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皇族内阁：合理的安排，致命的选择

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错了吗？

 

 

 

 

2019-04-05 21:14

1929年6月1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的灵柩由夫人宋庆龄和其子孙科以及蒋介石等人的陪护下放入墓室。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当日举行公祭，并停止工作和交通三分钟，但是中央的政令出了南京城还能走多远呢？此时距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已有两载。一年前，国民政府刚刚完成二次北伐，在形式上初步统一了中国。然而，总理遗愿还远未实现，政府的统治仍旧岌岌可危，正是“外侮纷来，内乱频乘”。就国内形势而言，地方实力派此伏彼起，桂系发动湘变，继有西北冯玉祥公开反蒋，东北张学良作壁上观，山西阎锡山阳奉阴违，中原地区唐生智、石友三兵变，云南龙云不即不离，广东旋又成为倒蒋的大本营，江西更有中共武装；就国际环境来说，苏联制造了中东路事件，日本蠢蠢欲动，而侵害了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有待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句话古已有之，意思就是先巩固自身，再求对外。

但蒋介石最早提出安内攘外并非指的是中共和日本，而是针对冯玉祥和苏联。1929年10月28日，蒋氏通电全国，声讨：“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就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个多月，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又一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大规模围剿中共武装，而粤系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高，大有掣肘之势，加上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日本又在东北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煽动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可谓“天灾人祸，怵目痛心”。蒋介石通电指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到了东三省沦陷，面对强敌日本，蒋介石不得不仍旧祭起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1931年11月30日他在演讲中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他的政策就是以安内为中心，尽量对日妥协，以积蓄力量，为最后的中日大战做好准备。他在日记中解释道：“于今于此，虽决心牺牲一切只求保全本党，维持政府，以为救国之道。然非至最后，得到相当价值，于党国确有保存把握，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也。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蒋介石日记。〕究其缘由，主要是蒋介石理性地认识到单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绝无可能，他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日本“的陆军，到于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去年还只有一千五百架飞机，到现在已有三千架了……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如何？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说，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三）。〕蒋介石坚持认为，当前对中央政府具有致命威胁的不是日本而是国内的武装反对派，因此，对日本不应过分刺激，可以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在外交上争取美国乃至英苏的支持。即便一二八事变后，蒋号召中央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并派张治中率第五军精锐部队增援前线，声言“抵抗到底”，但终究是抱着不愿刺激日方以免爆发全面冲突之心，因有明确指示说：“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对日妥协，是以空间换时间，为最终的转危为安积蓄力量。那么究竟何时才是个头呢？

1933年春，日本侵占热河，国民政府在长城一线组织了历时八十天之久的有力抵抗，阻敌于关外。1934年夏，国内形势渐趋平稳，福建事变告捷，江西“剿共”得手，身为独裁者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也逐步将“攘外”提上日程，对所部的要求也明显向准备抗日方向转移。他在第二次庐山训练时对徐永昌谈及：“我们现在讲不到整个国防，须就现地现时随时储粮做工，准备与敌各个抵抗，最小限能做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力量。”他在给训练团训话时也指出：“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国民政府的攘外准备更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攘外逐渐明确为保全华北，安内的重心也明显向国家建设方向转移。对此，当时日本军方的评价为，这是一个“欺骗性政策”，蒋介石要完成的任务有两项，即“统一中国和对日报复”，“因此暂不愿恶化日中关系，以在此期间实现国内的统一”。〔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6。〕

当然，蒋介石的攘外，只不过是为尽量推迟与日本爆发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做准备；当日本的进逼变本加厉，再加上国共关系的变化，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提前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从最初的退却，到树立华北底线，再到奋起抗战；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安内”与“攘外”并举，再到“一致对外”，蒋介石和中国历史都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而又意义深刻的巨大转折，由此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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