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如何失去信任？
曾被清王朝和西方世界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改革，其实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就已露出颓迹，人们只是没有预料到经洋务新政改造的清廷军力，会在另一个新政小国面前显得那样不堪一击。接下来，就是戊戌变法，还没来得及引起世人的期待就匆匆戛然而止。再然后，慈禧太后主政下的清廷对十几个列强国家同时开战。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重启新政，在中外人士的疑虑观察中，陆续颁布了一个又一个政策改革方案。新政宣布清廷拥抱宪政民主、迎接法治，并以货币改革、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走向现代国家。尽管西方世界对慈禧太后和她仰赖的清廷权贵的政治操守不抱信任，也不相信在较短时间内会迎来新政改革的全面成功，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案例在前，清廷中国经新政改革转型为一个可以按照现代文明方式与西方开展贸易的“正常国度”，仍是可能的，这使得外国人又开始产生某种期待。
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英国国力居于列强之首，还是公认的“日不落帝国”，在华拥有最多利益。英国曾长期以东印度公司代管印度来行使殖民统治，后来则将印度纳入女王陛下的直接统领，意识到直接殖民统治的巨大困难；英国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张，也开始与其他列强产生冲突，无法独霸远东。这两项因素使得英国最终成为清廷中国形式上独立和统一的支持者，支持清廷通过改革来完成国家转型。英国《泰晤士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也以这样的态度持续关注晚清改革。
最新出版的《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收录了《泰晤士报》1901-1911年的部分对华报道。这些报道对晚清时局、动态和人物走向进行了细致入微而相对客观的记述，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历史的宝贵资料。
《泰晤士报》1901年的对华报道，聚焦名词是“李鸿章”。李鸿章此前曾与俄国签署密约，清廷与诸国列强交恶后，俄国再度显示出对华的领土野心。李鸿章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既不敢披露密约内容，又希望借助英国等其他列强的力量来钳制俄国。《泰晤士报》记者多次专访过李鸿章，在肯定他竭力挽救清廷统治、推动洋务运动改革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李鸿章本质上是清朝旧官僚的代表，“不管多保守、多反动的清国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忽略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属性”。
《辛丑条约》签署后，慈禧太后于次年回到北京。《泰晤士报》报道此动态时，预言其将启动新政改革，但对改革及破除阻力的动力深表怀疑。而在此后，清廷重启新政改革讨论的迹象愈加明显，《泰晤士报》对改革派官员究竟能否占据主动感到担心。新政改革真正拉开帷幕后，这家英国报纸的态度转向了谨慎乐观，发表了多篇报道赞扬了袁世凯及其他多位满汉改革派官僚。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主持下颁布的清廷宪政改革，因为确立了较长的预备期而在当时及后来招致了中国国内外的激烈批评，认为其不具备改革诚意；但《泰晤士报》显然不这么看，英国人对清廷中国旧官僚阻挠改革的力量有着清晰认识，不认为改革若骤然发动、急切推行具备成功的可行性。《泰晤士报》1907年1月29日的报道就指出，新政改革若要突破“所有排场和铺张、孔夫子的座右铭…以及‘本朝的神圣传统’”，困难重重，很容易演化为“换汤不换药”的过场式改革；几天之后（2月5日）的报道进一步提出，“古老习俗和传统道德守则编织出的强大蛛网犹如一道枷锁，将清国人牢牢地禁锢在落在他们头上的社会与政治的条条框框之中”。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908年去世，新政改革的推手从袁世凯换成了摄政王载沣。《泰晤士报》在1909-1911年间的对华报道，也越来越多的转向对新政改革具体内容的观察分析，逐步提出两方面而后被一一验证的看法：政治腐败使得改革走向“腐败与负债的泥沼”，非官员阶层公众则“酝酿出一种新生的、急躁甚至几近反叛的情绪”；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清廷新权威，没有袁世凯那样驾驭新政改革的权威和能力，不足以让清廷“迈过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危险关卡”。
阅读《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相信不少读者会对《泰晤士报》对新政改革中的教育改革带有特别热情（这种热情超出了对清廷中国宪政、财政、军事改革的期待），感到惊愕。这需要引出一个背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在欧洲19世纪形成，特别在法国，成为了整合国家和民族理念的重要推手；而在英国，借助公共教育体系，才能向工业体系提供大量合格的劳动力。自然，教育还能帮助当时西方人眼中的蒙昧国度走向现代文明。《泰晤士报》的观点很明确，只有通过教育、文化改革来改变清廷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出新的国民意识，才能为改革提供保障。
所评图书：
书名：《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
作者：（英）《泰晤士报》
编译：方激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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