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遏制俄共苏维埃政权、资助中国出兵外蒙，联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
一帮金主可疑的留日学生，一年后“五四运动”的同一班学运人马，发起匪夷所思的“拒约运动”，派代表回国，推动国内“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来年五四打下基础。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
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许德珩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
上海的国民党媒体对学生界的反日运动，至始就采取鲜明的支持态度。国民党的党媒《民国日报》及时报道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并发表社论积极声援。据统计，从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留日学生活动的各种文电100多篇；另外专载学生发表的文电38篇；为归国留日学生团体刊登启事100余次。
西伯利亚干涉（Siberian Intervention）是1918年-1922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的一部分，主要由日本和美国领头的协约国军队(日、美、英+加、法、意、捷、波、中)在俄国远东海岸登陆，直接武装支援沙俄白军推翻在远东布尔什维克地方政权。
1918年8月协约国军队开始在海参崴登陆。
5月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代表阮湘等人与北京大学等学生团体共同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平请愿活动。同日晚间，2000余学生聚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学生前往总统府，上午12时学生代表见到总统冯国璋。
1920年协约国其他国家撤离后，日军则单独留在俄国远东直到被苏联红军击败，并于1922年终于撤出俄国。
日军在干涉西伯利亚过程中，约有5,000名军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约9亿日元，而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却不多。
【1918年的留日学生的“拒约运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乡会首先开会，赞成归国主张，奉天省同乡会也随後赞成。同日晚，有数省表决赞同。 次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代表聚议“大高俱乐部”，有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11省留日学生代表赞成归国。
我觉得鄧潔民和馬駿，甚至周恩来，都是被俄國人从小挑中特意培养的。沙俄的资源被苏俄继承。我同意徐泽荣先生的看法，早于“五四”俄国人就积极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精心布局了。
1905—1908年鄧潔民任哈爾濱道台衙門俄文通事，獲五品頂戴，以他的年纪，也可算神童。
1909—1911年鄧潔民到北平匯文學校讀書。
会议决定组织全体留日学生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後称“中华民国留学生救国团”)，规定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商定留日学生归国时，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统率该省学生一致行动”，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锋队”，分别前往北京与上海筹备一切。
5月14日，留日学生派出代表四人会见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警察总监，询问中日新交涉情况。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发言，称，“中日协约无他事，仅关系于西北利亚出兵问题。军事行动当然得守秘密，报纸尽属虚构”。同日，周恩来等留日学生领袖接到前期到达上海的400名留日学生来信，“催全体速归”。
1918年5月17日，留日学生“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东京支部发出警告，呼吁全体留日学生尽速回国，挽救祖国。
随后，救国团不断催促留日学生“不归者速归，切勿逗留”。
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学生回国。留日学生大批归国之后，即动员国内各地各界，一起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签约。
5月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代表阮湘等人与北京大学等学生团体共同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平请愿活动。同日晚间，2000余学生聚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学生前往总统府，上午12时学生代表见到总统冯国璋。
学生们推选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八名代表，去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接见学生时，训责他们不应该干涉外事，同时取出中日密约原文逐条朗读，唯有附则数条，不予公布。当学生问及何不将协定登报时，冯氏解释道，中13密约是两国军事委员协定条件，军事秘密不能登报。
随后，冯总统为自己开脱，哄骗学生应该前往总理之处。这样，冯国璋将矛头引向了段祺瑞。
留日学生代表王兆荣、阮湘等继续上书冯国璋，要求公布协定内容。6月7日，段祺瑞接见了阮湘等9名学生代表，说：“该协定自日本提出后，经外交部审查九次，为期两月，始行签字，于主权并无丝毫损失”。谈话最终不欢而散。随后，中央及各省警厅加紧了对留日学生的监视和限制，教育部也再三发布训令，催促学生速归。在此情形下，救国团北京支部被迫移至天津，继续开展活动。
7月初，日本留学生监督江庸会电教育部，提出留学生回校办法，以8月31日为限，勒令留日学生返回，9月1日以后停止学费，开除学籍。各省救国团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并未引起民众的强烈关注。据张国焘回忆，大队学生在门外肃静等候，“市民也不知道学生在做什么”。留日学生救国团忽视群众的做法为其日后陷人生存困境埋下伏笔。救国团成立初始，就一直为活动资金煞费苦心。救国团成员尽是学生，经济窘困之状可想而知。
8月之后救国团呼声渐微，在多重压力下留日学生陆续离沪，除少数赴欧美各国外，大多数忍辱负重，重返日本。
上海的救国团本部顿然冷清，影响力已远不如前，社会援助日益减少，7月初开始出版《救国日报》办不下去，救国团也因此日趋沉寂。至10月份，“拒约运动”全部结束。
【后患】
1918年下半年，在留日学生救国团的领导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成立较早的是学生救国会。6月15日，北京大学、汇文大学、工业专门学校等高校成立全国学生爱国会，后改为学生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派出许德珩和易克嶷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
由于北京学生的奔波联络，各地学生因之加入了学生救国会，救国会基本成为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在救国团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联合各地青年志士发起，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等团体。
各种学生社团的崛起，说明新学生运动已经同政治结合起来。
在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国内各团体的活动过程中，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崭露头角，为之后更加猛烈的学生运动积聚了惊人的能量。
因此，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反日抗约运动不仅是五四运动的预演，还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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