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强大 要靠日本还是靠俄国？袁世凯一番话令人警醒
晚清七十年众生相（四十五）：与虎谋皮
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是没有外交部门的。战争结束后，在洋人的要求之下，清政府才被迫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奕訢主持。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现代外交才开始缓慢起步。
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由于清政府不熟悉现代外交的规矩，在国际事务方面吃过很多亏，比如云南的马嘉理案等。后来洋枪队队长戈登实在看不下去，就给清政府支了个招：
让他们在和外国签订条约之前，预先将商议内容告知其他几国，那么其他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必然会指出条款中有哪些陷阱，清政府便可以提前做好应对。
这种外交方式，与我国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外交智慧颇有共通之处，因此容易被当时的中国政客所接受。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以夷制夷”，也成为了他在列强之间纵横捭阖，开展外交的主要手段。
诚然，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它保持了列强在清帝国内势力的均衡，防止中国过快地被某一个国家所鲸吞。
但是，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中，清政府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过于依赖这种苟延残喘的拖延之术，而不谋求自强之法，走了舍本逐末的道路。
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廷不断地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寻求庇护自己的外交盟友，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大清走向灭亡。
在甲午战后，日本狮子大开口，割取了我国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这时，北方的俄罗斯却卖给了清廷一个天大的人情，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虽然清政府为此多付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但总算是从日本口中夺回了这部分领土。
俄罗斯此举，清廷上下都对其赞赏不已。尤其是在甲午大战之中的最大输家、恨日本入骨的李鸿章，完全寄希望于“联俄制日”，试图洗刷自己签订《马关条约》的耻辱。
在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中，李鸿章许以对方在满洲的修路、驻军、通商之权，表面上是抵御了日本的威胁，但却为俄国势力侵入我东北提供了良好条件。
俄国干涉还辽，本来就并非出于什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俄国本身对我国东北有野心，不想让日本捷足先登而已。
后来俄国在东北大肆扩张之时，清政府没有考虑从改革方面入手，反而有些朝臣又唱起了“联日制俄”的论调，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阻止俄国侵占东北。
而清廷让俄国和日本互相牵制的结果，就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发动了一场战争，还把战场设在了这片土地上，让东北无辜人民饱受战火的摧残。时人有个贴切的比喻，说：
“以堂宇假邻人为斗场，己乃袖手旁观，已极可耻；殴竟，便欲分割我室，而犹恬然勿声；若斯政府，岂遂终不知耻乎？”
由于帝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盘根错节，互有利益冲突，因此除日俄之外，朝堂上还不乏有联英、联法、联美等声音。总之是寄希望于能傍上一棵大树，以挽救国家的危亡。
在朝堂上这种倚仗外援、不图自强的不良风气中，接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却看得十分透彻。帝国列强的本性是贪婪的，寄希望于外交救国，无异于抱薪救火，慢性死亡而已。在1902年，袁世凯针对这一问题，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
“臣闻国家之要务首在自强，兵力贵丰足，财力贵充裕，是说固不待言。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若欲免此耻，则我中国务宜从速变法自强，兵力宜速练，利源以速开，欲严本国之防御，非仗本国之实力不可，若徒仰别国之联盟则毫无恃矣。”
袁世凯此语，简而言之即“弱国无外交”。要保家卫国，需自身强大，否则外交终究无用。可惜大清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变法上拖延时间，在立宪上做表面工夫，迟迟不肯走彻底的变革之路，也最终拖垮了自己的江山。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y2nvk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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