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蔡元培和99年前的“五四运动

 作者 武慧生

“青年节”前的记忆

99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辉煌起点。那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青年节”就源于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会议前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报告，指出:“陈独秀应该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周围的人像李大钊，对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主要原因在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9月就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特别大，陈独秀成为了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思想界、学术界都把他作为新思想的代表。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中国青年于那一年开始，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

“五四运动”的发动，按照出场并发挥作用的是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蔡元培。

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那场运动的过程。

梁启超的“私人资格”

梁启超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将要参会。为了这次参会，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成立了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汪大燮为委员长，以进步党领导人、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职责主要是处理这一特定时期的外交事务。

1912年，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回到国内。在袁世凯内阁经历两年的闹剧之后，梁启超终于在1914年来到清华，借住在工字厅写书，开始了对清华大学多方面的影响。巴黎和会前，梁启超带着一批著名专家——张君劢（政治）、蒋百里（军事）、徐新六（经济）、丁文江（工业）、刘崇杰（外交）等，于1918年年底动身前往欧洲，目的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们抵达伦敦，开始了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

本来，中国对收回山东主权满怀希望，然而会议中，中国愿望的实现却遇到了严重障碍。梁启超等人是2月18日到达巴黎的，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随后，他发现中日交涉的许多内情，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比如，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准备签字。紧急关头，4月24日，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如下：“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正是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来电，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林长民的“警告国民”

林长民

林长民，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是他的堂弟，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是他的女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以福建省代表到上海参加独立各省代表会议，无论是孙中山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还是袁世凯17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都有他投出的庄严一票。稍后参议院成立，他不仅是参议员，而且做了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并于4月任秘书长。1917年，张勋复辟被平息之后，出任司法总长。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林长民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事务长，同时又是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国民外交协会是1919年2月16日是成立的。这个协会之所以成立，也像总统府的外交委员会一样，主要原因就是巴黎和会。协会推举出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位理事。这个民间组织的主要理事，正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这种情况，实现了五四运动中官方与民间的互动。

2月21日，在熊希龄、汪大燮和林长民等人的主持下，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4月30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4月24日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当晚送到《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决定将其刊载于第二天的《晨报》上——证实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

这一天，中国政府也接到了陆徵祥的电报，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赔偿损失等有所不利。为此，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拟定了一个通知陆徵祥拒绝签字的电报稿，由委员长汪大燮和事务长林长民面呈总统徐世昌签发。徐世昌表示同意，令国务院拍发。

（未完待续）

5月2日这一天有两件重要的事：

一是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此文虽仅有300余字，却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国人震惊。从某种意义上说，点燃“五四运动”这把火的，首先是林长民的这篇文章。

二是得知总理钱能训（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辞总理职，钱兼代国务总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十三届国务总理）给巴黎和会代表发密电命令签约的消息。5月1日外交委员会形成拒绝签约的决议，而且经过总统同意由国务院给代表团发了电报，然而，5月2日，国务总理却又给代表团发一密电，反让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因为林长民有一位同乡在电报处工作，晚间把此事告诉了林长民。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夜里，等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3日，林长民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此事。于是，点燃五四运动火种的接力棒到了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大燮手上。

汪大燮的“套上马车”

汪大燮

汪大燮得知这个消息，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事务。回家之后，他苦苦思考以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签字。最后，经叶景莘（1918年任总统府秘书，后兼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秘书）提醒，决定去找蔡元培——让学生起来督责政府。

汪大燮让人套上马车，来到了蔡元培住处。

蔡元培的“约见学生”

于是，蔡元培约见学生领袖段锡朋（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1918年发起创办《国民》杂志。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罗家伦（亲笔起草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傅斯年（“五四运动”期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康白情（开始即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于同年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和他负责编印）等，向他们通报了外交失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

蔡元培雕像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活动；四、定于星期日（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京的学生们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要誓死抗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五四运动”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他写好了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饭厅旁的一间小屋里，秘密会议在举行。综合各种因素，匡互生认为，如果在7日搞游街示威，恐怕时间过迟，消息泄漏，会引起北洋政府的阻止压制。他提议提前在5月4日天安门集会后即举行，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无须同学停课参加，也可以发动更多的同学们参加。

匡互生据理力争，感情激烈，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他的提议得到通过，他认为对反动军阀的暴力统治，不能靠示威运动，只能以暴抗暴，发动突袭性的暴力行动，并决定以参与签定合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队伍

当晚，大家各自行动，有的去联络各校志同道合者；有的去调查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住宅地址及门牌号码；有的人则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北京有个廊房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显耀自己，将各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学生们就到照相馆去对认……

散会后，匡互生和三四名更相知的学生密议，准备做流血大牺牲，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去对抗崇洋媚外的政府。这天夜里，与高师同时，北大、工专、法专等学校的学生团体也秘密举行了集会。

（未完待续）

（编辑·赵晋波）

共1条评论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讨论游行示威事项，决定发布“北京学生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斗争口号。当日下午，高师的学生举着用白布写好的对联，即“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首先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学校3000多名学生也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他们手持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国贼”等慷慨激昂的口号。

五四运动现场

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到军警的阻拦，多次交涉毫无结果。中国的土地竟不让中国人通过！学生们被激怒了，这时，队伍里突然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于是，愤怒的学生潮水般地向赵家楼涌去。这气势，出乎负责总指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的意外，虽极力阻止，却毫无效力。匡互生和另外几个高师的学生走在队伍的前面，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登台演讲，沿途观看的民众无不动容。

一时间，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后来成为曹汝霖的第宅）前，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由于围墙太高，无法翻入，盛怒之下的学生将旗子掷向院内，高喊 “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但无法冲进门去。

匡互生心急如焚，这时，他猛然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他以少年时代练就的武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一掰，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宅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早被外面的呼声所震骇，看见匡互生等跳了进来，瞠目结舌，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匡互生等迅速将笨重的大门打开，学生们如湍急的洪流，一拥而入。

之前，闻讯曹、章、陆三贼正在曹家密谋对策，匡互生全然不顾流血受伤的手，和大家涌入内宅搜寻。当时曹汝霖不在，有同学首先发现了来不及逃走并化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一拥而上，将其痛打了一顿。他们事先已约定，不要打死人，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怒火中烧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准备点火。可是，这一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竭力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推开他：“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随即，断然点燃了火。

这把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曹宅燃起大火之后，军警赶来灭火，并抓捕了32名来不及散去的学生。

梁启超闻讯，从巴黎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电报到达北京之时，被捕学生已被放出，是谁担保放出的呢？是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等人。5月4日当晚，离学生被捕只有几个小时，他们一起拜见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学生，次日又具呈警厅，最终使得学生只被关了两天，即被全部释放。

火烧赵家楼遗址

学生的行动在社会上立即产生了效果，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也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了，政府也着了慌。徐世昌害怕自己的总统做不成，赶紧出面：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发起的19个成员，大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中坚分子。这场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青年团的基干。

山西的青年们在响应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越过娘子关后，太原像火山一样首先爆发——山西大学学生会联合在太原的法政专门、商业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第一师范、女师、第一中学、明原中学、阳兴中学等校学生4000多人，组成“山西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表示要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采取一致行动。

5月中旬，大同、运城等地中小学堂学生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活动波及全省。随后太原青年学生成立起义勇团和讲演团，宣传工商，使斗争逐渐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商业界起而响应，举行罢市，爱国行动跨越学界。

参加这场爱国运动的除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甚至有部分军人和警察。

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山西的声援运动纵贯“五四运动”全程。

此后，山西还发生了几次有意义的学生运动，声势较大的是1920年的抵制日货行动和晋矿归公运动。

1920年5月12日，山西学联与太原总商会签订抵制日货合同，要求各商店限期对所存日货认真清查，列表登记，停止出售，接受检查；对隐藏和继续销售日货的，除没收外要给予处罚。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山西跳出一个见利忘义的“保商团”，以保商为名保护日货销售。山西学联和山西各界对“保商团”进行了谴责和斗争，迫使当局不得不下令解散“保商团”，停止一切反对抵制日货的行动，斗争取得胜利。

1914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矿业条例》，矿权大半被私人所划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山西学生发起了矿务讨论，上书请愿，致电北京农商部声明“晋人誓不承认《矿业条例》”，主张山西矿业应归山西人民公有。5月7日在海子边（今儿童公园）举行11校3000余人集会，会上有一学生当场啮指血书，表示争矿决心，观者听者无不动容。会后又到省议会请愿，要求通过矿产公有案，省议会6次开会讨论矿案，学生旁听的由180人增至290人。最后，省议会于5月24日通过组织“晋矿公有临时管理处”及董事会选举规则，同日致电北京农商部转达《矿业条例》在晋不能有效之意。6月2日，“晋矿公有临时管理处”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省城太原和全省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研究新思想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规模较大，参加人数较多的主要有：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倡言要“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邓初民、马鹤天等组织的山西学术研究会；山西省立一中组织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等，在省城还有见闻观摩会等团体。同时，汾阳汾河中学、临汾县立第一高小等学生创办了新文化书报互助团、新新书社等，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尽管这些团体组织形式不同，宗旨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特点是研究新思想、新文化，其中就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了在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生力军。

高君宇塑像

1919年8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山西静乐人）的支持帮助下，在太原首先由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山西天镇人）等创办了《平民周刊》。该刊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立志“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这个刊物在山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五四运动”在山西的行动，不仅声援了北京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还为共产党在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进行了思想启蒙和舆论准备。这一历史事件，掀起了山西近代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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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5382

很好，我也想要去

2019-04-11 07: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