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燮:中国参加“一战”谏言者,“五四运动”幕后点火人
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剧中出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但公众对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大燮可能缺乏了解,尽管他作为配角出镜的机会不多,但这个历史人物确实是值得关注,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不容小觑,因为他是敦促中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谏言者,也是波澜壮阔“五四运动”幕后的点火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难道你不想了解他吗?
《觉醒年代》海报
王大燮(1859—1929)字伯棠,浙江钱塘人,出生于杭州名门世家,儿童和少年时代接受了完整的私塾教育,曾并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尽管此后屡次参加会试,但却都因缺乏运气而名落孙山。
汪大燮人生命运转折,得益于叶尔恺的举荐,叶尔恺也乃杭州人氏,曾当过甘肃和云南提督学政,是他将汪大燮举荐给大学士张之万,而张之万乃张之洞的堂兄,正是在张之万的引荐之下,汪大燮才得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任章京,而章京是协助堂官处理文书等事宜的文职官员,尽管品级不高,但实权却相当大,汪大燮由此开始涉足外交事务。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引起驻日公使裕庚的警觉,并秘密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反清革命活动,汪大燮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急忙谏言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立言“狱不可行”。

汪大燮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维新变法,汪大燮从思想上是倾向于维新革命,并通过其堂弟、时任《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与维新派人士暗中互通声气,暗中给予支持。
1900年8月,沙俄与各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同时,还派兵霸占了东北三省,又于1901年初又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独霸整个东北,并逼迫驻俄公使杨儒签约,面对此种情况,汪大燮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上书陈述利害,提出不能在和约之外再签署专约的意见,其上书被朝廷采纳,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而汪大燮此举却让其声名鹊起。
1901年9月,根据《辛丑条约》第十二款之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庶务司员外郎,翌年又出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成为留日生群体的总管家,由于其有胆有识且明敏谨慎,深得驻日全权大臣张荫恒的赏识,正是在日本任职期间,汪大燮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洗礼,一年以后被调回外务部,出任参议厅左参议。

汪大燮(后排左二)在日本时留影
1905年9月20日,汪大燮以正四品出任驻英公使,这次欧洲外交之旅,让汪大燮的外交水平更是上了一个台阶,1907年5月7日回国后,升任外务部右侍郎,不久又调任邮传部左侍郎,任内与英国人就苏杭甬筑路进行谈判,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为了躲避风头,汪大燮与理藩部左侍郎达寿、邮传部侍郎于式牧等人赴英、日、德等国考察宪政,曾进书“汪大燮进考察英国宪政编辑各书”,并于1910年重返外交舞台,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
中华民国成立时,王宠惠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汪大燮则在新政府中担任驻日外交代表, 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时,汪大燮应邀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教育总长,并与他的前任蔡元培、范源濂等人成为至交好友,这在《觉醒年代》中也都有所展现。
汪大燮在教育总长任内,曾主张废除中医,“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废中医之议,当时周树人(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是汪大燮麾下的佥事,也是主张废除中医的,但因阻力甚大而难以推行,废除中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汪大燮
1914年2月20日,汪大燮随熊希龄内阁辞职之后,转任平政院院长,主管行政诉讼,负责纠察行政官吏不法行为,当年5月又兼任参政院副院长,而参政院是临时立法机构,院长由黎元洪副总统兼任,汪大燮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而挂冠。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病逝,汪大燮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交通总长,翌年2月曾代替曹汝霖出任遣日特派大使,完成使命回国后,正值安徽都督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率领辫子军进军京并企图复辟帝制,汪大燮坚决反对张勋的逆历史潮流之举。
段祺瑞在击败张勋的复辟梦之后,于1917年7月14日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力邀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重登中国外交舞台,任内正值美国对德国宣战,面对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汪大燮从国际角度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敦促段祺瑞政府加入协约国,中国政府最终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等国宣战,中国政府这一历史性的站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使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汪大燮(左)与章宗祥
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因与代总统冯国璋政见不合而辞职,汪大燮以外交总长之职代理国务总理,但仅仅代理九天,就由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由于汪大燮与孙宝琦、钱能训都曾短暂代理国务总理,因此在北洋政坛上被合称“三老”。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出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鉴于代行外交总长之职的外交次长陈篆资历尚浅,难以应对复杂的外交大局,于12月中旬专门设立了外交委员会,汪大燮被聘出任委员长,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出任事务长,汪大燮还倡导并组织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担任总务干事,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后盾。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让中国没有想到的是,英、法、美等列强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拱手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了《巴黎和约》,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据理交涉和谈判,但却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汪大燮主张拒绝签字,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陆徵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巴黎和会”现场
汪大燮忧国之情难以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势,只有昭告天下且晓之于众,才有可能改变局面,随即紧急赶赴北京大学约见老朋友蔡元培,通报中国代表团在法国巴黎的窘境,蔡元培于5月3日晚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各大高校,并于5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史称“五四运动”,而幕后的助推者就是汪大燮,是他亲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现代人不应该忘记汪大燮的历史贡献。
“华盛顿会议”定于1921年11月在美国召开,宗旨在于解决“巴黎和会”所遗留的远东问题及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势头,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人发起组织了“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不久又正式受聘担任外交部顾问,商讨华盛顿会议一切问题,北洋政府为此派出了130余人的超规模代表团,由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出任首席代表,三人在会议期间舌战群儒,最终签署了《九国公约》,为争取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汪大燮在幕后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中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
1922年11月29日,汪大燮应黎元洪总统之邀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当时正值《胶澳协约》协商的关键时期,相继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等文件,上述文件的签署就是收回为德国强租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包括青岛),等上述任务完成后,汪大燮先后辞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史称“十日总理”,其后改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
1925年4月,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即国家元首),任命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再次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可见汪大燮在中国外交界的地位和声望,而汪大燮也以“稳健和机敏”著称,北洋政府政坛首脑更迭频繁,但无论谁执掌政权,都对汪大燮有所仰仗和依赖,由于汪大燮在政坛上资望甚高,除了在北洋政府担任政府大员外,还热衷于慈善事业,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多年。

汪大燮书法
“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后,奉军不得不撤往关外,北京一度出现权力真空,为了维持北京的社会秩序,汪大燮与王士珍利用自己过去的声望,出面组织“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并担任副会长,极尽全力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此外,汪大燮还曾长期担任北京平民大学校董会董事长。
1929年1月5日因哮喘病发作病逝,享年71岁,一代晚清民初政坛耆宿就此谢幕人生,其名字、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长期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时至今日已经鲜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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