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说此人具备放眼世界的政治眼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人
英国记者莫里循是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他同情维新，认为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使中国走向进步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立宪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各省咨议局的成立，莫理循也预感到了清廷已是风中之烛覆亡不可避免。虽然莫理循也认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觉醒的中国人民身上，但在如何搬开清廷这块“绊脚石”的问题上，莫理循并不主张运用革命党人的革命方式。中国连年战乱，社会民生动荡，他很希望中国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他很反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革命行为，莫理循甚至说，孙中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煽动者、阴谋家，是个“无知的人，他喜欢说大话和他的无知一样”。[1]
在莫理循看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行动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动荡。这不但不能解决社会和民族矛盾，反而使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遭到损害。莫理循希望用改良的方式，通过实现立宪政府来使中国获得新生。那么，谁适合担当这个历史重任呢？他断定，只有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拥有实力、具有先进思想的汉族官僚才有此资格。
在晚清的实力派官员中，莫理循认为袁世凯是堪当重任的一员。莫理循推崇袁世凯，是因为他与袁世凯多有接触，认为袁才是清廷中为数不多的改革人物。甲午之后，清廷命袁世凯在天津督练新军，他不负众望，把新式陆军训练成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他因此也声誉鹊起；义和团运动中，袁世凯与张之洞、刘坤一筹划“东南互保”，使得南方没有像北方那样出现动荡，也保护列强各国的在华利益，得到列强的信任，对他寄予厚望。
1901年底起，袁世凯被清廷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他更是锐意改革，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提倡工商实业，开办新式学堂。1905年后，袁世凯与张之洞等人推动官制改革，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进而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一时间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二人成为中外关注的朝廷大吏。
袁世凯推行改革，他也十分注重在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两国中的形象，因而也与莫理循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莫理循也经常收集袁世凯的事迹，在《泰晤士报》上加以报道。莫理循曾回忆说，“我们所有在京人员关注着这一强有力人物的生涯。”他们形成一个共识：袁世凯终将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莫理循在1902年3月2日前往直隶省城保定拜见了袁世凯，于4日发出了采访袁世凯的电文。《泰晤士报》于7日予以刊登。莫理循在电文中着重报道了袁世凯为收回天津所做的工作，说袁世凯是一个爱国的官员。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政府——暂时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俗称天津都统衙门，并把天津划分了八个区，由各国分管。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委任唐绍仪与列强交涉取消都统衙门，收回天津行政管理权，经过唐绍仪据理力争，1902年8月25日，袁世凯和联军将领举行了交接仪式。莫理循在保定访问袁世凯时，正是袁与八国联军交涉收回天津的时刻。保定会见之后，莫理循和袁世凯二人交往日多，直至1916年袁世凯逝世都未曾中断。[2]
袁世凯权力与威望日隆，使得清廷中的保守派对他十分妒嫉。1906年底，保守派为削弱袁世凯对军队的控制，将袁世凯控制的几个镇的军队指挥大权收归兵部。给袁世凯留下的只有两个镇。这个举动给外界的观感是，袁世凯权力经此剥夺，很难东山再起。但莫理循却不以为然，他根据了解到的信息判定，袁世凯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他“除了直接指挥的两个师(镇)以外，通过由他提名委任的部下，他在新军中甚至对最远的地区——广州——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人”。[3]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密切接触，使他感到袁世凯不仅具有定国安邦、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实力和手段，更具有晚清大多数官僚所不具备的与时俱进、放眼世界的政治眼光，这正是他所认为的可以推进中国改革的“新生力量”。
袁世凯在莫理循心中所塑造成的高大形象，所以使他在积极地关注着袁世凯，他对袁世凯在晚清政治中的权威和地位深信不疑。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旨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4]，强行让袁世凯回老家休养。载沣表面上很是关切，但是“足疾”两个字，嘲讽之情溢于言表——反正达到剥夺权力的目的就够了。
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袁世凯政治生涯的终结，姬乐尔甚至还为此攻击莫理循对中国状况过于乐观，以致分不清形势，但莫理循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袁世凯被开缺后，莫理循仍然在《泰晤士报》上发文肯定袁世凯的新政功绩，对清廷打击这样一位进步人物感到不满：“未来令人心焦，袁世凯是满族特权和太监的对手。他被罢职对其他人包括总督和各级官员们，特别是唐绍仪，都是影响。”然而，他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袁世凯也曾“大为感动”。1911年4月，莫理循致函蔡廷干：“试图把中国和中国人的事情向欧洲人广为报道。《泰晤士报》有其他欧洲大政治家的传略，但除了有关中国大城市和省一级当权者单调无味的记录以外，没有掌握任何中国政治家有价值的资料”。他希望蔡廷干为他提供一份袁世凯的生平概况，甚至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打听袁世凯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活动。他于6月写成了一份关于袁世凯生平的长篇备忘录，从袁世凯出生到他赴朝鲜，一直叙述到他被罢黜后的隐居生活，可以说是关于袁世凯传记的较早资料。他在这份备忘录的结尾写道：“不时地，会有一些传闻，说他可能要复职……袁世凯当然会恢复自己的权力。”[5]后来，莫理循将此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成为他推崇和宣扬袁世凯的重要材料，也表现了他对袁世凯的坚定支持。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惊中外，革命党人要求清宣统皇帝逊位，实现共和国体。对于这场革命，莫理循并不认为革命党能主导中国。他说，“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6]。
莫理循像众多的国内外媒体记者一样关注着这场变革，他更加明显地赞赏中国人民的觉醒意识，他希望中国从此走向繁荣。他在给《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中，更多地注入了中国的民族觉醒将打造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中国的内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对英国并无妨害，但中国要繁荣，就必须铲除腐朽的思想、腐败的政体，他还认为中国应该在英国的引导下，用英国的政治模式来加速改造。1912年，莫理循被袁世凯聘任为政治顾问后，他开始直接插手中国政治事务，试图用他的名望和思维模式，将中国变革的方向引向他设想和所期望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512页。
[2]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第117页。
[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483页。
[4] 《宣统政纪》见《清实录》，第六十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页。
[5]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第118页。
[6]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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