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革命
2.社会主义
3.反击宗教自清末民初始，由于国力的目趋衰微，以致人们连带着对此前国家的主要精神支柱——儒学产生怀疑，流风所及，整个社会便处于一种道德失范后的无序状态。上层社会的混乱已如上述，而下层社会也好不到哪儿去。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个在中国北方军队中混迹多年的将领徐永昌曾经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说：
从前长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还有多数人怕官，或说是法律。现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讲，法律是没有，那们无锁链锁着、无钉子钉着的如一团集沙然之军队，究以何物维系之？凭饷？有缺时；凭法？恐怕到时间用不上；凭升官？是民国以来与迷信一样，已打破了；凭所谓党？则现在已看见那种松样啦。予以为若以吾人传统所涵蓄最深的道德感情来维系之，或者还有一二分可靠。不然，时至今日，再无他法，有之，则惟消极的不令其做一件记不下去的事。如此则那一时散了也不怕欠下良心账。不然者，带兵的勾当是危险呵。
说到底，带兵之难关键难在没有一种共同的理想或标准来约束士兵的行为。徐永昌提出的以传统道德来维系军心和人心，自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建立在良心基础上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被“去魅”。但除了传统，又有什么道德资源可以利用呢？
从五四以后的情形看，背弃传统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且中国的重新统一，事实上也是建立在这种选择基础之上。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如同白坚武这类弃旧而又厌新的人物，在寻找思想之锚的过程中一直苦苦挣扎。因此，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对“共同的理想或标准”的追求仍在困惑着中国知识界。如一位学者在1946年仍呼吁中国要重建精神大厦，他的理由是：
本来所谓“国于天地，必有以立”，这个“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会中人群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则——几颗思想上的大柱子，顶住了这个社会（或国家）的组织机构。一般人称这个机构为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这几颗大柱子有的时候叫作四维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产主义。不管叫它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群必须能同意支持这些柱子，这些原则，否则整个机构垮下来必酿成极大的灾祸。尤其重要的是同意支持，不是强迫支持。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一部中国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寻找“柱子”的历史。事实上，这些“柱子”不仅对社会整合的实现极为重要，对个人身份的确立同样也不可或缺，因为这些“柱子”可以提供“一种指导我们穿过我们经常面对的政治无序的导航仪” 。
光绪十七年（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6日，回到籍贯地绩溪随介如四叔读私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假，考取中国公学，同时兼任英文教员，并为《竞业旬报》撰稿，上学期间学习作诗 [3]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编辑《竞业旬报》（自二十四期），同时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上发表文章；9月，因中国公学风潮，部分学生另立新中国公学，胡适参与新公学的筹建工作。宣统元年（1909年），《竞业旬报》停刊；11月13日，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胡适因此失学，寄居在上海 [3] 。
宣统二年（1910年）2月，由王云五推荐到华童公学教国文；3月22日，辞去华童公学的职务；7月，赴北京参加留美考试，最终国文获得一百分的成绩，以第55名被录取；8月16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留学；9月，来到绮色佳，进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3] 。
宣统三年（1911年），完成杂文《康奈尔传》、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民国元年（1912年）春，进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12月27日，担任康奈尔大学大同会支会主席。民国二年（1913年），担任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与赵元任、胡达同被推举为美国大学生联谊会斐贝卡拔（PhiBetaKappa）的会员 [3] 。
民国三年（1914年）2月，获得学士学位；4月1日，受留美学生会会长郑莱之聘，任该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5月9日，凭借论文《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获卜郎宁奖；5月20日，辞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 [3] 。
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同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表达了想要让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与之共事的希望；4月17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论文《先秦诸子之进化论》；7月，从美国返回；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3] [4]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元培推荐人才 [4] 。
民国七年（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 [4] ；4月，胡适的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四号四卷上；同年，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等职位 [3] 。
民国八年（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胡适和陈独秀大力倡导五四运动，二人成为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相比较于李大钊、陈独秀，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武断 [149] 。
民国八年（1919年），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学开学，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同年，接办《每周评论》杂志，发表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3] 。
民国九年（1920年）2月，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7月27日，完成论著《〈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民国十年（1921年）3月27日，完成论著《〈红楼梦〉考证》初稿；5月21日，与丁文江等人讨论组织“努力会”并起草章程；年底，文集《胡适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3] [4] 。
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正二品镇守宁古塔将军容山和三品卿衔吴大澂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1年胡适出生时，胡传51岁。1892年3月20日，胡传调任台湾。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 [54] [55] 。
母亲
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1891年胡适出生时19岁。1894年2月21日，胡适随母亲回到上海。1895年丈夫胡传去世时，一直守寡，冯顺弟23岁，此后一直守寡长达23年。其间，冯顺弟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描写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54] [55] 绩溪胡适故居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0-41] 。
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晚年忏悔
胡适的思想就是倡导民主与科学。1927年，他写《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去了台湾的周德伟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绍给殷海光与胡适，由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此举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思 [27] 。胡适晚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认为社会主义的倾向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间有冲突，开始公开地忏悔，甚至清算自己过去的思想。这和上世纪50年代大陆形势有关，同时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江冬秀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千金小姐。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胡适随同父异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冯顺弟为他订了婚。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但最终，他们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在家乡与结婚 [37] [56] 。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①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②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③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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