教育重在培养军阀军队的初级军官，稳定个人政权（当然对外则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众利益）。这种教育为政府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也养成了军人的爱国报国心，这为日後他们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奠定了基础。 四 余论：保定军校军人学生的社会归向 保定军校的存在时限为1912年直到1924年，是为民国建立初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极不稳定，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未能确立。这段时间实质上一直处於军人主导时期，政治领域内的具有象徵民国意义的国会、宪法和内阁无时不受到军人的冲击。这一时期的军人学生群体在特定领域内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军校学生的出路基本有两个方面：一是到各省军阀处任职，大都毕业直接会本省，但也有去他省谋出路的，如湖南督军谭延闓就招揽了众多外省的毕业生29；一是南下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无论是任职於军阀，或是追随孙中山走革命道路，这批军人学生的历史价值都得到了体现。此外，有一部分投身於军事教育中，保定军校的前期优秀毕业生有留校任各科教官，30也有一部分後来南下入黄埔军校，成为教官。31保定军校的军人学生步入社会後，身为初级军官，处於社会的底层，与社会的发展动态联系紧密。他们毕业後分配到全国各地陆军军队中，「一般是受到欢迎的」。32这一群体带着时代的特徵，逐渐凝聚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因素，他们与民国初期的历史事件相融合，并且延伸到後来社会演进过程中，如「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以说贯穿整个民国史，作为民国社会演变的动力，体现了出来。军人学生在社会「权势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师生、同学等关系相互引导，不断发生自我的变化和群体的构建，他们是从社会的边缘逐步上升到社会的重心领域，从属於民国时期知识份子的共性。在社会变迁的格局中产生新的聚集方式，使得军人学生与社会发生的联系不断裂，从而决定了军人学生群的社会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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