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莫里循发现中国进步的19条证据，说清朝贵族是寄生虫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积极地支持中国维新变革，也认为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正在中国起着发展变化：为见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莫理循于1906年12月26日到1907年3月、1908年1月16日到4月11日，分别对中国的长江流域、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他广泛地接触了所经各地的地方官员、普通百姓、领事官员、传教士等各阶层人士。在考察中，莫理循用心地观察着中国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和改革成效，并对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同情。他沿途留意当时的妇女缠足问题、妓女问题，吸食鸦片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并考察了各地的教育、军事、市政建设、咨议局、禁烟以及路矿建设等问题。
1908年的考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列出了中国正在进步的19条“证据”：
教育的发展，现己有1100所学堂和传教士创办的数量更多的中小学校及大、专院校，并且有了体操和公共体育；外国样式的公共建筑出现在各种学堂、大学、中央各部甚至在王府和宫廷里；电灯、电话和自行车的出现；外国的敞篷轿车正在取代中国的旧式马车和轿子，甚至亲王和王妃、公主们也驾这种车；街道修筑得很好，与正在改进中的街道两旁的建筑相接；令人惊奇的是亲王们也会外出吃饭，和朋友们按照外国的方式坐在一起；教育和考试系统的改革；军队列操由外国的军事音乐作前奏；士兵穿外国式的制服，行军时要唱歌；饭馆里有了外国食物；新的礼节和礼貌；英文小说被介绍进来；警政的改善，警察很有礼貌地解答人们的咨询，张贴无人认领的死者的照片；北京的监狱条件有所改善；碎石子铺的路，人们的房屋有所改善：很多地方有了动物园；妇女也可以受教育了；人们反对吸食鸦片；出版业发展迅速，广告需求多。[1]
在深入中国内地的广泛的考察之后，莫理循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要实现经济繁荣，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改革要有一个稳定、和平的政治社会环境。莫理循认为中国的改革希望寄托在新生力量身上，他对清廷中保守势力并无好感，在他看来，腐朽的保守派无力也不可能承担起重建中国的重任，而只有觉醒的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进步人士和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和先进思想的汉族官吏，才是推进改革的中流砥柱。
莫理循批判清廷中的皇室贵族说，让载洵这么一个肥胖而声名狼籍的家伙，一个可怜的寄生虫出任海军部尚书，只能是说明清政府无能。莫理循认定：清廷是世界上最糜烂、最不可救药的腐败政权。她对自己的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各级官员关心的只是怎样从人民手中搜刮财富供自己享受，他们的子弟大多游手好闲，生活奢糜；中国为什么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次又一次的被动挨打？大清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娼妓、屡禁不止的抽鸦片等等。在莫理循看来，这都是清廷的无能与腐朽造成的。他认为，“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信心寄托于中国人民的未来，尽管我们可能还不得不谴责、威胁和恫吓这个腐败的政府”。西方应该相信中国正在进步，我们对这种进步应表现热情、支持的态度，“我表达的‘热情’，是对能做出任何事业的人民，而我提出的批评一向是对挡在必将到来的改革道路上的政府和官僚阶级”。[2]
本来，莫理循对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是持乐观估计的。1906年到 1908年的两次中国社会考察也见证了改革的成效，然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世后，晚清新政改革的推动却变得更加迟缓。1910年10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德来格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 “腐败、投机、贿赂和卖官鬻爵等现象还在继续，领干薪挂名在册的军队在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使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偿还外债。人民不会再忍受多久。资政院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其方式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和立即召开国会的呼声在高涨。在所有这些压力之下，政府正在衰亡。我相信人民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尽管他们在开始时可能会犯些错误，但是我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惟一办法……现在财政问题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这方面，不能依靠来自上面的改革，只能依靠人民，他们是官僚阶层的敌人。现在的趋势是人民准备以暴力扫除高层的腐败和日益增加的拿高薪的冗员现象……我现在很同情迅速建立立宪政府的运动；如果事态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发展，我想我们很快将面临一个十分糟糕的选择。”[3]
此时，作为《泰晤士报》编辑的濮兰德也认为，中国的宪政改革自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世后，已经完全没了希望。10月25日，濮兰德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认为，莫理循10月10日在伦敦作家俱乐部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觉醒》的演讲中，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官僚阶层的根深蒂固、无可救药的腐败之风”。濮兰德认为，中国之所以改革停滞不前，这些因素是巨大的障碍，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些相似。濮兰德说，“我同意你对中国人民的评价，但问题是在灾难来临之前，他们是否有时间和宽限去根除国家躯体的疾病。在我看来，这才是远东问题的根本所在”。在濮兰德看来，无能的清廷、腐朽的官僚已经使中国的改革丧失希望了，因为它已没有足够的时间，中国即将面临大灾难，政权会被颠覆。[4]
德来格、濮兰德给莫理循写信，当然有反对他对清廷新政改革乐观估计的成分，认为莫理循这是在同情和美化清廷。事实上，对于新政改革，莫理循自日俄战争后，也意识到了腐败的清廷不可能是推进中国变革的真正动力，而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早在1906年，莫理循在给姬乐尔的信中写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对于挡住进步道路的反动官僚应该怎样办?”[5]
随着立宪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各省咨议局的成立，莫理循更预感到了清廷已是风中之烛覆亡不可避免。虽然莫理循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觉醒的中国人民身上，但在如何搬开清廷这块“绊脚石”的问题上，莫理循并不主张运用革命党人的革命方式。中国连年战乱，社会民生动荡，他很希望中国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他很反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革命行为，莫理循甚至说，孙中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煽动者、阴谋家，是个“无知的人，他喜欢说大话和他的无知一样”。[6]
在莫理循看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行动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动荡。这不但不能解决社会和民族矛盾，反而使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遭到损害。莫理循希望用改良的方式，通过实现立宪政府来使中国获得新生。那么，谁适合担当这个历史重任呢？他断定，只有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拥有实力、具有先进思想的汉族官僚才有此资格。
参考文献：
[1] 《莫理循日记》1908年3月31日。
[2]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471页。
[3][澳大利亚]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4] 《莫理循日记》1910年10月25日。
[5]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471—473页。
[6]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512页。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8k92e5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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