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靖国战争”
辛亥革命网 2019-02-22 13:4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孙代兴 查看：21199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领导护法运动，建立护法军政府和发动护法战争之际，在中国西南的滇、川、黔等省(后扩大到鄂、豫、湘、陕部分地区)，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发动了“靖国战争”。这在云南历史上被称为“靖国运动”(或“靖国时期”)，与“护国运动”并称。何谓“靖国运动”?据当时云南都督府的公牍、函电、报刊报道，以及后来由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汇编的《会泽靖国文牍》的记载，所谓“靖国”，是因为“立法之被毁”，“是以忍痛兴师，冀纳政治于轨道，而奠国家之基础”【注：《会泽靖国文牍》序言。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编，1923年昆明版】。这就是说，兴师“靖国”是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法律(指《临时约法》)、维护共和国体，以奠定国家的政治基础。这个目标，和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是一致的，那又为什么不称为“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呢?唐继尧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动“靖国战争”的?“靖国”和“护法”的关系如何?“靖国战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唐继尧等人在1917-1918年发动的“靖国战争”进行初步探索，并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熟悉“护法”和“靖国”历史的同志们。
一、“靖国战争”爆发的背景
护国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袁世凯洪宪帝制，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体，因而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各派反力量，以至全国人国都欣喜不已，同声欢庆共和民国的再生。随着黎元洪继任总统、同意恢复《临时的法》和旧国会，并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于是，孙中山认为目的已达，令各路民军，一律停战。唐继尧，岑春煊等人宣布销了军务院，各省亦相继取消独立。由于南北“统一”，出现了表面的全国统一局面，全国都是一派令人颇觉大有希里的“升平景象”。但实际上，护国运动只打倒了一个袁世凯，没有打垮北洋军阀集团，更没有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中华民国仍然是半殖国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及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且旧的社会阶级矛盾没有丝毫的缓和，新的社会矛盾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正在急剧发展。
北洋军阀系统，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许多派系，其势力最大的是段棋瑞为首的皖系，皖系继承了北洋军阀的主力，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地位，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军政权力，其军队控制着安徽、山东、浙江、福建和陕西等广大地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拥兵占据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其实力仅次于皖系。其他各地军阀，也各霸一方，乘机扩张。原控制奉天的军阀张作霖，乘袁世凯称帝乱国之机，将东北三省置于他的势力控制之下，形成了自成体系、仅次于直皖两系的奉系军阀。此外，在北方还有一些依附或亲近直、皖两系的中、小军阀，他们都拥有军事实力，占据一定地盘，实行割据，竭力扩张，如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割据苏、皖一带，以徐州为中心的张勋军阀集团等等。
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之外的中国西南，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军事政治集团，因护国战争的胜利，扩大了军事实力，增加了政治影响，乘机控制四川，支配着贵州，形成了滇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乘护国战争之机，占领了广东，形成了独霸两广的军阀集团。此外，还有对滇系军阀具有依附性的贵州军阀、处于派系分裂而互不统属的四川军阀，以及广东军阀、湖南军阀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构成了中国的西南军阀。西南军阀都是在护国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在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有一致性，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斗争，如滇、川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桂、粤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
全国南、北军阀，在袁世凯专制统治崩溃之后，都在乘机争夺和扩张，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其争夺的焦点是全国政权。控制着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图利用中央政权尽量扩张皖系势力，削弱和消灭别的军阀，建立皖系对全国的独裁统治。总统黎元洪深感皖系对他造成了严重威胁，借助南方革命势力和西南军阀的支持，以英、美帝国主义为背景，限制皖系的扩张。从1917年3月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反对和坚持对德宣战问题上，爆发了“府院之争”，矛盾迅速激化。段祺瑞唆使皖系为主的各省督军，强求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在国会支持下，于5月23日宣布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又纠集八省督军宣布“独立”，以武力威胁总统和国会。黎元洪请求拥有重兵的张勋入京“调停”，张勋乘机拥兵入京，迫使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并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默许下，于1917年7月1日演出了拥戴已被打倒的宣统皇帝复辟的历史丑剧。张勋等人倒转历史车轮、祸国殃民，激起全国人民“普天同愤”。段祺瑞眼见他要解散国会和驱逐总统的目的已经达到，转而起兵打败张勋的复辟武装，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重新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鉴于护国运动胜利之后，象征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仍有被北洋军阀毁灭的危险，在段祺瑞挑起“府院之争”期间，孙中山即提出了维护民国约法的号召，指出军阀“谋解散国会，破坏约法，大局前途未许乐观”5、6月间，孙中山先后致电西南各省督军、省长，指出:“民国与叛徒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205-206页】。张勋复辟时，孙中山迅速发出了讨逆宣言，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又致电桂、粤、湘、滇、川、黔六省督军及各界人士，要求“火速协商，建立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并于7月6日，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南下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抵达广州。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决定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联合已宣布“自立”的西南各省督军，共同反对北洋军阀。9月，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选举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决心为恢复真正的共和民国而奋斗。
以滇、桂两系为主的西南军阀，对段祺瑞专权、破坏约法与国会，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段祺瑞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和准备用武力统一全国，即威胁到滇、桂两系的既得利益，并意味着他们企图分享全国政治权力和向外发展(扩张)的希望落空。对此，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表现得更为鲜明。唐继尧和陆荣廷还有所不同，陆荣廷是起自绿林的旧军阀，封建性比较明显，他和北洋军阀(特别是直系)的关系较为接近。唐继尧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加入革命行列的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因而思想上还多少保留一些民主革命的成份，特别是他和蔡锷李烈钩等人共同发动护国战争取得胜利后，唐继尧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因此，在“府院之争”中，他支持黎元洪反对段祺瑞。张勋复辟时，他即于7月3日发出了讨逆通电【注：《唐督军布告全国克日出兵诛讨复辟电》、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1日第4版】。唐继尧反对段祺瑞和张勋，既出于他还没有完全抛弃的民主革命思想，又因为北洋势力的扩张威胁到了他的既得利益和继续扩张，而后者是主要的。因此，唐继尧讨逆的动机和目的，和孙中山坚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而护法，是不一样的。唐继尧虽然愤恨北洋军阀，但又畏惧北洋武力，他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只在于希望分享权益和保持其割据地位，并不根本反对北洋统治。因而他反北洋是没有勇气的，并处处留下余地和后路。所以，唐继尧对孙中山要求他“团结西南力量出师护法”，一直不公开响应，当他的情报人员报告:“此派(孙派)急欲借重钧座以抗北京”，唐复电指示:“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7·5)云南档案资料】。很明显，唐继尧认为孙中山没有实力，他倡导护法，只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号召，唐则自恃有庞大的滇军部队，其军事实力达于川、黔，远至广东，在政治上，其部属常常吹捧他为“西南领袖”，甚至还说有人要推举他为总统【注：徐之琛在1917年7月12日致唐继尧密电中说:“太炎有举公为总统之电”。云南档案资料】等等。在此形势下，唐继尧既不能抛弃民主共和旗号，又不能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之下而进行护法斗争。于是，他在《编成靖国各军讨伐复辟叛逆电》中，特地打出了自己的“靖国”旗号，宣布“现已集中所部，编成靖国各军，克日出发，誓将廓清妖孽，还我共和”【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0-21页】。唐继尧从此自立门户、独树一帜。这就是唐继尧等人发动“靖国战争”的背景和出发点。
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再次遭到北洋军阀颠覆之时，宣布“靖国”“讨逆”，在客观上有利于“护法运动”。但应当指出，唐继尧等人是在既得利益受到北洋军阀的威胁之下才被迫“靖国”的，他们是为维护和扩张滇系军阀的政治军事权益而战。在这以后，随着“靖国战争”的进程而表现出来的滇系军阀扩张行动，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
二、“靖国”并非“护法”
北洋军阀毁法乱国，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一致愤怒声讨。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全国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据当时的报纸刊载，全国各界人土，以至非北洋系的督军省长，均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伪宣统皇帝的“上谕”发出后，三至五天之内(7月3-5日)，就有广东省长、江西省议会、广西督军及省长等十二个省的军政界发出了讨伐复辟的通电【注：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3-14日刊载】。在全国政治舆论的支持下，孙中山率领护法海军，并得到驻粵滇军和部分粤军等武力的支持，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相对抗。
孙中山在发动护法运动时，对于原为同盟会员、护国“功臣”，又拥有滇军实力的唐继尧，寄予殷切希望，力图借助唐继尧的实力，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在5月下旬和章炳麟联名致电唐继尧，劝他出师护法，又于6月6、8、9等日及7月上旬连续四次电滇、桂等省督军、省长，呼吁他们“克日出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注：《孙中山年谱》第20-208页】。 唐继尧等人则把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在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上，对于孙中山的急切呼吁，“虛与委蛇”，不公开表示支持或反对。遍查唐继尧的《会泽靖国文牍》第一卷，唐在8月11日发表护法通电之前的近三个月期间(即孙中山最急切地呼吁他护法之时)，他先后发出“靖国”、“讨逆”文电共五十六件，其中没有一件是发给孙中山的，而全部是发给冯国璋、段祺瑞和北洋系的督军、省长，以及南方一些军政要人的。唐继尧把希望寄托在冯国璋等人身上，反复电恳冯国璋出来“消弭祸乱”、“共救危局”当段祺瑞起兵攻击张勋复辟军时，唐又立即拥护段祺瑞“讨逆”，表示“愿负弩矢，以为前驱，谨率三军，翘企待命”【注：《唐继尧致天津段总司令共同征讨电》，《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8页】。于此可见，唐继尧是把北洋政府当作共和民国政府来维护的。可是，段祺瑞在击败张勋，重新夺得北京政权之后，他不仅不理睬唐继尧的热忱拥戴，反而支持刘存厚，反对滇军入川“靖蜀”。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皖系将领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令吴率领北洋军两个混成旅，由湖南岳州启程入川。到这时，唐继尧对冯、段北洋政府的幻想才告破灭。他出于对北洋军入川的恐惧和愤怒，于8月11日发出了《阐明四义拥护约法通告京内外电》，宣布护法。唐继尧在通电中宣布:总统仍应复职，应即召集国会，国务员须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按律惩办称兵抗命祸首等四条主张，但根本不提与孙中山护法的关系，更无响应之意。实际上唐继尧的护法声明并非他真实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表面的护法声明背后，他仍在暗中向北洋军阀表示希望妥协。唐宣布护法后，仅事隔五天，他就密电段祺瑞身边的梁启超说:“苟利于国，固不必拘之文法(指“临时约法”)相绳，……殊段益肆凌逼，湘、川既临以重兵，……继尧悲愦填膺，是以不顾一切，而有真日之通电(按:即8月11日“护法通电”)，明知势难办到，但骑虎之勢、不得不尔……。”【注：《唐继尧致梁任公电》(1917，8，17)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给梁启超的密电，完全道出了他宣布护法，是由于段祺瑞不让他继续控制四川，割据川、滇、黔，并非真正为了民国和约法。
更有甚者，唐继尧为了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的政治需要，竟反对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他在得到其驻粤代表徐之琛报告护法军政府已经成立时，复电说:“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销，亦得一番交换利益。”【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9·16)云南档案资料】，这表明唐继尧等人，还打算把已经成立的护法军政府，作为他们攻城掠地的助力，甚至准备把军政府作为他们和北洋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
尽管非常国会和护法军政府十分尊重唐继尧，给予他仅次于大元帅孙中山的高位，可是唐继尧却不屑于接受这个崇高的尊位，他表面谦让，一再借故推辞，实际上是为了不至堵死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的通路，才不接受元帅职的。他向梁启超、段祺瑞表白心迹说:“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近如粤省以元帅见举，亦正复电力辞，足见鄙怀也。”【注：《唐继尧致梁启超密电》(1917.10.8)云南档案资料】。同时，他也是为了不得罪桂系军阀，希望与桂系保持一致，故称“元帅一职已专电奉辞。盖此间所闻，组织军政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注：《唐继尧复张开儒等密电》(1917·9，16)云南档案资料】。
滇系军阀集团对于如何对付孙中山及护法军政府，曾研究过多种方案。他们提出:“中山尚拥虚名，欲谋新组织也，能否设法去之!如欲去之，则内部又多一纷扰，不如各谋军事之进行。俟结束之期稍见端倪时，再谋较易也。”【注：《郭同请联合直系长江三督排除孙中山致唐继尧密电》(1918.2.14.)云南档案资料】滇军首领之一、靖国滇军第四军军长黄毓成提出:“(非常国会)竞以此推孙，亦殊与法理事实相背。缘彼非常国会，未甚合法，且实力又未能支配南方。…今者已有军事会议，再由各省推举代表民事，与孙之非常国会并立而三。对于总统问题，暂采一虚位制。如此，则无组织政府之名，而有其实。”唐继尧赞赏这些反护法军政府的方案，他批示:“所见亦是，向(相)机与南方各省一商。”【注：《黄毓成建议另组政府抵制孙中山致唐继尧密电》及唐继尧批示(1918。2，8，)云南档案资料】正是由于这些反护法军政的方案的实施，滇系军阀伙同桂系军阀，通过国民党内反孙的政学系分子，修改了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悍然改组了军政府。
从唐继尧以上的宣言和行动可以看出，由于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等关系，在当时全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虽然举起了“靖国”旗号，并于8月11日发出“真电”宣布护法，但他的真实政治主张并不是要维护民国的共和体制及其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是因为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不承认滇系军阀对滇、川、黔的割据，且用武力与之争夺四川，“临以重兵”，“凌逼湘川”，才迫使唐继尧宣布“护法”的。唐虽宣布“靖国”、“护法”，但他并不支持真正护法的孙中山及军政府，甚至反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阴险地企图把军政府作为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的交换条件。所以我们说，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的“靖国”并非“护法”。
三、“靖国”止于据川
护国战争之后，在四川，各种军事政治力量都围绕着对四川的控制权展开了斗争:滇系和北洋系、旧川军系和国民党政学系及拥孙派，都直接、间接地对四川展开了争夺。1917年“靖国战争”爆发之前，在“南北对峙”中的滇、川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它表现为川、滇军阀的斗争，却又反映南、北军阀的矛盾，以及四川省内各派的矛盾等等，但其基本线索还是清楚的。唐继尧集团，在护国战争后期，有计划地把滇军主力调进四川，乘机控制“西蜀天府”，并图进而“逐鹿中原”，要求在全国政权中和西南地区范围内都有滇系的份额。护国战争结束时，蔡锷因病离川，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代替蔡锷署理四川督军，留川黔军司令戴裁署理四川省长。罗佩金掌握了四川兵权，戴戡成了四川的政府首脑。在当时国家并未统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军队实际掌握在各军事实力派手中，不是统一的国家军队。因此，在四川军政界人士看来，“就军事而言，赶走了北洋军，进来了滇、黔军。就政治而言，由北方的专制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人民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注：熊克武:《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第12页】。罗佩金作为滇军将领，受唐继尧支配，从滇系的利益出发，他竭力巩固和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这是必然的。川军将领刘存厚等人指责罗佩金在整编军队、分配军饷等方面，采取“强滇弱川”政策，可能是不无根据的，刘存厚指责唐继尧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并吞川省之谋”，罗佩金督川以后，“西南政策一变而为云南政策，并川之心，于是决矣”【注：《刘存厚申诉川乱由来电》(1917.8·12.)《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12页】。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滇、川军阀之间，是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尖锐矛盾的。1917年4月，在成都爆发的滇、川两军混战，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后必然导致的军事冲突。由于矛盾加剧，滇系军阀自然益思加强控制四川之策;川军将领刘存厚等人亦竭力加强联合，并寻求后台，以对抗滇军。
当时，北京中央政权在段祺瑞控制下，继续推行袁世凯未完成的“武力统一”政策，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和西南军阀都是它要武力消灭的对象。段祺瑞轻视缺乏武装的南方革命力量，重视拥有军队的西南军阀势力，滇系军阀是西南军阀中的两大主力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北洋政府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是“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注：《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因为广东是西南宣布“自主”各省的联络点，又是南方革命力量的中心和护法军政府所在地，攻破了广东，就夺取了南方各派反北洋势力的共同基地，并切断他们的海外交通枢纽。其第二个目标就是滇系军阀控制下的四川，因四川是川、滇、黔三省的重心，其战略地位和经济、政治价值都十分重要。北洋政府对川、滇、黔长期鞭长莫及，要控制四川，只有利用滇、川两军的矛盾，支持刘存厚等川军势力反对已进据四川的滇军，是最有效的策略。所以段祺瑞和刘存厚在北京的代表吴莲炬等人保持接触，直接授意刘存厚反对驻川的滇黔军【注：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124页】。
唐继尧等人感到，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如果在四川取胜，不仅损害滇系的既得利益，而且威胁到滇系的未来生存。因此，尽管已在1917年4月爆发了滇、川两军的成都之战，滇军被刘存厚军赶出成都，退守川中、川南，到张勋复辟时，唐继尧还是希望和刘存厚等人“弃嫌修好”，共同对付北洋系。唐以“西南数省与国休戚，滇川尤唇齿相依”为理由，呼吁川军将领们“允宜尽解前嫌，释戈御侮”，共同对付“北系中人”【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4-6页】。
以刘存厚为首的四川军阀，在川滇对立矛盾中，需要寻求支持者和后台，他们虽然知道投靠北洋系是危险的【注：熊克武说:“周道刚想利用吴光新驱逐滇黔军，后得悉吴带有数旅之众的北军，恐慌起来，借反客军名义，拒阻吴入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13页】。但也不惜采用这种“饮鸩止渴”之法，利用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支持，以驱逐滇黔军。刘存厚在4月成都之战前，即以胡文澜、吴莲炬(共和党参议员)为驻北京代表，积极奔走于北洋军政要人之间，争取北洋系对刘系川军的支持。因此，张勋复辟帝制时，就很自然地选中刘存厚为四川的代理人，以伪宣统皇帝之名封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得到晋封伪职，是“欣喜欲狂”的【注：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史料》第一辑，第128页】，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声明受职，段祺瑞已进兵讨伐张勋，刘也就跟着转而“声讨张勋复辟”，表示拥护共和了。接着，段祺瑞夺得了北京政权，刘存厚即宣布拥护北洋中央政府，声明“存厚以川军夙志，惟知拥护中央，破坏之行，未敢强附”【注：《刘存厚驳唐继尧、刘显世电》(1917·8·6)《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310页】。
在“南北矛盾”斗争中，刘存厚公开站到了北洋军阀一边，滇系军阀企图控制和挟持川军共同对付北洋的努力落了空，唐继尧等人即迅速采取了“靖国首先靖川”的对策，宣布“以靖国之军，先尽恤邻之谊”，“思惟北征，宜先靖蜀”【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7-28页。】，乃于1917年7月16日发出了讨伐刘存厚的通电，宣称“刻即躬率三军，吊民伐罪”。实际上，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靖国”的旗号下，借讨伐刘存厚“叛受伪职”和“附北”之名，迅速发动大规模的、以进攻刘系川军为目标的“靖国战争”，是预谋的，有计划、有准备的。滇军于1917年4月在成都战败后，滇系对四川的控制地位和滇军在川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之，滇系军政首脑们都在密谋挽回控制四川之策，一直在为重新控制四川而寻找时机和借口。他们在策划中提出:“吾滇不急收川，将来直无立足之地。……宜先发制人，由镕(罗佩金字镕轩)设法与川军开衅，即藉口进兵，占领成都。若虑此法用力太多、收效迟，尚有一稳健之法:由公(指唐继尧)速保西林(岑春煊)督川，…西林对滇感情较桂、粤尤厚，必能沆瀣一气。如此办理，既可无征服痕迹，又可留余力以对付全局。”，唐继尧完全赞成这一谋略，断然决定采取第一方案——武力征服。他亲笔批示:“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注：《李日垓致唐继尧密电《(19177，2)及唐继尧批语，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后来也说明，他早就决定重新攻占四川，只是一时未找到借口而未行动，幸喜发生了张勋复辟，刘存厚被伪命为“四川巡抚”，于是立即出兵“靖川”。他声称“川事不定，关于大局计划亦被牵制。前之所以审慎者，以师出尚无名耳。顷接戴(哉)电，刘已叛受伪职，则武力解决，亦甚正当。刻已着手进行。”【注：《唐继尧复岑云阶电》(1917，7.9)云南档案资料。】
作为封建军阀，其政治野心都是很大的，滇系军阀也不例外，他们决计以武力占据四川，其贪欲决不止于四川。滇系军政首脑们强调:滇军必须向外发展(扩张)，向外发展就要首先占领四川。复辟事件发生后，唐继尧的高参、驻粤代表及情报联络人徐之琛献策说:“对川及早出师，万不可缓。俾势力达到长江，始有逐鹿希望。”【注：《徐之琛致唐继尧电》(1917.7.4)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回复说:“最近消息，段已在北方得手，……滇军不乘此出发，将来更无发展希望，现已决定亲出督师。幸刘(存厚)先启衅，征之有辞。刻部队已陆续向川进发，并将滇、川各队编为靖国军。”【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7，12)云南档案资料】。当张勋复辟已被粉碎之后，他们仍借口“讨伐张勋复辟”，驱使滇军，倾巢入川。唐继尧说:“现复辟事将次解决，非乘此机会，迅将川事奠定，大局何能进行?刻已与镕轩、如周(刘显世字如周)并力以图。”“滇现拟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注：《唐继尧致李曰垓、李烈钓电》(1917.7.15)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等人决定全力“定川”，在军事上积极行动的同时，还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靖川”的所谓“必要性”、“正当性”，要求南方军政界要人支持滇军对四川的战争。唐继尧在致李烈钧电中强调:“惟川事不亟收拾，恐北京乘机插入，则棘手殊甚。望与西林、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各方要人妥协设法，俾得将川事付滇收拾。”【注：《唐继尧致李烈钧电》(1917.7.26)云南档案资料】。
滇系军阀集团经过周密策划和部署后，将滇军改编为“靖国军”，共八个军，将其主力第一军(顾品珍军)、第二军(赵又新军)、第三军(庾恩旸军)、第四军(黄毓成军)等四个军，以及新编的叶荃第八军、由四川汉军张煦部改编的第七军等部，共六十个营，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十余个营【注：《李日垓致李烈钓电》(1917.11.3)云南档案资料】。共约四万余人的兵力，称“靖国军滇黔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亲自督师，对刘存厚指挥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师)、第二师(刘存厚师)、第三师(钟体道师)等部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战线绵延数百里，战场遍布整个川中盆地，时间从1917年7月直至1918年2月，把刘存厚各军赶出成都，战争才初步中止。战争的早期(1917年7-11月)，由于四川军民在“一致对外，驱逐客军”的口号鼓动下，同仇敌忾地抗击滇军，又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致使滇军遭到全面溃败，丧失了整个川中盆地，直退到滇川边界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唐继尧自己承认是“因北军加入，敌势益张，我军不支，分道退却。又因军[川]人纵火，扰我军心，枪械人员损失甚巨”。迫使他慌忙电李曰垓，要李赶快请岑春煊出面与冯国璋商议调停【注：《唐继尧因滇军在川战败电李日垓请岑春煊调停电》(1917，1，12)云南档案资料】。在滇军危急关头，顾品珍率军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成功，于12月4日攻占重庆，北洋军吴光新部战败退回湘、鄂(此时吴光新的上司段祺瑞内阁已倒台，北洋军在湘、鄂战事吃紧，吴军不能再坚守四川)，刘系川军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赵又新、黄毓成等部滇军，乘机由川南对刘军发动反攻，于12月14日夺回泸州。这时，顾品珍军和王文华所部黔军，联合川军熊克武部，由重庆向成都进攻，1918年2月25日，“川、滇、黔靖国联军”共同攻占成都，刚由北洋政府任命(1917年12月)仅两个月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张澜，及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赖心辉旅等部，败退陕南汉中地区。到此，唐继尧等人发动的以夺取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中止了。
唐继尧指挥滇黔军，联合四川国民党人熊克武(属政学系)、石青阳(属拥孙派)等部川军，打败了北洋系支持的刘存厚系统的旧川军，重新控制了四川，任命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四川督军(后经护法军政府任命)，杨庶堪为省长。四川省的军政权力，名义上由川人熊克武、杨庶堪掌握，实际上是滇军在黔军和熊系川军配合下，武力割据四川，各地的行政权都由驻防该地的军队支配，各地军事长官自行任命地方官员，为驻军筹集粮饷。熊克武无法应付军费困难，被迫“指定各军饷款，概就驻防县局拨给”。从滇军防区开始的四川境内军阀割据的特有形式—“防区制”，从此正式形成。
唐继尧于1917—1918年在四川发动混战取得胜利后，踌躇满志，于1918年9月，亲自出马重庆，召开了滇、川、黔、鄂、豫等省“靖国联军”军事会议，取得了“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之名。他以准备“北伐”为名，要求由联军总司令部特设机关，掌管四川的盐税(四川的基本财政收入)和兵工厂，但遭到熊克武等人的抵制，未能达到目的。
唐继尧因重新控制四川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就不打算再推进他的“靖国战争”、进行“北伐”了。当讨刘战事刚结束，唐继尧即部署滇军驻扎于四川各要地，从成渝之间的盆地腹心地带，直到川东的万县、夔、巫长江孔道，都由滇军驻防，战前在川中、川南的顾品珍、赵又新两个主力军，战后仍驻扎自贡、泸州为中心的川中、川南一带经济、军事要地。当川军进入泸州南部时，赵又新立即电唐继尧、熊克武:“务恳锦公(熊克武字锦帆)分电各该司令，此后各队驻防区域，勿得混杂。”唐继尧即批给熊克武:“川南现由赵、顾两军主力驻扎，……若他军搀入，即使招安军，亦难办事，应如电由锦帆制止，并将川南划为赵、顾两军驻防区域。”【注：《赵又新请划定防区致熊克武、唐继尧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6.30)云南档案资料】。此后，唐命熊部川军出援陕西，熊又要求滇黔军东下湘鄂北伐，唐要保持和巩固既得利益，熊要保其微弱的实力，双方都不愿离川出战，以至展开明争暗斗。熊克武指责说:“今滇军大部尽屯内地，黔军亦置秀(山)、酉(阳)、綦(江)、南(川)，以示归马放牛之意。言念前途，不寒而栗。现湖南战事异常进步，粤省亦正出兵攻略闽赣，我三省联军反蛰居腹地，……而护法目的，始终难圆满达到也。”【注：《熊克武以滇黔军应出川援鄂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8.6·30)，云南档案资料】。石青阳又向唐继尧报告，熊克武并不按计划追击刘、钟和援陕，说:“熊总司令电令北路各军暂取守势，并划分区域，指定防守任务。”唐则讥讽道:“熊对陕亦取守势，真眼光太小。”【注：《石青阳致唐继尧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711)云南档案资料】。黔军王文华部则把重庆视为征服之地加以占领，坚守不让，王给唐继尧、熊克武电称:“吾黔商务与渝城有莫大之关系，……不能仅视为川省之治区:我军夺自北军之手，牺牲甚钜，非欲占川省之地，乃欲得战略上之要点，并以维持川黔商务。”唐继尧自己的军事占领做法使王效尤，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地表示:“此间攻守计划完全不能实行。黔军守渝，已成不易之事。”【注：《王文华致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711)云南档案资料】。熊克武以督军名义坐镇四川，他惟恐滇、黔军就此占领和割据四川不走，但想尽了办法亦未能使滇、黔军出川“靖国”“北伐”，他赌气宣布交出军民两政，率先出师东下，“以竞护法之职志”【注：《熊克武为交出军民两政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87，8)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王文华等人明白熊克武不过是以此要挟他们，故毫不为动，不加理睬。
滇、黔军重新占领四川之后，完成了对川武力割据。唐继尧等人发动“靖国战争”的目的已达到，他们即不再劳师东下，再冒损失滇军主力之危险。同时，唐继尧等人也明白，滇军主力是不足以东下湘鄂和北洋军逐鹿中原的。所以，攻克成都之后，唐继尧就和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等人，通过岑春煊等国民党政学系分子，和北洋军阀暗中勾结，进行停战议和，要求互相承认各自的割据地位而结束战争。为了和北洋军阀勾结议和，他们排斥坚持护法的孙中山，乃于1918年5月改组了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延芳、孙中山、林保怿、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废除了元帅制，迫使孙中山下台，致使孙中山坚持继续民主革命的护法运动，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唐继尧等人在1917-1918年之间所发动的“靖国战争”，不是真正的护法战争，不具有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它是一次十足的西南军阀大混战。
说明：
原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代兴写的《论“靖国战争”》，登载于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第406至42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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